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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object本身的三重意义结构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有对应关系,而The system of objects(《物体系》)正是用object这一符号的多重含义构建了object(物)的system(体系)。或者说,object本身的体系正是《物体系》的体系。object在此获得一种隐喻性内涵:《物体系》是“物”的自主性叙事。这种形式上的结论在鲍德里亚的主题内容中得到印证,鲍德里亚通过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消费社会“物”的神话。从另一方面,上述结论也表明鲍德里亚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扩展到整个“物”的世界。消费社会中“人/物”关系将使符号学美学获得一种新的价值生长点。
关键词:鲍德里亚;物体系;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02;B83-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07
Le système des objets,The system of objects,“物体系”,分别是法文、英文和中文对鲍德里亚同一部著作的不同命名。在关于鲍德里亚的众多研究中,研究者对这部广有世界声誉的作品的题目却很少探讨。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了它的system,却忽略了object。法文objet和英文object在各个层面的含义基本一致,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仅以英文object为阐述对象。本文将通过对object这一符号多重含义的分析,揭示其在《物体系》之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一、符号学与object的意义结构
符号学研究的是意指系统,即符号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符号的意义需要“表达”才能产生,因此,语言符号及其表达形式是符号学的基础。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将一个意指系统分为“表达平面”(E)和“内容平面”(C),而意指作用产生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1]169。那么,“ERC”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指系统。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另外两个相互区别的系统:“现在我们假定,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系统的单一成分,这个第二系统因而是第一系统的引伸。”[1]169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分离可以按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第一系统(ERC)本身变成第二系统的表达层,即(ERC)RC;另一种方式是第一系统(ERC)变成第二系统的内容层,即ER(ERC)。在第一种分离方式中,第二系统吸收了第一系统(ERC)的意指结果,带来一个新的意指,“ERC”被称为直接意指,而“(ERC)RC”就成了含蓄意指。在第二种分离方式中,第一系统(ERC)成了第二系统的意指对象,即第一系统的语言表述本身成了第二系统表述的对象,因此,这种第二系统被称为元语言层,即表述语言的语言。那么,第一系统整体在第二系统中就被抽象化为一个对象。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元语言是科学语言的主体,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真实系统”,而“含蓄意指具有一种普遍的感染力或理念规则,它渗透在原本是社会性的语言中”[2]33-34。与叶尔姆斯列夫不同的是,罗兰•巴特将这种元语言扩展到所有的符号意指系统中,其原因在于,巴特将“ERC”进一步抽象化为一个符号,表达层(E)与能指(Sr)对应,内容层(C)与所指(Sd)对应①。进一步,罗兰•巴特将上述两种分离方式结合起来,构建了自己完整的符号意指系统,如图1。
试举例说明之。如“双排扣西装”一语,在第一系统中意指真实世界中的一种服装,它有自己的实在功能、特点等,而时装杂志中对“双排扣西装”的介绍就进入到第二系统。在第二系统中,杂志语言表述的是“双排扣西装”这一概念,它并不意指真实世界中某一件具体的服装。“双排扣西装”在此被抽象化为一个概念,成为杂志语言表述的“对象”,从而与真实的服装脱离开来。杂志语言就成了元语言,即表述语言(符号)的语言。杂志语言整体又可能作为一个符号,成为第三系统的修辞学能指。因为杂志语言在表述这一“对象”时带有自己的情绪、偏好等修辞色彩,所以它可能又意指其他的内容,比如流行。这构成了第三系统的含蓄意指。流行的含蓄意指反过来又引导第一系统(真实世界)的消费,因此,含蓄意指的所指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此一符号意指系统是罗兰•巴特《神话学》、《流行体系》等著作的主要分析工具,也是鲍德里亚《物体系》的理论基础。
现在来看object这一符号的含义。Object作为名词有三重基本含义:其一,指物体、物品(a thing that is can be seen and touched, but is not alive);其二,指(心理的)对象(a person or thing that sb desires, studies, pays attention to, etc.);其三,指(语法上的)宾语、(哲学上的)客体。在第三层含义上还有两个引申变体:一是objectification(法语对应词是objectivation):人格物化(the act of treating people as if they are objects, without rights or feelings of their own),即把人当作物,进而言之,即主体客体化;二是objective(法语对应词为objectif):客观的(existing outside the mind; based on facts that can be proved)[3],即物的叙述是事实性的叙述,或者说是自然的叙述。这两个由object而来的变体在《物体系》的论述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以符号学的眼光来看,这三重含义并非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呈现出一种立体的递进结构。在符号学的论域中可以这样看待这种递进结构:第一层含义与世界相联系,即海德格尔的“上手之物”,是一个功能化的物;第二层含义与概念相联系,即抽象之物,这里,物变成了“对象物”;第三层含义是前两层含义的引申义,物在这里获得了自主性,即宾词变成了主词,或者反过来说,主体被客体化了,因此,在最高的层面上,object成了意识形态之物。在由功能性的物(实在之物)转变为意识形态之物(意象之物)的过程中,第二层“对象物”起了关键作用,它诉诸人的心理层面,因此,这个递进结构是一个由(消费)心理主导的结构。精神分析在《物体系》的论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结合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object的三重含义便呈现出这样一种结构,如图2。
二、客观论述:功能性之物(object≡“物品”)
在上述理论背景下,我们再进入鲍德里亚的《物体系》。
鲍德里亚在“导论”中指出:“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4]2“物”本身构成了一个表意系统,对它的研究目的是要透视人与物的关系,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②。如同海德格尔通过对“上手之物”的研究展开此在的世界,鲍德里亚也是通过对与主体最为切近的日常之物的研究展开“物体系”的建构。日常之物中与主体最为切近的又是家具,因此,家居环境之物成为《物体系》第一部分的研究对象。此时的“物”对应于object的第一层含义:物品、物体。
家居之物对于主体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功能。功能是日常之物之所以为物的保证,家具之所以为家具就在于它的有用性。因此,功能是日常之物的一个“自然”属性。但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使家具的功能发生了改变。传统家具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位置,如餐桌之于吃饭,椅子的摆放以桌子为中心等。这种能指与所指的“规约性”使传统家具获得一种深度象征:父权中心的威严,因此,家具具有一种“临在感”(presence)。而在现代家居环境中,这种独一无二的“临在感”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整体的协调性。“接替家具社会学而来的,是一个摆设的社会学”[4]23。传统家具的象征价值、使用价值为现代家具的组织价值所掩盖。或者说,现代家具的价值不在其本身体现出来,而是在与其他家具的组织、搭配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由此,传统家具的功能获得“解放”。这里的“解放”是指传统家具那种唯一的、固定的功能消失了,而代之以不同摆设关系中的多样化功能,如椅子不再以桌子为中心,而是随不同的言谈场景和交际关系而变化。这样,现代家具的摆设就是不同家具符号之间的自由游戏。因此,现代家具超越了传统家具的“功能”而走向了“功能性”。
这里引出了一组重要的对立范畴:功能/功能性。那么,功能性这一术语有什么符号学意义呢?“功能性的真义是能够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就物品而言,正是拥有超越它的‘功能’(fonction)的可能,以迈向一个二次度功能,并且也代表有可能,在一个普遍的记号体系中,成为游戏、排列组合、计算中的一个元素”[4]72。并且,鲍德里亚在注释中也特意作了说明,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是‘词尾’[表示抽象性质的‘性’]”[4]72。因此,“功能性”是“功能”的抽象化和形式化,也就是说,“功能性”抽去了“功能”的具体性,成了一个可以填充不同内容的概念或符号。正因为这一抽象化,才使物具有超越具体“功能”,进入一个二次度功能的可能。这正是使物具有含蓄所指的必要步骤。同样性质的对立范畴还有自然/自然性。
家具的功能性是在摆设中实现的,与摆设对立的范畴是“气氛”。“两者结构着同一个作为,它们实是同一个功能化体系中的两个面向。在两者之中,都发挥着游戏和计算的价值:就摆设而言,那是功能的演算;就气氛而言,则是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的演算”[4]33。摆设指向功能化体系的技术方面,气氛指向功能化体系的文化方面。因此,“摆设/气氛”的对立指向“技术/文化”的对立。气氛也像摆设一样,具有符号自由游戏的功能,不同色彩的搭配组合能够产生不同的情调。
鲍德里亚在物的客观论述中揭示了四组重要的对立范畴:1.摆设/气氛;2. 技术/文化;3. 功能/功能性;4. 自然/自然性。
这四组范畴在结构上并非平行的。1组和2组构成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摆设是由技术操控的,气氛是由文化操控的,或者说摆设和气氛分别指向了不可见的技术和文化。而1组和2组在现代家具上实现的前提是3组和4组必须完成自身的转化,即物由功能向功能性转化,自然向自然性转化。也就是说,只有将物从“功能”和“自然”状态下解放出来,将其转变为一个可以自由游戏的抽象符号,才能实现自由摆设和自由气氛的营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3组和4组在符号学系统中的重要意义,它实际上完成了“图1”所示的由第一个系统向第二个系统的转化,即将实在之物、功能之物加入一个抽象化程序,转化为符号化之物。以椅子为例,在第一系统中是一把具有明确功能的椅子,而到了第二系统中就成了一把符号化的椅子。
至此,客观论述的任务已经完成。《物体系》的第一部分之所以称为“客观论述”,就在于它是关于物的功能性系统的论述。物的功能无疑与物的现实存在相联系,因此它对应于object的第一层含义:物品。客观论述的任务在于揭示传统之物(功能≡实在之物)向现代之物(功能性≡符号物)转化的机制,因此,该论述始终在一个传统之物与现代之物比较的视野中进行。也就是说,客观论述始终没有离开object的第一层含义,因为传统之物是一个实在的物品。
三、主观论述:符号化之物(object≡“对象”)
《物体系》第二部分的标题为“非功能性系统或主观论述”。之所以称为“主观论述”就在于这里论述的是物的“非功能性系统”,与第一部分“功能性系统”的“客观论述”相对。那么,为什么“非功能性系统”是一个“主观论述”呢?这里涉及object的含义在符号学系统中的位置。
第一系统中的object指实在之物,当它经过一个抽象化程序进入第二系统后就转变为一个概念。而概念是高度形式化的。它剥离了第一系统物的实在性,而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整体成为第二系统的所指,即object成为第二系统论述的对象(object≡“对象”)。而所指,在罗兰•巴特看来,是一种“心理表象”:“所指不是‘一桩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索绪尔本人清楚指出了所指的这种心理性,把它称作概念。于是单词牛的所指不是牛这种动物,而是它的心理形象(这对于讨论记号的性质也是重要的)。”[1]136在这一部分里,鲍德里亚也特意对object作了解释:“指激情的原因、主题。比喻用法并特别指所爱的对象。”[4]99表明object与心理相关。现在,回过头来再看object的第二层含义:除前文所引《牛津大辞典》的解释外,《美国传统词典》的解释为:A focus of attention, feeling, thought, or action,显然,指的是心理聚焦(对象)。《物体系》的翻译者林志明先生在这一部分明确感到翻译的困难,在有些地方不得不将object翻译为“对象物”——“具有作为主体激情对象功能的物品”,以与它的第一层含义(“物品”)相区别。同时,这里的object与主体(subject)密切相连。[4]120因此,当“物”抽象化为一个概念的时候,它就成了主体的一个心理表象。这对应于object的第二层含义,也是符号学第二系统的内容。那么,揭示主体对物的心理投射机制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所以,它是“主观论述”。
物必须超越物的“功能”,成为具有“功能性”的物,才能够成为主体的纯粹心理对象。因此,第二部分探讨的是“非功能性系统”。也就是说第二部分探讨的是超越了实在功能的“对象物”。古物和收藏之物是此类物的代表。当然,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中探讨的服装的纯装饰部件也属于此类“对象物”。
古物虽然没有实在的“功能”,但仍然具有“功能性”,它代表时间。“当然,在古物中被取回的,不是真正的时间,而是时间的记号,或是时间的文化标志”[4]。对古物的“聚焦”③反映了现代人的心理退化。这种心理退化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对起源的怀念,意味着向母亲退化;另一种是对真确性的执迷——作品的来源、年代、作者、签名等,意味着向父亲退化。“真确性永远由父亲处来:它才是价值的源头”[4]。这两种心理退化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心理投射:缺乏(manque)。“古物便像是前面置有标示贵族身份的姓氏介词,它们祖传的高贵性补偿了现代物品的提早过时”[4]86-94 。
收藏品同样也是“对象物”。作为具有“主体激情对象功能的物品”,收藏是“针对自我的论述”,“因为他拥有其中所有的符征(signifiants),而且此论述的最后符旨(signifié)④便是他本人”[4]129。收藏也是“缺乏”的心理投射。在鲍德里亚看来,收藏是欲望的替代物,就像欲望满足之后激情就会消失一样,在系列收藏中,系列一旦封闭,激情就消失了。在系列的终点,主体看到的是自己的死亡形象。因此,收藏也是主体对时间的操控游戏。以符号运作的方式,将连续的时间切割成可以循环的片段,从而超越死亡。所以,收藏是“用来悼亡自我的手段”[4]。
分析表明,鲍德里亚这一部分的论述仅仅停留在符号学的第二系统,即元语言。叶尔姆斯列夫认为[2]33-34元语言是一种操作程序,原因在于第一系统整体上在这里被抽象化为一个符号,剥离了其存在的具体性,成为第二系统的“对象”,那么,元语言的使用主体就可以操控这一“对象”。正如一条宠物狗,在生物学上(第一系统),它是有性别的。但是,只要它披着“宠物”的外衣,它就是无性别的。正因此它才能成为主人把玩的对象。至于主人如何把玩,那与主人的心理相关。所以,第二系统是主体的心理聚焦,这正是object第二层含义——“对象”——的真正意义。同时,第二系统也是主体实施操控的领域,操控的结果就会形成一种“修辞效果”,那么,这种“修辞效果”就会整体上作为一个能指,进入符号的含蓄意指系统(第三系统)。
四、引申论述:意识形态之物(object≡“客体”)
《物体系》接下来论述的是物的引申意义,因此,在这里将其称为引申论述。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三部分论述物的技术引申意义,第四部分论述物的文化引申意义。这两部分属于符号学的含蓄意指系统(第三系统)。
技术层面的引申义表现为自动化主义,“它是机械必胜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现代物品的神话理想境界”[4]149 。自动化主义不仅隐藏了人的潜意识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它以作为任何冲突的想象解决方法的身份,插入于两者之间,如此,就某一角度而言,它便在技术和个人需要这两个体制之间,形成短路,而两个体系之间的能量便在此一回路中耗尽”[4]174 。因此,自动化主义是各种矛盾的“形式性解决办法”。物的文化引申意义则主要体现在流行消费文化中的“模范”与“系列”。模范引导系列,在系列向模范无限靠拢的过程中,消费文化以平等的假象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模范在根底上只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理念,系列永远不会追上模范。消费文化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控制了整个流行体系。信用贷款为这种消费幻觉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广告则成了流行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种消费意识形态最终暴露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异化,这正是《物体系》的目的。显然,鲍德里亚延续了马克思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题(尽管鲍德里亚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但他是按照消费逻辑来组织自己的论述的。在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人与物进行了换位,或者说,主体与客体进行了换位。比如,在对流行的追逐中,看似在追求个性化,其实,这种个性化早被整合进消费体系,主体的追求只是对消费体系的实现。但这种换位是在主体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的。“此一被引导的个性化体系,就它的整体而言,在极大部分消费者的实际体验中,都被当作是一种自由。只有在批判的目光中,这个自由才会显示出它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物的]人格化,实际上是人格的厄运冒险”[4]62。这种隐蔽性正是意识形态的本性。
在本文的论域中,这里要思考的问题是,在符号学意义上,这种意识形态的含蓄意指是如何形成的。在符号学系统中,第二系统是主体操控对象符号的领域,进入第三系统的“修辞效果”应该是主体意识的含蓄意指。那么,在“物体系”的研究中,为什么第三系统的含蓄意指成了物本身带来的一个效果,而相反,人却成了物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或者说,人成了物的一个效果了呢?从object三位一体的含义结构[object≡物品+对象+客体]上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形式上的说明。
与物(object)的“人格化”相对应的是“人格物化”,这正是objectification的含义。Objectification显然来自object加上后缀“-ify”而构成的动词。名词加后缀“-ify”表示make(使)或cause to become(使成为……)[5]。显然,这一变化暗含主动的含义。也就是说,object本身便有使“他物”成为自己的能力,而这一个“他物”首要的对象就是与object直接相对的subject(主体)。鲍德里亚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木偶模仿人的动作与人同台演出,由于木偶模仿得太像,以至于观众因为分不清谁是木偶谁是人而变得索然无味。无奈之下,人只有故意露出破绽以示区别。这里显然人(主体)与木偶(客体)的位置交换了。在观众看来,人变成了木偶,而木偶则变成了人。
那么,人为什么又会自觉地,甚至自愿地去迎合“物体系”的意识形态呢?这里涉及object的另一个引申词:objective(客观的)。康德在论述“自然界的客观合目的性”的时候指出,无论是从概念还是从经验上,我们都不能得出自然界在客观上符合人类目的的结论,但我们可以从主观上假定“它们好像本来就完全是适合着我们的判断力而设置的那样,包含与判断力相适合的这样一些特别的形式,……因而我们赋予这些形式以美的形式的称号”[6]。因此,自然的合目的性只是主观的假定,主体根据自己的心意能力(判断力),把自然看作“客观的”、“自然的”、合人类目的。否则,我们如何解释自然美景的产生,如何解释人自身各器官天衣无缝的协调性呢?那么,消费社会的“物体系”正是遵循了这一相同的逻辑将主体整合进了自己的体系。这种“自然的”假象尤其体现在广告叙述中。广告话语中无微不至的关怀、人性化的技术等,好像世界是为我而存在的,物品是为我而生产的,相信它是“客观的”、“自然的”,就自觉地进入物的意识形态领域。“如果现代的伪善不再是遮盖自然的猥亵性,它却是自满于(或者倾向自满于)记号无攻击力的自然性”[4]222。这种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如此,第二系统中主体对“对象物”的操控只是一个幻觉。
五、消费社会之“物”的自主叙述
Object自身符号学含义结构与《物体系》论述结构的对应性上面已经得到探讨,对此,我们可以用表简示如下,见表1。
现在我们再来看《物体系》的题目:The System of Objects.这里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object自身的结构体系正是The System of Objects的结构体系。Object本来是The System of Objects 的“对象”,是“客体”,目的是探讨system(体系)。而此目的本身就暗含在对象之中,自身成了自身的目的,对象语言成了元语言。不妨将《物体系》本身看作一个叙述的能指,那么,上述情形会有一个怎样的修辞效果,或者说,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含蓄意指呢?那就是符号获得自主性,自身完成了对自身的叙述。我们就获得这样一个符号学系统,见图3。
在object的真实系统中,它包含基本的三个含义,这三个含义没有等级关系,可以分别单独使用。当它作为整体进入“物体系”成为一个表述对象的时候,这三个含义就获得一种等级关系,变成三位一体的结构体系,而这个体系正是“物体系”的体系。作为对象语言的object在这里就获得元语言的地位,它用自身的语言叙述自身。那么,这种叙述的修辞效果就是符号的自主性叙述。
以上我们仅从形式的角度分析了object在《物体系》中的地位。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没有证据表明鲍德里亚在使用这个词时有这样的明确意图。但至少翻译者在翻译时感到表述的困难,说明了object在《物体系》中使用的多义性。事实上,《物体系》的内容也证实了我们上述形式的推演。林志明在“译序”的一个注解中说:“《物体系》可称为一个以社会学形式所写的‘物的小说’。”[4]那么这个小说应该是一部“成长小说”。它描写了“物”的成长过程的三个阶段:实用阶段、符号化阶段和意识形态阶段。这三个阶段刚好对应符号学的三个层次。而物的自主性叙述则是第三阶段的表现,它形象地体现了个体长大成人后的“独立”以及对“父亲”的造反。
鲍德里亚在“结论:迈向‘消费’的定义”中,首先界定了“消费”的含义,消费并非被动地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4]228。而消费是以符号-物为中介的。“物品成了系统中的符号,这种身份转换,同时也包含人与人间的关系的改变,它变成了消费关系,也就是说倾向于自我消费”[4]。这种自我消费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品中自我完成和自我消解。另一方面,“物品成为人和人的关系必要的中介者,而且很快地,又成为它的代替记号,它不在场的无罪证明”[4]。这正是物的意识形态的隐蔽之处,它在使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的同时,还能为自己脱罪,因为它是不在场的。物的意识形态始终具有“不在场”的“在场性”。这正是物的叙述的心理策略,它以幻觉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在场。比如古物使“我们仿佛脱离了这个功能化的世界,好像证明了功能化世界的不在场性。当古物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功能化世界消隐的时候,但在这种消隐中,我们更深地隐身于功能化世界中”[7]。
这种“不在场的无罪证明”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得到说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对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语言的组合关系必须呈现一个句子,因此它是在场的。但同时,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在差异关系中形成的,因此,组合轴句子的意义是由聚合轴上一系列语言符号决定的,而后者是不在场的。消费社会物的叙述机制也遵循这一符号学原则。消费中对“个性化”的追求,其实是对“差异化”的追求。也就是说,物的意义也是在差异关系中存在的。此物之所以被消费,是因为与他物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凸显了“我”的个性。而他物是不在场的。这种“差异叙述”在流行中无处不在。
在物的“摆设”和“气氛”中,人成了“摆设人”和“关系人”;在自动化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人成了纯粹的观看者,机器(物)自动运行。而在科幻小说的叙事中,机器人进行了叛乱,这是自动化主义的未来可能形象。——物在叙述,人成了对象。鲍德里亚在稍后的《消费社会》“结论”中,以电影《布拉格的大学生》形象地说明了消费社会中主客易位的现实[8]。同时,这部电影也同样说明了在消费社会中物的自主叙述。穷大学生将自己的镜中影像出卖给了魔鬼,这一被出卖之影像马上就获得其物的实存性和自主性,给大学生的事业带来无穷麻烦。唯有打碎生产它的镜子,才能消除麻烦,但镜子破碎、影像消失之时,主体也死亡了。
因此,物的自主叙事带来的结果就是主体性的消失。鲍德里亚在《物体系》的“结论”中说:“不再有计划(projet),有的只是物品(objet)。或者毋宁说计划没有消失:它自满于在物品中作为记号的实现。消费物因此正是计划在其中‘自甘消解’之物。”[4]注意这里projet和objet意义正好相反。Projet意为“面向未来、向前投射,在萨特的存在哲学中定义为人的存在的特性”[4]228。而objet不仅具有我们所探讨的三重含义,在其语源义上意指“当前需要考虑的事物”,即面向当前的心理投射。当前的物(object)取消了人的构建未来(project)的存在特性。这就是消费社会物的神话。《物体系》及鲍德里亚后来作品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物-符号批判,从而揭示这种神话的运作机制。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鲍德里亚不仅充分利用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理论,而且扩展了其对象范围。如果说《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和《S/Z》是其符号学美学在文学中的应用,《神话学》和《流行体系》是在生活文化中的应用,而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则进一步将其范围扩展到整个“物”的世界。消费社会中“人/物”关系将使符号学美学获得一种新的价值生长点。
总之,我们形式上的结论在鲍德里亚的主题内容中得到印证。也许,鲍德里亚就是当代符号社会的一个隐喻:他在所有地方,也不在任何地方。object也是一个隐喻,它是人的镜像,是人被处置的结构。
注释:
① 本文借用了一些符号学的表达符号,这些符号表示的意义分别如下: Sr表示能指;Sd表示所指;≡表示同义关系;/ 表示相关对立或意指对立,[…]表示内隐术语。
② 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object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表意系统,此处的“物”应包括object的三个含义。
③ “聚焦”在这里意指object的第二层含义。
④ “符征”和“符旨”就是能指和所指。这里指收藏者完全“拥有”这一“对象物”。“拥有,永远是拥有一样由功能中被抽象出来的事物,如此它才能与主体相关。”(《物体系》第100页)因此,收藏品是一个完全脱离了功能的纯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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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鲍德里亚;物体系;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02;B83-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07
Le système des objets,The system of objects,“物体系”,分别是法文、英文和中文对鲍德里亚同一部著作的不同命名。在关于鲍德里亚的众多研究中,研究者对这部广有世界声誉的作品的题目却很少探讨。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了它的system,却忽略了object。法文objet和英文object在各个层面的含义基本一致,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仅以英文object为阐述对象。本文将通过对object这一符号多重含义的分析,揭示其在《物体系》之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意义。
一、符号学与object的意义结构
符号学研究的是意指系统,即符号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符号的意义需要“表达”才能产生,因此,语言符号及其表达形式是符号学的基础。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将一个意指系统分为“表达平面”(E)和“内容平面”(C),而意指作用产生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1]169。那么,“ERC”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指系统。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另外两个相互区别的系统:“现在我们假定,这样一个系统ERC本身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系统的单一成分,这个第二系统因而是第一系统的引伸。”[1]169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分离可以按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第一系统(ERC)本身变成第二系统的表达层,即(ERC)RC;另一种方式是第一系统(ERC)变成第二系统的内容层,即ER(ERC)。在第一种分离方式中,第二系统吸收了第一系统(ERC)的意指结果,带来一个新的意指,“ERC”被称为直接意指,而“(ERC)RC”就成了含蓄意指。在第二种分离方式中,第一系统(ERC)成了第二系统的意指对象,即第一系统的语言表述本身成了第二系统表述的对象,因此,这种第二系统被称为元语言层,即表述语言的语言。那么,第一系统整体在第二系统中就被抽象化为一个对象。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元语言是科学语言的主体,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真实系统”,而“含蓄意指具有一种普遍的感染力或理念规则,它渗透在原本是社会性的语言中”[2]33-34。与叶尔姆斯列夫不同的是,罗兰•巴特将这种元语言扩展到所有的符号意指系统中,其原因在于,巴特将“ERC”进一步抽象化为一个符号,表达层(E)与能指(Sr)对应,内容层(C)与所指(Sd)对应①。进一步,罗兰•巴特将上述两种分离方式结合起来,构建了自己完整的符号意指系统,如图1。
试举例说明之。如“双排扣西装”一语,在第一系统中意指真实世界中的一种服装,它有自己的实在功能、特点等,而时装杂志中对“双排扣西装”的介绍就进入到第二系统。在第二系统中,杂志语言表述的是“双排扣西装”这一概念,它并不意指真实世界中某一件具体的服装。“双排扣西装”在此被抽象化为一个概念,成为杂志语言表述的“对象”,从而与真实的服装脱离开来。杂志语言就成了元语言,即表述语言(符号)的语言。杂志语言整体又可能作为一个符号,成为第三系统的修辞学能指。因为杂志语言在表述这一“对象”时带有自己的情绪、偏好等修辞色彩,所以它可能又意指其他的内容,比如流行。这构成了第三系统的含蓄意指。流行的含蓄意指反过来又引导第一系统(真实世界)的消费,因此,含蓄意指的所指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此一符号意指系统是罗兰•巴特《神话学》、《流行体系》等著作的主要分析工具,也是鲍德里亚《物体系》的理论基础。
现在来看object这一符号的含义。Object作为名词有三重基本含义:其一,指物体、物品(a thing that is can be seen and touched, but is not alive);其二,指(心理的)对象(a person or thing that sb desires, studies, pays attention to, etc.);其三,指(语法上的)宾语、(哲学上的)客体。在第三层含义上还有两个引申变体:一是objectification(法语对应词是objectivation):人格物化(the act of treating people as if they are objects, without rights or feelings of their own),即把人当作物,进而言之,即主体客体化;二是objective(法语对应词为objectif):客观的(existing outside the mind; based on facts that can be proved)[3],即物的叙述是事实性的叙述,或者说是自然的叙述。这两个由object而来的变体在《物体系》的论述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以符号学的眼光来看,这三重含义并非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呈现出一种立体的递进结构。在符号学的论域中可以这样看待这种递进结构:第一层含义与世界相联系,即海德格尔的“上手之物”,是一个功能化的物;第二层含义与概念相联系,即抽象之物,这里,物变成了“对象物”;第三层含义是前两层含义的引申义,物在这里获得了自主性,即宾词变成了主词,或者反过来说,主体被客体化了,因此,在最高的层面上,object成了意识形态之物。在由功能性的物(实在之物)转变为意识形态之物(意象之物)的过程中,第二层“对象物”起了关键作用,它诉诸人的心理层面,因此,这个递进结构是一个由(消费)心理主导的结构。精神分析在《物体系》的论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结合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object的三重含义便呈现出这样一种结构,如图2。
二、客观论述:功能性之物(object≡“物品”)
在上述理论背景下,我们再进入鲍德里亚的《物体系》。
鲍德里亚在“导论”中指出:“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4]2“物”本身构成了一个表意系统,对它的研究目的是要透视人与物的关系,或者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②。如同海德格尔通过对“上手之物”的研究展开此在的世界,鲍德里亚也是通过对与主体最为切近的日常之物的研究展开“物体系”的建构。日常之物中与主体最为切近的又是家具,因此,家居环境之物成为《物体系》第一部分的研究对象。此时的“物”对应于object的第一层含义:物品、物体。
家居之物对于主体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功能。功能是日常之物之所以为物的保证,家具之所以为家具就在于它的有用性。因此,功能是日常之物的一个“自然”属性。但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使家具的功能发生了改变。传统家具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位置,如餐桌之于吃饭,椅子的摆放以桌子为中心等。这种能指与所指的“规约性”使传统家具获得一种深度象征:父权中心的威严,因此,家具具有一种“临在感”(presence)。而在现代家居环境中,这种独一无二的“临在感”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整体的协调性。“接替家具社会学而来的,是一个摆设的社会学”[4]23。传统家具的象征价值、使用价值为现代家具的组织价值所掩盖。或者说,现代家具的价值不在其本身体现出来,而是在与其他家具的组织、搭配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由此,传统家具的功能获得“解放”。这里的“解放”是指传统家具那种唯一的、固定的功能消失了,而代之以不同摆设关系中的多样化功能,如椅子不再以桌子为中心,而是随不同的言谈场景和交际关系而变化。这样,现代家具的摆设就是不同家具符号之间的自由游戏。因此,现代家具超越了传统家具的“功能”而走向了“功能性”。
这里引出了一组重要的对立范畴:功能/功能性。那么,功能性这一术语有什么符号学意义呢?“功能性的真义是能够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就物品而言,正是拥有超越它的‘功能’(fonction)的可能,以迈向一个二次度功能,并且也代表有可能,在一个普遍的记号体系中,成为游戏、排列组合、计算中的一个元素”[4]72。并且,鲍德里亚在注释中也特意作了说明,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是‘词尾’[表示抽象性质的‘性’]”[4]72。因此,“功能性”是“功能”的抽象化和形式化,也就是说,“功能性”抽去了“功能”的具体性,成了一个可以填充不同内容的概念或符号。正因为这一抽象化,才使物具有超越具体“功能”,进入一个二次度功能的可能。这正是使物具有含蓄所指的必要步骤。同样性质的对立范畴还有自然/自然性。
家具的功能性是在摆设中实现的,与摆设对立的范畴是“气氛”。“两者结构着同一个作为,它们实是同一个功能化体系中的两个面向。在两者之中,都发挥着游戏和计算的价值:就摆设而言,那是功能的演算;就气氛而言,则是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的演算”[4]33。摆设指向功能化体系的技术方面,气氛指向功能化体系的文化方面。因此,“摆设/气氛”的对立指向“技术/文化”的对立。气氛也像摆设一样,具有符号自由游戏的功能,不同色彩的搭配组合能够产生不同的情调。
鲍德里亚在物的客观论述中揭示了四组重要的对立范畴:1.摆设/气氛;2. 技术/文化;3. 功能/功能性;4. 自然/自然性。
这四组范畴在结构上并非平行的。1组和2组构成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摆设是由技术操控的,气氛是由文化操控的,或者说摆设和气氛分别指向了不可见的技术和文化。而1组和2组在现代家具上实现的前提是3组和4组必须完成自身的转化,即物由功能向功能性转化,自然向自然性转化。也就是说,只有将物从“功能”和“自然”状态下解放出来,将其转变为一个可以自由游戏的抽象符号,才能实现自由摆设和自由气氛的营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3组和4组在符号学系统中的重要意义,它实际上完成了“图1”所示的由第一个系统向第二个系统的转化,即将实在之物、功能之物加入一个抽象化程序,转化为符号化之物。以椅子为例,在第一系统中是一把具有明确功能的椅子,而到了第二系统中就成了一把符号化的椅子。
至此,客观论述的任务已经完成。《物体系》的第一部分之所以称为“客观论述”,就在于它是关于物的功能性系统的论述。物的功能无疑与物的现实存在相联系,因此它对应于object的第一层含义:物品。客观论述的任务在于揭示传统之物(功能≡实在之物)向现代之物(功能性≡符号物)转化的机制,因此,该论述始终在一个传统之物与现代之物比较的视野中进行。也就是说,客观论述始终没有离开object的第一层含义,因为传统之物是一个实在的物品。
三、主观论述:符号化之物(object≡“对象”)
《物体系》第二部分的标题为“非功能性系统或主观论述”。之所以称为“主观论述”就在于这里论述的是物的“非功能性系统”,与第一部分“功能性系统”的“客观论述”相对。那么,为什么“非功能性系统”是一个“主观论述”呢?这里涉及object的含义在符号学系统中的位置。
第一系统中的object指实在之物,当它经过一个抽象化程序进入第二系统后就转变为一个概念。而概念是高度形式化的。它剥离了第一系统物的实在性,而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整体成为第二系统的所指,即object成为第二系统论述的对象(object≡“对象”)。而所指,在罗兰•巴特看来,是一种“心理表象”:“所指不是‘一桩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索绪尔本人清楚指出了所指的这种心理性,把它称作概念。于是单词牛的所指不是牛这种动物,而是它的心理形象(这对于讨论记号的性质也是重要的)。”[1]136在这一部分里,鲍德里亚也特意对object作了解释:“指激情的原因、主题。比喻用法并特别指所爱的对象。”[4]99表明object与心理相关。现在,回过头来再看object的第二层含义:除前文所引《牛津大辞典》的解释外,《美国传统词典》的解释为:A focus of attention, feeling, thought, or action,显然,指的是心理聚焦(对象)。《物体系》的翻译者林志明先生在这一部分明确感到翻译的困难,在有些地方不得不将object翻译为“对象物”——“具有作为主体激情对象功能的物品”,以与它的第一层含义(“物品”)相区别。同时,这里的object与主体(subject)密切相连。[4]120因此,当“物”抽象化为一个概念的时候,它就成了主体的一个心理表象。这对应于object的第二层含义,也是符号学第二系统的内容。那么,揭示主体对物的心理投射机制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所以,它是“主观论述”。
物必须超越物的“功能”,成为具有“功能性”的物,才能够成为主体的纯粹心理对象。因此,第二部分探讨的是“非功能性系统”。也就是说第二部分探讨的是超越了实在功能的“对象物”。古物和收藏之物是此类物的代表。当然,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中探讨的服装的纯装饰部件也属于此类“对象物”。
古物虽然没有实在的“功能”,但仍然具有“功能性”,它代表时间。“当然,在古物中被取回的,不是真正的时间,而是时间的记号,或是时间的文化标志”[4]。对古物的“聚焦”③反映了现代人的心理退化。这种心理退化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对起源的怀念,意味着向母亲退化;另一种是对真确性的执迷——作品的来源、年代、作者、签名等,意味着向父亲退化。“真确性永远由父亲处来:它才是价值的源头”[4]。这两种心理退化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心理投射:缺乏(manque)。“古物便像是前面置有标示贵族身份的姓氏介词,它们祖传的高贵性补偿了现代物品的提早过时”[4]86-94 。
收藏品同样也是“对象物”。作为具有“主体激情对象功能的物品”,收藏是“针对自我的论述”,“因为他拥有其中所有的符征(signifiants),而且此论述的最后符旨(signifié)④便是他本人”[4]129。收藏也是“缺乏”的心理投射。在鲍德里亚看来,收藏是欲望的替代物,就像欲望满足之后激情就会消失一样,在系列收藏中,系列一旦封闭,激情就消失了。在系列的终点,主体看到的是自己的死亡形象。因此,收藏也是主体对时间的操控游戏。以符号运作的方式,将连续的时间切割成可以循环的片段,从而超越死亡。所以,收藏是“用来悼亡自我的手段”[4]。
分析表明,鲍德里亚这一部分的论述仅仅停留在符号学的第二系统,即元语言。叶尔姆斯列夫认为[2]33-34元语言是一种操作程序,原因在于第一系统整体上在这里被抽象化为一个符号,剥离了其存在的具体性,成为第二系统的“对象”,那么,元语言的使用主体就可以操控这一“对象”。正如一条宠物狗,在生物学上(第一系统),它是有性别的。但是,只要它披着“宠物”的外衣,它就是无性别的。正因此它才能成为主人把玩的对象。至于主人如何把玩,那与主人的心理相关。所以,第二系统是主体的心理聚焦,这正是object第二层含义——“对象”——的真正意义。同时,第二系统也是主体实施操控的领域,操控的结果就会形成一种“修辞效果”,那么,这种“修辞效果”就会整体上作为一个能指,进入符号的含蓄意指系统(第三系统)。
四、引申论述:意识形态之物(object≡“客体”)
《物体系》接下来论述的是物的引申意义,因此,在这里将其称为引申论述。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三部分论述物的技术引申意义,第四部分论述物的文化引申意义。这两部分属于符号学的含蓄意指系统(第三系统)。
技术层面的引申义表现为自动化主义,“它是机械必胜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现代物品的神话理想境界”[4]149 。自动化主义不仅隐藏了人的潜意识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它以作为任何冲突的想象解决方法的身份,插入于两者之间,如此,就某一角度而言,它便在技术和个人需要这两个体制之间,形成短路,而两个体系之间的能量便在此一回路中耗尽”[4]174 。因此,自动化主义是各种矛盾的“形式性解决办法”。物的文化引申意义则主要体现在流行消费文化中的“模范”与“系列”。模范引导系列,在系列向模范无限靠拢的过程中,消费文化以平等的假象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模范在根底上只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理念,系列永远不会追上模范。消费文化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控制了整个流行体系。信用贷款为这种消费幻觉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广告则成了流行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
这种消费意识形态最终暴露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异化,这正是《物体系》的目的。显然,鲍德里亚延续了马克思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题(尽管鲍德里亚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但他是按照消费逻辑来组织自己的论述的。在消费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人与物进行了换位,或者说,主体与客体进行了换位。比如,在对流行的追逐中,看似在追求个性化,其实,这种个性化早被整合进消费体系,主体的追求只是对消费体系的实现。但这种换位是在主体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的。“此一被引导的个性化体系,就它的整体而言,在极大部分消费者的实际体验中,都被当作是一种自由。只有在批判的目光中,这个自由才会显示出它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物的]人格化,实际上是人格的厄运冒险”[4]62。这种隐蔽性正是意识形态的本性。
在本文的论域中,这里要思考的问题是,在符号学意义上,这种意识形态的含蓄意指是如何形成的。在符号学系统中,第二系统是主体操控对象符号的领域,进入第三系统的“修辞效果”应该是主体意识的含蓄意指。那么,在“物体系”的研究中,为什么第三系统的含蓄意指成了物本身带来的一个效果,而相反,人却成了物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或者说,人成了物的一个效果了呢?从object三位一体的含义结构[object≡物品+对象+客体]上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形式上的说明。
与物(object)的“人格化”相对应的是“人格物化”,这正是objectification的含义。Objectification显然来自object加上后缀“-ify”而构成的动词。名词加后缀“-ify”表示make(使)或cause to become(使成为……)[5]。显然,这一变化暗含主动的含义。也就是说,object本身便有使“他物”成为自己的能力,而这一个“他物”首要的对象就是与object直接相对的subject(主体)。鲍德里亚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木偶模仿人的动作与人同台演出,由于木偶模仿得太像,以至于观众因为分不清谁是木偶谁是人而变得索然无味。无奈之下,人只有故意露出破绽以示区别。这里显然人(主体)与木偶(客体)的位置交换了。在观众看来,人变成了木偶,而木偶则变成了人。
那么,人为什么又会自觉地,甚至自愿地去迎合“物体系”的意识形态呢?这里涉及object的另一个引申词:objective(客观的)。康德在论述“自然界的客观合目的性”的时候指出,无论是从概念还是从经验上,我们都不能得出自然界在客观上符合人类目的的结论,但我们可以从主观上假定“它们好像本来就完全是适合着我们的判断力而设置的那样,包含与判断力相适合的这样一些特别的形式,……因而我们赋予这些形式以美的形式的称号”[6]。因此,自然的合目的性只是主观的假定,主体根据自己的心意能力(判断力),把自然看作“客观的”、“自然的”、合人类目的。否则,我们如何解释自然美景的产生,如何解释人自身各器官天衣无缝的协调性呢?那么,消费社会的“物体系”正是遵循了这一相同的逻辑将主体整合进了自己的体系。这种“自然的”假象尤其体现在广告叙述中。广告话语中无微不至的关怀、人性化的技术等,好像世界是为我而存在的,物品是为我而生产的,相信它是“客观的”、“自然的”,就自觉地进入物的意识形态领域。“如果现代的伪善不再是遮盖自然的猥亵性,它却是自满于(或者倾向自满于)记号无攻击力的自然性”[4]222。这种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如此,第二系统中主体对“对象物”的操控只是一个幻觉。
五、消费社会之“物”的自主叙述
Object自身符号学含义结构与《物体系》论述结构的对应性上面已经得到探讨,对此,我们可以用表简示如下,见表1。
现在我们再来看《物体系》的题目:The System of Objects.这里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object自身的结构体系正是The System of Objects的结构体系。Object本来是The System of Objects 的“对象”,是“客体”,目的是探讨system(体系)。而此目的本身就暗含在对象之中,自身成了自身的目的,对象语言成了元语言。不妨将《物体系》本身看作一个叙述的能指,那么,上述情形会有一个怎样的修辞效果,或者说,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含蓄意指呢?那就是符号获得自主性,自身完成了对自身的叙述。我们就获得这样一个符号学系统,见图3。
在object的真实系统中,它包含基本的三个含义,这三个含义没有等级关系,可以分别单独使用。当它作为整体进入“物体系”成为一个表述对象的时候,这三个含义就获得一种等级关系,变成三位一体的结构体系,而这个体系正是“物体系”的体系。作为对象语言的object在这里就获得元语言的地位,它用自身的语言叙述自身。那么,这种叙述的修辞效果就是符号的自主性叙述。
以上我们仅从形式的角度分析了object在《物体系》中的地位。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没有证据表明鲍德里亚在使用这个词时有这样的明确意图。但至少翻译者在翻译时感到表述的困难,说明了object在《物体系》中使用的多义性。事实上,《物体系》的内容也证实了我们上述形式的推演。林志明在“译序”的一个注解中说:“《物体系》可称为一个以社会学形式所写的‘物的小说’。”[4]那么这个小说应该是一部“成长小说”。它描写了“物”的成长过程的三个阶段:实用阶段、符号化阶段和意识形态阶段。这三个阶段刚好对应符号学的三个层次。而物的自主性叙述则是第三阶段的表现,它形象地体现了个体长大成人后的“独立”以及对“父亲”的造反。
鲍德里亚在“结论:迈向‘消费’的定义”中,首先界定了“消费”的含义,消费并非被动地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4]228。而消费是以符号-物为中介的。“物品成了系统中的符号,这种身份转换,同时也包含人与人间的关系的改变,它变成了消费关系,也就是说倾向于自我消费”[4]。这种自我消费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品中自我完成和自我消解。另一方面,“物品成为人和人的关系必要的中介者,而且很快地,又成为它的代替记号,它不在场的无罪证明”[4]。这正是物的意识形态的隐蔽之处,它在使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的同时,还能为自己脱罪,因为它是不在场的。物的意识形态始终具有“不在场”的“在场性”。这正是物的叙述的心理策略,它以幻觉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在场。比如古物使“我们仿佛脱离了这个功能化的世界,好像证明了功能化世界的不在场性。当古物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功能化世界消隐的时候,但在这种消隐中,我们更深地隐身于功能化世界中”[7]。
这种“不在场的无罪证明”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得到说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对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语言的组合关系必须呈现一个句子,因此它是在场的。但同时,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在差异关系中形成的,因此,组合轴句子的意义是由聚合轴上一系列语言符号决定的,而后者是不在场的。消费社会物的叙述机制也遵循这一符号学原则。消费中对“个性化”的追求,其实是对“差异化”的追求。也就是说,物的意义也是在差异关系中存在的。此物之所以被消费,是因为与他物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凸显了“我”的个性。而他物是不在场的。这种“差异叙述”在流行中无处不在。
在物的“摆设”和“气氛”中,人成了“摆设人”和“关系人”;在自动化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人成了纯粹的观看者,机器(物)自动运行。而在科幻小说的叙事中,机器人进行了叛乱,这是自动化主义的未来可能形象。——物在叙述,人成了对象。鲍德里亚在稍后的《消费社会》“结论”中,以电影《布拉格的大学生》形象地说明了消费社会中主客易位的现实[8]。同时,这部电影也同样说明了在消费社会中物的自主叙述。穷大学生将自己的镜中影像出卖给了魔鬼,这一被出卖之影像马上就获得其物的实存性和自主性,给大学生的事业带来无穷麻烦。唯有打碎生产它的镜子,才能消除麻烦,但镜子破碎、影像消失之时,主体也死亡了。
因此,物的自主叙事带来的结果就是主体性的消失。鲍德里亚在《物体系》的“结论”中说:“不再有计划(projet),有的只是物品(objet)。或者毋宁说计划没有消失:它自满于在物品中作为记号的实现。消费物因此正是计划在其中‘自甘消解’之物。”[4]注意这里projet和objet意义正好相反。Projet意为“面向未来、向前投射,在萨特的存在哲学中定义为人的存在的特性”[4]228。而objet不仅具有我们所探讨的三重含义,在其语源义上意指“当前需要考虑的事物”,即面向当前的心理投射。当前的物(object)取消了人的构建未来(project)的存在特性。这就是消费社会物的神话。《物体系》及鲍德里亚后来作品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物-符号批判,从而揭示这种神话的运作机制。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鲍德里亚不仅充分利用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理论,而且扩展了其对象范围。如果说《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和《S/Z》是其符号学美学在文学中的应用,《神话学》和《流行体系》是在生活文化中的应用,而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则进一步将其范围扩展到整个“物”的世界。消费社会中“人/物”关系将使符号学美学获得一种新的价值生长点。
总之,我们形式上的结论在鲍德里亚的主题内容中得到印证。也许,鲍德里亚就是当代符号社会的一个隐喻:他在所有地方,也不在任何地方。object也是一个隐喻,它是人的镜像,是人被处置的结构。
注释:
① 本文借用了一些符号学的表达符号,这些符号表示的意义分别如下: Sr表示能指;Sd表示所指;≡表示同义关系;/ 表示相关对立或意指对立,[…]表示内隐术语。
② 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object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表意系统,此处的“物”应包括object的三个含义。
③ “聚焦”在这里意指object的第二层含义。
④ “符征”和“符旨”就是能指和所指。这里指收藏者完全“拥有”这一“对象物”。“拥有,永远是拥有一样由功能中被抽象出来的事物,如此它才能与主体相关。”(《物体系》第100页)因此,收藏品是一个完全脱离了功能的纯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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