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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成为国家的一张名片，成为外国元首招待中国领导人宴会上的嘉宾之后，成龙已经不仅仅属于自己。他很多言论的逻辑，最终都指向了“爱国”这个词。或者说，这是成龙式的爱国。
8月21日下午，在北京三里屯一家酒店里，成龙说了一个心愿：想当官。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存在好几年了，他甚至还构思出一些当官后推行的政策。这两年，有些“东西”一直郁结在成龙心中。“我着急啊”，他用港版普通话说。他想，如果自己拥有了巨大权力，一定能纠正那些坏的东西。
这有些像最近成龙在《英伦对决》里扮演的关玉明，在最大的难题面前，他先是产生了很深的无力感，接着，又因为压抑不住的愤怒，暴力出拳。
成龙今年63岁了，他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低谷，也攀上少有人能及的高峰。他曾与多位国家领导人见面，跟美国总统谈笑风生，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但位置越高，他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越复杂，考虑的事情也越多。其实他可用的“武器”只有兩样：愤怒与忠义。他时而愤怒，甚至渴望一种带有摧毁性的暴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令人焦虑的那些难题。
成龙出演《英伦对决》中的关玉明，按照电影的设定，他是一名中国前特种兵，流落英国，开了一家中餐馆。此前，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被犯罪分子残忍杀害，他和仅剩的小女儿相依为命。结果，电影一开始，因为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事件，关玉明唯一的亲人也没了。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甚至透着绝望。看到剧本时，成龙觉得这就是他找了很多年的角色。他演警察、演那些喜剧动作角色演烦了，“我已经有名，我已经有利，我现在求的是好玩”。
他说的好玩是指在《大兵小将》演个小人物，《功夫梦》演个老头子，为纪录片《地球：神奇的一天》配音，又在动画片《抢劫坚果店2》里化身老鼠说话。在海外版《大圣归来》里，成龙还给孙悟空配了音，“因为也可以帮助他们打到外国去，这就好玩”。除了这些，他还想演坏人。
成龙掰着手指头数，“从童星开始，临时演员、小武行、大武行、武术指导、编剧、导演，我什么都做过，只差坏人。我把坏人做了，就很完美了”。成龙说，史泰龙曾经找他演坏人，他一看，是个贩毒的，他不喜欢，推掉了。
他给自己定了很多规矩，做坏人也希望是能得到观众同情、理解的那种。当然，与以前相比，这种规矩已经少了很多。年轻时，他不拍床戏，甚至不能接吻，没有女朋友，不演坏人，他担心这些画面会给年轻观众不好的影响，也可能影响票房。
关玉明不算是个坏人，但他做的事情，也不合法。他以恐怖手段寻找仇人，最终又以暴力手段杀死发动恐袭的凶嫌。
成龙很喜欢请人吃饭。有一次，成龙带着工作人员去北京新光天地吃饭。过马路时，红灯亮了。成龙他们站下，但仍然不断有行人往前走。“我说，我们要守规矩，红灯不能过。”成龙回忆道，当时他声音很大，故意说给那些行人听，他说这话时，又一个人从他旁边走过去了。
成龙讲“规矩”。他不止一次谈起过这个话题，还曾因为“中国人是要管的”这句话招来无数批评。
“成龙是很多记者眼中非常难采访的人，”《看电影》主编阿郎说，“他总是抑制不住地向采访者传达他那些环保、爱国等理念，每次都会往这方面去落。”
成龙自己确实也践行这些规矩，除了过马路的案例，电影人张小北也亲眼见过。有一次他到《警察故事2013》片场探班，一个镜头拍完，成龙弯腰在片场捡起人们扔的矿泉水瓶收拾进垃圾袋。之后，他又对围观群众喊话，不要乱扔垃圾。“当时并没有媒体在场，不算作秀。”
成龙可以要求成家班，可以控制剧组，却没办法约束全社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龙这几年甚至想过做官的事儿。“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当个政府官员”，成龙说。他想过做管理丢垃圾的官员，也想过“做特种部队的大官，专门去抓黑社会”。他最想做的还是交通部长，“想做很久了，一定去治理那些开车开大灯的人，乱过马路的人。”
事实上，打击黑社会并不是部队的职责，管理交通秩序则是交警做的事情。这些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复杂，并不是一抓了之。但这就是成龙式解决问题的思维，简单却直接。
“太多人不守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就要用重刑”，成龙说一旦他当上“交通部长”，会让警察每人配一把锤子，看到有人开车闯红灯，“啪……”他自带声效，右手拿着扇子猛地往下挥，好像那是一把坚硬的锤子，而他眼前是一辆违章的汽车。“交通部长”成龙还要警察们配一根鞭子，锤子针对汽车，鞭子针对行人，遇到闯红灯的就打屁股，“而且叫中央台播出来”。
成龙这么想，很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6岁那年，他辍学不再上文化课，父母把他送到中国戏剧学院。父母和老师于占元签的是十年“卖身合约”，成龙算是师傅的“私有财产”，打死不论。
成龙就是被打大的。吃饭如果掉一颗饭粒，要挨一个嘴巴。背四书五经背不过，也要挨打。成龙生病了，发高烧，请假，结果招来强度更大的体罚。他和师兄打架，于占元看到后，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命令两人继续打。打到筋疲力尽，连互相扇耳光都没力气了，于占元才让两人趴下，用藤条再抽打两人各十下。“十声鞭响之后，我差点昏过去。”
成功之后，回看过往，总是容易带上美化的滤镜。成龙现在很感谢于占元。“我曾经说过，陈志平（他的生父）是陈港生（成龙原名）的父亲，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
“我如果没有这种权力，怎么去做这种东西？”成龙说，自己知道，当不了官。他开玩笑说，“以我这种没有读过书的学问，只能做些武官。”
“交通部长”隐去了，成龙没有权力让警察配锤子和鞭子，有时候只好自己来。那是30多年前的一段旧事，他在台湾拍《龙少爷》，有辆车经常堵在片场路口，剧组的车无法通过。一开始，成龙写了张纸条贴在车上提醒车主。结果没有用。成龙很生气，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他拿了一把餐刀，把车的四个轮胎都捅爆了。之后那辆车就不见了。“我这样做其实也不对，但那时候就是要用这种办法对付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这种性格，到现在都没变。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群人走在北京大望路附近。过十字路口时，车行道上的信号灯开始变黄，有辆车还在往前走，开上斑马线。他又来气了，快步走到这辆车旁边，想也不想，“啪”地一声，用手大力拍在了车箱盖上。成龙自己也随着手臂用力，身体跃起，翻到车子另一侧。
力道太大，车厢盖都凹下去一块。车里司机吓坏了。成龙又敲驾驶员的车窗，“我说你知道这边是斑马线吗，斑马线要停车！”成龙回忆道，司机在车里，也不动，也不说话。
有一次，成龙带着外国朋友到上海看外景，时不时遇到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每一次他们都这样”，成龙说着，身体后倾到椅背后方，张开双手举到肩部，模仿那些外国人受到惊吓想要躲开东西的样子，嘴里重复他们当时说的话：“OH MY GOD ！ OH MY GOD ！（我的天哪！）”
成龙说，这让自己很羞愧，也很着急，之所以想出那些激烈的方式，就是想让中国人马上就变得守规矩。用这种办法，“一天或者一个礼拜，我们就会守规矩。如果用说（用教育）的呢，一百年吧”。
“现在中国任何事情都会被放大，我们自己要帮助自己国家的声誉，”成龙伸出手来举一些例子，“印度有雾霾，迪拜有雾霾，洛杉矶有雾霾，没有人讲。中国雾霾就是大事件。中国的小黄小蓝小红（共享单车）乱摆，给人家骂得一塌糊涂，你去英国，七部丢在水沟，也是那种共享单车，他们拿回去把铁链剪掉，重新油漆后自己用了，有人说吗？你们知道吗？没人知道，但是我们不守规矩全世界知道。”
只有和成龙深入交流之后，才会发现他很多言论的逻辑，最终都指向了“爱国”这个词。或者说，这是成龙式的爱国。他认为遵守红绿灯是爱国，捡拾地上的垃圾是爱国，扶老人过马路是爱国，抽烟的姿态好一点，不要蹲在马路上抽烟也是爱国。“小有小的爱国，中有中的爱国，大有大的爱国。我们去拍一些宣扬中国文化的事，因为我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你們做不了，没关系，我去拍中国文化，你们做好本身的事情，让很多游客来看到我们规规矩矩、干干净净，他们就会把这个信息全部带出去，这也是一种爱国。”
这种爱国之情，是随着他年龄渐长而逐渐出现的。年轻时，成龙很少谈爱国这个话题。按照他的说法，他的爱国热情是从小逐渐积累起来的。他的父母在法国领事家做大厨和佣人，自己经常和外国小孩打架，“哪怕是他们错，最后也都是我的错，还要去道歉”，成龙说，当时他见到外国人就很怕。
除了学功夫外，在中国戏剧学院还要读古书，学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等等，“而且唱京戏的时候，很多也是家国情怀的事情”，成龙回忆说，老师还常带他们去看红色戏剧，《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等，几乎每天看，尤其是《智取威虎山》，看了无数遍。
当时香港虽然归属港英政府统治，但对内地的感情仍在。很多从内地逃往香港的居民，都曾受到香港市民帮助。港英政府出动军警驱逐逃港民众时，很多香港居民甚至当街阻拦遣散的汽车，帮助他们逃离政府围捕。
回归前，国家之于成龙，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身份认同是中国人，却拿着英国护照。成龙和房祖名说过这种尴尬，“香港人很惨，经常一个家庭有很多种身份。比如我们家，我是香港人，老婆是台湾人，爸爸是澳大利亚籍，儿子是美国籍，都没有一个国家作为后盾的感觉。”
当时很少看到他在公开场合谈这些。那段时期，香港功夫电影正在崛起，很多电影里也都带有家国情怀，黄飞鸿、方世玉等形象深入人心。成龙早期的作品里，很少涉及这些内容。他和洪金宝等师兄弟走了另一条路线，将功夫和喜剧元素结合起来。
频繁谈爱国，是回归之后的事情。这时候中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强大起来，成龙家国情感有了寄托。等到他终于可以对爱国表达态度时，如何表达，表达哪一部分就成了现实问题。成龙式的处理办法再次出现，粗暴但是直接，他把所有与国家有关的事情，都含混地包容在一起，国家的文化、管理国家的政府、社会秩序、国货、陷入困境的普通人……他都要去爱。所以，他会成立慈善组织，他才会为交通问题焦虑甚至愤怒。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成龙策划了《国家》这首歌作为献礼曲。歌词里写：“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庆典晚会上，他甚至站在人民大会堂顶楼压轴演唱了这首歌曲，他感受到莫大的荣誉。有一次，阿郎采访成龙时问他，你说的“成龙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他回答了四个字：“忠孝仁义。”而爱国就是一种忠义。
圆明园兽首在国外拍卖，引发国内声讨浪潮，成龙拍了《十二生肖》，让一个盗贼在国家大义面前幡然悔悟。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成龙就拍了《天将雄狮》，以古代丝路上发生的故事，阐述“化敌为友维和共存”的主题。后来拍《功夫瑜伽》，他又再次把“一带一路”写进了台词里。
成龙的电影，总是有现实的影子，他甚至不惜用大段台词阐述自己的观点。《十二生肖》拍完后，各方投资人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成龙坚持，别的可以改，关于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台词不能改。这次他拍《英伦对决》，场景放在国外，背景是英国的政治问题，但成龙仍然想通过这部电影告诉观众：“现在这么多炸弹，这个戏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放那么多炸弹，不要炸死那么多无辜。”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评价成龙？点赞最多的是苏沉船写的一个回答，9000多字，14000多人赞同。苏沉船是个网名，他现在做编剧，对影视圈很熟，自称“成龙研究专家”。这个回答他断断续续写了6个月，每次看到有新的细节，就会加进去。
简单来说，这个回答是在黑成龙。比如，房祖名因为吸毒被抓后，他去更新，写道：“房家家训，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参加黑社会，这应该是现代社会一个很基本的标准。记者采访成龙时，也问及房祖名会不会吸毒，成龙说：‘他绝对不会，他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可见成龙虽然对房祖名教育疏忽，却有一颗绝对相信孩子的慈父胸怀。” 就像成龙说的，中国强大了，任何小事都会被放大。他也如此，随着名声渐隆，高调爱国，公众也开始拿着放大镜查看他和身边人的一言一行。他对私生女儿的冷漠态度，为他招致几乎摆脱不去的骂名。儿子房祖名的吸毒事件，也让他陷入尴尬境地。他只好做出不近人情的表态：曾有朋友和律师建议成龙依法对房祖名申请取保候审，但被他拒绝。他曾叮嘱律师，不要试图缩短房祖名的刑期。
他最有争议的话是2009年在博鳌论坛说的：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和台湾的样子，很乱，“所以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媒体报道说，香港媒体骂他是奴才，很多香港民众投诉到旅游发展局，要求撤换成龙“香港旅游大使”的称号。
熟悉成龙经历的人，对他的这些言论并不太在意。苏沉船说，成龙就是一个武夫，没怎么上过学，香港演员又普遍很喜欢谈论公共话题。功夫电影研究者飞鸿黄说，“成龙就是一个演员，让他像知识分子一样思考，我觉得也不现实。”阿郎则认为，成龙一直有孩童的一面，说话口无遮拦，他原本可以不说的。
很多时候，成龙不可能不说。当他成为国家的一张名片，成为外国元首招待中国领导人宴会上的嘉宾之后，成龙已经不仅仅属于自己。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很多人都希望能借用这种影响力。说话现在对他来说成了门新学问，他似乎拿捏得并不好。
成龙也觉得委屈。“爱国有错吗？”几乎每一次接受采访，谈到爱国话题，他都会提出这个反问。
并没有错，只是他赶上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时代。互联网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消解，消解崇高、消解严肃的话题。据苏沉船回忆，最早是在天涯社区娱乐版和贴吧，网友开始调侃成龙的一些言论，后来，A站、B站崛起，人们又把成龙言论、广告代言做成恶搞视频。因为代言霸王洗发水而火起来的“duang”，就是从这里出现的。
确实有人不喜欢成龙，认为他虚伪，或者厌烦他的政治说教。但很多黑他的人，其实并无太大恶意，只是觉得好玩。在A、B站，有“鬼畜全明星”的说法，人们把明星头像用到调侃、恶搞的视频中，成龙和姚明、张学友等人，是其中的常客。
苏沉船也承认，虽然那篇黑成龙的回答很受欢迎，但他自己还是喜欢成龙的电影。成龙不是完美的，有很多问题，也为此付出了相应代价。而且，名气越高，代价越大。
即便那些不喜欢成龙的人，也无法忽视他在电影领域的成绩。
2016年，在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美国影星汤姆·汉克斯介绍成龙时，造出一个单词“Chantastic”，这是成龙的英文名“Chan”和“Fantastic（奇异而不切实际的）”结合而成。之前的2012年底，成龙还获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一部影片中身兼职务最多的电影人”和“还在世的表演特技最多的演员”。
成龙出道时，正好赶上李小龙去世，当时香港电影制作人希望能把他培养成李小龙的接班人。成龙尝试几次后放弃了，他决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现在来看，这条路确实走成了，并且和李小龙一样，他也成为传奇。很多人经常追问成龙接班人问题，成龙也点过几个人的名字——包括今年因《战狼2》声名大噪的吴京。笔者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成龙不可復制。卓别林之后还有卓别林吗？
8月21日下午，在北京三里屯一家酒店里，成龙说了一个心愿：想当官。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存在好几年了，他甚至还构思出一些当官后推行的政策。这两年，有些“东西”一直郁结在成龙心中。“我着急啊”，他用港版普通话说。他想，如果自己拥有了巨大权力，一定能纠正那些坏的东西。
这有些像最近成龙在《英伦对决》里扮演的关玉明，在最大的难题面前，他先是产生了很深的无力感，接着，又因为压抑不住的愤怒，暴力出拳。
成龙今年63岁了，他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低谷，也攀上少有人能及的高峰。他曾与多位国家领导人见面，跟美国总统谈笑风生，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但位置越高，他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越复杂，考虑的事情也越多。其实他可用的“武器”只有兩样：愤怒与忠义。他时而愤怒，甚至渴望一种带有摧毁性的暴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令人焦虑的那些难题。
“我把‘坏人’做了，就很完美了”
成龙出演《英伦对决》中的关玉明，按照电影的设定，他是一名中国前特种兵，流落英国，开了一家中餐馆。此前，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被犯罪分子残忍杀害，他和仅剩的小女儿相依为命。结果，电影一开始，因为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事件，关玉明唯一的亲人也没了。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甚至透着绝望。看到剧本时，成龙觉得这就是他找了很多年的角色。他演警察、演那些喜剧动作角色演烦了，“我已经有名，我已经有利，我现在求的是好玩”。
他说的好玩是指在《大兵小将》演个小人物，《功夫梦》演个老头子，为纪录片《地球：神奇的一天》配音，又在动画片《抢劫坚果店2》里化身老鼠说话。在海外版《大圣归来》里，成龙还给孙悟空配了音，“因为也可以帮助他们打到外国去，这就好玩”。除了这些，他还想演坏人。
成龙掰着手指头数，“从童星开始，临时演员、小武行、大武行、武术指导、编剧、导演，我什么都做过，只差坏人。我把坏人做了，就很完美了”。成龙说，史泰龙曾经找他演坏人，他一看，是个贩毒的，他不喜欢，推掉了。
他给自己定了很多规矩，做坏人也希望是能得到观众同情、理解的那种。当然，与以前相比，这种规矩已经少了很多。年轻时，他不拍床戏，甚至不能接吻，没有女朋友，不演坏人，他担心这些画面会给年轻观众不好的影响，也可能影响票房。
关玉明不算是个坏人，但他做的事情，也不合法。他以恐怖手段寻找仇人，最终又以暴力手段杀死发动恐袭的凶嫌。
“交通部长”
成龙很喜欢请人吃饭。有一次，成龙带着工作人员去北京新光天地吃饭。过马路时，红灯亮了。成龙他们站下，但仍然不断有行人往前走。“我说，我们要守规矩，红灯不能过。”成龙回忆道，当时他声音很大，故意说给那些行人听，他说这话时，又一个人从他旁边走过去了。
成龙讲“规矩”。他不止一次谈起过这个话题，还曾因为“中国人是要管的”这句话招来无数批评。
“成龙是很多记者眼中非常难采访的人，”《看电影》主编阿郎说，“他总是抑制不住地向采访者传达他那些环保、爱国等理念，每次都会往这方面去落。”
成龙自己确实也践行这些规矩，除了过马路的案例，电影人张小北也亲眼见过。有一次他到《警察故事2013》片场探班，一个镜头拍完，成龙弯腰在片场捡起人们扔的矿泉水瓶收拾进垃圾袋。之后，他又对围观群众喊话，不要乱扔垃圾。“当时并没有媒体在场，不算作秀。”
成龙可以要求成家班，可以控制剧组，却没办法约束全社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龙这几年甚至想过做官的事儿。“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当个政府官员”，成龙说。他想过做管理丢垃圾的官员，也想过“做特种部队的大官，专门去抓黑社会”。他最想做的还是交通部长，“想做很久了，一定去治理那些开车开大灯的人，乱过马路的人。”
事实上，打击黑社会并不是部队的职责，管理交通秩序则是交警做的事情。这些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复杂，并不是一抓了之。但这就是成龙式解决问题的思维，简单却直接。
“太多人不守规矩，不守规矩的人就要用重刑”，成龙说一旦他当上“交通部长”，会让警察每人配一把锤子，看到有人开车闯红灯，“啪……”他自带声效，右手拿着扇子猛地往下挥，好像那是一把坚硬的锤子，而他眼前是一辆违章的汽车。“交通部长”成龙还要警察们配一根鞭子，锤子针对汽车，鞭子针对行人，遇到闯红灯的就打屁股，“而且叫中央台播出来”。
成龙这么想，很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6岁那年，他辍学不再上文化课，父母把他送到中国戏剧学院。父母和老师于占元签的是十年“卖身合约”，成龙算是师傅的“私有财产”，打死不论。
成龙就是被打大的。吃饭如果掉一颗饭粒，要挨一个嘴巴。背四书五经背不过，也要挨打。成龙生病了，发高烧，请假，结果招来强度更大的体罚。他和师兄打架，于占元看到后，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命令两人继续打。打到筋疲力尽，连互相扇耳光都没力气了，于占元才让两人趴下，用藤条再抽打两人各十下。“十声鞭响之后，我差点昏过去。”
成功之后，回看过往，总是容易带上美化的滤镜。成龙现在很感谢于占元。“我曾经说过，陈志平（他的生父）是陈港生（成龙原名）的父亲，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
“我如果没有这种权力，怎么去做这种东西？”成龙说，自己知道，当不了官。他开玩笑说，“以我这种没有读过书的学问，只能做些武官。”
“交通部长”隐去了，成龙没有权力让警察配锤子和鞭子，有时候只好自己来。那是30多年前的一段旧事，他在台湾拍《龙少爷》，有辆车经常堵在片场路口，剧组的车无法通过。一开始，成龙写了张纸条贴在车上提醒车主。结果没有用。成龙很生气，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他拿了一把餐刀，把车的四个轮胎都捅爆了。之后那辆车就不见了。“我这样做其实也不对，但那时候就是要用这种办法对付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这种性格，到现在都没变。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群人走在北京大望路附近。过十字路口时，车行道上的信号灯开始变黄，有辆车还在往前走，开上斑马线。他又来气了，快步走到这辆车旁边，想也不想，“啪”地一声，用手大力拍在了车箱盖上。成龙自己也随着手臂用力，身体跃起，翻到车子另一侧。
力道太大，车厢盖都凹下去一块。车里司机吓坏了。成龙又敲驾驶员的车窗，“我说你知道这边是斑马线吗，斑马线要停车！”成龙回忆道，司机在车里，也不动，也不说话。
“老粉红”
有一次，成龙带着外国朋友到上海看外景，时不时遇到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每一次他们都这样”，成龙说着，身体后倾到椅背后方，张开双手举到肩部，模仿那些外国人受到惊吓想要躲开东西的样子，嘴里重复他们当时说的话：“OH MY GOD ！ OH MY GOD ！（我的天哪！）”
成龙说，这让自己很羞愧，也很着急，之所以想出那些激烈的方式，就是想让中国人马上就变得守规矩。用这种办法，“一天或者一个礼拜，我们就会守规矩。如果用说（用教育）的呢，一百年吧”。
“现在中国任何事情都会被放大，我们自己要帮助自己国家的声誉，”成龙伸出手来举一些例子，“印度有雾霾，迪拜有雾霾，洛杉矶有雾霾，没有人讲。中国雾霾就是大事件。中国的小黄小蓝小红（共享单车）乱摆，给人家骂得一塌糊涂，你去英国，七部丢在水沟，也是那种共享单车，他们拿回去把铁链剪掉，重新油漆后自己用了，有人说吗？你们知道吗？没人知道，但是我们不守规矩全世界知道。”
只有和成龙深入交流之后，才会发现他很多言论的逻辑，最终都指向了“爱国”这个词。或者说，这是成龙式的爱国。他认为遵守红绿灯是爱国，捡拾地上的垃圾是爱国，扶老人过马路是爱国，抽烟的姿态好一点，不要蹲在马路上抽烟也是爱国。“小有小的爱国，中有中的爱国，大有大的爱国。我们去拍一些宣扬中国文化的事，因为我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你們做不了，没关系，我去拍中国文化，你们做好本身的事情，让很多游客来看到我们规规矩矩、干干净净，他们就会把这个信息全部带出去，这也是一种爱国。”
这种爱国之情，是随着他年龄渐长而逐渐出现的。年轻时，成龙很少谈爱国这个话题。按照他的说法，他的爱国热情是从小逐渐积累起来的。他的父母在法国领事家做大厨和佣人，自己经常和外国小孩打架，“哪怕是他们错，最后也都是我的错，还要去道歉”，成龙说，当时他见到外国人就很怕。
除了学功夫外，在中国戏剧学院还要读古书，学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等等，“而且唱京戏的时候，很多也是家国情怀的事情”，成龙回忆说，老师还常带他们去看红色戏剧，《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等，几乎每天看，尤其是《智取威虎山》，看了无数遍。
当时香港虽然归属港英政府统治，但对内地的感情仍在。很多从内地逃往香港的居民，都曾受到香港市民帮助。港英政府出动军警驱逐逃港民众时，很多香港居民甚至当街阻拦遣散的汽车，帮助他们逃离政府围捕。
回归前，国家之于成龙，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身份认同是中国人，却拿着英国护照。成龙和房祖名说过这种尴尬，“香港人很惨，经常一个家庭有很多种身份。比如我们家，我是香港人，老婆是台湾人，爸爸是澳大利亚籍，儿子是美国籍，都没有一个国家作为后盾的感觉。”
当时很少看到他在公开场合谈这些。那段时期，香港功夫电影正在崛起，很多电影里也都带有家国情怀，黄飞鸿、方世玉等形象深入人心。成龙早期的作品里，很少涉及这些内容。他和洪金宝等师兄弟走了另一条路线，将功夫和喜剧元素结合起来。
频繁谈爱国，是回归之后的事情。这时候中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强大起来，成龙家国情感有了寄托。等到他终于可以对爱国表达态度时，如何表达，表达哪一部分就成了现实问题。成龙式的处理办法再次出现，粗暴但是直接，他把所有与国家有关的事情，都含混地包容在一起，国家的文化、管理国家的政府、社会秩序、国货、陷入困境的普通人……他都要去爱。所以，他会成立慈善组织，他才会为交通问题焦虑甚至愤怒。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成龙策划了《国家》这首歌作为献礼曲。歌词里写：“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庆典晚会上，他甚至站在人民大会堂顶楼压轴演唱了这首歌曲，他感受到莫大的荣誉。有一次，阿郎采访成龙时问他，你说的“成龙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他回答了四个字：“忠孝仁义。”而爱国就是一种忠义。
圆明园兽首在国外拍卖，引发国内声讨浪潮，成龙拍了《十二生肖》，让一个盗贼在国家大义面前幡然悔悟。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成龙就拍了《天将雄狮》，以古代丝路上发生的故事，阐述“化敌为友维和共存”的主题。后来拍《功夫瑜伽》，他又再次把“一带一路”写进了台词里。
成龙的电影，总是有现实的影子，他甚至不惜用大段台词阐述自己的观点。《十二生肖》拍完后，各方投资人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成龙坚持，别的可以改，关于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台词不能改。这次他拍《英伦对决》，场景放在国外，背景是英国的政治问题，但成龙仍然想通过这部电影告诉观众：“现在这么多炸弹，这个戏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放那么多炸弹，不要炸死那么多无辜。”
“鬼畜”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评价成龙？点赞最多的是苏沉船写的一个回答，9000多字，14000多人赞同。苏沉船是个网名，他现在做编剧，对影视圈很熟，自称“成龙研究专家”。这个回答他断断续续写了6个月，每次看到有新的细节，就会加进去。
简单来说，这个回答是在黑成龙。比如，房祖名因为吸毒被抓后，他去更新，写道：“房家家训，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参加黑社会，这应该是现代社会一个很基本的标准。记者采访成龙时，也问及房祖名会不会吸毒，成龙说：‘他绝对不会，他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可见成龙虽然对房祖名教育疏忽，却有一颗绝对相信孩子的慈父胸怀。” 就像成龙说的，中国强大了，任何小事都会被放大。他也如此，随着名声渐隆，高调爱国，公众也开始拿着放大镜查看他和身边人的一言一行。他对私生女儿的冷漠态度，为他招致几乎摆脱不去的骂名。儿子房祖名的吸毒事件，也让他陷入尴尬境地。他只好做出不近人情的表态：曾有朋友和律师建议成龙依法对房祖名申请取保候审，但被他拒绝。他曾叮嘱律师，不要试图缩短房祖名的刑期。
他最有争议的话是2009年在博鳌论坛说的：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和台湾的样子，很乱，“所以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媒体报道说，香港媒体骂他是奴才，很多香港民众投诉到旅游发展局，要求撤换成龙“香港旅游大使”的称号。
熟悉成龙经历的人，对他的这些言论并不太在意。苏沉船说，成龙就是一个武夫，没怎么上过学，香港演员又普遍很喜欢谈论公共话题。功夫电影研究者飞鸿黄说，“成龙就是一个演员，让他像知识分子一样思考，我觉得也不现实。”阿郎则认为，成龙一直有孩童的一面，说话口无遮拦，他原本可以不说的。
很多时候，成龙不可能不说。当他成为国家的一张名片，成为外国元首招待中国领导人宴会上的嘉宾之后，成龙已经不仅仅属于自己。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很多人都希望能借用这种影响力。说话现在对他来说成了门新学问，他似乎拿捏得并不好。
成龙也觉得委屈。“爱国有错吗？”几乎每一次接受采访，谈到爱国话题，他都会提出这个反问。
并没有错，只是他赶上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时代。互联网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消解，消解崇高、消解严肃的话题。据苏沉船回忆，最早是在天涯社区娱乐版和贴吧，网友开始调侃成龙的一些言论，后来，A站、B站崛起，人们又把成龙言论、广告代言做成恶搞视频。因为代言霸王洗发水而火起来的“duang”，就是从这里出现的。
确实有人不喜欢成龙，认为他虚伪，或者厌烦他的政治说教。但很多黑他的人，其实并无太大恶意，只是觉得好玩。在A、B站，有“鬼畜全明星”的说法，人们把明星头像用到调侃、恶搞的视频中，成龙和姚明、张学友等人，是其中的常客。
苏沉船也承认，虽然那篇黑成龙的回答很受欢迎，但他自己还是喜欢成龙的电影。成龙不是完美的，有很多问题，也为此付出了相应代价。而且，名气越高，代价越大。
即便那些不喜欢成龙的人，也无法忽视他在电影领域的成绩。
2016年，在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美国影星汤姆·汉克斯介绍成龙时，造出一个单词“Chantastic”，这是成龙的英文名“Chan”和“Fantastic（奇异而不切实际的）”结合而成。之前的2012年底，成龙还获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一部影片中身兼职务最多的电影人”和“还在世的表演特技最多的演员”。
成龙出道时，正好赶上李小龙去世，当时香港电影制作人希望能把他培养成李小龙的接班人。成龙尝试几次后放弃了，他决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现在来看，这条路确实走成了，并且和李小龙一样，他也成为传奇。很多人经常追问成龙接班人问题，成龙也点过几个人的名字——包括今年因《战狼2》声名大噪的吴京。笔者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成龙不可復制。卓别林之后还有卓别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