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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这为新时代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从中找准方位、把握定位、担当作为，全面推进新时代重庆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重庆力量。
重庆考古在中国考古中的重要地位
重庆是全国文物大市。历代考古人艰辛探索、接续奋斗，搭建起重庆考古学科的基本框架，深情解读了遍布巴渝大地的“无字地书”，填补了重庆历史文化序列空白。
重庆考古延伸了中国史前文明的历史轴线。在史前文化序列中，重庆是中国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考古发现，距今约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是已知东亚最早的古人类化石;长江上游唯一完整的新石器文化谱系在重庆建立;忠县中坝遗址发现了东亚最早的史前工业化制盐遗存。这些考古成果，填补了西南地区乃至中国考古的空白，彰显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史前人类乐园的重要地位。
重庆考古证实了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历程。小田溪巴文化贵族墓、冬笋坝船棺葬、李家坝遗址等东周墓地的出土文物，见证了巴国悠久灿烂的历史。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展现了巴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独特气质，巴文化与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等相遇相融、相互促进，是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等特质的有力见证。
重庆考古增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信度。汉东城遗址被誉为通史式遗址，钓鱼城遗址、老鼓楼衙署遗址等宋元（蒙）山城遗址群揭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发展之路，千佛岩、石佛寺遗址丰富了唐宋石窟艺术宝库，涂山窑系瓷窑遗址展现了宋元时期商品贸易的繁荣，明玉珍睿陵、蹇氏家族墓、李文进墓等名人墓葬彰显了城市人文精神。
重庆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力量
起步于抗战时期，发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壮大于重庆直辖以后的重庆考古，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重庆是中国考古的重要集聚地。抗战时期，知名考古学者郭沫若、卫聚贤、常任侠等人曾在这里留下考古足迹。1951年，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著名学者徐中舒、冯汉骥领导考古工作者活跃于川、滇、黔等地区，为西南考古开了新局。特别是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实施，全国高等院校、考古机构等70余支考古队伍集聚重庆，完成了规模宏大、举世瞩目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为全国重大基本建设文物保护提供了范例，同时加速了我国考古学科和人才队伍的发展。
重庆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实践地。多年来，重庆考古通过参与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等，加强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累计出土文物及标本近19万件，催生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及三峡博物馆群。合川钓鱼城遗址、涪陵白鹤梁题刻被列入申遗预备名单，钓鱼城遗址入选国家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7年，重庆考古队联合俄罗斯开展西伯利亚考古调查和发掘，首次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合作。
重庆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创新地。重庆考古学科建设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开创了水文考古、盐业考古、冶锌考古，为中国考古作出了贡献。在参与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时探索实施的“规划制”、“合同制”、“监理制”、“协作制”、“验收制”等创新制度，至今仍为全国考古行业通用;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填补了我国大型石窟寺考古报告空白;以设计施工一体化方式完成的酉阳何土司遗址考古发掘和保护展示，成为文旅融合助力脱贫攻坚的典范。
全面推进新时代重庆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者要勇担使命、守正创新、笃行致远，全面推进新时代重庆考古工作，争做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科学谋划文物保护事业新发展。科学编制重庆文物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谋划重大考古项目，推进三峡地区和武陵山区旧石器遗址调查发掘。实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之“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推动“宋元（蒙）山城攻防体系”纳入“考古中国”计划，动态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实施“川渝石窟寺考古研究”，推进巴蜀世界遺产联盟和成渝古驿道保护利用，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推进考古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加强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系统出版三峡文物、重庆古代城址、唐宋石窟等考古研究成果，主动参与涉外考古，把重庆历史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强化考古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基础性、指导性作用，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坚持以更高的站位和标准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全面划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将历史文化元素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城市人文内涵。落实“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设计，深入实施区域文物影响评估，做好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加强文物安全执法督察力度，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加强重庆考古文博学科建设，归纳总结出发掘、整理、研究、展示一整套理论方法。加强考古和文物保护关键技术攻关力度，大力推进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数字考古，打造国家考古发掘保护科研基地，建设全国一流的考古研究机构，为中国考古持续提供智力支撑。加强基层考古机构队伍建设，完善文物领域新型师承制，培养一批高水平考古和修复技术工人，加大野外考古工作人员的关怀力度，激发考古队伍活力。
（作者系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重庆考古在中国考古中的重要地位
重庆是全国文物大市。历代考古人艰辛探索、接续奋斗，搭建起重庆考古学科的基本框架，深情解读了遍布巴渝大地的“无字地书”，填补了重庆历史文化序列空白。
重庆考古延伸了中国史前文明的历史轴线。在史前文化序列中，重庆是中国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考古发现，距今约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是已知东亚最早的古人类化石;长江上游唯一完整的新石器文化谱系在重庆建立;忠县中坝遗址发现了东亚最早的史前工业化制盐遗存。这些考古成果，填补了西南地区乃至中国考古的空白，彰显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史前人类乐园的重要地位。
重庆考古证实了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历程。小田溪巴文化贵族墓、冬笋坝船棺葬、李家坝遗址等东周墓地的出土文物，见证了巴国悠久灿烂的历史。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展现了巴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独特气质，巴文化与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等相遇相融、相互促进，是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等特质的有力见证。
重庆考古增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信度。汉东城遗址被誉为通史式遗址，钓鱼城遗址、老鼓楼衙署遗址等宋元（蒙）山城遗址群揭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发展之路，千佛岩、石佛寺遗址丰富了唐宋石窟艺术宝库，涂山窑系瓷窑遗址展现了宋元时期商品贸易的繁荣，明玉珍睿陵、蹇氏家族墓、李文进墓等名人墓葬彰显了城市人文精神。
重庆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力量
起步于抗战时期，发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壮大于重庆直辖以后的重庆考古，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重庆是中国考古的重要集聚地。抗战时期，知名考古学者郭沫若、卫聚贤、常任侠等人曾在这里留下考古足迹。1951年，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著名学者徐中舒、冯汉骥领导考古工作者活跃于川、滇、黔等地区，为西南考古开了新局。特别是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实施，全国高等院校、考古机构等70余支考古队伍集聚重庆，完成了规模宏大、举世瞩目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为全国重大基本建设文物保护提供了范例，同时加速了我国考古学科和人才队伍的发展。
重庆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实践地。多年来，重庆考古通过参与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等，加强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累计出土文物及标本近19万件，催生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及三峡博物馆群。合川钓鱼城遗址、涪陵白鹤梁题刻被列入申遗预备名单，钓鱼城遗址入选国家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7年，重庆考古队联合俄罗斯开展西伯利亚考古调查和发掘，首次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合作。
重庆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创新地。重庆考古学科建设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开创了水文考古、盐业考古、冶锌考古，为中国考古作出了贡献。在参与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时探索实施的“规划制”、“合同制”、“监理制”、“协作制”、“验收制”等创新制度，至今仍为全国考古行业通用;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填补了我国大型石窟寺考古报告空白;以设计施工一体化方式完成的酉阳何土司遗址考古发掘和保护展示，成为文旅融合助力脱贫攻坚的典范。
全面推进新时代重庆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者要勇担使命、守正创新、笃行致远，全面推进新时代重庆考古工作，争做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科学谋划文物保护事业新发展。科学编制重庆文物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谋划重大考古项目，推进三峡地区和武陵山区旧石器遗址调查发掘。实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之“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推动“宋元（蒙）山城攻防体系”纳入“考古中国”计划，动态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实施“川渝石窟寺考古研究”，推进巴蜀世界遺产联盟和成渝古驿道保护利用，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推进考古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加强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系统出版三峡文物、重庆古代城址、唐宋石窟等考古研究成果，主动参与涉外考古，把重庆历史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强化考古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基础性、指导性作用，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坚持以更高的站位和标准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全面划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将历史文化元素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城市人文内涵。落实“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设计，深入实施区域文物影响评估，做好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加强文物安全执法督察力度，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加强重庆考古文博学科建设，归纳总结出发掘、整理、研究、展示一整套理论方法。加强考古和文物保护关键技术攻关力度，大力推进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数字考古，打造国家考古发掘保护科研基地，建设全国一流的考古研究机构，为中国考古持续提供智力支撑。加强基层考古机构队伍建设，完善文物领域新型师承制，培养一批高水平考古和修复技术工人，加大野外考古工作人员的关怀力度，激发考古队伍活力。
（作者系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