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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0多年前到现在，来本溪桥头寻宝的人就络绎不绝。他们走遍了附近的每一座山岭，翻捡着每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抚摩、敲打，放在耳边仔细倾听。北方山区林海茂密，松涛阵阵，黄绿色的松花次第开放，到处充满生机勃勃的景象。人们寻找的是一种色泽如松花的石头——松花石。
大清三代皇帝钟情松花砚
笔墨纸砚，自古以来就为文人所钟爱。一方小小的砚台，竟和大清三代皇帝发生过割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联系。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打败了吴三桂、平定了三藩之乱的年轻皇帝康熙心情颇为愉快，决定再赴盛京，把这件大事告诉列祖列宗。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出关东巡已经过去10年了。
康熙第二次东巡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五月初四结束，历时两个多月。此时的北方地区正是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季节。康熙皇帝兴致颇高，在盛京祭祖之后，带领群臣和御林军继续东行。一路上，他考察地方政务，围猎捕鱼，巡视疆土，搜求故乡名产。康熙皇帝所经之处，正是今天盛产松花石的地方——本溪桥头镇。
在东巡结束后所作的《制砚说》中，康熙皇帝记载了此行的收获。这种“质坚而润，色绿而莹”的石头，后来被称作“松花石”。
在康熙看来，它的品质比绿端还要好得多，偏爱之情溢于言表。《制砚说》后来收录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编纂完成的《康熙皇帝御制文集》中，具体的写作时间已不可考。可以推测，大概就在结束第二次东巡回到北京不久，康熙开始搜求工匠琢制砚台。康熙三十年（1691），皇帝下令内务府造办处成立专门负责开采、运输和制作松花砚的部门，至此，大规模的制砚活动宣告开始。
松花御砚从康熙时代开始生产，历经雍正、乾隆两朝，终于达到规模、技艺和声誉的顶峰。优质的砚石源源不断运进京城，江南雕砚名家顾二娘、刘源、金殿扬、顾公望、谢汝奇、董沧门、黄声远、王天爵、汤褚冈等也先后供奉内廷。当时的端砚、歙砚、洮河砚都是在产地开采、加工，再由地方官员选送精品进贡给朝廷，唯有松花砚是将石材从产地辽宁本溪山区运出，在皇帝的督导下，由宫廷内务府雕琢成器。大清三位最有为的皇帝对松花砚如此钟爱，这在中国制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对名砚的热爱，比起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喜欢的佳砚，他不仅放在案头时时使用和把玩，即使出巡、远征也要带在身边，须臾不能离身。正是因为这种热爱，在中国制砚史上，乾隆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恢复了自明代即已停止的歙石的开采，重启歙砚的生产;第二件是敕令编纂《西清砚谱》，为松花砚定名，封松花砚为“大清国宝”，将其提升到史无前例的崇高地位，以至于超越端歙。
经过三代皇帝的苦心经营，尤其是乾隆皇帝金口玉言的品鉴，松花砚身价大涨，名闻朝野。拥有一方松花砚，就意味着拥有了无比的幸运和荣耀。
松花砚变身为宫廷御砚之后，桥头镇的松花石也被纳入贡品之列，百姓不能随便开采。朝廷对松花石的产地秘而不宣，严加封锁，松花砚因此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张学良给辽砚定名
松花砚被称为“辽砚”是从张学良开始的。1929年6月，西湖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张学良下令征集本地名产参加。在博览会上，一方本溪桥头石砚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也征服了评审人员，最终获得一等奖。辽海名士、同时也是张学良启蒙老师的白永祯闻讯欣然作诗致贺：“关东山里奇宝开，蓝天红霞凝石材。能工巧匠雕辽砚，珍品独秀四宝斋。”这是目前所见“辽砚”第一次见诸文字。巧合的是，1929年，奉天刚刚改名辽宁，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
民国时代的东北，是中国最富足的地方。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不遗余力。东北地区的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短短十年间，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超过一度领先的长江流域，风头盖过上海，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加工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和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商贸体系。文化教育方面，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地区的民间制砚也迎来了黄金时期。1929年6月的西湖博览会由浙江省政府主办，目的是纪念北伐战争胜利，倡导实业救国。张学良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推广地方品牌和展示东北实力的机会，十分重视。他下令征集辽东名产参会。在当时的中国，博览会还是新鲜事物，备受社会关注，据称参观者多达2000万人次，盛况空前。
西湖博览会历时137天，各地报送的展品总数达14.76万件，其中3082件展品分别获得特等奖、优质奖、一等奖和二等奖。本溪湖万泰厚商号选送的紫云线石砚以“辽砚”之名亮相并获得一等奖，在名砚辈出的江南崭露头角，从此声名大震。
据本溪桥头制砚老艺人李安民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本溪桥头镇800米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热闹繁华，其中石砚作坊就有十几家，比较著名的有孟凡忱砚台铺、肖家砚台铺、袁景云砚台铺、杨宝信砚台铺，等等。
辽砚成为东北新“三宝”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出资组建石材厂，招募曲广勋、袁斌等技艺精湛的制砚名师，收徒传艺，桥头镇制砚重获生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以本溪桥头镇为代表的辽宁制砚业又迎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翻开崭新的一页。
2006年，辽砚以“桥头石雕”的名义被正式批准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辽砚文化产业园区奠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桥头制砚将由零散的作坊式生产，变身为集生产、研发、博物馆、交易、商务人才培养等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项目，形成资源开采、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展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大步邁向一个新时代。江山代有佳砚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人参、鹿茸、乌拉草这辽宁地区的“旧三宝”作为渔猎社会的遗物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薪火相传的辽砚正与岫岩玉、阜新玛瑙一起跻身商业社会的“新三宝”，成为辽宁走向世界的又一张闪亮名片。
大清三代皇帝钟情松花砚
笔墨纸砚，自古以来就为文人所钟爱。一方小小的砚台，竟和大清三代皇帝发生过割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联系。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打败了吴三桂、平定了三藩之乱的年轻皇帝康熙心情颇为愉快，决定再赴盛京，把这件大事告诉列祖列宗。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出关东巡已经过去10年了。
康熙第二次东巡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五月初四结束，历时两个多月。此时的北方地区正是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季节。康熙皇帝兴致颇高，在盛京祭祖之后，带领群臣和御林军继续东行。一路上，他考察地方政务，围猎捕鱼，巡视疆土，搜求故乡名产。康熙皇帝所经之处，正是今天盛产松花石的地方——本溪桥头镇。
在东巡结束后所作的《制砚说》中，康熙皇帝记载了此行的收获。这种“质坚而润，色绿而莹”的石头，后来被称作“松花石”。
在康熙看来，它的品质比绿端还要好得多，偏爱之情溢于言表。《制砚说》后来收录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编纂完成的《康熙皇帝御制文集》中，具体的写作时间已不可考。可以推测，大概就在结束第二次东巡回到北京不久，康熙开始搜求工匠琢制砚台。康熙三十年（1691），皇帝下令内务府造办处成立专门负责开采、运输和制作松花砚的部门，至此，大规模的制砚活动宣告开始。
松花御砚从康熙时代开始生产，历经雍正、乾隆两朝，终于达到规模、技艺和声誉的顶峰。优质的砚石源源不断运进京城，江南雕砚名家顾二娘、刘源、金殿扬、顾公望、谢汝奇、董沧门、黄声远、王天爵、汤褚冈等也先后供奉内廷。当时的端砚、歙砚、洮河砚都是在产地开采、加工，再由地方官员选送精品进贡给朝廷，唯有松花砚是将石材从产地辽宁本溪山区运出，在皇帝的督导下，由宫廷内务府雕琢成器。大清三位最有为的皇帝对松花砚如此钟爱，这在中国制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对名砚的热爱，比起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喜欢的佳砚，他不仅放在案头时时使用和把玩，即使出巡、远征也要带在身边，须臾不能离身。正是因为这种热爱，在中国制砚史上，乾隆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恢复了自明代即已停止的歙石的开采，重启歙砚的生产;第二件是敕令编纂《西清砚谱》，为松花砚定名，封松花砚为“大清国宝”，将其提升到史无前例的崇高地位，以至于超越端歙。
经过三代皇帝的苦心经营，尤其是乾隆皇帝金口玉言的品鉴，松花砚身价大涨，名闻朝野。拥有一方松花砚，就意味着拥有了无比的幸运和荣耀。
松花砚变身为宫廷御砚之后，桥头镇的松花石也被纳入贡品之列，百姓不能随便开采。朝廷对松花石的产地秘而不宣，严加封锁，松花砚因此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张学良给辽砚定名
松花砚被称为“辽砚”是从张学良开始的。1929年6月，西湖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张学良下令征集本地名产参加。在博览会上，一方本溪桥头石砚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也征服了评审人员，最终获得一等奖。辽海名士、同时也是张学良启蒙老师的白永祯闻讯欣然作诗致贺：“关东山里奇宝开，蓝天红霞凝石材。能工巧匠雕辽砚，珍品独秀四宝斋。”这是目前所见“辽砚”第一次见诸文字。巧合的是，1929年，奉天刚刚改名辽宁，取“辽河流域永远安宁”之意。
民国时代的东北，是中国最富足的地方。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不遗余力。东北地区的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短短十年间，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超过一度领先的长江流域，风头盖过上海，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加工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和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商贸体系。文化教育方面，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地区的民间制砚也迎来了黄金时期。1929年6月的西湖博览会由浙江省政府主办，目的是纪念北伐战争胜利，倡导实业救国。张学良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推广地方品牌和展示东北实力的机会，十分重视。他下令征集辽东名产参会。在当时的中国，博览会还是新鲜事物，备受社会关注，据称参观者多达2000万人次，盛况空前。
西湖博览会历时137天，各地报送的展品总数达14.76万件，其中3082件展品分别获得特等奖、优质奖、一等奖和二等奖。本溪湖万泰厚商号选送的紫云线石砚以“辽砚”之名亮相并获得一等奖，在名砚辈出的江南崭露头角，从此声名大震。
据本溪桥头制砚老艺人李安民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本溪桥头镇800米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热闹繁华，其中石砚作坊就有十几家，比较著名的有孟凡忱砚台铺、肖家砚台铺、袁景云砚台铺、杨宝信砚台铺，等等。
辽砚成为东北新“三宝”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地政府出资组建石材厂，招募曲广勋、袁斌等技艺精湛的制砚名师，收徒传艺，桥头镇制砚重获生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以本溪桥头镇为代表的辽宁制砚业又迎来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翻开崭新的一页。
2006年，辽砚以“桥头石雕”的名义被正式批准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0年，辽砚文化产业园区奠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桥头制砚将由零散的作坊式生产，变身为集生产、研发、博物馆、交易、商务人才培养等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项目，形成资源开采、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展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大步邁向一个新时代。江山代有佳砚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人参、鹿茸、乌拉草这辽宁地区的“旧三宝”作为渔猎社会的遗物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薪火相传的辽砚正与岫岩玉、阜新玛瑙一起跻身商业社会的“新三宝”，成为辽宁走向世界的又一张闪亮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