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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抗战的指导方针影响了中共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部开展。中共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开辟发展壮大的事实使得共产国际、联共（布）不得不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并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有助于中共更好地实施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方针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关键词】共产国际联共（布） 中国共产党 独立自主 敌后游击战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减弱，中共从全局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和积极的作用。
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抗战的指导方针影响了中共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部开展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抗战的指导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避免德、日法西斯势力的两面进攻，积极支持抗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所起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为使中国抗日能牵制日本，避免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蒋介石寄予“厚望”，因为他不仅掌握政权，拥有军队，还能得到美、英援助，即便不能打退，也能长期拖延日本的侵略，所以要求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军和运动战上。
1937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中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国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共产党……影响之下，以某种形式依靠国统区以及上海、广州和中国其他中心大城市的工人阶级。”①提出帮助中共把握政治方向、实施政策上的转变；把中共从根本上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和在主要大中心城市工人中建立组织、开展合法活动，作为中共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下来。随后即决定派王明等人回国。
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中国抗战方针的实施。王明回国后，在1937年12月、1938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和《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报告强调中国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规军，指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在作战方针上“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拖住并打败日本唯有阵地战；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等观点，批评了洛川会议及此后中央的独立自主方针政策，指责了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等观点②。其实王明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斯大林的翻版，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威望很高，多数人接受了王明报告中所阐述的思想。
王明到汉后，以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提出“抗日的政治经济中心力量在国民党”，只有正规军作战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主张中共服从国民党军队领导。王明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退让，事实上充当了共产国际的传声筒。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抗战方针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王明回国后不顾中国抗战的实际，教条化地执行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抗战的方针，严重影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部开展。三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将会上的发言稿发表在《群众》周刊上，并将湖北、广东等地国防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据有利地势打击敌人西侵。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抗战陷入了持久战。1938年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多次指示：确定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动员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家乡去保卫家乡参加抗日游击战”等③。王明既不执行也不传达，任务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肯定有助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首先，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略方针。王明回国后所犯的一系列右倾错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挑战，张闻天、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对王明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指出：“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张闻天认为：“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④到1938年上半年，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起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
而王明所谓的“正规战”、“阵地战”，在日军强势进攻下，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对此，中共一方面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正确的对日作战方针；另一方面精心部署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由于敌后抗日游击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壮大，给共产国际、联共（布）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提供了事实依据。
其次，共产国际、联共（布）不得不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汇报了当前中国抗日的现状，批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力图削弱共产党甚至要消灭共产党的企图；重点介绍了八路军创建了晋察冀边区、在山西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并创建持久斗争的根据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力量，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使敌占领区域无法巩固；党和八路军在抗战中能够起到更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
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任弼时作了补充和说明。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发动和武装民众进行敌后游击战，并在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极为赞赏。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并支持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指示交由随后回国的王稼祥带回。 最后，共产国际、联共（布）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任弼时进行了谈话。他在谈话中说：“应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他的人不要去竞争当领导人了。”⑤7月6日，苏联的《真理报》在“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纪念专栏中，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照片，重点介绍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为纠正王明右倾错误、顺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9月29日，中共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和党在新阶段的任务，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全党的领导地位。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重大历史性的会议，与共产国际的支持密切相关。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⑥所以，共产国际对中共纠正王明右倾错误，更好地实施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方针，走民族战争形势下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1939年3月，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曼努伊尔斯基在《国际形势与反法西斯运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的人物”，“中国共产党乃是中国人民的武装部分。这个党是在多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火焰中受过锻炼的；在过去积聚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有丰富的组织广大游击运动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中国现今的民族战争是非常宝贵的”⑦。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和积极的影响，从维护苏联的“城市中心”抗战指导方针上看，影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部开展；从对敌后抗日游击战场的发展事实看，共产国际又不得不肯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政治路线，为中共领导敌后抗日起了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坚持发展完善直至走向成熟。
【作者单位分别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CDJ008】
【注释】
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52页，第518页。
④《张闻天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66页。
⑤《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
⑦《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
【关键词】共产国际联共（布） 中国共产党 独立自主 敌后游击战
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减弱，中共从全局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和积极的作用。
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抗战的指导方针影响了中共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部开展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抗战的指导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避免德、日法西斯势力的两面进攻，积极支持抗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所起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为使中国抗日能牵制日本，避免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蒋介石寄予“厚望”，因为他不仅掌握政权，拥有军队，还能得到美、英援助，即便不能打退，也能长期拖延日本的侵略，所以要求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军和运动战上。
1937年8月10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中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国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共产党……影响之下，以某种形式依靠国统区以及上海、广州和中国其他中心大城市的工人阶级。”①提出帮助中共把握政治方向、实施政策上的转变；把中共从根本上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和在主要大中心城市工人中建立组织、开展合法活动，作为中共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下来。随后即决定派王明等人回国。
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中国抗战方针的实施。王明回国后，在1937年12月、1938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和《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报告强调中国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规军，指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在作战方针上“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拖住并打败日本唯有阵地战；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等观点，批评了洛川会议及此后中央的独立自主方针政策，指责了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等观点②。其实王明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斯大林的翻版，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威望很高，多数人接受了王明报告中所阐述的思想。
王明到汉后，以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提出“抗日的政治经济中心力量在国民党”，只有正规军作战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主张中共服从国民党军队领导。王明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退让，事实上充当了共产国际的传声筒。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抗战方针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王明回国后不顾中国抗战的实际，教条化地执行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抗战的方针，严重影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部开展。三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将会上的发言稿发表在《群众》周刊上，并将湖北、广东等地国防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据有利地势打击敌人西侵。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抗战陷入了持久战。1938年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多次指示：确定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动员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家乡去保卫家乡参加抗日游击战”等③。王明既不执行也不传达，任务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肯定有助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首先，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略方针。王明回国后所犯的一系列右倾错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挑战，张闻天、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对王明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指出：“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张闻天认为：“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④到1938年上半年，中共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起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
而王明所谓的“正规战”、“阵地战”，在日军强势进攻下，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对此，中共一方面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正确的对日作战方针；另一方面精心部署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由于敌后抗日游击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壮大，给共产国际、联共（布）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提供了事实依据。
其次，共产国际、联共（布）不得不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汇报，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汇报了当前中国抗日的现状，批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力图削弱共产党甚至要消灭共产党的企图；重点介绍了八路军创建了晋察冀边区、在山西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并创建持久斗争的根据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力量，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使敌占领区域无法巩固；党和八路军在抗战中能够起到更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
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会议上，任弼时作了补充和说明。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发动和武装民众进行敌后游击战，并在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极为赞赏。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并支持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指示交由随后回国的王稼祥带回。 最后，共产国际、联共（布）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任弼时进行了谈话。他在谈话中说：“应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他的人不要去竞争当领导人了。”⑤7月6日，苏联的《真理报》在“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纪念专栏中，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照片，重点介绍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为纠正王明右倾错误、顺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9月29日，中共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和党在新阶段的任务，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全党的领导地位。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重大历史性的会议，与共产国际的支持密切相关。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⑥所以，共产国际对中共纠正王明右倾错误，更好地实施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方针，走民族战争形势下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1939年3月，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曼努伊尔斯基在《国际形势与反法西斯运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导者和天才将领的人物”，“中国共产党乃是中国人民的武装部分。这个党是在多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火焰中受过锻炼的；在过去积聚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有丰富的组织广大游击运动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中国现今的民族战争是非常宝贵的”⑦。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和积极的影响，从维护苏联的“城市中心”抗战指导方针上看，影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局部开展；从对敌后抗日游击战场的发展事实看，共产国际又不得不肯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政治路线，为中共领导敌后抗日起了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坚持发展完善直至走向成熟。
【作者单位分别为：广西民族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CDJ008】
【注释】
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52页，第518页。
④《张闻天年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66页。
⑤《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
⑦《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2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