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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众多批评家发挥优长顺时采用渗透法，使本是散体语言写就的序跋体、书信体、史传体、子书体等批评文体普遍地赋化与骈化，在语体上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实现各种批评文体的互融与共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文体的文化品位。进入南朝，骈体文完全成熟，批评文体也普遍地骈化了。一是在文体中综合运用各种对偶并灵活进行变换，且四、六句式非常鲜明；二是大量使用典故来析理；三是广泛采用声律，注重词句的藻饰，形成形美兼声美之批评。
关键词： 魏晋；批评文体；赋化；南北朝；骈化
中图分类号：Z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64-05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其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的文体特征尤为突出。赋作为古诗之流，脱胎于《楚辞》，以铺排、华丽见长，自汉至魏，由描绘宫殿、围猎等景象和场面，到各种叙事抒怀，不断生活化与文人化，其与诗歌的血脉一直未曾中断。而骈文则不断吸取诗歌和赋体在对偶、用典、辞藻和声律方面的元素，最终成为四六句式的骈俪文体，自成一格。三种文体在发展演进中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虽不同时代某种文体有所突出，但彼此很难截然分开。尤其是诗歌不断化入到其余文体之中（比如促成了宋词、元曲等新式文体的诞生），更是浸染到历代文人的思维方式中，成为其写作习惯和惯常语言。当朝代更迭时，文学、文化的纽带并不会因为政治的变迁而中断。前代文体会长久地影响其后新文体的发育与成长，而后来文体必然从中吸取养分不断壮大，呈现出新的面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就魏晋南北朝而言，陆机的《文赋》以赋体见长，刘勰的《文心雕龙》则以骈体取胜，二者成功地采用赋体和骈体来进行文学批评，然而其诗化色彩也极为浓厚。魏晋时期其余批评家所作的序跋体、子书体、史传体等，虽多为散行语体，然其赋化倾向也很明显。南北朝时期除《文心雕龙》之外的其余批评文体虽非标准骈体，但也普遍被骈化。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的普遍骈化与赋化，不仅和批评家所处时代环境有关，更与批评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语体来论文，使文体之间彼此渗透有关。
一、魏晋批评文体的赋化
如王国维所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体。赋体兴盛于汉魏两晋，陆机因时而作《文赋》，是这一时期诸多文学批评著作中纯粹采用赋体的仅有一种，弥足珍贵；骈体历经魏晋发展，至六朝也趋于成熟，达到巅峰，刘勰因时制宜地以骈体论文心，也使其著不仅在这一时段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成为千古绝唱。然而，在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其余批评家也发挥优长、顺时采用渗透法，使本是散体语言写就的序跋体、书信体、史传体、子书体等批评文体普遍地赋化与骈化，在语体上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实现各种批评文体的互融与共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文体的文化品位。
自建安至齐梁，由散文发展到骈文，文体的赋化倾向极其明显，①陆机《文赋》则代表了当时赋体批评的最高峰。及至魏晋前后，其余批评家也直接运用辞赋的创作手法，同时文体中讲求俳偶的倾向也促进了各种文体的赋化。
（一）主客问答形式
主客问答是西汉大赋的常用手法，早在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作中就多有所见。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假设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与使者的对话。尤其是王褒《四子讲德论》，更是通篇叙事层次、结构安排都受赋的影响。赋体中的这种假设问答的方式，在魏晋以后被广泛运用到非赋体文章中，直到六朝在骈文中依然可以见到。②魏晋时期文学创作中，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孔雉珪的《北山移文》，就是典范。批评文体中，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来阐发艺术理论。素有杜武库之称的杜预在《春秋序》中，接连假设一主一客来答问，[1]阐明真相之时，将《春秋》的五项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序文通常篇幅短小，主体直接交代创作缘由，适当评论作家作品，阐发个人诗学见解。而像此序中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魏晋其余批评文体中尚不多见。
问答形式有利于引出话题，设置必要的语境，形成双方辩论，从而将观点引向深入，使其在一问一答中得以彰显。晋代葛洪《抱朴子》诸篇采用主客问答方式，问方是“或曰”，为葛洪要抨击的靶子，代表了世俗的偏见，答方统一采用“抱朴子答曰”，属于葛洪猛烈的批评内容。二派对立非常尖锐，其“今胜于古”等思想观念和诗学见解就是在一问一答、一破一立中阐发出来的。
（二）铺陈扬厉的手法
铺陈与渲染是汉代赋作的首要特征。在描写事物时穷形尽相，善于从各个角度、不同方位来展开，大量采用排比、对偶、类比、夸张等，来铺叙所描写的对象。如果说汉赋中铺陈最初被用于描写，以表现外在景象，那么在魏晋批评文体中，铺陈手法则被广泛用来论文，增强文章的说理性。
一是借助铺陈手法来评论作家作品，形成良好的批评效果。批评家在评论诗人作家时，以铺陈方式将不同地域、时代乃至流派风格的作家作品尽情罗列，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如曹植《与杨德祖书》：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长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示于上京。
接连铺陈列举了五位作家，来说明建安时期文学之兴盛。又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建安七子，也是采用了铺陈方式：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此外，批评家在评论近似而又不同的作品时，也采用铺陈手法来进行对比，如傅玄《七谟序》中论“七体”之作：
若《七依》之卓砾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有时在对比中评论作品时采用铺陈，如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采用铺排手法来对比论文：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也。
借助铺陈和比较，三传各自的特点及不足，一目了然。
二是采用铺陈从不同角度来阐发某种文学现象，使析理严密，论述更为周全。如杜预在《春秋序》中言：
故传或先经以开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
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论道：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
以铺陈手法针砭“今赋”的“四过”，从意象、义理、言辞诸多方面将今赋的四种不足，几乎一口气概括殆尽，显示出批评家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理论概括力。
三是为了使论理透辟，在采用譬喻、类比等手法时大量铺陈，增强论说的力量，令人信服。如葛洪《抱朴子·钧世》篇论及古书虽多，然学者如不采猎，则多亦无用，葛洪铺陈“东瓯之木、长洲之林、云梦之泽、孟诸之薮”等来类比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必须立足于学习吸收、为我所用而非一味炫耀。这样铺陈、罗列，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此外，成公遂在《天地赋序》中，分别从“体”、“气”、“性”、“色”、“名”五个方面论述何谓“天地至神”，以发散性思维来阐发抽象之理；卫权在《左思三都赋略解序》中陈述自然万象皆为“征实”之题材；左思在《三都赋序》中以铺陈手法，将大赋“博物志、观风俗”的性质纳入《诗经》开创的文风之中；郭璞在《山海经序》中对宇宙之万物、自然之气象的铺陈于此书中各成一体，区分了客观事物与异物灵怪，等等，都是批评文体中对赋体铺陈手法的借鉴和移用。
（三）骈偶的大量使用
对偶是辞赋突出的文体特征之一，骈偶在《楚辞》和汉赋中已多有运用，真正追求句式的整齐对偶、开骈俪之风气的，则是东汉初。如班固的《两都赋》和西汉诸多大赋相比，对句增加，散句明显减少。至魏晋时期，文人们普遍重视文辞的华美与雕饰，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无论是赋体还是散体、杂体等，一律染上了偶对骈俪的色彩，这也为骈体最终在南朝成熟和定型提供了条件。
魏晋时期文人之间书信往来往往涉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按理说，书信这种文体用语最为自由灵活，写信者不用过度拘泥或讲究词句的推敲，只要有利于传情达意即可。然而魏晋时期文论家的书信也被赋化，书写中大量采用偶对来行文。如曹丕《答卞兰教》：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
这是写给卞兰的回信，数十字中就采用了三个工整对句。又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末尾一段，接连运用了8个对句，运用之娴熟，在当时很具有典型性，正反映了魏晋时期文论家普遍对对句具有浓厚的兴趣。
在论文体中，批评家更是重视对句的选取和锤炼，如《典论·论文》中：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建安至魏时期，在偶对追求上还未像其后两晋那么刻意和人为，也尚未大量用典、藻饰并追求声律，因此这一时期批评文体常于对偶中不时变换句式，偶尔夹杂散体，文风清丽而不绮丽，自然而不华靡，曹丕这段《典论·论文》即是如此。但仍然可以看出曹丕追求偶对、形成工整美文的倾向，批评家以赋之骈俪来论文，实现了赋体与论文体的渗透。这段文字共计10个对句，正对、反对、事对等都派上了用场。其酣畅地论文章之价值，对士人群体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勉励作用。其对偶对的运用，读来文势畅达，妙不可言。
序跋体中的偶对接二连三，比比皆是。皇甫谧于《三都赋序》中用对句颇有讲究，不断变化样式，形成一种语体的气势。四、五、六、七言工对，参差变换而不显单一，具有一种灵动之美。此外，子书体中，葛洪《抱朴子》诸篇变换四言对、五言对，杜预的《春秋序》、陆机的《遂志赋序》、张辅的《名士优劣论》等，都用了大量的偶对句。总之，不同文体的赋化，在魏晋时期是一种普遍趋势，它们尽显赋体主客问答、铺张扬厉等文体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南北朝批评文体的骈化
南北朝是骈文的定型、成熟期。然其产生、发展、演进却经历了从汉魏至两晋三百余年漫长的历程。这种文体不断从诗、赋中吸取用典、偶对、藻饰和声律等营养而发展成熟起来。据钟涛分析研究，骈体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在被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那里，骈文的文体特征基本确定。[2]最明显的标志是士人普遍追求文辞华丽，包括书信、论文、牍文等在内的几乎一切文体，都大量采用对偶、用典等，其所占篇幅急剧增加并迅速过半，③丰富多彩的藻饰、淋漓尽致的夸饰，也不绝于篇。比如建安时期，应瑒的《文质论》共21句，对句就近乎一半，且将铺陈、排比和对偶相结合，摇曳多姿；而阮禹《文质论》15句中就有10个对句、3个典故、2个排比，全文工整优美，论理谨严，一气呵成。至南朝时期，织辞日缛，声律初开，骈体文完全成熟并向众多文体蔓延开来。这一时期批评文体亦不例外，普遍地也被骈化了。
（一） 综合运用各种对偶并灵活进行变换，且四、六句式非常鲜明
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通篇偶对，文末也大量采用四六言句式：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
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讬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摽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後昆。…… 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
这是以骈体笔法来写史传。沈约所处时代正是骈文的巅峰时期，他的其余文体也大量采用四、六之类的骈化句式，如《七贤论》中评阮籍、阮咸二人，整段都是骈体语；[1]（222）书信《与陆厥书》、序跋《梁武帝集序》有一半文字是四六句式，《答甄公论》几乎通篇用四言偶句，[1]（219-225）这种密集高频率的使用，在魏晋批评文体中并不多见。
序跋体中，萧统的《文选序》从“余览抚闲，居多暇日”到文末“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近400字全部是四六句式，就《文选》的选录范围、标准和原则等进行了论析。萧绎的《内典碑铭集林序》、魏收的《魏书·文苑传序》、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等，更是通篇采用四六偶对骈语。至此，南北朝批评文体的全面骈化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大量使用典故来析理
南朝批评家论文可谓无体不用典，体体皆用典。魏晋南北朝文论家都是精通各类典故的高手，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只要提笔行文，总能随意用典。如果说魏晋时期典故还是偶尔一用，或一篇仅数例，比较自然，那么南北朝时期用典则有堆砌之嫌，梁陈之间的钟嵘，就提出反对“掉书袋”，主张“直寻说”。刘勰在《才略》篇中接连使用了12个典故，创南朝批评文体用典数量之最。而其余文体中，批评家以典举例、析理等也很常见。且看刘孝绰的《昭明太子集序》之篇末：
因宜昌适变，曲尽文情。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①长卿徒善，既累为迟；②少孺虽疾，俳优而已；③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④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⑤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⑥伯偕笑赠，诚挚虞知其颇古；⑦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⑧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结语：）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批评家真正要表达的诗学思想也就最后“典而不野”那一句。然而这个结语是建立在其前面量8个典故基础之上。刘孝绰精心选择从西汉至魏晋司马相如、枚皋、王褒、扬雄、陈琳、蔡邕、班固和陆机8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析“人各有体，鲜能周备”，从而使论析颇有力量，令人信服。这是批评家有意无意地采用骈体手法来批评，或者说是将骈体渗透入其余批评文体之中。很显然，南朝批评家用典的意识、用典的数量甚至活用能力都要超过魏晋时期。又如萧纲的《答新渝侯和诗书》全文如下：
垂示三首，①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②跨蹑曹左，含超潘陆。③双鬓向光，风流已绝；④九梁插花，步摇为古。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⑥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⑦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⑧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⑨鸣色向赵，始睹驻云之曲。⑩手持口诵，喜荷交并也。
这是萧暎（东宫四友之一）在寄送三首和诗给关系甚为亲密的萧纲，萧纲审阅后的复信。文字非常简洁，短短数十字可分为10句，标序如上。我们可从萧纲对萧暎作品的评论中看出其诗学观。然而全信中真正直接发表对其作品看法的仅①、⑦、⑩三句，足见萧纲的欣赏与喜爱之情。且①句还是采用夸饰比拟手法来评之。而其余处基本接连用典，如②句以曹左潘陆与之作比较；③④句采用妇人首饰之情态来描摹，画面感极强；而⑤⑥⑧⑨句接连运用四个典故，从不同角度来描摹所评对象的审美品味和接受效应。批评家并不作出任何主观判断与剖析，巧妙地借助典故就顺利完成了批评，并且成为一篇骈俪美文，句式工整，变化参差，读来简洁凝练，诗意盎然。类似这种直接以典故来评论作家作品、传达主体诗学观的情况，在南朝各式文体中屡见不鲜。
如果说魏晋时期批评文体以铺陈见长，用典较为明显，而南朝批评家以语言骈俪取胜，用典几乎化成自己语言的一部分。如萧纲《与湘东王书》末尾的四句用典，徐陵的《与李那书》最后多个用典，既有诗文，也有史例，如盐之溶于水，贴合无痕。
（三）广泛采用声律，注重词句的藻饰，形成形美兼声美之批评
南朝批评家将骈体渗透进其批评文体中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善于运用画面感和色彩感很强烈的字词，语言瑰丽多姿，在辞句上极力修饰，因而文体美轮美奂。
如上文引萧纲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评论作品为“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完全以首饰意象赋予读者画面感，而所谓“九梁”“步摇”则是采用借代辞格（代妇人首饰）。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谓：
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讬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
所谓“缀响联辞”，“波属云委”皆是借代。而以“上德”“玄珠”指称老子、庄子的哲思，遣词造句上颇有讲究。如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吾少好斯文”到“墨以亲露”一段如诗如画的绝妙文字，更是极尽“翰藻”之能事。萧统深情地回忆了自小在宫中的读书生活及郊游中的创作时光，画面色彩随四季之变换而不同，句式整炼，辞采侈丽，是书信体批评中不可多得的骈体美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生活于文学自觉创作繁荣、社会文化急剧转型、学术思潮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随着时局动荡和政权更迭，老庄道学复兴，魏晋玄学兴起，本土文化在传统和当时风尚的冲突中延续并急剧地发生着新变；另一方面，外来佛教传入并对传统文化形成一定的冲击、影响和浸染，以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萧统等为代表的一批文论家如何继承传统，使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融合儒道释来展开批评，如何紧承秦汉批评文体而又独创新变，又怎样通过标新立异来创体立言，这些都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然而这批文论家凭借着杰出的创作才华，综合采用转换、吸纳、借用和互渗等批评策略，实现了文体的多元建构和品位提升。这一阶段中国文论众体兼备，全面繁盛，融诗性与思辨于一体，成为形美与声美并存、丽辞与妙文俱佳的独特样式，既承前又启后，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品咂的范本，也是古今中外学者研究、探秘的千古经典。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的新变及其特征，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注释：
① 关于创作文体赋化倾向的详细论述，建议读者参见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3页。钟先生分析创作文体的赋化——“以赋为文”等思路和角度给了笔者极大启迪（比如以之论述批评文体的赋化与骈化等），特致谢意。
②如沈约《修竹弹甘蕉》文，刘孝标《广绝交论》，等等。
③如陆机《豪士赋序》142句中，对句102句，用典句数为52句；其演连珠五十首共369句，对句就占了364，用典更是多达110句。参见钟涛著《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表格分析。
参考文献：
[1]穆克宏，郭丹编著.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46-48.
[2]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64-79.
On Fu sty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Antithetic Style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Deng Xinq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any literary critics began to use the Fu and Antithetic styles in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greatly improved the cultural tast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arallel prose fully matured， and the style of criticism was generally parallel.
Keywords： Wei and Jin Dynasties； Literary criticism； Fu styl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tithetic style
关键词： 魏晋；批评文体；赋化；南北朝；骈化
中图分类号：Z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64-05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其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的文体特征尤为突出。赋作为古诗之流，脱胎于《楚辞》，以铺排、华丽见长，自汉至魏，由描绘宫殿、围猎等景象和场面，到各种叙事抒怀，不断生活化与文人化，其与诗歌的血脉一直未曾中断。而骈文则不断吸取诗歌和赋体在对偶、用典、辞藻和声律方面的元素，最终成为四六句式的骈俪文体，自成一格。三种文体在发展演进中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虽不同时代某种文体有所突出，但彼此很难截然分开。尤其是诗歌不断化入到其余文体之中（比如促成了宋词、元曲等新式文体的诞生），更是浸染到历代文人的思维方式中，成为其写作习惯和惯常语言。当朝代更迭时，文学、文化的纽带并不会因为政治的变迁而中断。前代文体会长久地影响其后新文体的发育与成长，而后来文体必然从中吸取养分不断壮大，呈现出新的面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就魏晋南北朝而言，陆机的《文赋》以赋体见长，刘勰的《文心雕龙》则以骈体取胜，二者成功地采用赋体和骈体来进行文学批评，然而其诗化色彩也极为浓厚。魏晋时期其余批评家所作的序跋体、子书体、史传体等，虽多为散行语体，然其赋化倾向也很明显。南北朝时期除《文心雕龙》之外的其余批评文体虽非标准骈体，但也普遍被骈化。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的普遍骈化与赋化，不仅和批评家所处时代环境有关，更与批评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语体来论文，使文体之间彼此渗透有关。
一、魏晋批评文体的赋化
如王国维所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体。赋体兴盛于汉魏两晋，陆机因时而作《文赋》，是这一时期诸多文学批评著作中纯粹采用赋体的仅有一种，弥足珍贵；骈体历经魏晋发展，至六朝也趋于成熟，达到巅峰，刘勰因时制宜地以骈体论文心，也使其著不仅在这一时段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成为千古绝唱。然而，在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其余批评家也发挥优长、顺时采用渗透法，使本是散体语言写就的序跋体、书信体、史传体、子书体等批评文体普遍地赋化与骈化，在语体上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实现各种批评文体的互融与共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文体的文化品位。
自建安至齐梁，由散文发展到骈文，文体的赋化倾向极其明显，①陆机《文赋》则代表了当时赋体批评的最高峰。及至魏晋前后，其余批评家也直接运用辞赋的创作手法，同时文体中讲求俳偶的倾向也促进了各种文体的赋化。
（一）主客问答形式
主客问答是西汉大赋的常用手法，早在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作中就多有所见。如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假设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与使者的对话。尤其是王褒《四子讲德论》，更是通篇叙事层次、结构安排都受赋的影响。赋体中的这种假设问答的方式，在魏晋以后被广泛运用到非赋体文章中，直到六朝在骈文中依然可以见到。②魏晋时期文学创作中，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孔雉珪的《北山移文》，就是典范。批评文体中，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来阐发艺术理论。素有杜武库之称的杜预在《春秋序》中，接连假设一主一客来答问，[1]阐明真相之时，将《春秋》的五项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序文通常篇幅短小，主体直接交代创作缘由，适当评论作家作品，阐发个人诗学见解。而像此序中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魏晋其余批评文体中尚不多见。
问答形式有利于引出话题，设置必要的语境，形成双方辩论，从而将观点引向深入，使其在一问一答中得以彰显。晋代葛洪《抱朴子》诸篇采用主客问答方式，问方是“或曰”，为葛洪要抨击的靶子，代表了世俗的偏见，答方统一采用“抱朴子答曰”，属于葛洪猛烈的批评内容。二派对立非常尖锐，其“今胜于古”等思想观念和诗学见解就是在一问一答、一破一立中阐发出来的。
（二）铺陈扬厉的手法
铺陈与渲染是汉代赋作的首要特征。在描写事物时穷形尽相，善于从各个角度、不同方位来展开，大量采用排比、对偶、类比、夸张等，来铺叙所描写的对象。如果说汉赋中铺陈最初被用于描写，以表现外在景象，那么在魏晋批评文体中，铺陈手法则被广泛用来论文，增强文章的说理性。
一是借助铺陈手法来评论作家作品，形成良好的批评效果。批评家在评论诗人作家时，以铺陈方式将不同地域、时代乃至流派风格的作家作品尽情罗列，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如曹植《与杨德祖书》：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长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示于上京。
接连铺陈列举了五位作家，来说明建安时期文学之兴盛。又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建安七子，也是采用了铺陈方式：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此外，批评家在评论近似而又不同的作品时，也采用铺陈手法来进行对比，如傅玄《七谟序》中论“七体”之作：
若《七依》之卓砾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有时在对比中评论作品时采用铺陈，如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采用铺排手法来对比论文：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也。
借助铺陈和比较，三传各自的特点及不足，一目了然。
二是采用铺陈从不同角度来阐发某种文学现象，使析理严密，论述更为周全。如杜预在《春秋序》中言：
故传或先经以开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
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论道：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
以铺陈手法针砭“今赋”的“四过”，从意象、义理、言辞诸多方面将今赋的四种不足，几乎一口气概括殆尽，显示出批评家精准的审美判断力和高超的理论概括力。
三是为了使论理透辟，在采用譬喻、类比等手法时大量铺陈，增强论说的力量，令人信服。如葛洪《抱朴子·钧世》篇论及古书虽多，然学者如不采猎，则多亦无用，葛洪铺陈“东瓯之木、长洲之林、云梦之泽、孟诸之薮”等来类比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必须立足于学习吸收、为我所用而非一味炫耀。这样铺陈、罗列，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此外，成公遂在《天地赋序》中，分别从“体”、“气”、“性”、“色”、“名”五个方面论述何谓“天地至神”，以发散性思维来阐发抽象之理；卫权在《左思三都赋略解序》中陈述自然万象皆为“征实”之题材；左思在《三都赋序》中以铺陈手法，将大赋“博物志、观风俗”的性质纳入《诗经》开创的文风之中；郭璞在《山海经序》中对宇宙之万物、自然之气象的铺陈于此书中各成一体，区分了客观事物与异物灵怪，等等，都是批评文体中对赋体铺陈手法的借鉴和移用。
（三）骈偶的大量使用
对偶是辞赋突出的文体特征之一，骈偶在《楚辞》和汉赋中已多有运用，真正追求句式的整齐对偶、开骈俪之风气的，则是东汉初。如班固的《两都赋》和西汉诸多大赋相比，对句增加，散句明显减少。至魏晋时期，文人们普遍重视文辞的华美与雕饰，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无论是赋体还是散体、杂体等，一律染上了偶对骈俪的色彩，这也为骈体最终在南朝成熟和定型提供了条件。
魏晋时期文人之间书信往来往往涉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按理说，书信这种文体用语最为自由灵活，写信者不用过度拘泥或讲究词句的推敲，只要有利于传情达意即可。然而魏晋时期文论家的书信也被赋化，书写中大量采用偶对来行文。如曹丕《答卞兰教》：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
这是写给卞兰的回信，数十字中就采用了三个工整对句。又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末尾一段，接连运用了8个对句，运用之娴熟，在当时很具有典型性，正反映了魏晋时期文论家普遍对对句具有浓厚的兴趣。
在论文体中，批评家更是重视对句的选取和锤炼，如《典论·论文》中：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建安至魏时期，在偶对追求上还未像其后两晋那么刻意和人为，也尚未大量用典、藻饰并追求声律，因此这一时期批评文体常于对偶中不时变换句式，偶尔夹杂散体，文风清丽而不绮丽，自然而不华靡，曹丕这段《典论·论文》即是如此。但仍然可以看出曹丕追求偶对、形成工整美文的倾向，批评家以赋之骈俪来论文，实现了赋体与论文体的渗透。这段文字共计10个对句，正对、反对、事对等都派上了用场。其酣畅地论文章之价值，对士人群体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勉励作用。其对偶对的运用，读来文势畅达，妙不可言。
序跋体中的偶对接二连三，比比皆是。皇甫谧于《三都赋序》中用对句颇有讲究，不断变化样式，形成一种语体的气势。四、五、六、七言工对，参差变换而不显单一，具有一种灵动之美。此外，子书体中，葛洪《抱朴子》诸篇变换四言对、五言对，杜预的《春秋序》、陆机的《遂志赋序》、张辅的《名士优劣论》等，都用了大量的偶对句。总之，不同文体的赋化，在魏晋时期是一种普遍趋势，它们尽显赋体主客问答、铺张扬厉等文体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南北朝批评文体的骈化
南北朝是骈文的定型、成熟期。然其产生、发展、演进却经历了从汉魏至两晋三百余年漫长的历程。这种文体不断从诗、赋中吸取用典、偶对、藻饰和声律等营养而发展成熟起来。据钟涛分析研究，骈体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在被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那里，骈文的文体特征基本确定。[2]最明显的标志是士人普遍追求文辞华丽，包括书信、论文、牍文等在内的几乎一切文体，都大量采用对偶、用典等，其所占篇幅急剧增加并迅速过半，③丰富多彩的藻饰、淋漓尽致的夸饰，也不绝于篇。比如建安时期，应瑒的《文质论》共21句，对句就近乎一半，且将铺陈、排比和对偶相结合，摇曳多姿；而阮禹《文质论》15句中就有10个对句、3个典故、2个排比，全文工整优美，论理谨严，一气呵成。至南朝时期，织辞日缛，声律初开，骈体文完全成熟并向众多文体蔓延开来。这一时期批评文体亦不例外，普遍地也被骈化了。
（一） 综合运用各种对偶并灵活进行变换，且四、六句式非常鲜明
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通篇偶对，文末也大量采用四六言句式：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
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讬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摽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後昆。…… 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
这是以骈体笔法来写史传。沈约所处时代正是骈文的巅峰时期，他的其余文体也大量采用四、六之类的骈化句式，如《七贤论》中评阮籍、阮咸二人，整段都是骈体语；[1]（222）书信《与陆厥书》、序跋《梁武帝集序》有一半文字是四六句式，《答甄公论》几乎通篇用四言偶句，[1]（219-225）这种密集高频率的使用，在魏晋批评文体中并不多见。
序跋体中，萧统的《文选序》从“余览抚闲，居多暇日”到文末“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近400字全部是四六句式，就《文选》的选录范围、标准和原则等进行了论析。萧绎的《内典碑铭集林序》、魏收的《魏书·文苑传序》、徐陵的《玉台新咏序》等，更是通篇采用四六偶对骈语。至此，南北朝批评文体的全面骈化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大量使用典故来析理
南朝批评家论文可谓无体不用典，体体皆用典。魏晋南北朝文论家都是精通各类典故的高手，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只要提笔行文，总能随意用典。如果说魏晋时期典故还是偶尔一用，或一篇仅数例，比较自然，那么南北朝时期用典则有堆砌之嫌，梁陈之间的钟嵘，就提出反对“掉书袋”，主张“直寻说”。刘勰在《才略》篇中接连使用了12个典故，创南朝批评文体用典数量之最。而其余文体中，批评家以典举例、析理等也很常见。且看刘孝绰的《昭明太子集序》之篇末：
因宜昌适变，曲尽文情。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①长卿徒善，既累为迟；②少孺虽疾，俳优而已；③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④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⑤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⑥伯偕笑赠，诚挚虞知其颇古；⑦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⑧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结语：）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批评家真正要表达的诗学思想也就最后“典而不野”那一句。然而这个结语是建立在其前面量8个典故基础之上。刘孝绰精心选择从西汉至魏晋司马相如、枚皋、王褒、扬雄、陈琳、蔡邕、班固和陆机8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析“人各有体，鲜能周备”，从而使论析颇有力量，令人信服。这是批评家有意无意地采用骈体手法来批评，或者说是将骈体渗透入其余批评文体之中。很显然，南朝批评家用典的意识、用典的数量甚至活用能力都要超过魏晋时期。又如萧纲的《答新渝侯和诗书》全文如下：
垂示三首，①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②跨蹑曹左，含超潘陆。③双鬓向光，风流已绝；④九梁插花，步摇为古。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⑥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⑦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⑧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⑨鸣色向赵，始睹驻云之曲。⑩手持口诵，喜荷交并也。
这是萧暎（东宫四友之一）在寄送三首和诗给关系甚为亲密的萧纲，萧纲审阅后的复信。文字非常简洁，短短数十字可分为10句，标序如上。我们可从萧纲对萧暎作品的评论中看出其诗学观。然而全信中真正直接发表对其作品看法的仅①、⑦、⑩三句，足见萧纲的欣赏与喜爱之情。且①句还是采用夸饰比拟手法来评之。而其余处基本接连用典，如②句以曹左潘陆与之作比较；③④句采用妇人首饰之情态来描摹，画面感极强；而⑤⑥⑧⑨句接连运用四个典故，从不同角度来描摹所评对象的审美品味和接受效应。批评家并不作出任何主观判断与剖析，巧妙地借助典故就顺利完成了批评，并且成为一篇骈俪美文，句式工整，变化参差，读来简洁凝练，诗意盎然。类似这种直接以典故来评论作家作品、传达主体诗学观的情况，在南朝各式文体中屡见不鲜。
如果说魏晋时期批评文体以铺陈见长，用典较为明显，而南朝批评家以语言骈俪取胜，用典几乎化成自己语言的一部分。如萧纲《与湘东王书》末尾的四句用典，徐陵的《与李那书》最后多个用典，既有诗文，也有史例，如盐之溶于水，贴合无痕。
（三）广泛采用声律，注重词句的藻饰，形成形美兼声美之批评
南朝批评家将骈体渗透进其批评文体中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善于运用画面感和色彩感很强烈的字词，语言瑰丽多姿，在辞句上极力修饰，因而文体美轮美奂。
如上文引萧纲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评论作品为“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完全以首饰意象赋予读者画面感，而所谓“九梁”“步摇”则是采用借代辞格（代妇人首饰）。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谓：
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讬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
所谓“缀响联辞”，“波属云委”皆是借代。而以“上德”“玄珠”指称老子、庄子的哲思，遣词造句上颇有讲究。如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吾少好斯文”到“墨以亲露”一段如诗如画的绝妙文字，更是极尽“翰藻”之能事。萧统深情地回忆了自小在宫中的读书生活及郊游中的创作时光，画面色彩随四季之变换而不同，句式整炼，辞采侈丽，是书信体批评中不可多得的骈体美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生活于文学自觉创作繁荣、社会文化急剧转型、学术思潮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随着时局动荡和政权更迭，老庄道学复兴，魏晋玄学兴起，本土文化在传统和当时风尚的冲突中延续并急剧地发生着新变；另一方面，外来佛教传入并对传统文化形成一定的冲击、影响和浸染，以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萧统等为代表的一批文论家如何继承传统，使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融合儒道释来展开批评，如何紧承秦汉批评文体而又独创新变，又怎样通过标新立异来创体立言，这些都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然而这批文论家凭借着杰出的创作才华，综合采用转换、吸纳、借用和互渗等批评策略，实现了文体的多元建构和品位提升。这一阶段中国文论众体兼备，全面繁盛，融诗性与思辨于一体，成为形美与声美并存、丽辞与妙文俱佳的独特样式，既承前又启后，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品咂的范本，也是古今中外学者研究、探秘的千古经典。魏晋南北朝批评文体的新变及其特征，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注释：
① 关于创作文体赋化倾向的详细论述，建议读者参见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3页。钟先生分析创作文体的赋化——“以赋为文”等思路和角度给了笔者极大启迪（比如以之论述批评文体的赋化与骈化等），特致谢意。
②如沈约《修竹弹甘蕉》文，刘孝标《广绝交论》，等等。
③如陆机《豪士赋序》142句中，对句102句，用典句数为52句；其演连珠五十首共369句，对句就占了364，用典更是多达110句。参见钟涛著《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表格分析。
参考文献：
[1]穆克宏，郭丹编著.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46-48.
[2]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64-79.
On Fu sty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Antithetic Style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Deng Xinq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any literary critics began to use the Fu and Antithetic styles in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greatly improved the cultural taste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arallel prose fully matured， and the style of criticism was generally parallel.
Keywords： Wei and Jin Dynasties； Literary criticism； Fu styl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tithetic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