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是一个看似柔弱文气的女子，却跟这个世界上强度最大的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放弃了北大广告系能给她带来优裕生活的职业，做了一名自由攀登者。目睹两次山难，仍不言放弃，向完善自我和挑战极限的巅峰迈进。她叫李兰，西藏登山学校老师，国内首部户外探险电影《巅峰记忆》的当事人和女主角。
循着雪山的召唤
思念和记忆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1998年夏天，李兰19岁，北大大二学生。偶然瞥见食堂边的一块展板，上面贴着北大山鹰社的招募海报，神奇大美的西藏近在眼前，叩击着她的心灵。
山鹰社是享誉国内的登山社团。对社团兴趣不大的李兰，冲着西藏报了名。那年，李兰随山鹰社的大队人马，在北京周围爬山、攀岩，学习登山的基本技术。很多女生都败下阵来，李兰却越学越有劲，渐渐地，做一名自由攀登者成为她的理想。
1999年，李兰和山鹰专业队员攀登四川雪宝顶。这是一座很适合初学者攀登的山，雪线以上只有400多米高，坡度在0度到25度之间。李兰胸有成竹，无惧无畏。
大自然的变化莫测很快让她感到敬畏，踩在看似坚硬的雪壳上，突然“砰”一声，脚下的雪开始滑动，铺开了篮球场那么大的一片雪，人滚在雪里滑到平坦处，赶紧爬起来。
李兰刚走几步，一处雪崖横在眼前，一块落石不偏不倚就打在她头上，幸好戴了头盔。然而不幸却在她的身边发生了，同伴周慧霞因身体失衡滑坠，瞬即被抛下悬崖不幸遇难。
李兰的痛哭声在空旷的山间回荡。
雪宝顶归来，李兰一下子长大了，她开始懂得珍惜每一座攀登的山峰，每一个同行的朋友。不再以征服的心态去对待大山，而是试着了解、熟悉山的性情和气息。
随后两年，李兰平安地攀登过中国的无数大山。她爱上了大山，也形成了大山的气质：独立、透彻、坚韧。
大学毕业后，李兰放弃知名企业的优厚年薪，做了专业登山指导。
2002年7月，她受北大山鹰社之邀，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希夏邦马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主峰海拔8012米，是全球14座8000米雪峰之一。李兰一行15位队员乘火车到格尔木，再坐火车辗转到拉萨。经济拮据，大家挤10元钱一张床的小旅馆，好几个男生还睡在地上。登山前，西藏登山协会给他们三条建议：租一部海事卫星电话、雇几名向导、改季节攀登。
但三条建议都未被采纳，队员们没钱，也不想错过宝贵的暑假时间。登山前，15人分成三组， 李兰在第二组。8月7日，第一组翻过一面6700米高的大雪坡，与第二组失去联系。李兰以为是对讲机故障——对讲机通话的有效距离只有5公里，遇到山崖阻挡则更短。
第二天，李兰和同伴按计划来到第一组的营地，发现没有人活动的痕迹。他们侥幸地认为，或许他们改变计划提前冲顶，也许更改了线路。
但当他们继续向上搜索时，发现了半个足球场大的雪崩区域，李兰亲眼看见两个队友的遗体……她的痛哭声在漫天风雪中飘荡。
西藏登山协会接到求救后，派员赶到大本营。最终，搜救人员找到了第一组5名队员的遗体。按国际惯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遗物后，将遗体原地掩埋。
这起事件成了2002年8月震惊国内外的大新闻。
自由登山者的知己
两次山难，特别是第二次，让李兰陷入巨大的悲伤、内疚、彷徨之中。父母不允许她再爬山，凭她的条件，完全可找一份不错的工作，过安稳生活。李兰纠结了许久，还是放弃了在城市工作。她不喜欢朝九晚五、熙攘拥挤的城市。只有在山里，才能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她毅然做了一名自由登山者。收入来源于给户外探险杂志写稿、登山培训、攀岩裁判。她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攀登。但每次登山，山难的场景历历在目、逆时光而来，她忧伤而孤独，不知心结如何解开。
2009年1月，李兰攀登四姑娘山时，偶遇严冬冬，一个稳重朴实的北京男人，他喜欢绿色、干净的河流，喜欢到开阔的地方一览众山小，所以割舍很多重要的事情，在大山间留恋。
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机，渐渐成了相依为命、生死之交的朋友。有次，两人夜宿营地，点起篝火畅谈，星光逐渐变淡时，严冬冬说：“兰兰，我们两个都要能接受对方遇难，并保证自己安全下山。”李兰的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她感觉这句话特温暖。
以后，两人经常结伴登山。有时，李兰会想，“万一前面的冬冬一下子不见了，我能否有足够的装备和能力独自下山。”她又开始往最坏处想，“他掉进冰缝里我弄不出来，或者骨折受了很重的伤我没法把他运出去。我们去的地方要回来找人都是两三天后的事了，那大不了我跟他死一块儿。但我希望如果我掉下去了，他自己下山求生。”突然看到，冬冬在山顶正向她呼喊招手，李兰的心情顿时明朗。
李兰手机里时常接到报喜的短信，她这个年龄的女友已经纷纷走入了婚姻，做了母亲。
很多次，李兰独自登临山顶，眼前的冰天雪地和碎石蛮荒，似乎很久以前就跟她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这么些好朋友，李兰无惧世俗。内心的软弱和孤独，来自山难挥之不去的阴影。多年过去了，李兰仍没办法与自己和解。
直到2009年5月，她接到老朋友孙斌的电话。“兰兰，《巅峰记忆》要拍了，你是不可或缺的唯一女主角，回来谈谈吧！”
听到这个消息，李兰激动不已。孙斌是山鹰社的老社员，现是北京一家公司的经理。2002年的山难几乎是所有山鹰人不愿触碰的话题，但他和李兰及其他几个老社员曾讨论了很久，想以纪录片的方式回顾和纪念。
当时，有人指出重提过去对失去孩子的家庭太残酷。而当时的登山队也陷入了来自社会、遇难家庭和自身的重重困顿，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孙斌的意念很坚定，“这件事在中国民间登山活动中具有代表意义，我们不应该忘记，将它完整的记录下来，或许是对逝去的人和后来者最好的告慰和借鉴。”
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也是唯一一名女队员，李兰同意孙斌的观点。
不应忘却的巅峰记忆
“最好的救赎就是重登那座山。是纪念，也是告别。”
2009年9月，李兰随摄制组重新攀登希夏邦马峰。曾经的岁月如漫天飞雪飘落面前，年轻的生命，曾在雪地里，相扶相携艰难前行……而今，记忆留在无言的山谷里。“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终将会离去。”李兰说完这句话，已泪流满面。
这次，李兰带摄制组成功登顶，站在8000米以上白雪皑皑的峰顶。纯净、绚丽、旷远， 19岁那年在北大校园海报上看到的场景，如今复原于现实中。
巅峰之上，李兰找到了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同伴们的死亡，并不是无价值的，他们的梦想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延续。
如果没有《巅峰记忆》，李兰不会有勇气再次亲近这座山。随后拍摄的一年间，她走进了罹难者亲人的世界和更多登山者的理想。
2011年3月，《巅峰记忆》在北京首映，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作为中国首部登山题材的纪录电影，深受户外探险者好评。
而今，李兰的自由攀登身份逐渐得到认可，有企业给了她每年3万块钱的登山经费。虽然钱不多，却象征着一份肯定和鼓励。她还成为西藏登山学校的专业老师，授课时间由自己做主。
2011年，李兰计划攀登十几座大山。目前，她正在为去攀登另一座雪峰做准备。瘦弱文气的她，因何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不要问我为什么，岁月的痕迹、攀登的痕迹、成长的痕迹都从身上掠过了，最后剩下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到这世界尽头来寻找的呢？”李兰说。
责编/宿淇
循着雪山的召唤
思念和记忆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1998年夏天，李兰19岁，北大大二学生。偶然瞥见食堂边的一块展板，上面贴着北大山鹰社的招募海报，神奇大美的西藏近在眼前，叩击着她的心灵。
山鹰社是享誉国内的登山社团。对社团兴趣不大的李兰，冲着西藏报了名。那年，李兰随山鹰社的大队人马，在北京周围爬山、攀岩，学习登山的基本技术。很多女生都败下阵来，李兰却越学越有劲，渐渐地，做一名自由攀登者成为她的理想。
1999年，李兰和山鹰专业队员攀登四川雪宝顶。这是一座很适合初学者攀登的山，雪线以上只有400多米高，坡度在0度到25度之间。李兰胸有成竹，无惧无畏。
大自然的变化莫测很快让她感到敬畏，踩在看似坚硬的雪壳上，突然“砰”一声，脚下的雪开始滑动，铺开了篮球场那么大的一片雪，人滚在雪里滑到平坦处，赶紧爬起来。
李兰刚走几步，一处雪崖横在眼前，一块落石不偏不倚就打在她头上，幸好戴了头盔。然而不幸却在她的身边发生了，同伴周慧霞因身体失衡滑坠，瞬即被抛下悬崖不幸遇难。
李兰的痛哭声在空旷的山间回荡。
雪宝顶归来，李兰一下子长大了，她开始懂得珍惜每一座攀登的山峰，每一个同行的朋友。不再以征服的心态去对待大山，而是试着了解、熟悉山的性情和气息。
随后两年，李兰平安地攀登过中国的无数大山。她爱上了大山，也形成了大山的气质：独立、透彻、坚韧。
大学毕业后，李兰放弃知名企业的优厚年薪，做了专业登山指导。
2002年7月，她受北大山鹰社之邀，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希夏邦马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主峰海拔8012米，是全球14座8000米雪峰之一。李兰一行15位队员乘火车到格尔木，再坐火车辗转到拉萨。经济拮据，大家挤10元钱一张床的小旅馆，好几个男生还睡在地上。登山前，西藏登山协会给他们三条建议：租一部海事卫星电话、雇几名向导、改季节攀登。
但三条建议都未被采纳，队员们没钱，也不想错过宝贵的暑假时间。登山前，15人分成三组， 李兰在第二组。8月7日，第一组翻过一面6700米高的大雪坡，与第二组失去联系。李兰以为是对讲机故障——对讲机通话的有效距离只有5公里，遇到山崖阻挡则更短。
第二天，李兰和同伴按计划来到第一组的营地，发现没有人活动的痕迹。他们侥幸地认为，或许他们改变计划提前冲顶，也许更改了线路。
但当他们继续向上搜索时，发现了半个足球场大的雪崩区域，李兰亲眼看见两个队友的遗体……她的痛哭声在漫天风雪中飘荡。
西藏登山协会接到求救后，派员赶到大本营。最终，搜救人员找到了第一组5名队员的遗体。按国际惯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遗物后，将遗体原地掩埋。
这起事件成了2002年8月震惊国内外的大新闻。
自由登山者的知己
两次山难，特别是第二次，让李兰陷入巨大的悲伤、内疚、彷徨之中。父母不允许她再爬山，凭她的条件，完全可找一份不错的工作，过安稳生活。李兰纠结了许久，还是放弃了在城市工作。她不喜欢朝九晚五、熙攘拥挤的城市。只有在山里，才能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她毅然做了一名自由登山者。收入来源于给户外探险杂志写稿、登山培训、攀岩裁判。她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攀登。但每次登山，山难的场景历历在目、逆时光而来，她忧伤而孤独，不知心结如何解开。
2009年1月，李兰攀登四姑娘山时，偶遇严冬冬，一个稳重朴实的北京男人，他喜欢绿色、干净的河流，喜欢到开阔的地方一览众山小，所以割舍很多重要的事情，在大山间留恋。
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机，渐渐成了相依为命、生死之交的朋友。有次，两人夜宿营地，点起篝火畅谈，星光逐渐变淡时，严冬冬说：“兰兰，我们两个都要能接受对方遇难，并保证自己安全下山。”李兰的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她感觉这句话特温暖。
以后，两人经常结伴登山。有时，李兰会想，“万一前面的冬冬一下子不见了，我能否有足够的装备和能力独自下山。”她又开始往最坏处想，“他掉进冰缝里我弄不出来，或者骨折受了很重的伤我没法把他运出去。我们去的地方要回来找人都是两三天后的事了，那大不了我跟他死一块儿。但我希望如果我掉下去了，他自己下山求生。”突然看到，冬冬在山顶正向她呼喊招手，李兰的心情顿时明朗。
李兰手机里时常接到报喜的短信，她这个年龄的女友已经纷纷走入了婚姻，做了母亲。
很多次，李兰独自登临山顶，眼前的冰天雪地和碎石蛮荒，似乎很久以前就跟她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这么些好朋友，李兰无惧世俗。内心的软弱和孤独，来自山难挥之不去的阴影。多年过去了，李兰仍没办法与自己和解。
直到2009年5月，她接到老朋友孙斌的电话。“兰兰，《巅峰记忆》要拍了，你是不可或缺的唯一女主角，回来谈谈吧！”
听到这个消息，李兰激动不已。孙斌是山鹰社的老社员，现是北京一家公司的经理。2002年的山难几乎是所有山鹰人不愿触碰的话题，但他和李兰及其他几个老社员曾讨论了很久，想以纪录片的方式回顾和纪念。
当时，有人指出重提过去对失去孩子的家庭太残酷。而当时的登山队也陷入了来自社会、遇难家庭和自身的重重困顿，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但孙斌的意念很坚定，“这件事在中国民间登山活动中具有代表意义，我们不应该忘记，将它完整的记录下来，或许是对逝去的人和后来者最好的告慰和借鉴。”
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也是唯一一名女队员，李兰同意孙斌的观点。
不应忘却的巅峰记忆
“最好的救赎就是重登那座山。是纪念，也是告别。”
2009年9月，李兰随摄制组重新攀登希夏邦马峰。曾经的岁月如漫天飞雪飘落面前，年轻的生命，曾在雪地里，相扶相携艰难前行……而今，记忆留在无言的山谷里。“我们带着勇气来了，我们带着伤痛离开，我们又重新回来，我们终将会离去。”李兰说完这句话，已泪流满面。
这次，李兰带摄制组成功登顶，站在8000米以上白雪皑皑的峰顶。纯净、绚丽、旷远， 19岁那年在北大校园海报上看到的场景，如今复原于现实中。
巅峰之上，李兰找到了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同伴们的死亡，并不是无价值的，他们的梦想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延续。
如果没有《巅峰记忆》，李兰不会有勇气再次亲近这座山。随后拍摄的一年间，她走进了罹难者亲人的世界和更多登山者的理想。
2011年3月，《巅峰记忆》在北京首映，随后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作为中国首部登山题材的纪录电影，深受户外探险者好评。
而今，李兰的自由攀登身份逐渐得到认可，有企业给了她每年3万块钱的登山经费。虽然钱不多，却象征着一份肯定和鼓励。她还成为西藏登山学校的专业老师，授课时间由自己做主。
2011年，李兰计划攀登十几座大山。目前，她正在为去攀登另一座雪峰做准备。瘦弱文气的她，因何有如此强大的能量？“不要问我为什么，岁月的痕迹、攀登的痕迹、成长的痕迹都从身上掠过了，最后剩下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到这世界尽头来寻找的呢？”李兰说。
责编/宿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