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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生态文明史，而环境史则是生态文明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民族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不仅蕴藉了丰富的生态思想理念，也积累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和环境治理经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其中，德意志民族在环保运动方面也留下了许多鲜明独特、深邃丰富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内容，为世界环保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战后，德国经济高速发展，能源过度消耗引发大量环境问题，环保运动随之兴起，并愈演愈烈，从而导致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环保运动的全面爆发，并很快汇入到声势浩大的世界环保运动洪流中。由此，德国环境保护进入到一个全面综合治理的阶段，环境立法、宣传教育也随之进行，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九十年代，积极参与国际环保事业为德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迎来了契机，尤其是参与制定国际环保协议以及对其严格的承诺遵守，为德意志民族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合作形象。鉴于此，本文以时间为顺序，以二战后德国重大的环保历史事件为题材，以自然、环境、技术和日耳曼人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串联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战后德国环保运动发展轮廓。研究好这些内容，总结战后德国在环保方面的成败得失，对当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可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生态文明时代；二战后；德国；环境运动
一、二战后五六十年代能源过度消费所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
从环境史研究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德国工业文明时代和生态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最显著的标志在于，一方面，各种组织有序、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环境运动在不断兴起，这些和二战前零星发起、局部地区和领域取得成功的情况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战后恢复重建工作已使欧洲逐渐变成一个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其生态资源占用已远远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承受能力，当时便宜的能源价格所导致的能耗加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石油不但成为大众摩托化工具的最重要能源，而且在采暖供应方面也完全替代了煤炭，成为战后欧洲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有数据表明，到1972年，西欧石油消耗量已是1948年的15倍，可见它对于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特别有趣的现象是，战后十年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能源消费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它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或晴雨表。
应该看到，1960年前后的资源消耗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比如从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西德所有塑料加工企业的塑制品总量增长了834%，也就是说翻了八倍多。2一系列新家用电器产品如电视、冰箱等，纷纷进入百姓家庭，从前被视为奢侈品的电话也成为普通商品被广泛使用。此时的西德到处是一片繁荣富裕景象，奢靡之风由是兴起，很多人宁愿将消费产品以旧换新，也不愿拿去修理，于是，到处是山一般的垃圾堆。这些不良现象已构成一个巨大隐患，它由此慢慢地进入公众意识，为公众所关注。类似情况在东德也开始出现，只不过因为经济欠发达出现稍晚点而已（这一点，东德社会统一党垮台后公布于世的有关资料皆可以证明）。尽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超前消费在东德也是一种时髦和新生事物，和西德并无二致。
在消费商品中，最具影响力的还要数汽车的快速增长，它的购买消费先是在西德，然后在东德呈现出一个强劲势头。当时，它的便捷可以说进一步拓展了居住空间，如1950年西德11个州市的城市建筑面积仅占市区总面积的6.7%，而到了两德统一前的1989年，其城市建筑面积已占市区总面积的11.4%，几乎翻了一倍，可见汽车对居住空间扩展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3不过，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从能源消耗到资源消耗，从有害物质如铅、硫、氮氧化物的排放到大气温室效应的产生等都与之密切相关。需要说明的是，从政治层面来说，当时汽车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政治家们所鼓励倡导，甚至在50年代的西德地区还一再强调要优先发展铁路建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路交通运输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所以，公路建设取代了铁路建设。因此，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暴增。1960年，西德征收燃油税用于公路建设的有关规定应该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规定。4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们的一些消费习惯正慢慢地成为他们个性化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消费习惯已成为他们个性化生活的一种展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汽车”突然间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社会符号，甚至是“民主”“自由”和“进步”的代名词。5因此，它被视为过度消费的对象而为生态批评家们所诟病，成为个性化生活领域中最有争议的话题。所以，拒绝过度消费或到可替代商店购买廉价同质商品这样的生态抗议也时而有之。然而，如何明确区分哪一类是传统消费行为，哪一类是个性化消费行为，很难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今天也很难作出判断。
同样，乡村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革期。可以说，农业产品和生产结构在战后二十来年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拖拉机耕种已完全替代了畜力耕作，杀虫剂和化肥被大规模使用，家畜饲养量和出栏数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家禽鸡的饲养规模最大），此时的农产品生产已越来越离不开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甚至已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受压力，其结果是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土地受损和污染情况严重。特别是不少农产品生产商、农机制造商、化肥种子经营商以及粮食食品供应商等只顾自己、唯利是图，却不顾环境后果，他们对于外界的批评也往往装聋作哑、闪烁其词。此时期，西德各州市还没有哪个地方对农业领域这些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进行过真正的检举揭发。1随着土地新丈量法的出台，农业改革已逐步展开，乡村农业生产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环境问题也开始引起农村的高度关注。不过，集约化农业生产区和粗放式农业生产区对待自然环境的保护态度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奥尔登堡（Oldenburg）地区南部的集约化农业生产区就非常注重农业的生态开发和利用。2这种情况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密集地区显然要比人口稀少地区更关注环境问题。 面对战后社会发展所暴露的种种环境问题，现代环境运动也应运而生。细究这些“生态革命”所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它们的诞生也是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在一起的聚集耦合和联动作用的结果。如何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写成的《寂静的春天》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即她对美国在农业方面滥用杀虫剂所导致的环境严重污染作出了尖锐批评。3其实，有关能否使用杀虫剂的讨论在专业领域内已争辩了十余年，而卡森率先发难，呼吁民众，抵制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从而掀起了人类史上的第一场生态革命。于是，许多协会团体、政党、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的参与以及诸多偶然事件的发生都促进了当时美国环保运动的兴起。
其实早在战后五十年代，由于德国在环保方面的政治气候较为宽松，环境运动就已零星有之，可以说它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水力发电方面，当时的一家能源公司为蓄水发电，拟在德国黑森林南部地区的乌塔赫峡谷（Wutachschlucht）内建造一座大坝，此举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一个专为此成立的“黑森林家乡保护联盟”收集了18.5万个集体签名，抗议此项目的实施，先后持续了近十年，项目建设计划最后不得不终止。4在鸟类保护方面，下萨克森州易北河（Elbe）和威悉河（Weser）汇合的不远处有一块面积很大的大克乃西特浅滩地（der Gro?e Knechtsand），这块沙地是翘鼻麻鸭（Tadorna tadorna）每年换羽季节的栖息地。由于下萨克森州为德国战败后的英属占领区，所以这片沙地被辟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投弹实习区，翘鼻麻鸭的生存栖息也因此受到了干扰。为此，广大民众倡议开展了翘鼻麻鸭保护运动。在当时和平运动的时代背景下，英德科学家和鸟类保护者走到一起，共同开展翘鼻麻鸭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1在水利兴修方面，同时期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地区许多河流的随意改道也成为冲突焦点，精确的抗议统计数虽然没有，但可以肯定，这些冲突为数不少，因为从当年的许多地方报纸杂志上很容易查找到有关原始资料。2在水污染方面，1959年由于德国夏季旱情严重而造成的许多河流污染也屡见不鲜，有些河流中的洗衣粉泡沫堆积得甚至有人一般高，而所排放的生产生活污水最多也只有40%做了洁净处理。3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随着民众的不断抗议和呼吁，1955年，西德工程师协会成立了“空气清洁委员会”。1959年，西德《有害物排放环境保护法》作了修改和补充。同年，《西德日报》的一篇报道发出呼吁，必须将治理空气污染严重的鲁尔工业区作为西德的头等大事来抓。而在此之前的1957年，西德总理威利·布兰德（Willy Brandt）就曾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假设，要还鲁尔工业区一个蔚蓝的天空。4
和二战期间的环保运动相比，上述这些环保运动进步了很多。回顾二战时的环保运动，虽然有一些，但在一切意识形态要绝对服从于纳粹统治以及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历史背景下，有些为环保而发起的有影响力的大众游行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民众大选的有力武器，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为纳粹所诱导蒙骗，在一番“象征性的”示威游行和谈判中偃旗息鼓，寿终正寝。此时期跨地区间的合作也没有了可能而中断。二战后，由于民间成立的“自然和家乡保护联盟”与政府自然环境保护部门之间缺乏信任和交流沟通，所以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尽管民众希望有关专家对环境问题多作一些建议和批评，但他们更希望更多的专家对环境问题作出权威鉴定并得到国家支持。1961年发表的《梅瑙绿色宪章》就是这种想法的真正体现。根据宪章赋予的法定义务，由社会各行业一流专家所组成的“西德乡村保护委员会”正式成立，而且在宪章中特别明确规定委员会应置于国家总统的保护之下，不可为外界任何影响力所左右。5可以说，当时的团体协会都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也不为某党派宣传造势，获取民选。但到了八十年代，西德环保力量中的左翼已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并成为某些党派的附庸，如绿党中的许多成员就是一些环保运动的骨干分子和中坚力量，著名环保活动家格鲁尔（Herbert Gruhl）后来也以基督教民主党联邦议会议员身份在联邦议会中行使投票表决权等。1
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环境运动的全面爆发和综合治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国际环境运动的兴起和环境政策的颁布实施已达到一个新水平，这些在欧洲乃至西德均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为纪念“地球日”的诞生，1970年4月22日，美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保抗议活动，参加人数达两千万人，他们要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治理环境污染。这项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也因此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而被载入国际环保史史册。随后，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旨在加强自然环境保护，这充分彰显了政府的信心和决心。2在欧洲，欧洲议会宣布1970年为“欧洲自然保护年”3。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际环境保护行动的正式开启。4不过，此后20年国际环保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开展显得有些沉寂，类似级别的国际性会议没再召开，只是到了1992年，才迎来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大会这样意义重大的国际会议。5和美国环境运动相比，七十年代早期西德环保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以一种大规模的剑拔弩张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温和的谈判协商式的方式进行。受美国一系列环保事件的启发，1971年，西德联邦内务部部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在他领导下的内务部专门下设了一个环境保护处，并很快起草制定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西德环保行动纲领》，于同年向西德联邦政府递呈。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行动纲领中缺少了不少重要内容，比如原子能项目实施、发电厂硫化物排放、汽车尾气治理等。虽不尽如人意，但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行动纲领指导实践，实属不易。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当时它普遍为西德民众所接受认可，这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6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法律法规相继作了补充修改，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如1971年《西德含铅汽油减量使用法》就是第一个补充修改过的法律文件。7尽管这些法律法规补充修改的内容不多，或者说不一定能起到实质性作用，但它至少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国家要通过好政策来引导支持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可以说，根舍推行的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环保政策，因为它的原动力来自联邦内务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公众舆论的压力。在具体执行方面，联邦内务部在许多环保协会的诞生、筹建和组织实施方面也施以援手，正确引导，如1972年“联邦公民动议环保协会”的成立等。1不仅如此，当时的社会自由党执政联盟对环保问题也极为关注，陆续制定颁布相关政策法律。然而，由于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世界经济的大衰退，如何振兴经济、解决就业这样的问题开始困扰着政府，这使得环保问题不得不退到次要地位。尽管如此，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西德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1975年7月，在威斯特法伦州的吉姆尼西城堡（Schloss Gymnich），联邦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秘密召集了一个会议，他邀请了西德部分工业企业代表、工会代表和州市负责人，就社会生态化问题特别是对环境污染肇事者应如何加强惩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遗憾的是，当时的企业代表一心想着要恢复经济发展，而不愿承担过多的环保责任，因此，双方没能达成任何结果。2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核能问题已成为广大民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抗议建设核电厂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巴登-符腾堡州抗议建设威尔（Wyhl）核电站成为该运动的导火索，由此很快席卷了整个西德，相继爆发的有布鲁克多夫（Brokdorf）和格隆德（Grohnde）核电站上马项目抗议行动等。3对此，下萨克森州州长阿尔布勒希特（Ernst Albrecht）作出了积极反应，他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公众讨论会后随即宣布：从政治意义来看，在该州建设类似的核电站项目已切不可行。4随后，八十年代巴伐利亚州拟建第二个核电站项目的计划也宣告流产。51991年，威斯特法伦州卡尔卡（Kalkar）核电站快速孵化器正式停止使用，这个已营运30年核电项目的下马标志着西德靠核燃料循环发电美梦的完结终止。6其实，当时头脑清醒的核能企业家已清楚认识到，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原先设计好的核能发电量此时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已无法实现预期效益。尤其是此时期社会新左翼联盟为强调环保对“核能国家”所作的猛烈批评，以及随后生态党“绿党”的诞生，更使核能项目雪上加霜，难以为继。
八十年代初，核能问题所导致的冲突引发了许多社会信任危机，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大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西德境内森林遭受污染后几个月内出现的大面积死亡事件。这当中，关注最多的政党主要有生态左翼联盟以及基民盟-基社盟姊妹党。面对该突发事件，在匆忙仓促中，执政的基民盟-基社盟姊妹党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其中的核心内容涉及如何清除煤炭发电所排放的硫化物以及是否在汽车中安装催化装置等问题，以此保护西德森林的安全。1另外，化学工业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因为1986年还发生了一起化工污水排放所造成的污染中毒事件。当时，瑞士巴塞尔（Basel）桑多斯医药公司火灾发生后的药品残留物通过消防废水流入莱茵河，导致了大量鱼类死亡。2其实，类似的严重问题早在1976年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塞维索（Seveso）就已发生过，当时的一家化工厂不慎泄露了化学剧毒物质二噁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3不过，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更大的环境问题如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南极臭氧层破坏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转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另外，对工业化国家农业经济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批评也日益剧增。4到八十年代末，环境问题已五花八门，并愈演愈烈，由此上升为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除了西德环保团体协会的不断增加以及成员人数的不断增长外，八十年代德国绿党的诞生也是德国环境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绿党的诞生标志着欧洲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最得力、最成功政党的崛起，这从不断赢得民众大选的结果中就可看出其影响力。也可以说，它的诞生为西德社会的生态化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不难发现，此后广大民众的环境意识已成为他们生活感知和生命感悟的一部分，很少有人不被这种环境意识所触动、启发，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也能看出，比如百姓餐桌上突然出现的早餐麦片和粗面包等绿色食品就是这时期“生态化生活革新运动”的真正体现。5在社会生态化转型方面，西德已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令美、法等国也只能自叹弗如。当法国人还在为东边邻居德国森林大片死亡深表同情和惋惜之际，西德社会的生态化转型已悄然进行；当美国人八十年代早期的环保运动在和里根政府的反生态政策讨价还价、较力角逐之际，西德人已在酝酿如何进行一场彻底的生态革命，以求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在东德，八十年代的环保抗议运动也处在一个高涨期。1954年，《东德自然保护法》颁布实施。1966年之后，东德政府在历次农业会议中开始强调环保工作的重要性。1970年，《东德乡村文化法》开始颁布实施。1980年，东德文化部成立了“自然环境协会”这样的下属机构。6另外，在有些地方，处在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严格监督下的一些还算坦诚公开的生态问题讨论会也不时举行。虽然如此，总体来说，东德环境保护成果并不显著，其中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东德政府自1982年后对西方环境发展状况和信息的严密封锁。1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东德环保运动。在运动中，生态倡议者与和平志愿者走到了一起，成为环保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中，许多团体协会的和平志愿者皆为东德社会各阶层中拒绝参军入伍、对国家政策有各种抵触情绪的公民百姓，他们因此也一直处在国家特务机关的盯梢迫害之下。所以，东德环保运动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没有形成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案的社会集体行动，特别是它所依赖的组织机构十分脆弱。没有健全的机构组织，这些成员往往也就只能将教堂教会作为唯一的庇护所或栖身地开展一些零星的环保运动，而这些教堂教会实际上也处在政府的监督之下。2无论如何，和反国家政策或反党行为相比，环保抗议运动还不算颠覆国家行为，尚被允许。到1989年两德统一前夕，东德环境问题已日益突出，正面临着灾难性后果。重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褐煤被当做能源的过度开采，冷战时期用于核武器研发的铀金属提炼开采等，都成为东德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尽管如此，东德政府却一再粉饰太平，坚持对外宣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向环境施加压力这样的行为在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无可能，也决不容忍。甚至在东德政府即将垮台之际，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还在最后一次人民大会上隆重宣布，要将1 153 500公顷即9.6%的国土面积置于国家的自然保护之下，以此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不输给西边垂死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同时为子孙后代造福。3需要提及的是，东德绿党尽管在统一后和西德绿党合而为一，但它在东德地区所发挥的影响远不及西德绿党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东德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较西德地区落后，如何解决劳动就业、降低失业率一直是民众百姓关心的首要问题，环保问题也只能让位于经济发展，退居次席。但无论如何，环保问题在东德地区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4 三、近三十年国际环保事业的积极参与和可持性发展的不懈坚持
从八十年代开始，国际环保事业的开展与合作已显示出方兴未艾的势头。全球范围内的各国环境协会团体不仅在国际性机构的领导下制定生态标准，开展本国的环保工作，还得到许多财团企业的资金援助，和其他国家的协议伙伴开展项目合作，致力于全球化环保目标的实现。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一个在全球共同努力下制定的对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具体控制的具体协定。5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以防止极端气候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十年后的1997年，84国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彰显了国际环保事业开展与合作的信心和决心。到2009年，已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可见全球化环保事业的迅猛势头和未来发展方向。6在此过程中，欧盟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保政策制定人和执行人的角色。还在1973年的时候，欧盟前身的欧洲共同体就曾制定《环境行动纲领》，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1到了八十年代，欧盟各行业领域的环境标准纷纷出台，由欧盟各国遵照执行。到了九十年代，各种法律法规文件更为具体，要求也更为严格，如1991年颁布的《欧盟硝酸盐法令》，已明确规定水资源不能被硝酸盐污染2；1992年颁布了有关保护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动植物栖息地法令》3；1999年则颁布了《微尘颗粒控制标准》4。进入新世纪，一系列环保法律文件相继出台，如2000年通过的《欧洲水框架法令》、2006年提出的《欧盟生物燃料战略》、2008年通过的《生物垃圾绿皮书》和2009年通过的《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资源一揽子计划》等，都标志着欧盟环保事业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和丰硕成果。5
在西德，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执政联盟在环保问题尤为尖锐的八十年代曾作出不懈的努力，以致力于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首先宣布核能下马，然后接受瑞士经济学家宾斯万格尔（Hans Binswanger）的生态经济思想，引入生态税机制，利用这样的税收杠杆，一方面可减少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可增加国家税收，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这种理念酝酿已久，而且经过许多实践摸索，直至1999年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实施的第一年，国家生态税税收收入为43亿欧元，到2009年底，已达到175亿欧元，数目可观。6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德国政府走在了欧洲前列，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2000年，德国第一部有关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能源优先使用法》正式出台；随后，在社民党与基民盟-基社盟姊妹党联合执政之后的2007年，《生物燃料配额法》颁布实施7；2009年，热能行业的《可再生能源法》出台。根据欧盟《可再生能源法》中可再生能源结构比例到2020年时应不低于总能源结构的20%，截至2011年底，德国已达到12.2%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甚至可以乐观地预测，到2020年底，德国完全可以实现欧盟所规定的20%任务目标。8另外，在自然保护方面，德国政府于2002年补充完善了《联邦自然保护法》，旨在进一步完善生态系统和其服务机制，维护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以及自然生命物种的多样性等。在《联邦自然保护法》总框架指导下，德国联邦各州如巴登-符腾堡州于2009年、下萨克森州于2010年、巴伐利亚州于2011年颁布了《联邦州自然保护法》，以促进各自州内的自然保护、景观维护以及在乡村野外休养地的建立等。这些对美化自然景观、加强动植物保护、维护生态多样性和防止环境污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
四、二战后德国环境运动史评价
战后德国六十多年的社会生态化进程表明，德国环境保护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高速的经济发展引发了消费领域中的奢靡之风，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物质消耗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无论是西德还是东德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汽车的高速增长和密集道路交通网的修建、森林的大面积死亡、工业生产中废水废气的大量排放、农业生产中化肥的广泛使用、许多动植物物种的濒危灭绝、海洋污染、垃圾污染以及核能污染等一直成为日耳曼人不断面对且亟须解决的问题。先是有环保意识的形成，紧随其后的是环保运动的兴起，其中，诸多环保团体协会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它们的参与和监督下，国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和应对的机制，制定了许多着眼于民族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政策，以积极地引导和推动德意志生态文明建设，其中的许多法律法规也因为首创而具有划时代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生态文明史，环境史则是生态文明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德意志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它的生态文明史也同样优秀，其中的环境史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许多鲜明独特、丰富深邃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内容，研究好这些内容，无疑可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行动指南。
[作者简介：江山，德国哥廷根大学硕士，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兼职教授；胡爱国，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月红）
Initiation and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After the WWⅡ
Jiang Shan，Hu Aiguo
Abstract： Human history， in a sense， is on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ough Germanic nation has undergone ups and downs， it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Likewise， its hist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brilliant， in which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endowed with distinctive and profound characteristics in every aspect of the society， which deserve to be fully explored. The paper， based on chronological order， with historic events as subject matters，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Germanic nation as a clue， outlines the German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fter the WWII. A thorough study on the above issues helps to summarize losses and gain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Germany after the WWⅡ， which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 post?WWⅡ； German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
关键词：生态文明时代；二战后；德国；环境运动
一、二战后五六十年代能源过度消费所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
从环境史研究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德国工业文明时代和生态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最显著的标志在于，一方面，各种组织有序、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环境运动在不断兴起，这些和二战前零星发起、局部地区和领域取得成功的情况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战后恢复重建工作已使欧洲逐渐变成一个消费社会。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其生态资源占用已远远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承受能力，当时便宜的能源价格所导致的能耗加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石油不但成为大众摩托化工具的最重要能源，而且在采暖供应方面也完全替代了煤炭，成为战后欧洲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有数据表明，到1972年，西欧石油消耗量已是1948年的15倍，可见它对于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特别有趣的现象是，战后十年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能源消费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它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或晴雨表。
应该看到，1960年前后的资源消耗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比如从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西德所有塑料加工企业的塑制品总量增长了834%，也就是说翻了八倍多。2一系列新家用电器产品如电视、冰箱等，纷纷进入百姓家庭，从前被视为奢侈品的电话也成为普通商品被广泛使用。此时的西德到处是一片繁荣富裕景象，奢靡之风由是兴起，很多人宁愿将消费产品以旧换新，也不愿拿去修理，于是，到处是山一般的垃圾堆。这些不良现象已构成一个巨大隐患，它由此慢慢地进入公众意识，为公众所关注。类似情况在东德也开始出现，只不过因为经济欠发达出现稍晚点而已（这一点，东德社会统一党垮台后公布于世的有关资料皆可以证明）。尽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超前消费在东德也是一种时髦和新生事物，和西德并无二致。
在消费商品中，最具影响力的还要数汽车的快速增长，它的购买消费先是在西德，然后在东德呈现出一个强劲势头。当时，它的便捷可以说进一步拓展了居住空间，如1950年西德11个州市的城市建筑面积仅占市区总面积的6.7%，而到了两德统一前的1989年，其城市建筑面积已占市区总面积的11.4%，几乎翻了一倍，可见汽车对居住空间扩展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3不过，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从能源消耗到资源消耗，从有害物质如铅、硫、氮氧化物的排放到大气温室效应的产生等都与之密切相关。需要说明的是，从政治层面来说，当时汽车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政治家们所鼓励倡导，甚至在50年代的西德地区还一再强调要优先发展铁路建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路交通运输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所以，公路建设取代了铁路建设。因此，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暴增。1960年，西德征收燃油税用于公路建设的有关规定应该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规定。4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们的一些消费习惯正慢慢地成为他们个性化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消费习惯已成为他们个性化生活的一种展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汽车”突然间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社会符号，甚至是“民主”“自由”和“进步”的代名词。5因此，它被视为过度消费的对象而为生态批评家们所诟病，成为个性化生活领域中最有争议的话题。所以，拒绝过度消费或到可替代商店购买廉价同质商品这样的生态抗议也时而有之。然而，如何明确区分哪一类是传统消费行为，哪一类是个性化消费行为，很难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今天也很难作出判断。
同样，乡村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革期。可以说，农业产品和生产结构在战后二十来年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拖拉机耕种已完全替代了畜力耕作，杀虫剂和化肥被大规模使用，家畜饲养量和出栏数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家禽鸡的饲养规模最大），此时的农产品生产已越来越离不开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甚至已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受压力，其结果是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土地受损和污染情况严重。特别是不少农产品生产商、农机制造商、化肥种子经营商以及粮食食品供应商等只顾自己、唯利是图，却不顾环境后果，他们对于外界的批评也往往装聋作哑、闪烁其词。此时期，西德各州市还没有哪个地方对农业领域这些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进行过真正的检举揭发。1随着土地新丈量法的出台，农业改革已逐步展开，乡村农业生产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环境问题也开始引起农村的高度关注。不过，集约化农业生产区和粗放式农业生产区对待自然环境的保护态度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奥尔登堡（Oldenburg）地区南部的集约化农业生产区就非常注重农业的生态开发和利用。2这种情况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密集地区显然要比人口稀少地区更关注环境问题。 面对战后社会发展所暴露的种种环境问题，现代环境运动也应运而生。细究这些“生态革命”所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它们的诞生也是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在一起的聚集耦合和联动作用的结果。如何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写成的《寂静的春天》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即她对美国在农业方面滥用杀虫剂所导致的环境严重污染作出了尖锐批评。3其实，有关能否使用杀虫剂的讨论在专业领域内已争辩了十余年，而卡森率先发难，呼吁民众，抵制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从而掀起了人类史上的第一场生态革命。于是，许多协会团体、政党、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的参与以及诸多偶然事件的发生都促进了当时美国环保运动的兴起。
其实早在战后五十年代，由于德国在环保方面的政治气候较为宽松，环境运动就已零星有之，可以说它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水力发电方面，当时的一家能源公司为蓄水发电，拟在德国黑森林南部地区的乌塔赫峡谷（Wutachschlucht）内建造一座大坝，此举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一个专为此成立的“黑森林家乡保护联盟”收集了18.5万个集体签名，抗议此项目的实施，先后持续了近十年，项目建设计划最后不得不终止。4在鸟类保护方面，下萨克森州易北河（Elbe）和威悉河（Weser）汇合的不远处有一块面积很大的大克乃西特浅滩地（der Gro?e Knechtsand），这块沙地是翘鼻麻鸭（Tadorna tadorna）每年换羽季节的栖息地。由于下萨克森州为德国战败后的英属占领区，所以这片沙地被辟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投弹实习区，翘鼻麻鸭的生存栖息也因此受到了干扰。为此，广大民众倡议开展了翘鼻麻鸭保护运动。在当时和平运动的时代背景下，英德科学家和鸟类保护者走到一起，共同开展翘鼻麻鸭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1在水利兴修方面，同时期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地区许多河流的随意改道也成为冲突焦点，精确的抗议统计数虽然没有，但可以肯定，这些冲突为数不少，因为从当年的许多地方报纸杂志上很容易查找到有关原始资料。2在水污染方面，1959年由于德国夏季旱情严重而造成的许多河流污染也屡见不鲜，有些河流中的洗衣粉泡沫堆积得甚至有人一般高，而所排放的生产生活污水最多也只有40%做了洁净处理。3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随着民众的不断抗议和呼吁，1955年，西德工程师协会成立了“空气清洁委员会”。1959年，西德《有害物排放环境保护法》作了修改和补充。同年，《西德日报》的一篇报道发出呼吁，必须将治理空气污染严重的鲁尔工业区作为西德的头等大事来抓。而在此之前的1957年，西德总理威利·布兰德（Willy Brandt）就曾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假设，要还鲁尔工业区一个蔚蓝的天空。4
和二战期间的环保运动相比，上述这些环保运动进步了很多。回顾二战时的环保运动，虽然有一些，但在一切意识形态要绝对服从于纳粹统治以及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历史背景下，有些为环保而发起的有影响力的大众游行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民众大选的有力武器，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为纳粹所诱导蒙骗，在一番“象征性的”示威游行和谈判中偃旗息鼓，寿终正寝。此时期跨地区间的合作也没有了可能而中断。二战后，由于民间成立的“自然和家乡保护联盟”与政府自然环境保护部门之间缺乏信任和交流沟通，所以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尽管民众希望有关专家对环境问题多作一些建议和批评，但他们更希望更多的专家对环境问题作出权威鉴定并得到国家支持。1961年发表的《梅瑙绿色宪章》就是这种想法的真正体现。根据宪章赋予的法定义务，由社会各行业一流专家所组成的“西德乡村保护委员会”正式成立，而且在宪章中特别明确规定委员会应置于国家总统的保护之下，不可为外界任何影响力所左右。5可以说，当时的团体协会都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也不为某党派宣传造势，获取民选。但到了八十年代，西德环保力量中的左翼已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并成为某些党派的附庸，如绿党中的许多成员就是一些环保运动的骨干分子和中坚力量，著名环保活动家格鲁尔（Herbert Gruhl）后来也以基督教民主党联邦议会议员身份在联邦议会中行使投票表决权等。1
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环境运动的全面爆发和综合治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国际环境运动的兴起和环境政策的颁布实施已达到一个新水平，这些在欧洲乃至西德均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为纪念“地球日”的诞生，1970年4月22日，美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保抗议活动，参加人数达两千万人，他们要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治理环境污染。这项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也因此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而被载入国际环保史史册。随后，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旨在加强自然环境保护，这充分彰显了政府的信心和决心。2在欧洲，欧洲议会宣布1970年为“欧洲自然保护年”3。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际环境保护行动的正式开启。4不过，此后20年国际环保合作与交流方面的开展显得有些沉寂，类似级别的国际性会议没再召开，只是到了1992年，才迎来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大会这样意义重大的国际会议。5和美国环境运动相比，七十年代早期西德环保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以一种大规模的剑拔弩张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温和的谈判协商式的方式进行。受美国一系列环保事件的启发，1971年，西德联邦内务部部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在他领导下的内务部专门下设了一个环境保护处，并很快起草制定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西德环保行动纲领》，于同年向西德联邦政府递呈。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行动纲领中缺少了不少重要内容，比如原子能项目实施、发电厂硫化物排放、汽车尾气治理等。虽不尽如人意，但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行动纲领指导实践，实属不易。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当时它普遍为西德民众所接受认可，这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6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法律法规相继作了补充修改，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如1971年《西德含铅汽油减量使用法》就是第一个补充修改过的法律文件。7尽管这些法律法规补充修改的内容不多，或者说不一定能起到实质性作用，但它至少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国家要通过好政策来引导支持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可以说，根舍推行的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环保政策，因为它的原动力来自联邦内务部，而不是来自外部公众舆论的压力。在具体执行方面，联邦内务部在许多环保协会的诞生、筹建和组织实施方面也施以援手，正确引导，如1972年“联邦公民动议环保协会”的成立等。1不仅如此，当时的社会自由党执政联盟对环保问题也极为关注，陆续制定颁布相关政策法律。然而，由于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世界经济的大衰退，如何振兴经济、解决就业这样的问题开始困扰着政府，这使得环保问题不得不退到次要地位。尽管如此，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西德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1975年7月，在威斯特法伦州的吉姆尼西城堡（Schloss Gymnich），联邦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秘密召集了一个会议，他邀请了西德部分工业企业代表、工会代表和州市负责人，就社会生态化问题特别是对环境污染肇事者应如何加强惩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遗憾的是，当时的企业代表一心想着要恢复经济发展，而不愿承担过多的环保责任，因此，双方没能达成任何结果。2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核能问题已成为广大民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抗议建设核电厂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巴登-符腾堡州抗议建设威尔（Wyhl）核电站成为该运动的导火索，由此很快席卷了整个西德，相继爆发的有布鲁克多夫（Brokdorf）和格隆德（Grohnde）核电站上马项目抗议行动等。3对此，下萨克森州州长阿尔布勒希特（Ernst Albrecht）作出了积极反应，他在1979年举行的一次公众讨论会后随即宣布：从政治意义来看，在该州建设类似的核电站项目已切不可行。4随后，八十年代巴伐利亚州拟建第二个核电站项目的计划也宣告流产。51991年，威斯特法伦州卡尔卡（Kalkar）核电站快速孵化器正式停止使用，这个已营运30年核电项目的下马标志着西德靠核燃料循环发电美梦的完结终止。6其实，当时头脑清醒的核能企业家已清楚认识到，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原先设计好的核能发电量此时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已无法实现预期效益。尤其是此时期社会新左翼联盟为强调环保对“核能国家”所作的猛烈批评，以及随后生态党“绿党”的诞生，更使核能项目雪上加霜，难以为继。
八十年代初，核能问题所导致的冲突引发了许多社会信任危机，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大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西德境内森林遭受污染后几个月内出现的大面积死亡事件。这当中，关注最多的政党主要有生态左翼联盟以及基民盟-基社盟姊妹党。面对该突发事件，在匆忙仓促中，执政的基民盟-基社盟姊妹党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其中的核心内容涉及如何清除煤炭发电所排放的硫化物以及是否在汽车中安装催化装置等问题，以此保护西德森林的安全。1另外，化学工业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因为1986年还发生了一起化工污水排放所造成的污染中毒事件。当时，瑞士巴塞尔（Basel）桑多斯医药公司火灾发生后的药品残留物通过消防废水流入莱茵河，导致了大量鱼类死亡。2其实，类似的严重问题早在1976年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塞维索（Seveso）就已发生过，当时的一家化工厂不慎泄露了化学剧毒物质二噁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3不过，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更大的环境问题如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南极臭氧层破坏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转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另外，对工业化国家农业经济中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批评也日益剧增。4到八十年代末，环境问题已五花八门，并愈演愈烈，由此上升为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除了西德环保团体协会的不断增加以及成员人数的不断增长外，八十年代德国绿党的诞生也是德国环境史上的一个大事件。绿党的诞生标志着欧洲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最得力、最成功政党的崛起，这从不断赢得民众大选的结果中就可看出其影响力。也可以说，它的诞生为西德社会的生态化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不难发现，此后广大民众的环境意识已成为他们生活感知和生命感悟的一部分，很少有人不被这种环境意识所触动、启发，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也能看出，比如百姓餐桌上突然出现的早餐麦片和粗面包等绿色食品就是这时期“生态化生活革新运动”的真正体现。5在社会生态化转型方面，西德已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令美、法等国也只能自叹弗如。当法国人还在为东边邻居德国森林大片死亡深表同情和惋惜之际，西德社会的生态化转型已悄然进行；当美国人八十年代早期的环保运动在和里根政府的反生态政策讨价还价、较力角逐之际，西德人已在酝酿如何进行一场彻底的生态革命，以求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在东德，八十年代的环保抗议运动也处在一个高涨期。1954年，《东德自然保护法》颁布实施。1966年之后，东德政府在历次农业会议中开始强调环保工作的重要性。1970年，《东德乡村文化法》开始颁布实施。1980年，东德文化部成立了“自然环境协会”这样的下属机构。6另外，在有些地方，处在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严格监督下的一些还算坦诚公开的生态问题讨论会也不时举行。虽然如此，总体来说，东德环境保护成果并不显著，其中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东德政府自1982年后对西方环境发展状况和信息的严密封锁。1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东德环保运动。在运动中，生态倡议者与和平志愿者走到了一起，成为环保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中，许多团体协会的和平志愿者皆为东德社会各阶层中拒绝参军入伍、对国家政策有各种抵触情绪的公民百姓，他们因此也一直处在国家特务机关的盯梢迫害之下。所以，东德环保运动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没有形成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案的社会集体行动，特别是它所依赖的组织机构十分脆弱。没有健全的机构组织，这些成员往往也就只能将教堂教会作为唯一的庇护所或栖身地开展一些零星的环保运动，而这些教堂教会实际上也处在政府的监督之下。2无论如何，和反国家政策或反党行为相比，环保抗议运动还不算颠覆国家行为，尚被允许。到1989年两德统一前夕，东德环境问题已日益突出，正面临着灾难性后果。重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褐煤被当做能源的过度开采，冷战时期用于核武器研发的铀金属提炼开采等，都成为东德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尽管如此，东德政府却一再粉饰太平，坚持对外宣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向环境施加压力这样的行为在东德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无可能，也决不容忍。甚至在东德政府即将垮台之际，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还在最后一次人民大会上隆重宣布，要将1 153 500公顷即9.6%的国土面积置于国家的自然保护之下，以此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不输给西边垂死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同时为子孙后代造福。3需要提及的是，东德绿党尽管在统一后和西德绿党合而为一，但它在东德地区所发挥的影响远不及西德绿党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东德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较西德地区落后，如何解决劳动就业、降低失业率一直是民众百姓关心的首要问题，环保问题也只能让位于经济发展，退居次席。但无论如何，环保问题在东德地区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4 三、近三十年国际环保事业的积极参与和可持性发展的不懈坚持
从八十年代开始，国际环保事业的开展与合作已显示出方兴未艾的势头。全球范围内的各国环境协会团体不仅在国际性机构的领导下制定生态标准，开展本国的环保工作，还得到许多财团企业的资金援助，和其他国家的协议伙伴开展项目合作，致力于全球化环保目标的实现。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一个在全球共同努力下制定的对消耗臭氧层物质进行具体控制的具体协定。5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以防止极端气候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十年后的1997年，84国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彰显了国际环保事业开展与合作的信心和决心。到2009年，已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可见全球化环保事业的迅猛势头和未来发展方向。6在此过程中，欧盟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保政策制定人和执行人的角色。还在1973年的时候，欧盟前身的欧洲共同体就曾制定《环境行动纲领》，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1到了八十年代，欧盟各行业领域的环境标准纷纷出台，由欧盟各国遵照执行。到了九十年代，各种法律法规文件更为具体，要求也更为严格，如1991年颁布的《欧盟硝酸盐法令》，已明确规定水资源不能被硝酸盐污染2；1992年颁布了有关保护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动植物栖息地法令》3；1999年则颁布了《微尘颗粒控制标准》4。进入新世纪，一系列环保法律文件相继出台，如2000年通过的《欧洲水框架法令》、2006年提出的《欧盟生物燃料战略》、2008年通过的《生物垃圾绿皮书》和2009年通过的《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资源一揽子计划》等，都标志着欧盟环保事业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和丰硕成果。5
在西德，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执政联盟在环保问题尤为尖锐的八十年代曾作出不懈的努力，以致力于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首先宣布核能下马，然后接受瑞士经济学家宾斯万格尔（Hans Binswanger）的生态经济思想，引入生态税机制，利用这样的税收杠杆，一方面可减少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可增加国家税收，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这种理念酝酿已久，而且经过许多实践摸索，直至1999年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实施的第一年，国家生态税税收收入为43亿欧元，到2009年底，已达到175亿欧元，数目可观。6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德国政府走在了欧洲前列，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2000年，德国第一部有关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的《可再生能源优先使用法》正式出台；随后，在社民党与基民盟-基社盟姊妹党联合执政之后的2007年，《生物燃料配额法》颁布实施7；2009年，热能行业的《可再生能源法》出台。根据欧盟《可再生能源法》中可再生能源结构比例到2020年时应不低于总能源结构的20%，截至2011年底，德国已达到12.2%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甚至可以乐观地预测，到2020年底，德国完全可以实现欧盟所规定的20%任务目标。8另外，在自然保护方面，德国政府于2002年补充完善了《联邦自然保护法》，旨在进一步完善生态系统和其服务机制，维护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以及自然生命物种的多样性等。在《联邦自然保护法》总框架指导下，德国联邦各州如巴登-符腾堡州于2009年、下萨克森州于2010年、巴伐利亚州于2011年颁布了《联邦州自然保护法》，以促进各自州内的自然保护、景观维护以及在乡村野外休养地的建立等。这些对美化自然景观、加强动植物保护、维护生态多样性和防止环境污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
四、二战后德国环境运动史评价
战后德国六十多年的社会生态化进程表明，德国环境保护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高速的经济发展引发了消费领域中的奢靡之风，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物质消耗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无论是西德还是东德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汽车的高速增长和密集道路交通网的修建、森林的大面积死亡、工业生产中废水废气的大量排放、农业生产中化肥的广泛使用、许多动植物物种的濒危灭绝、海洋污染、垃圾污染以及核能污染等一直成为日耳曼人不断面对且亟须解决的问题。先是有环保意识的形成，紧随其后的是环保运动的兴起，其中，诸多环保团体协会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它们的参与和监督下，国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和应对的机制，制定了许多着眼于民族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政策，以积极地引导和推动德意志生态文明建设，其中的许多法律法规也因为首创而具有划时代意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生态文明史，环境史则是生态文明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德意志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它的生态文明史也同样优秀，其中的环境史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许多鲜明独特、丰富深邃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内容，研究好这些内容，无疑可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行动指南。
[作者简介：江山，德国哥廷根大学硕士，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兼职教授；胡爱国，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月红）
Initiation and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 in
Germany After the WWⅡ
Jiang Shan，Hu Aiguo
Abstract： Human history， in a sense， is on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ough Germanic nation has undergone ups and downs， it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Likewise， its hist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brilliant， in which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endowed with distinctive and profound characteristics in every aspect of the society， which deserve to be fully explored. The paper， based on chronological order， with historic events as subject matters，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Germanic nation as a clue， outlines the German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fter the WWII. A thorough study on the above issues helps to summarize losses and gain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Germany after the WWⅡ， which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 post?WWⅡ； German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