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顷读南京凤凰读书俱乐部《开卷》2007年第十一期，内刊有上海周退密先生《文史馆感旧彔》（上）一文，其第十五条有对生前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文史馆馆务委员的沈尹默先生（1883—1971）的简介：沈老是五四运动前后重要的白话体诗人、《新青年》编委之一、北大教授、我国现代书法“第一名家”。此文对沈老早年（1929年）的诗词集《秋明集》（北京书局出版）以及1956年所刻的《秋明室杂诗》等五种线装大本均有佳评。周老並以“晋帖唐碑大手笔，新诗旧学老先生”句，概括地评述了沈尹默的一生，可谓简练而深刻，切中肯綮。
沈尹默作为五四时代白话新诗的拓荒者之一，写的新体白话诗数量虽不多，却皆为传诵一时的名篇。他的旧体诗词功力亦深，尤其是词作，在二十世纪我国词坛上应占有重要地位。1983年3月，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曾将沈尹默的新诗和旧体诗词合编成《沈尹默诗词集》出版，收入沈老新、旧诗作品三百零七首。
1984年，林辰先生曾在《读书》杂志纪念二十周年的合集中撰文评述《沈尹默诗词集》，他有感该集收诗尚不够全，指出沈尹默的作品，“无论新诗或旧体诗词，现在都不易看到，这对于诗歌爱好者和新文学史研究者都是很不便的”。因之，“编辑、出版一本较为完美的沈尹默诗词集，实有必要”。我的挚友、石家庄周金冠兄也曾言及沈老，谓：“其白话诗，早启新文化运动之始，他的古体诗词亦根基深厚，汪东誉以飘逸，朱疆村赞以清隽欲绝，谓其‘意必造极，语必词微，而以平淡之笔达之’，其诗词在沈先生艺术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未料，距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沈尹默诗词集》出版二十年后，金冠兄竟以其所编订的《沈尹默先生佚诗集》相赠，原来他在此十多年间对沈老的诗词创作做了一次全面的收集、编注和整理，才有此重要成果。
《沈尹默先生佚诗集》一函三册（集），2002年7月杭州富阳古籍印刷厂印刷、装订，浙江华宝斋书社出版、发行。该书封面书名为王伯敏题字；金冠兄于此书第一集之第一页扉页中以端雅、纯熟的行书亲笔题文于我，说：“此书国内无售，系应沈先生之子（最小之子褚家立为华盛顿大学教授）要求，仅印二百套。除沪上沈氏纪念馆外，其子全部带回美国，分赠美之八大图书馆，我为编者，故有此书，敬以为赠。”难得金冠兄对我如此厚待，更钦佩他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使沈老佚诗得以传承，使五四以来先进的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喜读佚著所获良多，仅将初步感言略叙于后。
此书第一集之第二面扉页上以铅印大字申明：“纪念沈尹默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第三面扉页为作家周而复手书“沈尹默先生佚诗”。以下各页亲笔手书或画像者依次为：竹刻家张伟忠、蒋玉铭制的图像与题字；程千帆、史树青二先生和（美国）张充和女士题字；杨仁愷题词，称沈老为“我国新文化之奠基人之一，厥功甚伟”；沈鹏题七绝曰：“桃李不言蹊自成，《秋明》集后有余馨。心声曲意传心画，摩诘前身当此身。”何满子题诗曰：“沈老歌诗万口传，况因父执具前缘；殷勤寻访惧遗佚，纂集人间未见篇。”並加注文说：“金冠乡兄因尊翁曾与秋明诗翁有旧，发奋蒐求其诗篇成斯佚，小诗贺之。”（台湾）王静芝题诗一首：“丽句清辞豪翰催，缤纷洒落别畦开，天门龙跳云从下，霄汉惊飞墨舞来。”后署“敬书贺尹默夫子诗付梓，受业弟子王静芝百拜”；霍松林题词：“发潜德之幽光”；（新加坡）周颖南题词：“诗词曲令，独领风骚”；朱伯华绘沈尹默肖像。之后二面印有1928年间沈尹默手书赠湛稷如先生秋思诗四条屏，其运笔如神，精微华妙，俊逸潇洒，如行云流水，足展沈老的一代书法大师之风貌。
正文之前是编者金冠兄所撰序言，谈及编书缘起时，谓：“曾忆先父敦礼公于1943年抗战时，有幸与沈尹默先生在重庆嘉陵江畔之曾家岩同营居一楼，与先父同住壹楼，沈先生欣命此楼为‘石田小筑’，后虽经战乱之余，与‘文革’浩劫，仍存留有沈先生那时之诗词遗墨多种，从中可见其友情矣。”
金冠兄之父周敦礼（1908—1959），字演生，浙江萧山（今属杭州市滨江区）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民国时期任中国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据两地周氏宗谱和萧山《来苏周氏宗祠碑记》查知，萧山周氏与绍兴周氏同属濂溪一脉，故周敦礼同周树人（鲁迅）、周恩来都是周澳的后代。周敦礼为我国资深外交人士，于法学、国际法、外交史等皆有建树，其《国际私法新论》（1931）、《国际法庭》（1936）、《近百年中国外交史》（1937）等代表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与参考价值，1965年我国台湾的文星书店还重出了《国际私法新论》新版本。
金冠兄是石家庄国棉三厂的总工程师、纺织专家，在专业领域多有著作出版，颇具影响；但令人赞佩的是他在文史研究与收藏方面的造诣。他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曾得睹很多与上辈交往的大师们的风采，对中华古典文化的偏爱可谓刻骨铭心，他的秋雁斋对古籍（包括善本、孤本）、名人手札、著作手稿、篆刻、金石、书法、绘画（包括长卷、扇面）、条幅等等收藏十分丰富，且对所藏珍品分别加以考据、研究，不断著书成文。《沈尹默先生佚诗集》正是他以十余年时间悉心积累、辑录、整理又加以编注的沈老佚诗的成果之一。
佚诗集中不仅收入了沈老及与其相关人士的年谱、手迹、遗稿、墨翰和回忆录中的佚诗，散见在国内外报刋中的佚诗；而且对沈老的至亲、挚友和弟子，如夫人褚宝权，外甥谌北新，女弟子也是作家沈从文的姨妹、美国耶鲁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书法教授张充和以及好友潘伯鹰、曾履川等人所存的诗词也尽力予以收入。佚诗开始于1921年、止于1966年，创作的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收入当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沈尹默诗词集》所未收的诗词共近四百首。其中，沈老早年作有1921年的《减字木兰花·为援庵题陈白沙所书心贺诗卷》，所记为陈垣（援庵）先生题赠明代学者、书法家陈宪章（陈白沙）之事；晚年作是1966年，时沈老八十四岁。是年2月，沈老患肠阻塞、在医院作割治手术成功，于21日写有《今生》等三首诗，诗中以“人人都有兴邦责，要树标兵学少年”句，抒发了他的暮年壮志，此当为现存所见的沈老终前诗。但以后几年岁月，沈老即陷入“文革”的频频冲击、无情折磨与摧残、迫害中，终于在1970年6月1日怀郁辞世。这部“佚诗集”，进一步地发掘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代文星诗词创作的已有成果，从旧体诗词这一侧面，展示了沈尹默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国学名家、书法大师的漫长而又曲折的心路历程，因而不能不分外引人注目。
1966年1月间，沈老应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邀稿，曾撰有《我与北大》一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五四时期和北大的珍贵史料，这一万多字的回忆录可谓名篇。过去以为是沈老自撰，现从佚诗集收入的两首诗中得知，此文乃是由沈老口述、请他人记录、整理而得。沈老就此写下了兩首诗，直抒了他历尽沧桑后对人生的领悟和心境。其一《请孝权为我写〈我与北大〉一文成，因题稿后》：“梦里炊烟散后，醉乡酒味消时；陈迹又成陈迹，我知知我者稀。看君精心勾勒，粗成小小画图；昔日争称北大，今日合唱南无。”又一首《再题》：“时现东鳞西爪，难窥首尾神龙，居然破题飞去，惊然当年叶公。尽管汝意密在，不妨吾无隐中，缺文犹可成史，尽信不如无书。”其言看似淡远、隨意，实则意味无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又如1954年5月，沈老的好友汪东（寄庵）以其女弟子沈祖棻撰《涉江词》呈示，沈老书题绝句五首，其之五谓：“昔时赵李今程沈，总与吴兴结胜缘。我与寄庵同一笑，此中缘法自开天。”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为国内知名教授，如编者注中言：“以程、沈喻南宋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说明“沈先生既爱赵、李之词，又喜程、沈之诗词”，将时距千年之久的两对文坛伉俪作如此比较，是多么妥切，而又令人钦羡！难怪1982年《涉江词》出版之际，程千帆教授于其书跋文中虔诚地称颂沈老书诗，並写有“风骨遒劲，韵高而势远，迹其所诣，虽唐贤何以加兹”之句。
五四运动后，隨着社会激烈变革，思想启蒙进入了实际政治，沈老在《我与北大》中说：“五四运动后，北大自蔡先生而下的知识分子，或左，或右，或独善其身，或趋炎附势，或依违两可，随世浮沉……”当年新文化战线中的战友、盟友或朋友，因信仰不同而分化、嬗变，知识界逐渐走上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道路。沈尹默于五四以后越来越走向书斋，但他仍以一介文人的传统和良知，对北大五四时期的好友诸如刘季平、朱希祖、马一浮、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等交好如初，继续友谊往来，学术上时相切磋，更常常互以诗书赠答。但在这种交往中沈老深明大义，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思考和是非分明的态度。
1938年，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流落到重庆暂住，几天后，沈尹默作为老友即寻迹登门探访，赠诗规劝陈凡事以低调行世，诗中並有“时乖遂入市，曲尽宜归山”句相嘱，陈领悟其意，表示接受老朋友忠言。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陈独秀飘零沦落到四川江津，沈尹默其时也在四川，尽管当时在国共之间，乃至国际共运和中共内部的路线斗争中，诸种关系是那么错综复杂，沈老以对陈独秀多年的接触、了解和友谊，绝不相信强加于陈的“投日”、当汉奸的罪名，坚信陈独秀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堂堂正正的人。1941年，他曾以《山雾》《萧云》《次韵行严见嘲之作》等诗书赠陈独秀，规劝、安慰陈面对险境要想得开，再作过多辩解也无益：“视昔枉能明世故，通今犹未合时宜”，“东佩痴符任用笑，情怀未必要人知。”这种诤友之言，对当时处于窘境的陈独秀来说，或许还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可谓旁观者清。沈老还曾亲往陈家探视、问居家寒暖，但似未遇（“数回未遇何相访……家中简作寒温语”）。陈独秀逝世后，台静农先生将陈的遗著交沈老题词，沈老睹遗书如见亡友，一直不忍动笔，为时时怀念，“此卷置篋中数年”，直到陈逝世七年后，于1948年，他才以无限悲怆和緬怀之心，写出了《为陈独秀佚诗题辞二首》，内中有句云：“静农索题仲甫稿，旅罗无悰难为词”，“忍读当日杭州诗”，“还君诗稿意未已，君将何计塞吾悲”。此种友谊情深，令人读之心碎！
沈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和对大是大非的分明态度，还表现在他写给同样是老朋友的树人、作人这“二周”兄弟的诗词里。沈老与周作人常有书诗相赠答，但当周附日逆后沈老对他态度却有改变。1939年1月，沈老在《和知堂诗》（五首）前，有小序云：“知堂近有诗见寄……不得不答，辄依韵和之，语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唯览者自得之耳。”诗中有句：“古井吹将籬外去，听他谎语不须圆”，“永夕陶陶前事在，一回相忆一茫然。眼前无尽非无尽，莫怪前贤叹逝川。”又有一首《丑奴儿近·有感》，沈老于此词前题曰：“3月21日，欲有所作，适读稼轩……《丑奴儿近》词，因借其韵成之。”此诗当写于《和知堂诗》（五首）之后，但具体年代不详，从沈老当时的情绪、心境和词的内容看，此诗极可能是在同周作人“聚散匆匆”（词中语）后有感而发：“要捣毁积善之家，甘心向敌投降，来个用夷变夏。口不应心，以和为贵，教人血洒风雪街头，不像平常清暇，众眼分明，看吊桶七上八下，这回把戏，玩得特好，还说甚话！”在有关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大是大非面前，沈老大义凛然，立场鲜明、坚定，对甘心附逆者的丑恶心态揭露无遗，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而对同是老友的鲁迅先生，沈老却充满了温馨的回忆、深情的怀念。1956年，沈老写有律诗《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诗中“窗余壁虎乾香饭，座隐神龙冷紫髯”句，追忆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喂养、怜爱壁虎的故事，以及鲁迅平时备有一只弹弓，坐在窗前，用来对付那些在院子里随地大小便者的往事。两事虽小，一经入诗，就使全诗充满了幽默和情趣，亦足见沈老对鲁迅生活的细节了解之周详，二人友谊之深厚。沈老对周氏兄弟前后迥然有别的思想和感情，说明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为人处事讲原则的、爱憎分明的学者。
难得的是，《沈尹默佚诗集》以线装古籍形式刊行，装帧朴素、大方，纸张精良、古香古色，扉页后之正文承书法家夏鹤龄、张守忠、罗一农先生钞写，全书的文本，自身即是一件件书法艺术精品。
沈尹默作为五四时代白话新诗的拓荒者之一，写的新体白话诗数量虽不多，却皆为传诵一时的名篇。他的旧体诗词功力亦深，尤其是词作，在二十世纪我国词坛上应占有重要地位。1983年3月，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曾将沈尹默的新诗和旧体诗词合编成《沈尹默诗词集》出版，收入沈老新、旧诗作品三百零七首。
1984年，林辰先生曾在《读书》杂志纪念二十周年的合集中撰文评述《沈尹默诗词集》，他有感该集收诗尚不够全，指出沈尹默的作品，“无论新诗或旧体诗词，现在都不易看到，这对于诗歌爱好者和新文学史研究者都是很不便的”。因之，“编辑、出版一本较为完美的沈尹默诗词集，实有必要”。我的挚友、石家庄周金冠兄也曾言及沈老，谓：“其白话诗，早启新文化运动之始，他的古体诗词亦根基深厚，汪东誉以飘逸，朱疆村赞以清隽欲绝，谓其‘意必造极，语必词微，而以平淡之笔达之’，其诗词在沈先生艺术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未料，距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沈尹默诗词集》出版二十年后，金冠兄竟以其所编订的《沈尹默先生佚诗集》相赠，原来他在此十多年间对沈老的诗词创作做了一次全面的收集、编注和整理，才有此重要成果。
《沈尹默先生佚诗集》一函三册（集），2002年7月杭州富阳古籍印刷厂印刷、装订，浙江华宝斋书社出版、发行。该书封面书名为王伯敏题字；金冠兄于此书第一集之第一页扉页中以端雅、纯熟的行书亲笔题文于我，说：“此书国内无售，系应沈先生之子（最小之子褚家立为华盛顿大学教授）要求，仅印二百套。除沪上沈氏纪念馆外，其子全部带回美国，分赠美之八大图书馆，我为编者，故有此书，敬以为赠。”难得金冠兄对我如此厚待，更钦佩他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使沈老佚诗得以传承，使五四以来先进的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喜读佚著所获良多，仅将初步感言略叙于后。
此书第一集之第二面扉页上以铅印大字申明：“纪念沈尹默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第三面扉页为作家周而复手书“沈尹默先生佚诗”。以下各页亲笔手书或画像者依次为：竹刻家张伟忠、蒋玉铭制的图像与题字；程千帆、史树青二先生和（美国）张充和女士题字；杨仁愷题词，称沈老为“我国新文化之奠基人之一，厥功甚伟”；沈鹏题七绝曰：“桃李不言蹊自成，《秋明》集后有余馨。心声曲意传心画，摩诘前身当此身。”何满子题诗曰：“沈老歌诗万口传，况因父执具前缘；殷勤寻访惧遗佚，纂集人间未见篇。”並加注文说：“金冠乡兄因尊翁曾与秋明诗翁有旧，发奋蒐求其诗篇成斯佚，小诗贺之。”（台湾）王静芝题诗一首：“丽句清辞豪翰催，缤纷洒落别畦开，天门龙跳云从下，霄汉惊飞墨舞来。”后署“敬书贺尹默夫子诗付梓，受业弟子王静芝百拜”；霍松林题词：“发潜德之幽光”；（新加坡）周颖南题词：“诗词曲令，独领风骚”；朱伯华绘沈尹默肖像。之后二面印有1928年间沈尹默手书赠湛稷如先生秋思诗四条屏，其运笔如神，精微华妙，俊逸潇洒，如行云流水，足展沈老的一代书法大师之风貌。
正文之前是编者金冠兄所撰序言，谈及编书缘起时，谓：“曾忆先父敦礼公于1943年抗战时，有幸与沈尹默先生在重庆嘉陵江畔之曾家岩同营居一楼，与先父同住壹楼，沈先生欣命此楼为‘石田小筑’，后虽经战乱之余，与‘文革’浩劫，仍存留有沈先生那时之诗词遗墨多种，从中可见其友情矣。”
金冠兄之父周敦礼（1908—1959），字演生，浙江萧山（今属杭州市滨江区）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民国时期任中国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据两地周氏宗谱和萧山《来苏周氏宗祠碑记》查知，萧山周氏与绍兴周氏同属濂溪一脉，故周敦礼同周树人（鲁迅）、周恩来都是周澳的后代。周敦礼为我国资深外交人士，于法学、国际法、外交史等皆有建树，其《国际私法新论》（1931）、《国际法庭》（1936）、《近百年中国外交史》（1937）等代表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与参考价值，1965年我国台湾的文星书店还重出了《国际私法新论》新版本。
金冠兄是石家庄国棉三厂的总工程师、纺织专家，在专业领域多有著作出版，颇具影响；但令人赞佩的是他在文史研究与收藏方面的造诣。他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曾得睹很多与上辈交往的大师们的风采，对中华古典文化的偏爱可谓刻骨铭心，他的秋雁斋对古籍（包括善本、孤本）、名人手札、著作手稿、篆刻、金石、书法、绘画（包括长卷、扇面）、条幅等等收藏十分丰富，且对所藏珍品分别加以考据、研究，不断著书成文。《沈尹默先生佚诗集》正是他以十余年时间悉心积累、辑录、整理又加以编注的沈老佚诗的成果之一。
佚诗集中不仅收入了沈老及与其相关人士的年谱、手迹、遗稿、墨翰和回忆录中的佚诗，散见在国内外报刋中的佚诗；而且对沈老的至亲、挚友和弟子，如夫人褚宝权，外甥谌北新，女弟子也是作家沈从文的姨妹、美国耶鲁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书法教授张充和以及好友潘伯鹰、曾履川等人所存的诗词也尽力予以收入。佚诗开始于1921年、止于1966年，创作的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收入当年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沈尹默诗词集》所未收的诗词共近四百首。其中，沈老早年作有1921年的《减字木兰花·为援庵题陈白沙所书心贺诗卷》，所记为陈垣（援庵）先生题赠明代学者、书法家陈宪章（陈白沙）之事；晚年作是1966年，时沈老八十四岁。是年2月，沈老患肠阻塞、在医院作割治手术成功，于21日写有《今生》等三首诗，诗中以“人人都有兴邦责，要树标兵学少年”句，抒发了他的暮年壮志，此当为现存所见的沈老终前诗。但以后几年岁月，沈老即陷入“文革”的频频冲击、无情折磨与摧残、迫害中，终于在1970年6月1日怀郁辞世。这部“佚诗集”，进一步地发掘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代文星诗词创作的已有成果，从旧体诗词这一侧面，展示了沈尹默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国学名家、书法大师的漫长而又曲折的心路历程，因而不能不分外引人注目。
1966年1月间，沈老应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邀稿，曾撰有《我与北大》一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五四时期和北大的珍贵史料，这一万多字的回忆录可谓名篇。过去以为是沈老自撰，现从佚诗集收入的两首诗中得知，此文乃是由沈老口述、请他人记录、整理而得。沈老就此写下了兩首诗，直抒了他历尽沧桑后对人生的领悟和心境。其一《请孝权为我写〈我与北大〉一文成，因题稿后》：“梦里炊烟散后，醉乡酒味消时；陈迹又成陈迹，我知知我者稀。看君精心勾勒，粗成小小画图；昔日争称北大，今日合唱南无。”又一首《再题》：“时现东鳞西爪，难窥首尾神龙，居然破题飞去，惊然当年叶公。尽管汝意密在，不妨吾无隐中，缺文犹可成史，尽信不如无书。”其言看似淡远、隨意，实则意味无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又如1954年5月，沈老的好友汪东（寄庵）以其女弟子沈祖棻撰《涉江词》呈示，沈老书题绝句五首，其之五谓：“昔时赵李今程沈，总与吴兴结胜缘。我与寄庵同一笑，此中缘法自开天。”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为国内知名教授，如编者注中言：“以程、沈喻南宋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说明“沈先生既爱赵、李之词，又喜程、沈之诗词”，将时距千年之久的两对文坛伉俪作如此比较，是多么妥切，而又令人钦羡！难怪1982年《涉江词》出版之际，程千帆教授于其书跋文中虔诚地称颂沈老书诗，並写有“风骨遒劲，韵高而势远，迹其所诣，虽唐贤何以加兹”之句。
五四运动后，隨着社会激烈变革，思想启蒙进入了实际政治，沈老在《我与北大》中说：“五四运动后，北大自蔡先生而下的知识分子，或左，或右，或独善其身，或趋炎附势，或依违两可，随世浮沉……”当年新文化战线中的战友、盟友或朋友，因信仰不同而分化、嬗变，知识界逐渐走上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道路。沈尹默于五四以后越来越走向书斋，但他仍以一介文人的传统和良知，对北大五四时期的好友诸如刘季平、朱希祖、马一浮、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等交好如初，继续友谊往来，学术上时相切磋，更常常互以诗书赠答。但在这种交往中沈老深明大义，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思考和是非分明的态度。
1938年，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流落到重庆暂住，几天后，沈尹默作为老友即寻迹登门探访，赠诗规劝陈凡事以低调行世，诗中並有“时乖遂入市，曲尽宜归山”句相嘱，陈领悟其意，表示接受老朋友忠言。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陈独秀飘零沦落到四川江津，沈尹默其时也在四川，尽管当时在国共之间，乃至国际共运和中共内部的路线斗争中，诸种关系是那么错综复杂，沈老以对陈独秀多年的接触、了解和友谊，绝不相信强加于陈的“投日”、当汉奸的罪名，坚信陈独秀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堂堂正正的人。1941年，他曾以《山雾》《萧云》《次韵行严见嘲之作》等诗书赠陈独秀，规劝、安慰陈面对险境要想得开，再作过多辩解也无益：“视昔枉能明世故，通今犹未合时宜”，“东佩痴符任用笑，情怀未必要人知。”这种诤友之言，对当时处于窘境的陈独秀来说，或许还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可谓旁观者清。沈老还曾亲往陈家探视、问居家寒暖，但似未遇（“数回未遇何相访……家中简作寒温语”）。陈独秀逝世后，台静农先生将陈的遗著交沈老题词，沈老睹遗书如见亡友，一直不忍动笔，为时时怀念，“此卷置篋中数年”，直到陈逝世七年后，于1948年，他才以无限悲怆和緬怀之心，写出了《为陈独秀佚诗题辞二首》，内中有句云：“静农索题仲甫稿，旅罗无悰难为词”，“忍读当日杭州诗”，“还君诗稿意未已，君将何计塞吾悲”。此种友谊情深，令人读之心碎！
沈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和对大是大非的分明态度，还表现在他写给同样是老朋友的树人、作人这“二周”兄弟的诗词里。沈老与周作人常有书诗相赠答，但当周附日逆后沈老对他态度却有改变。1939年1月，沈老在《和知堂诗》（五首）前，有小序云：“知堂近有诗见寄……不得不答，辄依韵和之，语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唯览者自得之耳。”诗中有句：“古井吹将籬外去，听他谎语不须圆”，“永夕陶陶前事在，一回相忆一茫然。眼前无尽非无尽，莫怪前贤叹逝川。”又有一首《丑奴儿近·有感》，沈老于此词前题曰：“3月21日，欲有所作，适读稼轩……《丑奴儿近》词，因借其韵成之。”此诗当写于《和知堂诗》（五首）之后，但具体年代不详，从沈老当时的情绪、心境和词的内容看，此诗极可能是在同周作人“聚散匆匆”（词中语）后有感而发：“要捣毁积善之家，甘心向敌投降，来个用夷变夏。口不应心，以和为贵，教人血洒风雪街头，不像平常清暇，众眼分明，看吊桶七上八下，这回把戏，玩得特好，还说甚话！”在有关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大是大非面前，沈老大义凛然，立场鲜明、坚定，对甘心附逆者的丑恶心态揭露无遗，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而对同是老友的鲁迅先生，沈老却充满了温馨的回忆、深情的怀念。1956年，沈老写有律诗《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诗中“窗余壁虎乾香饭，座隐神龙冷紫髯”句，追忆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喂养、怜爱壁虎的故事，以及鲁迅平时备有一只弹弓，坐在窗前，用来对付那些在院子里随地大小便者的往事。两事虽小，一经入诗，就使全诗充满了幽默和情趣，亦足见沈老对鲁迅生活的细节了解之周详，二人友谊之深厚。沈老对周氏兄弟前后迥然有别的思想和感情，说明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为人处事讲原则的、爱憎分明的学者。
难得的是，《沈尹默佚诗集》以线装古籍形式刊行，装帧朴素、大方，纸张精良、古香古色，扉页后之正文承书法家夏鹤龄、张守忠、罗一农先生钞写，全书的文本，自身即是一件件书法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