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年近九旬，满头银发的马富春腰杆笔直、声音洪亮，仍然是标准的军人形象。“无论当军人，还是做医生，‘共产党员’4个字已经融入我的血液。我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有着64年党龄的马富春说。
　　“受党的教育，第一条就是不怕死”
　　1950年，18岁的马富春参军后，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学军医班学习，1953年被选派带队入朝参战。
　　马富春所在的高射炮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四师）负责保护重点领空安全。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经常有战士被炸伤。“我心里既悲痛，又敬佩这些不怕死的战士。战场急救和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不一样，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有效的方式救治战友。”马富春说。
　　1956年12月，在战火中淬炼成长的马富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随部队参加了援越抗美战争。让他至今难忘的是1967年4月8日经历的“四八”战斗。“那时候，敌人有一种炸弹叫‘菠萝弹’，炸弹里面都是钢珠。我曾经救治过一名伤员，腹部被这种炸弹炸了32个弹孔。”马富春说。军医们在战地手术室里为这名战士进行急救手术。他们一段一段地探查伤员的肠子，一个伤口一个伤口地修补，用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钢珠清理干净。
　　在护送伤员返回野战医院途中，马富春他们遭遇了敌机轰炸。“敌人投了很多气浪弹，爆炸以后伤员看不到外伤，几乎全是脑震荡、内脏出血。”敌机飞走后，马富春连忙在山沟里就地组织抢救受伤的战士。“成为军人那一天，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受党的教育，第一条就是不怕死。”马富春说。
　　临危救治显真功
　　1982年12月，已经50岁的马富春转业到北京天坛医院工作。在一次突发事件中，担任门诊部主任的马富春凭借丰富的战地医疗经验，有条不紊组织应对了这次考验。
　　“那天发生了一次严重交通事故，一下子送来30多名伤员。当时医院还在建设阶段，人员、设备都还在完善过程中，我们有些措手不及。”情急之下，马富春立即跑到最前面，按照战地救护的方法，根据伤情轻重对伤员进行分类救治。
　　“每到一个伤员跟前，我就迅速检查他的受伤情况，做出诊治判断。当时，医院里的医生护士我还不太熟悉。可是情况紧急，我也顾不上挨个询问是哪个科室的了，看见穿白大褂的就叫过来，分配任务：‘你负责把这名伤员送到手术室;你负责把那名伤员送到急诊……’很快，我们就把伤员分别送到相应科室进行救治。这么做，在战场上叫作分类、抢救、收容。”马富春说。
　　伤员们都得到妥善安置后，大家才想起来打听刚才组织抢救的那位医生是谁、是哪个科室的。
　　团结一致建成一流天坛医院
　　1982年4月，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和宣武医院70多名神经外科医护人员调入天坛医院。在上级关怀下，友谊医院、同仁医院、朝阳医院的一批专家和医护人员被调入天坛医院，壮大了医院的科研及医疗队伍。“这次‘八方支援’帮助天坛医院实现了快速重建。”马富春说。
　　由于各医院的工作流程、各位专家的工作习惯各不相同，导致天坛医院实际工作中一度出现运行不畅问题。为了解决难题，1983年2月，刚刚担任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的马富春协助院长王忠诚带人逐个科室、逐个专业进行调研，帮助各科室制定规章制度，完善党政工团、医务、护理、医技等各部门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
　　到1993年，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体系基本成型。1995 年，在全院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天壇医院经过严格评审，跻身三级甲等医院行列。
　　1989年，马富春担任北京天坛医院院长。当时，群众对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非常不满。“每天我都提前一小时到医院，到门诊、急诊走一遍，了解夜班的情况。我要求各科室要开早会，哪个科室没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我就要追问。”几年里，马富春制定了医院廉洁行医守则，加强廉洁行医教育，先后五次在全院组织开展医德、医风工作。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我不怕得罪人。我不求名不求利，只是凭着党性工作。”回忆往事，马富春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