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虎林是“三农”问题专家，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他是连续五届中央“一号文件”的参与者和起草者，从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到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2001年，张虎林提出农村税费必须实行重大改革的建议；2003年，他上交给中央《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调整好政策》的报告，提出“三农”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是人民政权建立和稳固的基础。由此，“三农”问题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早在1998年，他还创办了“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直到2012年才退出。退出后，原本退休的他，仍在为农村改革奔波呼吁，到各地进行调研。几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情系“三农”？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走进了张虎林位于中央党校大有北里小区的家里。由于之前有过见面交流，因此，张虎林开门见山地说：“你有啥问题，直接问吧。”
　　志向会随着环境而变化
　　1938年，张虎林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羊角乡盘垴村，他的父母都是老八路。张虎林说，八路军在左权时间最长，八路军的团部跟县委在一起。他住在县委驻地，在那里上小学。“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要传递个信件，因为我是小孩，比较方便，就给他们送信件，和他们打交道多。那是40年代中后期，他们叫我小鬼、小八路。”
　　“我最初几年在农村上学，到了日本投降后才回到县里上学。”张虎林说。那时，他的父母都比较忙，就把他放到了农村的大伯大娘家。童年的时候，张虎林是县里、农村两头跑。起初，在农村上学时，放假就回县城，与父母呆在一起；到县城读书时，放假又回大伯大娘家，然后跟着大伯大娘下地，干农活。
　　1947年，张虎林的父亲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辗转来到河南信阳。于是，一家人又跟随父亲来到信阳生活。这时，张虎林刚上初中。初一、初二，他在潢川中学，初三到信阳中学。
　　“我最初的理想是考航校，希望以后当个飞行员。然而，初中毕业考航校时，由于身体不合格，被刷下来了，只得继续读高中。高中是在信阳高中读的，这时，我开始住校了，但我的理想又发生了变化，希望将来搞机械制造，因为我的几何、物理成绩都不错，只是数学不是很好，属于中等偏上，因此，特别希望以后学工科。结果，高中毕业考大学时，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也就得提前考试，而且比一般统考要提前半个多月。”張虎林谈起那段经历，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没有工科，只有文科，比如法律、哲学、经济等。当时选择考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是想多个机会，算是先练练兵。考上了，欢喜；考不上，还有后面的统考。”张虎林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学法律，我不喜欢；学哲学，也不是很喜欢；最后才决定学经济。经济里又分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毕竟，我在农村生活过，对农业比较熟悉，就选择了农业经济系。”
　　非常幸运的是，张虎林最终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提前录取了。
　　张虎林表示，人的志向不是固定的，是会变化的，会根据情况的不断发展而变化。
　　学业事业双丰收
　　“进入大学后，我们是一边在学校里读书，一边在下面参加劳动。”张虎林说，那时要求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直到1961年，张虎林本科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经学校推荐，直接上了本校的研究生。
　　“研究生三年，是真正读书的三年，没有参加劳动。”张虎林说，那时候，读研究生，国家每月还给48块钱的工资。“日常生活开支有10块钱足够，剩余的钱，我就买衣服、书，但买书花的钱最多。”
　　由于对书的热爱，以致后来工作后，张虎林的工资很大一部分也是买了书。提到买书的事情，张虎林先生说：“逛书店、买书读，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享受。”
　　1964年，张虎林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直到1965年1月重新分配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在编辑部期间，他先从一般编辑做起，最后成为了党支部书记、编辑组组长。在《红旗》杂志工作10年后，1975年，张虎林从“五七”干校又被分配到北京市农村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直到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
　　在中央党校，他先是在学员部搞组织和教学工作，后到马列研究所工作，同时担任校刊经济组主编。1990年担任省部班教学组长。之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3年后又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1998年，“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任中心主任，直到2012年退出。
　　揭开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序幕
　　其实，张虎林是2003年从中央党校退休的，但退休后的他一直是退而不休，因为他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三农”问题。
　　“到中央党校以后，因为我是学农业经济的，便牵头成立了一个‘农村小组’，专门研究农村问题，几个人在一块研究农村经济学，创建了‘农村经济学’这个学科。”张虎林说，1985年，《中国农村经济学》一书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1998年，张虎林创办“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这是中国首次成立把“三农”问题作为课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为时三天的新闻发布会和论坛，从此揭开了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序幕。
　　率先提出取消农业税
　　张虎林认为，“三农”问题的主体是农民，必须围绕解决农民的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当前，最关键的是农民收入低，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对农民要免税，另一方面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农民的负担很重。2001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张虎林就提出“去费免税”，认为中央可以拿出1500亿去补上这个缺口，但他的建议随后被反馈回来，说中央财政紧张，承担不了。
　　2003年1月份，“三农”问题地位提升，张虎林又提交了一个“去费免税”的书面报告，呼吁把农民的有形负担全部拿掉。
　　2004年“两会”上，中央决定五年内免掉农业税。张虎林再次呼吁，要免就抓紧免。最后的结果是，3年之内就全免了。
　　“我向中央提出的这些建议，都是经过细致的调研的，所以才有勇气正式提出来。再说了，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张虎林如是说。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
　　“一般人认为带‘农’字的就是‘三农’，不带‘农’字的就不是‘三农’，理解得太窄了。实际上，‘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国家所有重大问题中间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影响到国家的方方面面。对这一点，很多人认识不足。社会上的人认识不足还好说，如果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认识不足，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认识不足就不可能有效地贯彻相关的政策。”张虎林说，“三农”是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主要产业，农村是农民从事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地域。所以“三农”的主体是农民。我们为解决“三农”问题制定的政策，必须围绕农民这个主体来采取措施，中央制定和采取了很多政策和措施，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张虎林表示，“三农”问題最集中的表现是城乡差距巨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很早就提出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工业要支持农业，城市要支持乡村的发展，但在实践中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面往往还是把城市看得重，把重点仍然放在发展城市方面，那样城乡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后来，中央又提出来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想方设法加快农村的发展，这样才能够逐步地缩小城乡差距。
　　新农村建设好了就会使大量的农民稳定在本地，不会大批地跑到大城市去。由于大批农民工素质不高，又没有进行职业培训，所以到城市以后给城市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政府要起主导作用，要把农民的流动纳入到规划里面，有组织地进行流动，它的基础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素质，采取多种形式的培训，重点还是要建设好新农村，比如在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福利等等方面，要提高农村的水平，缩小和城市的差距。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发展了，社会就稳定了。农民是主体，政府是主导，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农民的幸福程度，包括经济上的、文化精神方面的，惠农、强农、富农都是这个意思。
　　最后，张虎林强调，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他说，城镇化建设必须围绕农民进行，政府所做的一切应该都是为了提高农民的幸福程度，包括经济和文化精神层面。同时，要明确思路，将城镇化看作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有所为有所不为，传好接力棒，以长远观点代替短期行为。
　　同时，张虎林也表示，“三农”问题要解决起来仍然困难重重，主要是整个政策在贯彻执行中老是出问题，老是走偏。这个问题太严重，这与一些干部的素质、水平以及思想问题有关。所以，必须加强监督，完善考核，尤其要严格对干部的考察和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