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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山”理论既是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与世界文明发展大潮深入理解和精准把握而得出的创新思想，也是对道家“无用之用”哲学思想时代价值的吸纳与传承，深入分析道家“无用之用”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从其“突破物用屏障”的目的、“有无辩证关系”的本质以及“内化创新”的思想核心来解读“两山”理论的最终目的、基础底线以及关键核心，更有利于加深对“两山”理论的理解，充分发挥其实践指导功能。
关键词：“两山”理论;“无用之用”;道家;庄子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2-00065-0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新成果也是实践新亮点，“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实践的核心内容，深刻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依存、转化的内在联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将优秀传统文化与“两山”理论联系起来，从道家“无用之用”的思想来看“两山”理论，既为“两山”理论的内容阐释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文化伦理支撑，也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庄子“无用之用”的缘起及其思想解读
（一）“无用之用”思想的缘起及发展
“无用之用”是庄子较为著名的哲学论题之一，与此有关的论述最早出现于《逍遥游》篇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立之涂，匠人不顾……’庄子曰：‘……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1]
寓言故事里庄子与惠子因大樗引起争论，惠子认为大樗大而无用，大樗虽大却因其根满是疙瘩，树枝弯曲而无法打墨线，用尺子测量，不能作为有用之材;庄子则分别用宋人的“不龟手之药”与“狸狌斄牛之别”反驳惠子因“有蓬之心”而不会“用大”，发出了“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的感慨，劝解惠子无须执着于事物单方面的“有用无用”，不以特定的规范标准去衡量事物价值意义。这是庄子首次在文本提及“有用与无用”之说。
庄子完整地提出“无用之用”的概念是在《庄子·人间世》篇中的后半部分。“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2]
《庄子·人间世》讨论的是人世相处生存之道，是庄子处世态度的表達，上半部分庄子假托三个故事：颜回出仕卫国，叶公子高向孔子的求教，颜阖被请去做卫太子师时向蘧伯玉的讨教，来说明当时处世之艰难险恶。后半部分则分别通过用树木不成材却能终享天年，支离疏形体残缺不全却避开了许多灾祸，来比喻说明世人眼中事物的“无用”属性才是事物得以逃离中道夭折的根本，证明了事物的“无用”亦有“有用”之用，从而在《庄子·人间世》的结尾提出了“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的论断，将“无用之用”的概念完整地呈现给世人。
庄子再次提及“无用之用”，是在外篇《庄子·山木》中。“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 庄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 竖子请曰：‘ 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3]
《庄子》的外杂篇学术界将其视为庄子的嫡系弟子及其后学所著，《庄子·山木》中关于“无用之用”的论述可视为后世庄学对于《庄子》内篇中相关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篇中寓言有承上启下之用，寓言先是写到山中庄子与弟子讨论山木无用而能保全自身，终其天年，这是对于内篇中“无用之用”思想的延续;但出山之后，却遇见因雁不能鸣表现出无用的一面而被杀的现实，补充说明了偏执于“有用”与“无用”都不是绝对万全的生存之道，最好的办法是“乘道德而浮游”。
（二）“无用之用”思想解读
1.目的
从庄子首次提及“有用”与“无用”到完整地提出“无用之用”的概念，可以看出“无用之用”是庄子对当时现实困境，即人人都追求事物的“有用性”而规避其“无用性”进行冷静思考之后的产物，其源起是要“突破对世之‘有用’的界限去探寻事物‘无用’背后的自然之用。”[4]世之“有用”指代的是事物呈现出来的表面功用，这种作用是人为之用;世之“无用”指代的是对于他物的“无用”性，但对于事物本体而言并非真正的无用，而是保持事物自身界限的自然之用，通常表现为事物的固有特性。正如《庄子》文本中匠石与栎社树的论辩，匠石认为栎社树为 “散木也”，因为其为舟则沉，为棺椁则速腐，为器则速毁，无法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与人无用，所以无所可用，是不材之木;但从栎社树自身的角度来看，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因为果可食而遭遇“实熟则剥，剥则辱”，不能终其天年而中道夭折的下场，栎社树的“无所可用”实为其自然属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属性与人无用，其自然生命才得以保存、完成和实现，因而与“人之无用”于栎社树而言实为其实现自身之大用。
2.本质
庄子“无用之用”的概念实为道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有无”关系的延伸。“无用”即“无”，“用”即是“有用”，即“有”，而“用”实为庄子探讨“有无”关系的一个媒介，正如老子的“有名”与“无名”，“有象”与“无象”等。在道家朴素的辩证思想中，道的显现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如《道德经》第一章所道“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5] “无”是一切的开始。而“有”“无”之间更具体的关系则如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中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6]是相互对立存在的，它们的价值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能体现出来，因而两者又相互依存。“有”“无”的关系在事物的用途层面显现为事物的“有用”源于“无用”，两者共存共生，缺一不可。 3.核心
庄子提出“无用之用”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对“世之有用”的否定，也不是对“无用之用”的肯定，其核心思想是希望通过故事文本以及事物用途的媒介去了解“有无”的相互转化，在事物不断的运动发展中探寻自然之道。正如《庄子·人间世》中用栎社树之梦的故事让人突破对“世之有用”的执着，意识到事物“无用”属性的价值所在，那么《庄子·山木》中“杀不鸣之雁”的故事则是为了让人们放下对“无用之用”的固守。栎社树因为对世之无用而得以保存自身，使其“无用”变为了“有用”，但栎社树的例子并不是其他事物都可以模仿和学习的，庄子的目的也并不是让人刻意地去模仿栎社树立场，一味地追寻“无用之用”，否则可能会如不鸣之雁一样，因其不鸣而被杀。从栎社树到不鸣之雁的寓言故事，其中蕴含着庄子自我否定式的思想推进方式，通过不断地否定自我，以实现对固有认识的不断超越。庄子发言的目的从来不在教授人们固定的知识经验，而是意图通过某种媒介让人们跳出是非双方的思想樊笼，达到“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的境界。“无用之用”便是庄子试图通过“物用”的中介，不断地自我否定，让人们忘却事物表面的“有用”与“无用”，在螺旋式的思维推进中深刻理解“有”“无”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把握住变化的关键，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触及大道的边缘。
二、“两山”理论在物用范畴的意蕴解读
习近平在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两山”理论，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内涵的科学理论，从萌芽到形成完整的论述经历了多年的实践探索。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所提到的一段论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这段话也标志着“两山”理论成为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的灵魂，成为其治国理念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山”理论中的“绿水青山”指代的是良好的生态环境、环境保护;“金山银山”指代的则是丰富的物质财富、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两山”理论主要讨论的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物用范畴内，从事物的功用性来看，毋庸置疑，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是直观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因而“金山银山”一直以来都是世人积极寻求的有用之物。相较而言，在人们的生态意识觉醒以前，“绿水青山”则被视为无用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然生态都被人类视为征服的对象，从中获取生存资源和物质财富，而鲜有保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对“两山”的认识逐渐转变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以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转变过程实际便是“无用”转变为“有用”，“无用之用”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被证实、被挖掘的过程。
三、从道家“无用之用”思想解读“两山”理论
（一）“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突破“物用”遮掩，挖掘“无用”的内在价值
庄子提出“无用之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以纯粹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事物，不被“世之有用”的狭小视野限制思维，发现事物的内在价值、万物的自然之用，但同时也不全盘否定事物的人为之用。正如罗安宪所说：“庄子提倡要突破‘有用’的眼光看待這个世界的做法。不仅知晓物的‘有用之用’，明了物的‘无用之用’，更进而要以纯然‘无用’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和对待身外的一切事物。”[8]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是“两山”理论要实现的终极目标，人们历来重视物质财富与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例子并不少见。习近平在“两山”理论中将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置于平等的地位，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一样存在着巨大的价值，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发展，便是突破了“有用”的狭窄视野，在知晓了经济发展“有用之用”的同时对生态保护“无用之用”的明了和挖掘。
所谓“无用”之物的内在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得以实现的前提。对此在《庄子·逍遥游》中有关“不龟手之药”的故事可以说明。“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洸为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9]
在故事中宋人所制作的药，其自然之用是防止皮肤冻裂，药的作用在宋人家族后辈的习惯下其价值被视为“不过数金”趋近于“无用”，世世代代都用来在水中漂洗棉絮为业，但外人听说之后，用百金买下其药方用来说服吴王。后越国入侵吴国，冬天和越军进行水战，吴国军队涂了他的药，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吴王因此赏赐了他一块封地。同样的药，因使用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其价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仅能为“洴澼洸”的“无用”转化为了可以“裂地而封之”的“大用”。说明了“无用”与“有用”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相互转化的，“无用”之中蕴含着的自然之用，也就是事物的固有特性是“无用”转化为“有用”的基本条件，这种转化的条件或许隐蔽但却是客观存在的，正如“防止皮肤冻裂”是“不龟手之药”的固有特性，不会因为使用者和使用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而“绿水青山”的固有特性便是其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客观条件。例如现实社会中独特的物产资源，奇特的地形地貌甚至独有的人文历史环境等，都是有其存在价值的，是潜在的“金山银山”，只要树立好正确的发展思路便可因地制宜，利用拥有这些“特性”的资源与环境，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实现人民富裕与生态优美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由于历史生产水平的局限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经济增长的“有用性”被人们有意地放大，生态保护一度被置于“无用”的位置，自然资源则被以“人为之用”分门别类，作为经济增长的附庸，人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人们的思维和眼界被事物外显的功用性即“物用”所阻碍和遮掩，人们对事物价值的判断来源于自身对事物的认识，如海德格尔所说：“森林是一片林场，山是采石场，河流是水力，风是扬帆之风。”[10]与其说这种“物用”是事物在过去的人类历史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不如说是人类为满足自身所需而将“万物”转化为“器物”而导致的狭隘认识。正如《庄子·人间世》中匠石认为栎社树为“不材之木”的判断正是基于其无法为棺椁等器具的用处。人们对于自然生态“无用”的认识与匠石一样，都是太过执着于自己的“成心”，用自己固定的经历和认识去判断和苛评事物存在的价值，遮掩了事物本身无限的可能性，看不到其他的可能，“对于这类被固化者来说，虽然好像是他们自己在认识与评价外部世界，但其实是他们内心的固定知识在做评价，他们反而成了知识的奴隶。”[11]但客观上成心之外的可能性一直都在，正如栎社树正是因为“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这里“无所可用”便是栎社树的固有特性是其客观存在的大用。“两山”理论中“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论断则突破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统发展理念，揭开了事物外显功用性的遮掩，看到了“绿水青山”内在固有属性，挖掘出了事物的恒有的“无用”之用的巨大价值，肯定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各自的存在价值。将过去被视为无用的“绿水青山”置于有用的“金山银山”之前，更是突破了人们以往在认识论层面的“物用”屏障，敏锐而前瞻性地认识到生态保护是不仅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重要前提，其中潜在的巨大价值和意义与经济发展相比也并不逊色，从而大大提升了过去一直被视为“无用”的生态保护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二）“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回归自然，坚守“有”“无”相生相依的底线原则
庄子“无用之用”思想的本质是以物用为媒介的“有”“无”关系的延伸，其中蕴含了道家朴素的辩证思想。一是“有”“无”相生，表现在物用上即是“有用”生于“无用”，“无用”为“有用”的起源;二是“有”“无”相成，表现在物用上即是“有用”与“无用”相互依存，“无用”为“有用”的存在根据。“寧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是习近平“两山”理论的基础底线，“两山”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局面。当两者发生矛盾面临取舍之时，习近平选择将生态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前，意在突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以保护社会发展的根基不被消耗殆尽。这是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对以物用为媒介的“有”“无”关系的明晰，以及其中底线原则的坚守。
道家所谓的“无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对世俗功用性的反驳下对原初世界的回归，这种“无用”包含事物的原始自然性状，即山只是山，而不是生产石料的石场;风只是风，而不是产生电力的风力。但是可以为人所用的石场、风力都源自一开始的“无用”之物。“两山”理论中“绿水青山”所指代的生态环境便是可以产生一切的“无”，当下自然界中那些被认定为“无用”的事物，未必不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求的“有用”之物的缘起，而当下经济发展的所需之物，也就是人们所谓的“有用”之物，实则都是来源于生态环境中的自然之物，若后者被消耗殆尽或不加保护，前者也将不复存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更是一个文明得以诞生、繁荣和延续的前提。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因为生态失衡而导致覆灭的文明不在少数，例如古老的巴比伦文明以及遥远的楼兰古国。“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论断敏锐地觉察到了生态保护在当下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要性，揭示了生态保护的“无用”之用。
此外，“无用”与“有用”是相对而存在的，它们的价值只有在彼此共同存在的基础上才能够显现，“有用”与它之外的“无用”两者一起共同构成了物的世界，“无用”不仅如上述那般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是“无用”让“有”成了“有用”。正如《庄子·外物》中所言 “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堑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12]如果只从人为之用来看事物的价值，人们脚下的大地其实只有双脚站立的地方是有用的，其余的都是无用的，但若挖去了双脚站立之外的大地，一直挖到黄泉，仅剩下双脚站立的一小块地，人便被孤立在了黄泉之中，不仅无法让人行走的，更无法生存，那么“有用”也变为“无用”了。因为“无用”的存在，才让“有用”可能存在，并且完成自己，这便是“无用”存在的必然性。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不像社会中其他方面的发展那般，无法立竿见影地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便利。但如习近平所说：“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
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生命幸福可言？”[13]当最基本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没有了生态环境这块“容足”之外的大地支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就如同庄子所言的“容足之地”，孤悬于黄泉之上，成为人类最后的囚笼。“两山”理论中“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便是清楚地意识到“有用”“无用”相互依存，双方在相互比较中才有相对的价值，若是“无用”的“绿水青山”不在，那么“有用”的“金山银山”也将失去意义。
（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消除偏执，内化创新“有”“无”之间的转化关系
庄子提出“无用之用”的最终目的，既不在于对“无用”的肯定，也不在于对“有用”的否定，其核心在于“有用”与“无用”之间的相互转化，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推陈出新，寻求自适之道。“两山”理论中习近平没有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对立起来，抑或偏执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一方，其核心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更是在将生态发展转化为经济财富的道路上，对“有”“无”转化关系的内化和创新。
对于如何把握“无用之用”之间“有”“无”转化的关键，将其内化为道，庄子主张“乘道德而浮游”。如其在《庄子·山木》篇中所言：“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14]以大道至德为依托，虚己游世。此处的道德并不是道家广义上的“道”与“德”，而是狭义上通过物用的媒介得出的关于万物的自然规律，包括事物的原始本性以及在物之有用、无用之间不断转化的规则;庄子的“游”是与世相处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了与物相处的方式，是“遵循自然分际的游，这种游来自宇宙大化同流的启示”，“其基本义是适性而为，强调以自然分际（‘自适其适’）为处世标准。”[15]如庖丁之所以能够以技进道，便是适性而为的结果。牛自身的“经脉骨骼”便是与其他事物的自然分际，是其“天理”与“天性”，庖丁是在此基础上不断练习，才到达了“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的状态。而“无厚入有间”“游刃必有馀地”也显示了庄子之游的特征，似是游离于事物表面，没有深入，实际是以事物的自然属性为依托，游走于事物内部两极的空间，具有巨大的自由度以及包容性。没有事物是固定永恒的，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循环运动中，以“游”的方式来认识探索世界，既可不失公正地认识万物，又可赋予人类认识巨大的开放空间，超脱了“有用”“无用”，以及“中道处之”的执滞与困惑，进入一种“不即不离，入世而出世”的玄妙状态中。
“乘道德而浮游”具体的实践方式有二。其一为“一龙一蛇，与时俱化”。“龙”为“显”，在物用上表现为有用，蛇为“隐”在物用上则表现为无用，“与时俱化”即随实际际遇变化而变化。万物的彰显与隐匿都应随着所处环境与际遇的变化而变化，不专执于一时一事，甚至事物内在的某一面。正如郭象所道“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与时俱化者，为能涉变而常通耳”。其二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即掌握物我互动之间的主动权，现多被引申用于物欲方面，但在文本中其原始意义在于摆脱物用的樊笼，物我之间，“物”为役，“我”为主。当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需依托于其他事物的某种属性时，应注意取之有度，游离物外，不因事物带来的一切而迷失初衷，要在物我之间掌握主动权，方能不被事物表面的“有用”与“无用”蒙蔽。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与“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论断看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各自的价值和存在依据，而并未直接疏通两者之间的隔阂，阐释两者之间相互转化的内在联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则彻底打破了过去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直接將生态环境与经济财富等同起来，是“无用之用”转化之道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鲜明体现。
首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正是“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的产物。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阶段，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生态意识开始自觉萌芽，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生态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日益提高。此时生态保护便从以往的“无用”状态变为“大用”。2013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6]明确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理论”，将环境纳入生产力的范畴，使其成为创造财富的新能力，打破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立关系，打通了自然环境与经济财富之间的通道，成为两山之间的“转化器”，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能力，人们对生产力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相较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对于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等渗透性要素的重视，生态保护、自然环境对于物质并不丰富的文明时代来说，只能处于“无用”状态。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有需求就会产生消费市场，在诸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发展模式中，生态环境几乎起着决定作用，环境生产力理论正是抓住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新趋势，与时俱进，将生态环境纳入了生产力的范畴。
其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主动掌控物用的理论创新。2014年，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17]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固有的，但其价值体现在“龙”“蛇”之间不断游离转化，要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便要主动掌握“物”“我”之间的控制权，不被事物外在的功用性及其带来的利益所迷惑而专执于物，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尽量公正全面地去看待万物的存在价值，即“关键在人”。要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更要突破以往的思维束缚，跳出既得利益的“物用樊笼”，重新审视万物的存在价值，自觉地运用生态文明思维，发挥环境生产力的作用，方能生产出更多优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即“关键在思路”。这种思想改变了过去单纯依赖于生态环境的简单发展模式上，例如靠山就只“吃山”，靠水就只“吃水”，只会从环境获取“有用”的物质资源，而不去挖掘其他可能。同时亦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改变生产模式，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与环境去创造新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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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好
关键词：“两山”理论;“无用之用”;道家;庄子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2-00065-0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新成果也是实践新亮点，“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实践的核心内容，深刻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依存、转化的内在联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将优秀传统文化与“两山”理论联系起来，从道家“无用之用”的思想来看“两山”理论，既为“两山”理论的内容阐释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文化伦理支撑，也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庄子“无用之用”的缘起及其思想解读
（一）“无用之用”思想的缘起及发展
“无用之用”是庄子较为著名的哲学论题之一，与此有关的论述最早出现于《逍遥游》篇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立之涂，匠人不顾……’庄子曰：‘……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1]
寓言故事里庄子与惠子因大樗引起争论，惠子认为大樗大而无用，大樗虽大却因其根满是疙瘩，树枝弯曲而无法打墨线，用尺子测量，不能作为有用之材;庄子则分别用宋人的“不龟手之药”与“狸狌斄牛之别”反驳惠子因“有蓬之心”而不会“用大”，发出了“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的感慨，劝解惠子无须执着于事物单方面的“有用无用”，不以特定的规范标准去衡量事物价值意义。这是庄子首次在文本提及“有用与无用”之说。
庄子完整地提出“无用之用”的概念是在《庄子·人间世》篇中的后半部分。“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2]
《庄子·人间世》讨论的是人世相处生存之道，是庄子处世态度的表達，上半部分庄子假托三个故事：颜回出仕卫国，叶公子高向孔子的求教，颜阖被请去做卫太子师时向蘧伯玉的讨教，来说明当时处世之艰难险恶。后半部分则分别通过用树木不成材却能终享天年，支离疏形体残缺不全却避开了许多灾祸，来比喻说明世人眼中事物的“无用”属性才是事物得以逃离中道夭折的根本，证明了事物的“无用”亦有“有用”之用，从而在《庄子·人间世》的结尾提出了“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的论断，将“无用之用”的概念完整地呈现给世人。
庄子再次提及“无用之用”，是在外篇《庄子·山木》中。“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 庄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 竖子请曰：‘ 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3]
《庄子》的外杂篇学术界将其视为庄子的嫡系弟子及其后学所著，《庄子·山木》中关于“无用之用”的论述可视为后世庄学对于《庄子》内篇中相关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篇中寓言有承上启下之用，寓言先是写到山中庄子与弟子讨论山木无用而能保全自身，终其天年，这是对于内篇中“无用之用”思想的延续;但出山之后，却遇见因雁不能鸣表现出无用的一面而被杀的现实，补充说明了偏执于“有用”与“无用”都不是绝对万全的生存之道，最好的办法是“乘道德而浮游”。
（二）“无用之用”思想解读
1.目的
从庄子首次提及“有用”与“无用”到完整地提出“无用之用”的概念，可以看出“无用之用”是庄子对当时现实困境，即人人都追求事物的“有用性”而规避其“无用性”进行冷静思考之后的产物，其源起是要“突破对世之‘有用’的界限去探寻事物‘无用’背后的自然之用。”[4]世之“有用”指代的是事物呈现出来的表面功用，这种作用是人为之用;世之“无用”指代的是对于他物的“无用”性，但对于事物本体而言并非真正的无用，而是保持事物自身界限的自然之用，通常表现为事物的固有特性。正如《庄子》文本中匠石与栎社树的论辩，匠石认为栎社树为 “散木也”，因为其为舟则沉，为棺椁则速腐，为器则速毁，无法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与人无用，所以无所可用，是不材之木;但从栎社树自身的角度来看，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因为果可食而遭遇“实熟则剥，剥则辱”，不能终其天年而中道夭折的下场，栎社树的“无所可用”实为其自然属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属性与人无用，其自然生命才得以保存、完成和实现，因而与“人之无用”于栎社树而言实为其实现自身之大用。
2.本质
庄子“无用之用”的概念实为道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有无”关系的延伸。“无用”即“无”，“用”即是“有用”，即“有”，而“用”实为庄子探讨“有无”关系的一个媒介，正如老子的“有名”与“无名”，“有象”与“无象”等。在道家朴素的辩证思想中，道的显现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如《道德经》第一章所道“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5] “无”是一切的开始。而“有”“无”之间更具体的关系则如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中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6]是相互对立存在的，它们的价值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能体现出来，因而两者又相互依存。“有”“无”的关系在事物的用途层面显现为事物的“有用”源于“无用”，两者共存共生，缺一不可。 3.核心
庄子提出“无用之用”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对“世之有用”的否定，也不是对“无用之用”的肯定，其核心思想是希望通过故事文本以及事物用途的媒介去了解“有无”的相互转化，在事物不断的运动发展中探寻自然之道。正如《庄子·人间世》中用栎社树之梦的故事让人突破对“世之有用”的执着，意识到事物“无用”属性的价值所在，那么《庄子·山木》中“杀不鸣之雁”的故事则是为了让人们放下对“无用之用”的固守。栎社树因为对世之无用而得以保存自身，使其“无用”变为了“有用”，但栎社树的例子并不是其他事物都可以模仿和学习的，庄子的目的也并不是让人刻意地去模仿栎社树立场，一味地追寻“无用之用”，否则可能会如不鸣之雁一样，因其不鸣而被杀。从栎社树到不鸣之雁的寓言故事，其中蕴含着庄子自我否定式的思想推进方式，通过不断地否定自我，以实现对固有认识的不断超越。庄子发言的目的从来不在教授人们固定的知识经验，而是意图通过某种媒介让人们跳出是非双方的思想樊笼，达到“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的境界。“无用之用”便是庄子试图通过“物用”的中介，不断地自我否定，让人们忘却事物表面的“有用”与“无用”，在螺旋式的思维推进中深刻理解“有”“无”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把握住变化的关键，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触及大道的边缘。
二、“两山”理论在物用范畴的意蕴解读
习近平在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两山”理论，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内涵的科学理论，从萌芽到形成完整的论述经历了多年的实践探索。2013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所提到的一段论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这段话也标志着“两山”理论成为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的灵魂，成为其治国理念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山”理论中的“绿水青山”指代的是良好的生态环境、环境保护;“金山银山”指代的则是丰富的物质财富、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两山”理论主要讨论的是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物用范畴内，从事物的功用性来看，毋庸置疑，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是直观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因而“金山银山”一直以来都是世人积极寻求的有用之物。相较而言，在人们的生态意识觉醒以前，“绿水青山”则被视为无用之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然生态都被人类视为征服的对象，从中获取生存资源和物质财富，而鲜有保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对“两山”的认识逐渐转变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以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转变过程实际便是“无用”转变为“有用”，“无用之用”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被证实、被挖掘的过程。
三、从道家“无用之用”思想解读“两山”理论
（一）“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突破“物用”遮掩，挖掘“无用”的内在价值
庄子提出“无用之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以纯粹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事物，不被“世之有用”的狭小视野限制思维，发现事物的内在价值、万物的自然之用，但同时也不全盘否定事物的人为之用。正如罗安宪所说：“庄子提倡要突破‘有用’的眼光看待這个世界的做法。不仅知晓物的‘有用之用’，明了物的‘无用之用’，更进而要以纯然‘无用’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和对待身外的一切事物。”[8]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是“两山”理论要实现的终极目标，人们历来重视物质财富与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例子并不少见。习近平在“两山”理论中将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置于平等的地位，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一样存在着巨大的价值，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发展，便是突破了“有用”的狭窄视野，在知晓了经济发展“有用之用”的同时对生态保护“无用之用”的明了和挖掘。
所谓“无用”之物的内在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得以实现的前提。对此在《庄子·逍遥游》中有关“不龟手之药”的故事可以说明。“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洸为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9]
在故事中宋人所制作的药，其自然之用是防止皮肤冻裂，药的作用在宋人家族后辈的习惯下其价值被视为“不过数金”趋近于“无用”，世世代代都用来在水中漂洗棉絮为业，但外人听说之后，用百金买下其药方用来说服吴王。后越国入侵吴国，冬天和越军进行水战，吴国军队涂了他的药，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吴王因此赏赐了他一块封地。同样的药，因使用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其价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仅能为“洴澼洸”的“无用”转化为了可以“裂地而封之”的“大用”。说明了“无用”与“有用”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相互转化的，“无用”之中蕴含着的自然之用，也就是事物的固有特性是“无用”转化为“有用”的基本条件，这种转化的条件或许隐蔽但却是客观存在的，正如“防止皮肤冻裂”是“不龟手之药”的固有特性，不会因为使用者和使用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而“绿水青山”的固有特性便是其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客观条件。例如现实社会中独特的物产资源，奇特的地形地貌甚至独有的人文历史环境等，都是有其存在价值的，是潜在的“金山银山”，只要树立好正确的发展思路便可因地制宜，利用拥有这些“特性”的资源与环境，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实现人民富裕与生态优美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由于历史生产水平的局限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经济增长的“有用性”被人们有意地放大，生态保护一度被置于“无用”的位置，自然资源则被以“人为之用”分门别类，作为经济增长的附庸，人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人们的思维和眼界被事物外显的功用性即“物用”所阻碍和遮掩，人们对事物价值的判断来源于自身对事物的认识，如海德格尔所说：“森林是一片林场，山是采石场，河流是水力，风是扬帆之风。”[10]与其说这种“物用”是事物在过去的人类历史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不如说是人类为满足自身所需而将“万物”转化为“器物”而导致的狭隘认识。正如《庄子·人间世》中匠石认为栎社树为“不材之木”的判断正是基于其无法为棺椁等器具的用处。人们对于自然生态“无用”的认识与匠石一样，都是太过执着于自己的“成心”，用自己固定的经历和认识去判断和苛评事物存在的价值，遮掩了事物本身无限的可能性，看不到其他的可能，“对于这类被固化者来说，虽然好像是他们自己在认识与评价外部世界，但其实是他们内心的固定知识在做评价，他们反而成了知识的奴隶。”[11]但客观上成心之外的可能性一直都在，正如栎社树正是因为“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这里“无所可用”便是栎社树的固有特性是其客观存在的大用。“两山”理论中“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论断则突破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统发展理念，揭开了事物外显功用性的遮掩，看到了“绿水青山”内在固有属性，挖掘出了事物的恒有的“无用”之用的巨大价值，肯定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各自的存在价值。将过去被视为无用的“绿水青山”置于有用的“金山银山”之前，更是突破了人们以往在认识论层面的“物用”屏障，敏锐而前瞻性地认识到生态保护是不仅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重要前提，其中潜在的巨大价值和意义与经济发展相比也并不逊色，从而大大提升了过去一直被视为“无用”的生态保护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二）“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回归自然，坚守“有”“无”相生相依的底线原则
庄子“无用之用”思想的本质是以物用为媒介的“有”“无”关系的延伸，其中蕴含了道家朴素的辩证思想。一是“有”“无”相生，表现在物用上即是“有用”生于“无用”，“无用”为“有用”的起源;二是“有”“无”相成，表现在物用上即是“有用”与“无用”相互依存，“无用”为“有用”的存在根据。“寧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是习近平“两山”理论的基础底线，“两山”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局面。当两者发生矛盾面临取舍之时，习近平选择将生态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前，意在突出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以保护社会发展的根基不被消耗殆尽。这是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对以物用为媒介的“有”“无”关系的明晰，以及其中底线原则的坚守。
道家所谓的“无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对世俗功用性的反驳下对原初世界的回归，这种“无用”包含事物的原始自然性状，即山只是山，而不是生产石料的石场;风只是风，而不是产生电力的风力。但是可以为人所用的石场、风力都源自一开始的“无用”之物。“两山”理论中“绿水青山”所指代的生态环境便是可以产生一切的“无”，当下自然界中那些被认定为“无用”的事物，未必不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求的“有用”之物的缘起，而当下经济发展的所需之物，也就是人们所谓的“有用”之物，实则都是来源于生态环境中的自然之物，若后者被消耗殆尽或不加保护，前者也将不复存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更是一个文明得以诞生、繁荣和延续的前提。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因为生态失衡而导致覆灭的文明不在少数，例如古老的巴比伦文明以及遥远的楼兰古国。“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论断敏锐地觉察到了生态保护在当下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要性，揭示了生态保护的“无用”之用。
此外，“无用”与“有用”是相对而存在的，它们的价值只有在彼此共同存在的基础上才能够显现，“有用”与它之外的“无用”两者一起共同构成了物的世界，“无用”不仅如上述那般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正是“无用”让“有”成了“有用”。正如《庄子·外物》中所言 “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堑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12]如果只从人为之用来看事物的价值，人们脚下的大地其实只有双脚站立的地方是有用的，其余的都是无用的，但若挖去了双脚站立之外的大地，一直挖到黄泉，仅剩下双脚站立的一小块地，人便被孤立在了黄泉之中，不仅无法让人行走的，更无法生存，那么“有用”也变为“无用”了。因为“无用”的存在，才让“有用”可能存在，并且完成自己，这便是“无用”存在的必然性。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不像社会中其他方面的发展那般，无法立竿见影地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便利。但如习近平所说：“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
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生命幸福可言？”[13]当最基本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没有了生态环境这块“容足”之外的大地支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就如同庄子所言的“容足之地”，孤悬于黄泉之上，成为人类最后的囚笼。“两山”理论中“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便是清楚地意识到“有用”“无用”相互依存，双方在相互比较中才有相对的价值，若是“无用”的“绿水青山”不在，那么“有用”的“金山银山”也将失去意义。
（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消除偏执，内化创新“有”“无”之间的转化关系
庄子提出“无用之用”的最终目的，既不在于对“无用”的肯定，也不在于对“有用”的否定，其核心在于“有用”与“无用”之间的相互转化，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推陈出新，寻求自适之道。“两山”理论中习近平没有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对立起来，抑或偏执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一方，其核心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更是在将生态发展转化为经济财富的道路上，对“有”“无”转化关系的内化和创新。
对于如何把握“无用之用”之间“有”“无”转化的关键，将其内化为道，庄子主张“乘道德而浮游”。如其在《庄子·山木》篇中所言：“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14]以大道至德为依托，虚己游世。此处的道德并不是道家广义上的“道”与“德”，而是狭义上通过物用的媒介得出的关于万物的自然规律，包括事物的原始本性以及在物之有用、无用之间不断转化的规则;庄子的“游”是与世相处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了与物相处的方式，是“遵循自然分际的游，这种游来自宇宙大化同流的启示”，“其基本义是适性而为，强调以自然分际（‘自适其适’）为处世标准。”[15]如庖丁之所以能够以技进道，便是适性而为的结果。牛自身的“经脉骨骼”便是与其他事物的自然分际，是其“天理”与“天性”，庖丁是在此基础上不断练习，才到达了“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的状态。而“无厚入有间”“游刃必有馀地”也显示了庄子之游的特征，似是游离于事物表面，没有深入，实际是以事物的自然属性为依托，游走于事物内部两极的空间，具有巨大的自由度以及包容性。没有事物是固定永恒的，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循环运动中，以“游”的方式来认识探索世界，既可不失公正地认识万物，又可赋予人类认识巨大的开放空间，超脱了“有用”“无用”，以及“中道处之”的执滞与困惑，进入一种“不即不离，入世而出世”的玄妙状态中。
“乘道德而浮游”具体的实践方式有二。其一为“一龙一蛇，与时俱化”。“龙”为“显”，在物用上表现为有用，蛇为“隐”在物用上则表现为无用，“与时俱化”即随实际际遇变化而变化。万物的彰显与隐匿都应随着所处环境与际遇的变化而变化，不专执于一时一事，甚至事物内在的某一面。正如郭象所道“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与时俱化者，为能涉变而常通耳”。其二为“物物而不物于物”，即掌握物我互动之间的主动权，现多被引申用于物欲方面，但在文本中其原始意义在于摆脱物用的樊笼，物我之间，“物”为役，“我”为主。当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需依托于其他事物的某种属性时，应注意取之有度，游离物外，不因事物带来的一切而迷失初衷，要在物我之间掌握主动权，方能不被事物表面的“有用”与“无用”蒙蔽。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与“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论断看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各自的价值和存在依据，而并未直接疏通两者之间的隔阂，阐释两者之间相互转化的内在联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则彻底打破了过去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直接將生态环境与经济财富等同起来，是“无用之用”转化之道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鲜明体现。
首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正是“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的产物。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阶段，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生态意识开始自觉萌芽，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生态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日益提高。此时生态保护便从以往的“无用”状态变为“大用”。2013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6]明确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理论”，将环境纳入生产力的范畴，使其成为创造财富的新能力，打破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立关系，打通了自然环境与经济财富之间的通道，成为两山之间的“转化器”，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能力，人们对生产力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相较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对于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科学技术等渗透性要素的重视，生态保护、自然环境对于物质并不丰富的文明时代来说，只能处于“无用”状态。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有需求就会产生消费市场，在诸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发展模式中，生态环境几乎起着决定作用，环境生产力理论正是抓住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新趋势，与时俱进，将生态环境纳入了生产力的范畴。
其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主动掌控物用的理论创新。2014年，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17]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固有的，但其价值体现在“龙”“蛇”之间不断游离转化，要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便要主动掌握“物”“我”之间的控制权，不被事物外在的功用性及其带来的利益所迷惑而专执于物，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自我，尽量公正全面地去看待万物的存在价值，即“关键在人”。要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更要突破以往的思维束缚，跳出既得利益的“物用樊笼”，重新审视万物的存在价值，自觉地运用生态文明思维，发挥环境生产力的作用，方能生产出更多优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即“关键在思路”。这种思想改变了过去单纯依赖于生态环境的简单发展模式上，例如靠山就只“吃山”，靠水就只“吃水”，只会从环境获取“有用”的物质资源，而不去挖掘其他可能。同时亦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被动为主动，改变生产模式，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与环境去创造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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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