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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与曾国藩、左宗棠及彭玉麟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胡林翼不到五十岁便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其人生经历殊为跌宕。李瀚章（李鸿章之兄）对其生平有一番评论：“公生长华胄，少时解衣怒马为跅驰之游，中年折节读书，有心儒先理学。”胡之好友郭嵩焘则说他少负才气，晚年“维德自新，几于哲圣”。此二人的评论大致可以勾勒出胡林翼的一生，即青少年时期放荡任性，中年以后注重修身养性，励志进德，晚年“遂渐入道域”，最终成为郭嵩焘心目中的儒家“哲圣”。
一
胡林翼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父胡达源殿试鼎甲探花，任职四品京卿，到三十五岁时方生有独子，父母视之为掌上明珠。因之胡林翼早岁的任性与放荡应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密切的关联，加之其天生聪明伶俐，过目成诵，被秀才出身的祖父及其他长辈宠惯自不待言。
胡林翼幼年之时即有奇遇。嘉庆二十四年（1819）胡达源科举告捷，这年胡林翼尚为八岁（虚岁）之幼童，随任职于益阳县志馆的祖父胡显韶读书，正巧日后成为道光朝显宦的安化人陶澍道经益阳。陶澍与胡显韶会面时，一见胡林翼即惊为“伟器”，遂择定为东床。陶澍之后官运亨通，不数年间做到了两江总督。
至于胡林翼早岁任性放荡的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新婚之夜与友朋在酒肆饮酒作乐，烂醉不归，而殊难理解的是岳丈对女婿的姑息乃至放纵。据传当晚陶夫人十分伤心，埋怨丈夫看错了人，而陶澍则劝慰她说，此子乃瑚琏之才，现在年轻贪玩，以后必成大器。但成家之后的胡林翼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依然我行我素，积习不改。而颇重名节且位居高位的陶澍依然对女婿不加约束。《清朝野史大观》有如下一则笔记流传甚广：
陶文毅督两江，严禁僚属冶游，时胡润之亦在文毅幕中，僚属之冶游者皆借润之为名，而文毅则独责诸幕僚而不责润之也。曰润之他日为国勤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盖预偿其后之所劳也。已而润之果勤劳国事至死矣。观此则以文毅之严正而独能恕润之，以润之之跌宕风流，而一操事权，则顿改前态苦刻励行，英雄之所为，固迥异寻常人矣。
另一则笔记记载似乎更可信。据朱孔彰《中兴名臣事略》记载，针对胡林翼任性冶游、恣意声伎的毛病，陶澍某日大治筵宴，延请女婿上座，“纵谈古今豪杰，微讽之”，胡“由是折节读书”。几年之后，胡林翼连中举人、进士，时年二十三、四岁，可谓科场异常顺利，其父胡达源中进士已在四十岁以后。
胡林翼科举入任在京做官之后旧习难改，仍有冶游之事。不过这类糗事是难入正史的，仍只能上野史笔记。据黄睿《花随人圣盦摭忆》记载：“善化周荇农先生以文章名世，相传胡文忠入翰林后，在京常与荇农冶游，一夕方就娼家，坊卒掩至，荇农机警，亟入厨下，易服而立，得免，文忠及他人并挚去，例司坊质讯，不敢吐姓名，坐是颇受辱。释归，即与荇农绝交，谓其临难相弃。后此治军，且不喜用善化籍，曾文正为荇农屡解释于文忠，卒不得大用。”
荇农即周寿昌，晚清著述大家，诗、文、画俱负盛名，官累至礼部侍郎。胡林翼与周寿昌曾经一起参与嫖妓，遭遇警察抓嫖，周以机警得脱，而胡林翼认为此人“临难相弃”，不能有难同当，竟至与其绝交。
有清一代娼妓业是公开的产业，但清政府对官员嫖妓有严格限制，一旦官员被坊卒查到则属严重违纪行为。虽则如此规定，但京官下妓馆仍属普遍现象，只是行为隐蔽不会大张旗鼓。像胡林翼这样与友朋结伙行乐、放浪无忌的现象比较少见。
道光二十一年（1841）胡达源病逝于京，胡林翼辞官守制，扶柩南归。在丁忧赋闲的几年间，胡氏除以书卷翰墨自娱外，仍就放荡形骸，寄情山水，依然是一副纨绔公子派头。
二
胡林翼中年以前的放浪任性固然与其出生富贵人家，从小娇生惯养有关，但其深层因素似不在此，而与其从小治学的路径与现实的矛盾有关。
清朝嘉、道年间，湖湘学风已有重视经世致用的氛围。胡林翼的长辈、业师与好友中就多具经世致用思想倾向，如岳父陶澍是湘中经世派的领袖人物，其父胡达源出身于岳麓书院，是山长罗典的得意门生，挚交左宗棠后来也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
胡林翼八岁之前随祖父读书，九岁那年随母亲赴京，由叔父胡达溍护送。叔父留京准备参加顺天乡试，胡林翼即由叔父教读。道光二年（1822）胡达溍乡试不第，只身南返，胡林翼继续留京，直接从父亲业读直到中举。
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熏陶的胡达源深刻影响了其子的向学路径。胡达源之为学，“由宋五子上推孔孟之旨，而尤严于公私义利之际，始于切近，以致远大”。胡林翼在所撰《箴言书院序》中回忆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时说，其父“独以有宋诸儒之学力，践诸其躬，盖所谓卓然不惑者”。
岳父陶澍对胡林翼也有直接影响，胡林翼八岁之时即被陶澍择为快婿，之后对其为学与为人自然也是时时关注。
作为嘉、道之际湘中经世派的领袖人物，陶澍早年即倾心实学。后来总督两江，成为一代名宦，朝廷重臣，其经世之志始有尽可抒发之条件，对当时积弊严重的漕务、盐政及河工等大政均有富有成效的改革与整顿。胡林翼从十九岁起入赘陶家，并随居于陶澍官署，充当其幕僚，耳濡目染其经世作为。胡林翼尝在致其父的家信中说：“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实非浅显矣。”
胡林翼所就学的业师除祖父、父亲及叔父等家人以外，尚有多位名师，其中最为重要者为曾经主讲长沙城南书院的贺熙龄。贺熙龄是湘中名宦贺长龄之弟，兄弟二人俱力倡经世之学，贺长龄主编之《皇朝纪世文编》成为道光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的标志性文献。
贺熙龄在京期间亲自教授过胡林翼，其执教“长于辩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贴括”。贺氏的学术理念与教育宗旨，正是当时经世派的共同特点，其对门生的教化作用更为直接。 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一开始就与当时读书人的科举入仕的目标相背离，也在尚处幼年之时的胡林翼心中种下了矛盾的种子。
道光二年胡达溍乡试不第南返，到家后来信报平安，胡林翼复信，一方面安慰叔父，另一方面直陈科举制度之弊：“考试制度，创制咎祖，其用意所在，姑置不论。唯以一日之短长，定万人之高下，沧海遗珠，势安能免士之怀才而不售者！岂果文章之劣，非命运之舛！即主试者知才之匪易，风瞻寸晷中，殆不知有多少才人因挫折而抑郁，而穷愁，而颓放，或且至于老死而默默无闻。其狡黠者，不甘岑寂，则更别出奇途，以求遂其富贵功名之欲望，而天下者遂不堪问，呜呼，此又岂创者之本意哉！侄年少，言未能合于理，聊抒所怀，尚望叔父纠绳而训导之。”
是年胡林翼刚满十岁，文笔已显老辣，对科举之弊有一定的认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胡林翼对八股取士误导天下读书人专重帖试之文而妨碍经世致用之学的弊端认识更为深刻，批判也更为激烈。道光十三年（1833）他给在家乡的两位堂弟写信，劝其勿走“偏重时艺”的歧路：“二弟近日读书，偏重时艺，兄意殊不谓然。兄尝独居私念，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儒学遭厄。始皇之意，人咸知其恶。焚固不能尽焚，坑又未能尽坑。且二世即亡，时间甚暂，其害尤浅。独明祖之八股取士，外托代圣立言之美名，阴为消弭枭雄之毒计，务使毕生精力，尽消磨于咿唔呫哗之中，而未由奋发有为，以为国家尽猷谟之献，此其处心积虑，以图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诚不失为驾驭天下之道。而贼人才，莫此为甚……”“兄意时艺既为风会所趋，诚不妨一为研究。惟史学为历代圣哲精神之所寄，凡历来政治、军事、财用、民生之情状，无不穷源其委，详为罗列。诚使人能细细披阅，剖解其优劣。异日经世之谟，即基于此。二弟其勿仅虚掷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反置根本之文学于不顾也。”
在这里，胡林翼大呼“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力劝其弟注重经世之学。能以此劝人，自然以此自诫。但是现实的困境在于，作为一个士人，没有取得科举功名这个进身之阶，不但自己经世之志无从施展，还会被长辈、妻子乃至流俗所鄙视，这也正是胡林翼身心矛盾之所在。也许，他年轻时的放浪任性正是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
在岳父与父亲的劝说之下，胡林翼于道光十五年（1835）和十六年（1836）参加乡试、会试，连中举人、进士，不想科场出奇顺利，之后入翰林院，授编修。但是科场告捷的快意没有持续多久，翰林院抄抄写写的工作消磨着胡林翼的锐气，经世之志的实现遥遥无期，几年的京官生涯能给他的人生增添快意，也许只有任性冶游，寄情声伎。
三
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丁忧回乡守制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胡林翼过了几年隐逸生活。道光二十四年（1844）胡在写给叔父的一封信中道尽了其赋闲时期的真实心理：“林翼迩年问舍求田，卑卑不足道。自顾读书三十年，未始不高自期许，今乃以室家多累，迫而为稻粱之谋，既惜志之不伸，亦以命之不辰矣。惟近来母子妻孥共处一堂，兄弟叔侄近隔咫尺，天伦团集，其乐融融。然对镜则面觉其胖，围腰则带嫌其短。身虽肥而心则疚。非疚乎富贵之不可期也。惧泉石之膏肓，遂以清暇而甘颓惰也。昔人以髀肉复生，慨然自惜，有志者故如是乎？”
随着年岁的增长，赋闲逍遥的生活日益成为胡林翼心头的折磨与煎熬，因而实现经世之志，建功立业也日益成为心中的渴望。
道光十六年（1846），胡林翼在友朋的帮助之下，选择贫瘠偏僻的贵州出任知府，而后道员。赴任之前他先回家乡到父祖坟茔祭拜，立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先人羞”。从早岁任性浪荡的纨绔公子，突然有了矢志守正的道德境界，并非偶然，实与其由宋儒理学而践行经世之志的内在精神追求是一致的。
考察胡林翼以后任地方官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任职黔中，还是主政鄂省，他确乎做到了克制私欲，清廉自守。“从政以来，未尝以一文寄家”，“不好利，不营私，作官不余一钱”，以致“位至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对于当时官场官贪吏虐之积弊，胡林翼有清醒的认识，并给予猛烈的抨击。他说：“吾辈既忝颜而居士民之上，便不当谋利。如欲谋生，则天下可以谋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而谋及其私？”在这种贪风肆虐的官场环境下，胡林翼能做到守廉持俭，已属难能可贵。
胡林翼的这种自我约束、进德修养还特别表现在无论政务、军务多么繁忙，仍坚持修学不辍。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胡林翼“治经史有常课仿顾亭林读书法，使人雒诵以已听之，日讲《通鉴》二十页，四子书十页，事繁则半之。而于《论语》尤十反不厌，敦请耆儒，与之上下其议论，旁征列史，兼及时务，迨病至废食，犹于风雪中讲肄不少休”。临终前几个月重病缠生之时，“行军所至，日夕支帐为邸，烧烛席地以讲”。胡林翼临终前有“闻道苦晚，今虽稍有所见而不及”之叹，比起孔子“朝闻道，夕死可也”之说，更带有贵道践行的价值追求。
胡林翼的修身进德之境，还表现在践行理学的“仁爱”之道，一方面以“诚”待友朋同僚，另一方面“施惠于民”。
胡氏殁后，曾国藩上《沥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折》，谈到胡氏与朋僚的关系：“近世将才，推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与国士相等，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室，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其心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忧后此之难继者也。”
在“施惠于民”的致治之道方面，胡林翼从“民为邦本”的传统思想出发，形成了重民爱民的政治伦理思想，对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表现出极大的痛恨，对民间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并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兴利除弊，施惠于民。
而胡林翼修身进德的最高境界则是所谓“公忠体国”，为君为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认定“吾人以身许国，即难进退任情”，所以他可以“心中无一毫私欲家室之念”，可以“于世味无所嗜好，利钝成败，升沉祸福皆不计”。他能在艰难困顿之中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精神愤然自励，抱定虽只有一二之希望，仍要尽百倍之努力的信念。他对自己年不足五十，由于“积年戎帐”而已如“八九十岁人”的身体毫不顾惜，甚至病倒“面色如白纸，神采如槁木，两鼻孔日夜翕张，盖喘息粗而神明已竭”的危重之时，仍勤于职守，表示“愿即军中毕此生，无他志耳”！
左宗棠在祭胡氏文中描写了探使回报胡林翼病中情况：“公卧射堂，屏退妇稚。血尽嗽急，肤削骨峙。频闻吉语（指攻克安庆的捷报），笑仅见齿。”由于攻克安庆胡氏居于首功，清廷对其加“太子太保衔”封赏。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病体终于不支，逝于军中，享年虚岁五十。
考察胡林翼的一生，青年时代因经世之志与现实的冲突而任情放浪，中年以后由“内圣”而“外王”，得遂其经世之志，虽只享中寿，“其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为同时辈流所不逮，即求之古人，实亦不可多得”（曾国藩语），已然成为朋辈中的哲圣矣！
一
胡林翼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其父胡达源殿试鼎甲探花，任职四品京卿，到三十五岁时方生有独子，父母视之为掌上明珠。因之胡林翼早岁的任性与放荡应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密切的关联，加之其天生聪明伶俐，过目成诵，被秀才出身的祖父及其他长辈宠惯自不待言。
胡林翼幼年之时即有奇遇。嘉庆二十四年（1819）胡达源科举告捷，这年胡林翼尚为八岁（虚岁）之幼童，随任职于益阳县志馆的祖父胡显韶读书，正巧日后成为道光朝显宦的安化人陶澍道经益阳。陶澍与胡显韶会面时，一见胡林翼即惊为“伟器”，遂择定为东床。陶澍之后官运亨通，不数年间做到了两江总督。
至于胡林翼早岁任性放荡的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新婚之夜与友朋在酒肆饮酒作乐，烂醉不归，而殊难理解的是岳丈对女婿的姑息乃至放纵。据传当晚陶夫人十分伤心，埋怨丈夫看错了人，而陶澍则劝慰她说，此子乃瑚琏之才，现在年轻贪玩，以后必成大器。但成家之后的胡林翼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依然我行我素，积习不改。而颇重名节且位居高位的陶澍依然对女婿不加约束。《清朝野史大观》有如下一则笔记流传甚广：
陶文毅督两江，严禁僚属冶游，时胡润之亦在文毅幕中，僚属之冶游者皆借润之为名，而文毅则独责诸幕僚而不责润之也。曰润之他日为国勤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盖预偿其后之所劳也。已而润之果勤劳国事至死矣。观此则以文毅之严正而独能恕润之，以润之之跌宕风流，而一操事权，则顿改前态苦刻励行，英雄之所为，固迥异寻常人矣。
另一则笔记记载似乎更可信。据朱孔彰《中兴名臣事略》记载，针对胡林翼任性冶游、恣意声伎的毛病，陶澍某日大治筵宴，延请女婿上座，“纵谈古今豪杰，微讽之”，胡“由是折节读书”。几年之后，胡林翼连中举人、进士，时年二十三、四岁，可谓科场异常顺利，其父胡达源中进士已在四十岁以后。
胡林翼科举入任在京做官之后旧习难改，仍有冶游之事。不过这类糗事是难入正史的，仍只能上野史笔记。据黄睿《花随人圣盦摭忆》记载：“善化周荇农先生以文章名世，相传胡文忠入翰林后，在京常与荇农冶游，一夕方就娼家，坊卒掩至，荇农机警，亟入厨下，易服而立，得免，文忠及他人并挚去，例司坊质讯，不敢吐姓名，坐是颇受辱。释归，即与荇农绝交，谓其临难相弃。后此治军，且不喜用善化籍，曾文正为荇农屡解释于文忠，卒不得大用。”
荇农即周寿昌，晚清著述大家，诗、文、画俱负盛名，官累至礼部侍郎。胡林翼与周寿昌曾经一起参与嫖妓，遭遇警察抓嫖，周以机警得脱，而胡林翼认为此人“临难相弃”，不能有难同当，竟至与其绝交。
有清一代娼妓业是公开的产业，但清政府对官员嫖妓有严格限制，一旦官员被坊卒查到则属严重违纪行为。虽则如此规定，但京官下妓馆仍属普遍现象，只是行为隐蔽不会大张旗鼓。像胡林翼这样与友朋结伙行乐、放浪无忌的现象比较少见。
道光二十一年（1841）胡达源病逝于京，胡林翼辞官守制，扶柩南归。在丁忧赋闲的几年间，胡氏除以书卷翰墨自娱外，仍就放荡形骸，寄情山水，依然是一副纨绔公子派头。
二
胡林翼中年以前的放浪任性固然与其出生富贵人家，从小娇生惯养有关，但其深层因素似不在此，而与其从小治学的路径与现实的矛盾有关。
清朝嘉、道年间，湖湘学风已有重视经世致用的氛围。胡林翼的长辈、业师与好友中就多具经世致用思想倾向，如岳父陶澍是湘中经世派的领袖人物，其父胡达源出身于岳麓书院，是山长罗典的得意门生，挚交左宗棠后来也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
胡林翼八岁之前随祖父读书，九岁那年随母亲赴京，由叔父胡达溍护送。叔父留京准备参加顺天乡试，胡林翼即由叔父教读。道光二年（1822）胡达溍乡试不第，只身南返，胡林翼继续留京，直接从父亲业读直到中举。
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熏陶的胡达源深刻影响了其子的向学路径。胡达源之为学，“由宋五子上推孔孟之旨，而尤严于公私义利之际，始于切近，以致远大”。胡林翼在所撰《箴言书院序》中回忆父亲对自己的教育时说，其父“独以有宋诸儒之学力，践诸其躬，盖所谓卓然不惑者”。
岳父陶澍对胡林翼也有直接影响，胡林翼八岁之时即被陶澍择为快婿，之后对其为学与为人自然也是时时关注。
作为嘉、道之际湘中经世派的领袖人物，陶澍早年即倾心实学。后来总督两江，成为一代名宦，朝廷重臣，其经世之志始有尽可抒发之条件，对当时积弊严重的漕务、盐政及河工等大政均有富有成效的改革与整顿。胡林翼从十九岁起入赘陶家，并随居于陶澍官署，充当其幕僚，耳濡目染其经世作为。胡林翼尝在致其父的家信中说：“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实非浅显矣。”
胡林翼所就学的业师除祖父、父亲及叔父等家人以外，尚有多位名师，其中最为重要者为曾经主讲长沙城南书院的贺熙龄。贺熙龄是湘中名宦贺长龄之弟，兄弟二人俱力倡经世之学，贺长龄主编之《皇朝纪世文编》成为道光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的标志性文献。
贺熙龄在京期间亲自教授过胡林翼，其执教“长于辩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贴括”。贺氏的学术理念与教育宗旨，正是当时经世派的共同特点，其对门生的教化作用更为直接。 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一开始就与当时读书人的科举入仕的目标相背离，也在尚处幼年之时的胡林翼心中种下了矛盾的种子。
道光二年胡达溍乡试不第南返，到家后来信报平安，胡林翼复信，一方面安慰叔父，另一方面直陈科举制度之弊：“考试制度，创制咎祖，其用意所在，姑置不论。唯以一日之短长，定万人之高下，沧海遗珠，势安能免士之怀才而不售者！岂果文章之劣，非命运之舛！即主试者知才之匪易，风瞻寸晷中，殆不知有多少才人因挫折而抑郁，而穷愁，而颓放，或且至于老死而默默无闻。其狡黠者，不甘岑寂，则更别出奇途，以求遂其富贵功名之欲望，而天下者遂不堪问，呜呼，此又岂创者之本意哉！侄年少，言未能合于理，聊抒所怀，尚望叔父纠绳而训导之。”
是年胡林翼刚满十岁，文笔已显老辣，对科举之弊有一定的认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胡林翼对八股取士误导天下读书人专重帖试之文而妨碍经世致用之学的弊端认识更为深刻，批判也更为激烈。道光十三年（1833）他给在家乡的两位堂弟写信，劝其勿走“偏重时艺”的歧路：“二弟近日读书，偏重时艺，兄意殊不谓然。兄尝独居私念，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儒学遭厄。始皇之意，人咸知其恶。焚固不能尽焚，坑又未能尽坑。且二世即亡，时间甚暂，其害尤浅。独明祖之八股取士，外托代圣立言之美名，阴为消弭枭雄之毒计，务使毕生精力，尽消磨于咿唔呫哗之中，而未由奋发有为，以为国家尽猷谟之献，此其处心积虑，以图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诚不失为驾驭天下之道。而贼人才，莫此为甚……”“兄意时艺既为风会所趋，诚不妨一为研究。惟史学为历代圣哲精神之所寄，凡历来政治、军事、财用、民生之情状，无不穷源其委，详为罗列。诚使人能细细披阅，剖解其优劣。异日经世之谟，即基于此。二弟其勿仅虚掷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反置根本之文学于不顾也。”
在这里，胡林翼大呼“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力劝其弟注重经世之学。能以此劝人，自然以此自诫。但是现实的困境在于，作为一个士人，没有取得科举功名这个进身之阶，不但自己经世之志无从施展，还会被长辈、妻子乃至流俗所鄙视，这也正是胡林翼身心矛盾之所在。也许，他年轻时的放浪任性正是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
在岳父与父亲的劝说之下，胡林翼于道光十五年（1835）和十六年（1836）参加乡试、会试，连中举人、进士，不想科场出奇顺利，之后入翰林院，授编修。但是科场告捷的快意没有持续多久，翰林院抄抄写写的工作消磨着胡林翼的锐气，经世之志的实现遥遥无期，几年的京官生涯能给他的人生增添快意，也许只有任性冶游，寄情声伎。
三
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丁忧回乡守制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胡林翼过了几年隐逸生活。道光二十四年（1844）胡在写给叔父的一封信中道尽了其赋闲时期的真实心理：“林翼迩年问舍求田，卑卑不足道。自顾读书三十年，未始不高自期许，今乃以室家多累，迫而为稻粱之谋，既惜志之不伸，亦以命之不辰矣。惟近来母子妻孥共处一堂，兄弟叔侄近隔咫尺，天伦团集，其乐融融。然对镜则面觉其胖，围腰则带嫌其短。身虽肥而心则疚。非疚乎富贵之不可期也。惧泉石之膏肓，遂以清暇而甘颓惰也。昔人以髀肉复生，慨然自惜，有志者故如是乎？”
随着年岁的增长，赋闲逍遥的生活日益成为胡林翼心头的折磨与煎熬，因而实现经世之志，建功立业也日益成为心中的渴望。
道光十六年（1846），胡林翼在友朋的帮助之下，选择贫瘠偏僻的贵州出任知府，而后道员。赴任之前他先回家乡到父祖坟茔祭拜，立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先人羞”。从早岁任性浪荡的纨绔公子，突然有了矢志守正的道德境界，并非偶然，实与其由宋儒理学而践行经世之志的内在精神追求是一致的。
考察胡林翼以后任地方官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任职黔中，还是主政鄂省，他确乎做到了克制私欲，清廉自守。“从政以来，未尝以一文寄家”，“不好利，不营私，作官不余一钱”，以致“位至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对于当时官场官贪吏虐之积弊，胡林翼有清醒的认识，并给予猛烈的抨击。他说：“吾辈既忝颜而居士民之上，便不当谋利。如欲谋生，则天下可以谋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而谋及其私？”在这种贪风肆虐的官场环境下，胡林翼能做到守廉持俭，已属难能可贵。
胡林翼的这种自我约束、进德修养还特别表现在无论政务、军务多么繁忙，仍坚持修学不辍。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胡林翼“治经史有常课仿顾亭林读书法，使人雒诵以已听之，日讲《通鉴》二十页，四子书十页，事繁则半之。而于《论语》尤十反不厌，敦请耆儒，与之上下其议论，旁征列史，兼及时务，迨病至废食，犹于风雪中讲肄不少休”。临终前几个月重病缠生之时，“行军所至，日夕支帐为邸，烧烛席地以讲”。胡林翼临终前有“闻道苦晚，今虽稍有所见而不及”之叹，比起孔子“朝闻道，夕死可也”之说，更带有贵道践行的价值追求。
胡林翼的修身进德之境，还表现在践行理学的“仁爱”之道，一方面以“诚”待友朋同僚，另一方面“施惠于民”。
胡氏殁后，曾国藩上《沥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折》，谈到胡氏与朋僚的关系：“近世将才，推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与国士相等，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室，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其心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忧后此之难继者也。”
在“施惠于民”的致治之道方面，胡林翼从“民为邦本”的传统思想出发，形成了重民爱民的政治伦理思想，对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表现出极大的痛恨，对民间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并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兴利除弊，施惠于民。
而胡林翼修身进德的最高境界则是所谓“公忠体国”，为君为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认定“吾人以身许国，即难进退任情”，所以他可以“心中无一毫私欲家室之念”，可以“于世味无所嗜好，利钝成败，升沉祸福皆不计”。他能在艰难困顿之中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精神愤然自励，抱定虽只有一二之希望，仍要尽百倍之努力的信念。他对自己年不足五十，由于“积年戎帐”而已如“八九十岁人”的身体毫不顾惜，甚至病倒“面色如白纸，神采如槁木，两鼻孔日夜翕张，盖喘息粗而神明已竭”的危重之时，仍勤于职守，表示“愿即军中毕此生，无他志耳”！
左宗棠在祭胡氏文中描写了探使回报胡林翼病中情况：“公卧射堂，屏退妇稚。血尽嗽急，肤削骨峙。频闻吉语（指攻克安庆的捷报），笑仅见齿。”由于攻克安庆胡氏居于首功，清廷对其加“太子太保衔”封赏。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病体终于不支，逝于军中，享年虚岁五十。
考察胡林翼的一生，青年时代因经世之志与现实的冲突而任情放浪，中年以后由“内圣”而“外王”，得遂其经世之志，虽只享中寿，“其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为同时辈流所不逮，即求之古人，实亦不可多得”（曾国藩语），已然成为朋辈中的哲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