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完全突变是罕见的,但在一定结构之内的变革则比人们所能设想的更为经常更力多样。有一种情形是等级关系原封未动,变动的只是阶层的组成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另一种变革是整个集团的上下流动。在西方,城市上层变化最多。古代第一批上层阶层是由统治者、参谋人员和教士组成。贵族在长时期内是城市的上层阶层。中世纪从社会底层上升了一个集团,最初做生意是这个集团的唯一职业;后来让位于制造商,一到机械时代,制造商变成工业家;最后现代的资产阶级分子出现了。经理在法律上是一个雇员,现在已成为大股份公司的真正主人,具有上层阶层的身分和权力。共产主义可以消灭资本家,但不能根绝上层阶层。经理和官吏仍然存在着。另一个结构变革就是工人阶级的形成。阶级动力学的另一方面是改造已有的阶层。如农民自奴隶一直变为农场工人。集团流动性的最后一个特征是“社会集团差距”的变化。我们现阶段是以相互接近的趋势力特征的。优秀分子的循环是集团流动性的一个特殊情况,是社会变革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帕累托把优秀分子分为“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集团推翻后,这个集团就变为新的官方优秀分子,这个过程就是优秀分子的循环。帕累托以“狮子”和“狐狸”为基础来解释这种循环的原因。帕累托认为狮子是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持权力的,而狐狸则相反,它们乐于运用策略。当官方优秀分子不再能或不再愿意使用武力从而变成狐狸时,他们就被另一个狮子集团推翻。马克思则认为阶级流动性取决于生产制度。但笔者认为与其说新上层阶层的兴起是生产方式,不如说是新生产方式所提供的机会。优秀分子是处在一个变革的过程,但要消除现有的优秀分子常常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