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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来到了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特殊教育学校。尽管已经做了32年老师，这个环境对于我来说，却一切都是新的。
第一次走进特殊学校的校门，一群正在操场活动的孩子欢天喜地向我奔来，有的友好地对着我喊“老师好”;有的拉起我的手，亲热地说：“阿姨好！阿姨，我喜欢你。”还有的好像是不能说话的聋哑孩子，他们比划着，热情地表达着对来客的友好与欢迎。我有一种首长检阅部队的心理享受，也有一种因孩子们毫无戒备的友好而产生的感动。
初入特校，我知道他们都是有残疾的特殊儿童，却不知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情况。请教其他老师后才知道，本校有好几种类型的特殊孩子：聋哑孩子、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自闭症孩子、脑瘫孩子、智障孩子，还有多重残疾的孩子。我记住了这些名词，却对如何“因材施教”一头雾水。
校园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温馨场景：启音班（聋哑班）学生比划着神秘的手语，活跃在校园，他们画画、滑轮滑、下棋、跳舞;一些洋娃娃般的、皮肤很白、几乎长得一个样的身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小点的女孩笑眯眯地乖乖坐着，让大同学像妈妈一样在她的头上扎辫子，扎了又拆，拆了又扎，反反复复摆弄着扎出各种样式;大一点的唐氏男生抱着小弟弟的头，还拍着弟弟的背，嘴里念念有词，小的就那么静静地依偎着。
多数孩子看到老师都会亲热地凑上去，抱老师，争着送给老师他们舍不得吃的小点心。如果说这些孩子特殊的话，在我这个新人的眼里，他们的特殊就是比常人单纯快乐。可是，当我看到已经青春期的男生把隐私器官拿出来玩弄，或者学生吐老师口水，摔老师东西时，我就傻了，只能在那里说着毫不见效的警告。而其他老师不会去顾及身上的口水，会把学生揽到怀里，轻声地一面给学生讲道理，一面对我说：“自闭孩子的反应特别慢，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只接受‘要怎样做’，听不懂‘不能怎样’的警告。”
有时候，平常只会看着天空与“星星”默默对话的重度自闭孩子突然不再安静，他们倒地哭闹，翻窗爬墙。我只能硬拉硬拽，手足无措，而其他老师就会从容地走向学生，说着“乖，我们给妈妈打电话，妈妈爱，妈妈爱”之类柔情的话语。一般情况下，学生都会马上终止突发的暴躁。即使有时他们会咬伤老师，老师也毫无嫌弃，绝不真正生气。
为了尽快融入这个团队，我默默听课学习，送学生文具、衣物，学着与学生相处，哪怕我伸手拉住的是一双满是鼻涕的小手，我也会把尴尬藏起来，甜甜地和孩子一起欢笑。
尽管这样，我还是有依稀的失落，深感现实的骨感与自己的力不从心。尤其在教学上无法大展身手，总有一种自我浪费的感觉。这里没有洋洋洒洒的课堂，即使最简单的字也要一笔一画地反复教学，完全是有劲没法使，天天“对牛弹琴”，怎谈得上“让苔花也学牡丹开”。
特校老师的生活也特别忙碌和繁琐：整天忙碌着特殊孩子的衣食住行与学习，几乎与社会绝缘。每天都要给学生削笔、擦鼻涕，甚至垫卫生巾。
有时我的亲朋会说：“哎呀，你一个才女，去那个地方真是没用武之地啊”“和这些学生打交道，小心你变憨哈”……面对这些担心与劝告，我只有苦笑。
渐渐地，在学校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中，我感到了自己曾经的自以为是，原来特殊教育有着如此多的学问。就在不知不觉中，我回家谈论学校时兴奋点越来越多。特别是和老师们一起去家访后，我心里更是百感交集。
大邑县特殊教育学校每学期都会安排各种形式的家校联系，有品课、品餐活动，有家长手语培训活动，还有送温暖家访活动等。
有一次，我参加的小组负责悦来镇沿途几个乡镇的家访。这些乡镇，具有复杂的地理环境：有杜甫家窗含的西岭雪山、有飘着花香的温泉、有鹤鸣树冠的连绵丘陵……这些让八方游客向往的“高山流水”，却挡住了特殊孩子上学的脚步。
学生家庭住址分散，分布于方圆几百里的山区。我们一群女老师利用周末时间，有的手提吃的、穿的，有的肩扛准备送给学生的轮椅，在细雨绵绵的山道上跋山涉水，鞋上裹了厚厚的稀泥，每走一步都非常沉重和艰难。
重复着孩子们的求学路，老师们深感学生求学的不易，感慨有着各种残疾的他们了不起的坚持。
有一个叫蔡雨的脑瘫孩子，尽管行走不便，可早早起床久久地等候在山口，生怕老师找不到他的家。尽管连筷子都拿捏不稳，可他早已在茶几上摆好擦了一遍又一遍的水杯。他“哇哇哇”地向老师热情地表达着他的感激。看着小雨的笑脸，我深感“老师”在孩子心中的分量，深感我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世人总叹人生苦，但走访了小杰的家庭，再一次让我明白：幸福真的就那么简简单单。
这个家庭三代同堂，爷爷奶奶年迈体弱，小杰、父亲和母亲3个都是残疾人。全家的生活就靠稍有力气的残疾父亲每月不足千元的工资收入。
恭恭敬敬地站在老师们面前的家长，是一位身材瘦小、手脚残疾的中年男人，他每天要起早摸黑地到集镇扫地，肩负起家庭的重任。集镇卫生死角很多，很多时候还要带上智障的妻子去帮忙。1000元，两个人一月的劳动收入，可他们是多么的心满意足。
“我们感谢社会！感谢老师！一家人能够平安生存，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小杰父亲那简单的“平安生存”深深地震撼着我，他们简单、知足的幸福观极大地鼓舞着我。
山道弯弯，从丹凤山口开始，就感觉有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若隐若现地骑着自行车跟在我们车后。当我们走访最后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身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他就是一直在关注和保护着我们，期盼着快点到他家的一位聋哑学生。
这一次家访，孩子的远迎，家长的远送，让我感慨、感动。特教老师，在孩子和家长心中的分量如此之重，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爱那些孩子呢？
经过家访的历练，让我懂得“有爱无碍”。每一次将学生从地上扶起，每一次给学生系鞋带、整理衣裤，甚至擦屁股，我都变得那么从容。我喜欢上了自己的工作，喜欢上了这些对生活无所求的学生，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我把讲台交给了学生。
他们想用粉笔写字，我就让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在黑板上随意涂鸦，只要孩子愿意表达自己;他们喜欢当老师，就让他们上讲台做课堂的主人，想说就说，想唱就唱。课外，为了拓展他们的知识面，我利用多媒体直观地让他们收看中华成语故事、童话、寓言、神话故事。除了文化基础知识的教学，我更多地关注他们生存能力的成长：首先让他们了解与自己相关的信息，例如“家在哪里”“学校叫什么”“父母是谁”，教他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能记住亲友的电话。我还把手机交给学生，一个个教他们拨通家人电话，当他们从电话里听到亲人的声音而激动得泣不成声时，我读懂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读懂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为了唤醒他们自尊自强的生存觉悟，我搜集很多残疾人自立自强、致富的视频故事，一遍又一遍地放给学生观看，让他们讲故事，说感想。
原来我简单地认为，脑瘫学生一定是脑部患病，但是从我班孩子小侯的身上，我了解到脑瘫学生大多只是肢体残疾，而大脑与情感反应都很正常。发觉小侯喜欢侦探故事，我就送了他几本这方面的书，陪他读，听他讲，鼓励他模仿，学习自己写。小侯的每一篇作品，我都仔细修改，给他指导。当脑瘫的小侯发挥想象写出了他心中的侦探故事，我真是喜不自胜。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那天小侯自信地对我说，他要当作家。这些特殊孩子不就是如苔花一样，却在努力学习牡丹盛开吗？我发自肺腑地快乐着学生的快乐，更感觉做特殊教育的人就像女娲一样，给特殊孩子补上了一塊残缺的天空。如果老天给了你们残缺的世界，孩子不要怕！老师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合格的“女娲”，为你们补天。
（摘自《成都日报》2019年3月10日）
特校之“特”
第一次走进特殊学校的校门，一群正在操场活动的孩子欢天喜地向我奔来，有的友好地对着我喊“老师好”;有的拉起我的手，亲热地说：“阿姨好！阿姨，我喜欢你。”还有的好像是不能说话的聋哑孩子，他们比划着，热情地表达着对来客的友好与欢迎。我有一种首长检阅部队的心理享受，也有一种因孩子们毫无戒备的友好而产生的感动。
初入特校，我知道他们都是有残疾的特殊儿童，却不知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情况。请教其他老师后才知道，本校有好几种类型的特殊孩子：聋哑孩子、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自闭症孩子、脑瘫孩子、智障孩子，还有多重残疾的孩子。我记住了这些名词，却对如何“因材施教”一头雾水。
校园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温馨场景：启音班（聋哑班）学生比划着神秘的手语，活跃在校园，他们画画、滑轮滑、下棋、跳舞;一些洋娃娃般的、皮肤很白、几乎长得一个样的身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小点的女孩笑眯眯地乖乖坐着，让大同学像妈妈一样在她的头上扎辫子，扎了又拆，拆了又扎，反反复复摆弄着扎出各种样式;大一点的唐氏男生抱着小弟弟的头，还拍着弟弟的背，嘴里念念有词，小的就那么静静地依偎着。
多数孩子看到老师都会亲热地凑上去，抱老师，争着送给老师他们舍不得吃的小点心。如果说这些孩子特殊的话，在我这个新人的眼里，他们的特殊就是比常人单纯快乐。可是，当我看到已经青春期的男生把隐私器官拿出来玩弄，或者学生吐老师口水，摔老师东西时，我就傻了，只能在那里说着毫不见效的警告。而其他老师不会去顾及身上的口水，会把学生揽到怀里，轻声地一面给学生讲道理，一面对我说：“自闭孩子的反应特别慢，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只接受‘要怎样做’，听不懂‘不能怎样’的警告。”
有时候，平常只会看着天空与“星星”默默对话的重度自闭孩子突然不再安静，他们倒地哭闹，翻窗爬墙。我只能硬拉硬拽，手足无措，而其他老师就会从容地走向学生，说着“乖，我们给妈妈打电话，妈妈爱，妈妈爱”之类柔情的话语。一般情况下，学生都会马上终止突发的暴躁。即使有时他们会咬伤老师，老师也毫无嫌弃，绝不真正生气。
为了尽快融入这个团队，我默默听课学习，送学生文具、衣物，学着与学生相处，哪怕我伸手拉住的是一双满是鼻涕的小手，我也会把尴尬藏起来，甜甜地和孩子一起欢笑。
尽管这样，我还是有依稀的失落，深感现实的骨感与自己的力不从心。尤其在教学上无法大展身手，总有一种自我浪费的感觉。这里没有洋洋洒洒的课堂，即使最简单的字也要一笔一画地反复教学，完全是有劲没法使，天天“对牛弹琴”，怎谈得上“让苔花也学牡丹开”。
特校老师的生活也特别忙碌和繁琐：整天忙碌着特殊孩子的衣食住行与学习，几乎与社会绝缘。每天都要给学生削笔、擦鼻涕，甚至垫卫生巾。
有时我的亲朋会说：“哎呀，你一个才女，去那个地方真是没用武之地啊”“和这些学生打交道，小心你变憨哈”……面对这些担心与劝告，我只有苦笑。
家访
渐渐地，在学校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中，我感到了自己曾经的自以为是，原来特殊教育有着如此多的学问。就在不知不觉中，我回家谈论学校时兴奋点越来越多。特别是和老师们一起去家访后，我心里更是百感交集。
大邑县特殊教育学校每学期都会安排各种形式的家校联系，有品课、品餐活动，有家长手语培训活动，还有送温暖家访活动等。
有一次，我参加的小组负责悦来镇沿途几个乡镇的家访。这些乡镇，具有复杂的地理环境：有杜甫家窗含的西岭雪山、有飘着花香的温泉、有鹤鸣树冠的连绵丘陵……这些让八方游客向往的“高山流水”，却挡住了特殊孩子上学的脚步。
学生家庭住址分散，分布于方圆几百里的山区。我们一群女老师利用周末时间，有的手提吃的、穿的，有的肩扛准备送给学生的轮椅，在细雨绵绵的山道上跋山涉水，鞋上裹了厚厚的稀泥，每走一步都非常沉重和艰难。
重复着孩子们的求学路，老师们深感学生求学的不易，感慨有着各种残疾的他们了不起的坚持。
有一个叫蔡雨的脑瘫孩子，尽管行走不便，可早早起床久久地等候在山口，生怕老师找不到他的家。尽管连筷子都拿捏不稳，可他早已在茶几上摆好擦了一遍又一遍的水杯。他“哇哇哇”地向老师热情地表达着他的感激。看着小雨的笑脸，我深感“老师”在孩子心中的分量，深感我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世人总叹人生苦，但走访了小杰的家庭，再一次让我明白：幸福真的就那么简简单单。
这个家庭三代同堂，爷爷奶奶年迈体弱，小杰、父亲和母亲3个都是残疾人。全家的生活就靠稍有力气的残疾父亲每月不足千元的工资收入。
恭恭敬敬地站在老师们面前的家长，是一位身材瘦小、手脚残疾的中年男人，他每天要起早摸黑地到集镇扫地，肩负起家庭的重任。集镇卫生死角很多，很多时候还要带上智障的妻子去帮忙。1000元，两个人一月的劳动收入，可他们是多么的心满意足。
“我们感谢社会！感谢老师！一家人能够平安生存，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小杰父亲那简单的“平安生存”深深地震撼着我，他们简单、知足的幸福观极大地鼓舞着我。
山道弯弯，从丹凤山口开始，就感觉有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若隐若现地骑着自行车跟在我们车后。当我们走访最后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身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他就是一直在关注和保护着我们，期盼着快点到他家的一位聋哑学生。
这一次家访，孩子的远迎，家长的远送，让我感慨、感动。特教老师，在孩子和家长心中的分量如此之重，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爱那些孩子呢？
有爱无碍
经过家访的历练，让我懂得“有爱无碍”。每一次将学生从地上扶起，每一次给学生系鞋带、整理衣裤，甚至擦屁股，我都变得那么从容。我喜欢上了自己的工作，喜欢上了这些对生活无所求的学生，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我把讲台交给了学生。
他们想用粉笔写字，我就让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在黑板上随意涂鸦，只要孩子愿意表达自己;他们喜欢当老师，就让他们上讲台做课堂的主人，想说就说，想唱就唱。课外，为了拓展他们的知识面，我利用多媒体直观地让他们收看中华成语故事、童话、寓言、神话故事。除了文化基础知识的教学，我更多地关注他们生存能力的成长：首先让他们了解与自己相关的信息，例如“家在哪里”“学校叫什么”“父母是谁”，教他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能记住亲友的电话。我还把手机交给学生，一个个教他们拨通家人电话，当他们从电话里听到亲人的声音而激动得泣不成声时，我读懂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读懂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为了唤醒他们自尊自强的生存觉悟，我搜集很多残疾人自立自强、致富的视频故事，一遍又一遍地放给学生观看，让他们讲故事，说感想。
原来我简单地认为，脑瘫学生一定是脑部患病，但是从我班孩子小侯的身上，我了解到脑瘫学生大多只是肢体残疾，而大脑与情感反应都很正常。发觉小侯喜欢侦探故事，我就送了他几本这方面的书，陪他读，听他讲，鼓励他模仿，学习自己写。小侯的每一篇作品，我都仔细修改，给他指导。当脑瘫的小侯发挥想象写出了他心中的侦探故事，我真是喜不自胜。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那天小侯自信地对我说，他要当作家。这些特殊孩子不就是如苔花一样，却在努力学习牡丹盛开吗？我发自肺腑地快乐着学生的快乐，更感觉做特殊教育的人就像女娲一样，给特殊孩子补上了一塊残缺的天空。如果老天给了你们残缺的世界，孩子不要怕！老师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合格的“女娲”，为你们补天。
（摘自《成都日报》2019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