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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恩说：“古代吴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他的老师罗兰也曾说过，“作为一个人们实际上生活过的地方，吴哥依然需要被重新评估。”
古代吴哥王朝，通常被学者们定义为公元802年到公元1431年。但实际上，“这些年份既不代表开始，也不代表结束。”
吴哥一词来源于梵文中的“nagara”一词，意思是“城市”。9世纪初，当柬埔寨西北部的这个名为吴哥的王国跃入人们眼帘的时候，那里已经有生活了几百年、讲着高棉语的人们。
尽管这个城市曾经在15世纪被遗弃，但是曾经在16世纪70年代短暂地作为一个皇家城市恢复过。更重要的是，吴哥窟也许从来没有被高棉人遗弃过，因为在那里有着从15世纪到19世纪代表每个世纪风格的佛像，而且在它墙壁上的铭文，最晚刻于1747年。当法国传教士和探险家“发现”吴哥的时候，吴哥窟的墙壁之内还有一个颇为兴旺的佛教寺院，由超过一千名的世袭奴隶在照料。
庙宇和铭文之外的池塘和稻田
要恢复这600年间吴哥的社会生活面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料的缺乏。
研究柬埔寨的考古学家几乎都为文字记录的缺乏而烦恼、叹息。钱德勒说，如果从上面往下来观察，吴哥时期好概括，但是难以洞察。如果就艺术风格、图形、媒介——包括用梵文写的诗，有可能谈谈“进步”、“发展”和“衰落”，但是没有办法说出为什么一些时期是“进步的”，而另外一些是“退步的”。总之，虽然人们可以概括出那个时代和现在的联系，但是，考古学家们还是因为资料来源的缺乏而举步维艰。
美国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迈克尔·寇（Michael Coe）在《吴哥和高棉文明》一书指出，研究的主要来源有五个方面：周达观的书、吴哥窟等寺庙的浮雕、铭文、现代考古研究，包括遥感考古以及法国人笔下19世纪的柬埔寨。
在吴哥窟著名的回廊里，有大概1200平米的浮雕，但那只提供了吴哥王国的统治和军事组织的概观。
巴戎寺也有描述查耶跋摩七世和敌人进行海战和陆战的浮雕。在南回廊的墙上，有描述高棉日常生活场景的浮雕。然而使用这些浮雕的任何一部分或者所有部分来重现吴哥社会时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从来没有以精确和可理解的形式很好地出版过。
迈克尔·寇认为，这些庙宇里的建筑被用完美的细节画下来，但是浮雕却不幸沦为成为复制品中的次品。尤其是Bantreay Chhmar，那也是查耶跋摩七世修建的寺庙，浮雕表现了一些普通的战争场面，以及这个君主在妻妾之间休息的情景。
对于铭文，那些基本上都是宗教文字，通常来说，用古高棉语写的要比用梵文写得含有更多的信息。因为后者基本上都是诗体祈祷文，热情洋溢地称颂国王或者其他来到寺庙的捐赠者。
许多高棉语铭文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词语经常在意义上非常模糊，即使对于专家来说，也很难翻译。
柬埔寨的现代考古，由格罗利耶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现在的考古不仅仅在吴哥，也在别的高棉古国地区，比如吴哥博瑞（ANGKOR BOREI），而注意力也不仅仅在建筑上面，也有平凡的方面比如定居模式和陶器分析等等。太空时代的技术如机载雷达勘探和多频道卫星图像也被应用进来。
从事遥感考古的达米恩说，“基本上来说，柬埔寨的整个历史是基于这些铭文写成的，直到目前这个阶段都一直是非常带有精英观点的历史。”
达米恩认为GAP试图去做的事是，用这种考古方式拓宽研究视角，把视线从精英那里转移到普通人民身上，观察一下庙宇和铭文之外的池塘和稻田，从而勾画出吴哥时期比较完整的社会全景。
达米恩的地图上最显眼的就是代表寺庙、沟渠和池塘的不同色块。“人们在这些土墩上生活，也许会沿着这些沟渠耕种。红色的地点是寺庙地址。水稻在那中间。”
对于周达观描述的吴哥时期生活，达米恩认为，“非常好玩。”他看过不同版本的英译本，认为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周在书里说，在农村里，整个家庭生活在水塘旁边，几家或一家。因为，“这和他们最近十年间的研究结果很好地相吻合。”
周达观的吴哥之旅
周达观于元贞元年（1295年）奉命赴真腊，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返回。这位温州人写下了那个时期唯一的文字记载《真腊风土记》，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吴哥时期的生活面貌最详细的记载。真腊便是现今的柬埔寨。《隋书》（卷82）有《真腊传》，同书《炀帝本纪》载“大业十二年二月已未（公元616年2月24日），真腊国遣使贡方物”。这是中国史书中最早见到真腊这个国名。
在这本书里，作者并没有受到当时印度传统的影响。他除了描写国都中的伟大建筑和雕刻之外，还叙述了当地人民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和贸易，也叙述了当地人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
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鼎认为，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周也带着大国主义的思想，书中对于所谓“奇风异俗”的记述有时夸大了他们落后的一面，并掺杂一些荒诞无稽的传闻，但这只占书中极小一部分。
钱德勒感叹，尽管周达观为我们提供了他在柬埔寨逗留期间的一部“新闻影片”，但是，如果他知道自从那以后就没有被填补的历史记录鸿沟，他也许会制作一部我们所渴望的“专题片”。
许多在周书中描述的13世纪柬埔寨生活，包括衣着、工具，还有农村商业等方面，依然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的柬埔寨社会里观察到，而其它方面，比如奴隶、禁止奢侈法和神断法，至少以一种修改过的方式持续到了19世纪。
三教
周达观见到的吴哥社会，共有三种教派享有官方宗教地位的，分别是婆罗门教、小乘佛教和湿婆派，而这之前，修建吴哥王城的查耶跋摩七世则信仰大乘佛教，把大悲观世音菩萨视为保护神。但他死后的几十年里，吴哥又发生了变化。
周达观很有趣地用非常中国化的语言记录到“为儒者呼为班诘，为僧者呼为苧姑，为道者呼为八思惟。”
周达观发现，为儒者，也就是信仰婆罗门教的人官居高位者众，但是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修习，读什么经书。为僧者——修习小乘佛教的人，则削头发、着黄袍、露出右肩。下身穿黄布裙、光脚。与中国当时的大乘佛教的寺庙相比，这里的寺庙布置简单，只有一尊佛像，“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这些僧人虽不饮酒，但都食鱼肉，而且在佛像前供奉的东西也用鱼肉。寺庙中没有厨房，所食之物都是从斋主家化来的。为道者的湿婆派，有女性修习者。它不如小乘佛教兴盛，修道院中供奉的没有雕像，只有一块类似“中国社坛中之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他们头上戴着一块红布或白布，“如鞑靼娘子（上四下古）姑之状而略低”。他们不饮酒，不吃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看他们进食。周达观对于他们也有点疑惑，因为“不曾见其诵经及与人功课之事”。
尽管后来吴哥被遗弃后，“道者”凋零并且最终消失。但是，印度教化的仪式，包括男性生殖器像的使用，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在吴哥的不少寺庙里，还能看到它的样子。
国王
神之下，就是国王了。吴哥的国王，喜欢用建筑的形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王”。从最初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帝国的查耶跋摩二世开始，柬埔寨的建筑艺术就被后来的有能力的国王一次次推向高潮。在周达观到了这里的时候，一位新国主在他来之前刚刚即位。
老国主是查耶跋摩八世，其婿因陀罗跋摩三世嗣位。1285年， 查耶跋摩八世修建了吴哥时期最后一座砂石寺庙。查耶跋摩八世和因陀罗跋摩三世之间的过渡也许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上一个明显的转变，但是从周达观的叙述中很难看到这一点。
从理论上说，高棉王国至高无上的当权者就是国王。但当代的学者认为，国王远非一个狂妄自大的专制君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历史学家伊安·马贝特（Ian Mabbett）曾经说过，在整个王国的官僚体制中，从属关系和交错复杂的效忠结构使得所有的力量在任何一点上巩固都不太可能；当某些国王很显然远远比其他国王有效时，他们的位置也许常常部分地是象征性的。
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高棉国王的描述都非常少。比较例外的是在吴哥窟的浮雕上出现的登上王位的苏利耶摩拔一世，画面和周达观描述的后来的国王登基很相似。
吴哥国王也许生活在奢侈当中，但是责任也很重大：进行皇家工程，建立皇家基金和慈善机构，维持法律的统治和安定局面，在需要的时候领导军队。通常，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国王就要接受一个婆罗门教宗教导师的训练来学习扮演这种角色，根据相关文本，一个王子的教育应该开始于11岁，结束于16岁。
周达观作为一个外国人，好像并没有在逗留期间有机会亲自“面圣”，但他描述了几次看到国主的场面，比如国主的宏大出行：“凡出时诸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紧跟其后。宫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执巨烛，自成一队，虽白日亦点烛。又有宫女皆执内中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制度迥别，不知其何所用。”
胸怀大国主义情结的周达观在此感叹到：“以此观之，则虽蛮貊之邦，未尝不知有君也！”“通过观察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虽然这是一个蛮夷之邦，但是这些人民很显然知道谁是统治者！”
有趣的是，周达观看到的国王的出行，和殖民时期的队伍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看看西哈努克国王的加冕礼或其他有记录的20世纪的出行仪式，或者亲自去今日坐落在湄公河畔、向公众游客开放一小部分的王宫，观看一下如果的西哈莫尼国王当初的加冕礼模型和图片展览，你会发现吴哥时期柬埔寨的礼仪生活以及类似活动的等级安排和我们现在的时代相比，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
当时的国王需亲自坐朝问事，“民间争讼，虽小事亦必上闻国主。初无笞杖之责，但闻罚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无绞斩之事。”充其量最终的刑罚就是，在城西门外挖一个坑，将犯罪的人放在里面，用土石坚固筑成牢笼。其次有斩手足指者，也有去鼻者。
当时的吴哥还有用“天狱”处理争讼的办法。比如两家争讼，莫辨曲直，在王宫对岸有十二座小石塔，让二人各坐一座塔中。塔外，两家的家属守候着互相提防。有时坐一两天，有时坐三四天。
“其无理者，必获症候而出，或身上生疮疖，或咳嗽发热之类。有理者略无此事。以此剖判曲直，谓之天狱。盖其土神之灵，有如此也。”《梁书·扶南传》中，还提到，在城池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将有罪之人放入其中，如果鱼兽都不吃他，那么三日之后就放人。
如今在吴哥城，王宫和小石塔具存，只是这样的刑罚已经和当时王宫前的河或濠一样随着时间而消逝，只留下一片草地供游客偶尔遐想一下当初的体力而非正义的较量。
奴隶及其他
在周的描述中，当时在吴哥生活的很多人都是奴隶，“人家奴婢，皆买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余、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贫之家则无之。”这些奴隶通常都是从山里的部落里抓来的“野人”，这种行为一直到殖民时期都存在。
在吴哥社会，奴隶有种种禁忌：比如他们只能坐着或者躺在房子下面。只有因为工作的需要，才能进屋子，但是那时候他们必须跪下，合掌顶礼之后才能进。
奴隶没有任何平民的权利。甚至他们的婚姻也不为国家所承认。而且要称呼他们的主人“父亲”和“母亲”。如果犯错，则“俯首受杖，略不敢动。”常常有试图逃跑的奴隶，但是一旦被抓回来，就会被在脸上刺青，或于脖上或者腿臂之间拴上链子。
钱德勒认为，在周达观的描述里，13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镜像非常模糊：他们既不是社会精英，也不是精英的奴役。很显然，那些只有少数奴隶的人属于这个团体。他们也许是那些土地私有者，也许是积极从事国际贸易的华裔柬埔寨人。在当时的社会里，特权适用于精英阶层和宗教团体，特别的禁忌施加给奴隶，而那些生活在之间的人们——那些实际上也许让整个王国繁荣的人们，我们比我们想要知道的少得多。
不过迈克尔·寇认为，除了需要以各种方式照顾和服务于统治者和他的家庭的官僚、仆人、奴隶、卫兵、宗教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等，大部分人口是农民，需要经常性地做强制劳役和服兵役，给宗教机构、地主还有官员以及国王提供货物和服务。
对于这些普通人，目前为止获得的镜像是最模糊的，我们只能依稀从周达观的书中，还有浮雕上面看出他们的面容和装扮。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他们对这个王国、这个国王的想法是什么了。
洞里萨湖的奇迹
达米恩表示，周书中最重要的陈述，也是最有争议的事之一就是：周说“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这个数据曾经被民柬领导人挑出来将生产革命化。
钱德勒认为，在柬埔寨全国都这样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吴哥，几季收成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里所集中的人力、肥沃的土壤、以及几百年来逐渐完善的储水系统。还有一个特别的自然因素，就是洞里萨湖。周达观描述了农业生产的循环和这个慈悲为怀的水体的关系：“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后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树尽没，仅留一杪耳。人家滨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后。十月至三月，点雨绝无。洋中仅可通小舟，深处不过三五尺，人家又复移下，耕种者指至何时稻熟，是时水可淹至何处，随其地而播种之。耕不用牛，耒耜镰锄之器，虽稍相类，而制自不同。”
洞里萨的这个“奇迹”让很多后来来到吴哥的旅行者惊叹不已。只要这个地区支持很多人口生活，水落后的沉淀物就给土壤提供丰富的营养。即使在吴哥被遗弃之后，洞里萨湖还是世界上鱼类最密集的天然鱼塘，给一代又一代的柬埔寨人提供了日常饮食中的蛋白质。
对于农业，后来的考古学家和好奇的人们其实有很多问题要问当年吝惜笔墨的那个温州人。吴哥的农业是否和其他地方的农业明显不同？王室成员手里有多少土地，而佛教寺庙又拥有多少土地？这种对土地的控制又意味着什么？然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迄今还没有答案。而他的描述，也留下了争议的空间。达米恩说，关于一年三、四季稻的问题，他没有说明是在同一块地上收获几次，还是在一些地方收获第一季，另外一个地方收获第二季，所以现在对此还很有争议。
水与生活
天气炎热带给农业的收获，在日常生活中则让人们“每日非数次澡洗则不可过”。吴哥时期的柬人通常都直接睡在铺在地上的凉席上，周达观在的时候，发现也有人开始用矮床，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做的。普通人家，除了房舍，“别无桌凳盂桶之类。”烹饪的器皿也极其简单，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盛羹则用一个树叶造的小碗，即使有汁也不漏。然后再用蕉叶做一个小勺兜汁入口，用完就扔掉。
王族、寺庙以及普通民众都需要水池。王族的水池有的依然保留至今，其他的水池或干涸，或埋在地下，也成为达米恩小组研究的对象。各寺庙也都有水池，水池的作用，或者用来养鱼，或者提供饮水，但主要是浴池。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每家都需有一池或者两三家合用一池，这样的时代特征正与达米恩项目小组“最近十年间的研究结果很好地相吻合。”
时至今日，柬埔寨人家中依然大都有一水池。在很多人家的洗手间，即使有现代化的蹲便器，冲厕也常常从旁边的水池中拎水来充厕所。而很多家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依然保留着接雨水使用的习惯。
历史和现实，总是影影绰绰地相互纠缠着，却总有那么几分相似。当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的他们的样子时，那就让我们靠那首古老的吴哥诗歌去想象一下吧：
看啊，老人们脸上的皱纹，如同旱季里大地的裂缝，
看那光溜溜的孩子们，还有那青春的少女，坚挺着青芒果般的乳房——
还有，那些将要离世的人们，紧握着他们的灵魂，那抹去生与死的生活。
在佛塔里，在村庄里，在市场里，
在栖身于木桩上的小屋里，
在栖身于木筏里的小屋里，随着河水的起伏，喘息着——
古代吴哥王朝，通常被学者们定义为公元802年到公元1431年。但实际上，“这些年份既不代表开始，也不代表结束。”
吴哥一词来源于梵文中的“nagara”一词，意思是“城市”。9世纪初，当柬埔寨西北部的这个名为吴哥的王国跃入人们眼帘的时候，那里已经有生活了几百年、讲着高棉语的人们。
尽管这个城市曾经在15世纪被遗弃，但是曾经在16世纪70年代短暂地作为一个皇家城市恢复过。更重要的是，吴哥窟也许从来没有被高棉人遗弃过，因为在那里有着从15世纪到19世纪代表每个世纪风格的佛像，而且在它墙壁上的铭文，最晚刻于1747年。当法国传教士和探险家“发现”吴哥的时候，吴哥窟的墙壁之内还有一个颇为兴旺的佛教寺院，由超过一千名的世袭奴隶在照料。
庙宇和铭文之外的池塘和稻田
要恢复这600年间吴哥的社会生活面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料的缺乏。
研究柬埔寨的考古学家几乎都为文字记录的缺乏而烦恼、叹息。钱德勒说，如果从上面往下来观察，吴哥时期好概括，但是难以洞察。如果就艺术风格、图形、媒介——包括用梵文写的诗，有可能谈谈“进步”、“发展”和“衰落”，但是没有办法说出为什么一些时期是“进步的”，而另外一些是“退步的”。总之，虽然人们可以概括出那个时代和现在的联系，但是，考古学家们还是因为资料来源的缺乏而举步维艰。
美国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迈克尔·寇（Michael Coe）在《吴哥和高棉文明》一书指出，研究的主要来源有五个方面：周达观的书、吴哥窟等寺庙的浮雕、铭文、现代考古研究，包括遥感考古以及法国人笔下19世纪的柬埔寨。
在吴哥窟著名的回廊里，有大概1200平米的浮雕，但那只提供了吴哥王国的统治和军事组织的概观。
巴戎寺也有描述查耶跋摩七世和敌人进行海战和陆战的浮雕。在南回廊的墙上，有描述高棉日常生活场景的浮雕。然而使用这些浮雕的任何一部分或者所有部分来重现吴哥社会时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从来没有以精确和可理解的形式很好地出版过。
迈克尔·寇认为，这些庙宇里的建筑被用完美的细节画下来，但是浮雕却不幸沦为成为复制品中的次品。尤其是Bantreay Chhmar，那也是查耶跋摩七世修建的寺庙，浮雕表现了一些普通的战争场面，以及这个君主在妻妾之间休息的情景。
对于铭文，那些基本上都是宗教文字，通常来说，用古高棉语写的要比用梵文写得含有更多的信息。因为后者基本上都是诗体祈祷文，热情洋溢地称颂国王或者其他来到寺庙的捐赠者。
许多高棉语铭文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词语经常在意义上非常模糊，即使对于专家来说，也很难翻译。
柬埔寨的现代考古，由格罗利耶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现在的考古不仅仅在吴哥，也在别的高棉古国地区，比如吴哥博瑞（ANGKOR BOREI），而注意力也不仅仅在建筑上面，也有平凡的方面比如定居模式和陶器分析等等。太空时代的技术如机载雷达勘探和多频道卫星图像也被应用进来。
从事遥感考古的达米恩说，“基本上来说，柬埔寨的整个历史是基于这些铭文写成的，直到目前这个阶段都一直是非常带有精英观点的历史。”
达米恩认为GAP试图去做的事是，用这种考古方式拓宽研究视角，把视线从精英那里转移到普通人民身上，观察一下庙宇和铭文之外的池塘和稻田，从而勾画出吴哥时期比较完整的社会全景。
达米恩的地图上最显眼的就是代表寺庙、沟渠和池塘的不同色块。“人们在这些土墩上生活，也许会沿着这些沟渠耕种。红色的地点是寺庙地址。水稻在那中间。”
对于周达观描述的吴哥时期生活，达米恩认为，“非常好玩。”他看过不同版本的英译本，认为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周在书里说，在农村里，整个家庭生活在水塘旁边，几家或一家。因为，“这和他们最近十年间的研究结果很好地相吻合。”
周达观的吴哥之旅
周达观于元贞元年（1295年）奉命赴真腊，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返回。这位温州人写下了那个时期唯一的文字记载《真腊风土记》，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吴哥时期的生活面貌最详细的记载。真腊便是现今的柬埔寨。《隋书》（卷82）有《真腊传》，同书《炀帝本纪》载“大业十二年二月已未（公元616年2月24日），真腊国遣使贡方物”。这是中国史书中最早见到真腊这个国名。
在这本书里，作者并没有受到当时印度传统的影响。他除了描写国都中的伟大建筑和雕刻之外，还叙述了当地人民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和贸易，也叙述了当地人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
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鼎认为，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周也带着大国主义的思想，书中对于所谓“奇风异俗”的记述有时夸大了他们落后的一面，并掺杂一些荒诞无稽的传闻，但这只占书中极小一部分。
钱德勒感叹，尽管周达观为我们提供了他在柬埔寨逗留期间的一部“新闻影片”，但是，如果他知道自从那以后就没有被填补的历史记录鸿沟，他也许会制作一部我们所渴望的“专题片”。
许多在周书中描述的13世纪柬埔寨生活，包括衣着、工具，还有农村商业等方面，依然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的柬埔寨社会里观察到，而其它方面，比如奴隶、禁止奢侈法和神断法，至少以一种修改过的方式持续到了19世纪。
三教
周达观见到的吴哥社会，共有三种教派享有官方宗教地位的，分别是婆罗门教、小乘佛教和湿婆派，而这之前，修建吴哥王城的查耶跋摩七世则信仰大乘佛教，把大悲观世音菩萨视为保护神。但他死后的几十年里，吴哥又发生了变化。
周达观很有趣地用非常中国化的语言记录到“为儒者呼为班诘，为僧者呼为苧姑，为道者呼为八思惟。”
周达观发现，为儒者，也就是信仰婆罗门教的人官居高位者众，但是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修习，读什么经书。为僧者——修习小乘佛教的人，则削头发、着黄袍、露出右肩。下身穿黄布裙、光脚。与中国当时的大乘佛教的寺庙相比，这里的寺庙布置简单，只有一尊佛像，“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这些僧人虽不饮酒，但都食鱼肉，而且在佛像前供奉的东西也用鱼肉。寺庙中没有厨房，所食之物都是从斋主家化来的。为道者的湿婆派，有女性修习者。它不如小乘佛教兴盛，修道院中供奉的没有雕像，只有一块类似“中国社坛中之石”，“亦不知其何所祖也”。他们头上戴着一块红布或白布，“如鞑靼娘子（上四下古）姑之状而略低”。他们不饮酒，不吃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看他们进食。周达观对于他们也有点疑惑，因为“不曾见其诵经及与人功课之事”。
尽管后来吴哥被遗弃后，“道者”凋零并且最终消失。但是，印度教化的仪式，包括男性生殖器像的使用，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在吴哥的不少寺庙里，还能看到它的样子。
国王
神之下，就是国王了。吴哥的国王，喜欢用建筑的形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王”。从最初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帝国的查耶跋摩二世开始，柬埔寨的建筑艺术就被后来的有能力的国王一次次推向高潮。在周达观到了这里的时候，一位新国主在他来之前刚刚即位。
老国主是查耶跋摩八世，其婿因陀罗跋摩三世嗣位。1285年， 查耶跋摩八世修建了吴哥时期最后一座砂石寺庙。查耶跋摩八世和因陀罗跋摩三世之间的过渡也许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上一个明显的转变，但是从周达观的叙述中很难看到这一点。
从理论上说，高棉王国至高无上的当权者就是国王。但当代的学者认为，国王远非一个狂妄自大的专制君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历史学家伊安·马贝特（Ian Mabbett）曾经说过，在整个王国的官僚体制中，从属关系和交错复杂的效忠结构使得所有的力量在任何一点上巩固都不太可能；当某些国王很显然远远比其他国王有效时，他们的位置也许常常部分地是象征性的。
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高棉国王的描述都非常少。比较例外的是在吴哥窟的浮雕上出现的登上王位的苏利耶摩拔一世，画面和周达观描述的后来的国王登基很相似。
吴哥国王也许生活在奢侈当中，但是责任也很重大：进行皇家工程，建立皇家基金和慈善机构，维持法律的统治和安定局面，在需要的时候领导军队。通常，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国王就要接受一个婆罗门教宗教导师的训练来学习扮演这种角色，根据相关文本，一个王子的教育应该开始于11岁，结束于16岁。
周达观作为一个外国人，好像并没有在逗留期间有机会亲自“面圣”，但他描述了几次看到国主的场面，比如国主的宏大出行：“凡出时诸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紧跟其后。宫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执巨烛，自成一队，虽白日亦点烛。又有宫女皆执内中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制度迥别，不知其何所用。”
胸怀大国主义情结的周达观在此感叹到：“以此观之，则虽蛮貊之邦，未尝不知有君也！”“通过观察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虽然这是一个蛮夷之邦，但是这些人民很显然知道谁是统治者！”
有趣的是，周达观看到的国王的出行，和殖民时期的队伍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看看西哈努克国王的加冕礼或其他有记录的20世纪的出行仪式，或者亲自去今日坐落在湄公河畔、向公众游客开放一小部分的王宫，观看一下如果的西哈莫尼国王当初的加冕礼模型和图片展览，你会发现吴哥时期柬埔寨的礼仪生活以及类似活动的等级安排和我们现在的时代相比，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
当时的国王需亲自坐朝问事，“民间争讼，虽小事亦必上闻国主。初无笞杖之责，但闻罚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无绞斩之事。”充其量最终的刑罚就是，在城西门外挖一个坑，将犯罪的人放在里面，用土石坚固筑成牢笼。其次有斩手足指者，也有去鼻者。
当时的吴哥还有用“天狱”处理争讼的办法。比如两家争讼，莫辨曲直，在王宫对岸有十二座小石塔，让二人各坐一座塔中。塔外，两家的家属守候着互相提防。有时坐一两天，有时坐三四天。
“其无理者，必获症候而出，或身上生疮疖，或咳嗽发热之类。有理者略无此事。以此剖判曲直，谓之天狱。盖其土神之灵，有如此也。”《梁书·扶南传》中，还提到，在城池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将有罪之人放入其中，如果鱼兽都不吃他，那么三日之后就放人。
如今在吴哥城，王宫和小石塔具存，只是这样的刑罚已经和当时王宫前的河或濠一样随着时间而消逝，只留下一片草地供游客偶尔遐想一下当初的体力而非正义的较量。
奴隶及其他
在周的描述中，当时在吴哥生活的很多人都是奴隶，“人家奴婢，皆买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余、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贫之家则无之。”这些奴隶通常都是从山里的部落里抓来的“野人”，这种行为一直到殖民时期都存在。
在吴哥社会，奴隶有种种禁忌：比如他们只能坐着或者躺在房子下面。只有因为工作的需要，才能进屋子，但是那时候他们必须跪下，合掌顶礼之后才能进。
奴隶没有任何平民的权利。甚至他们的婚姻也不为国家所承认。而且要称呼他们的主人“父亲”和“母亲”。如果犯错，则“俯首受杖，略不敢动。”常常有试图逃跑的奴隶，但是一旦被抓回来，就会被在脸上刺青，或于脖上或者腿臂之间拴上链子。
钱德勒认为，在周达观的描述里，13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镜像非常模糊：他们既不是社会精英，也不是精英的奴役。很显然，那些只有少数奴隶的人属于这个团体。他们也许是那些土地私有者，也许是积极从事国际贸易的华裔柬埔寨人。在当时的社会里，特权适用于精英阶层和宗教团体，特别的禁忌施加给奴隶，而那些生活在之间的人们——那些实际上也许让整个王国繁荣的人们，我们比我们想要知道的少得多。
不过迈克尔·寇认为，除了需要以各种方式照顾和服务于统治者和他的家庭的官僚、仆人、奴隶、卫兵、宗教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等，大部分人口是农民，需要经常性地做强制劳役和服兵役，给宗教机构、地主还有官员以及国王提供货物和服务。
对于这些普通人，目前为止获得的镜像是最模糊的，我们只能依稀从周达观的书中，还有浮雕上面看出他们的面容和装扮。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他们对这个王国、这个国王的想法是什么了。
洞里萨湖的奇迹
达米恩表示，周书中最重要的陈述，也是最有争议的事之一就是：周说“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这个数据曾经被民柬领导人挑出来将生产革命化。
钱德勒认为，在柬埔寨全国都这样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吴哥，几季收成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里所集中的人力、肥沃的土壤、以及几百年来逐渐完善的储水系统。还有一个特别的自然因素，就是洞里萨湖。周达观描述了农业生产的循环和这个慈悲为怀的水体的关系：“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后方下。淡水洋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树尽没，仅留一杪耳。人家滨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后。十月至三月，点雨绝无。洋中仅可通小舟，深处不过三五尺，人家又复移下，耕种者指至何时稻熟，是时水可淹至何处，随其地而播种之。耕不用牛，耒耜镰锄之器，虽稍相类，而制自不同。”
洞里萨的这个“奇迹”让很多后来来到吴哥的旅行者惊叹不已。只要这个地区支持很多人口生活，水落后的沉淀物就给土壤提供丰富的营养。即使在吴哥被遗弃之后，洞里萨湖还是世界上鱼类最密集的天然鱼塘，给一代又一代的柬埔寨人提供了日常饮食中的蛋白质。
对于农业，后来的考古学家和好奇的人们其实有很多问题要问当年吝惜笔墨的那个温州人。吴哥的农业是否和其他地方的农业明显不同？王室成员手里有多少土地，而佛教寺庙又拥有多少土地？这种对土地的控制又意味着什么？然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迄今还没有答案。而他的描述，也留下了争议的空间。达米恩说，关于一年三、四季稻的问题，他没有说明是在同一块地上收获几次，还是在一些地方收获第一季，另外一个地方收获第二季，所以现在对此还很有争议。
水与生活
天气炎热带给农业的收获，在日常生活中则让人们“每日非数次澡洗则不可过”。吴哥时期的柬人通常都直接睡在铺在地上的凉席上，周达观在的时候，发现也有人开始用矮床，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做的。普通人家，除了房舍，“别无桌凳盂桶之类。”烹饪的器皿也极其简单，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盛羹则用一个树叶造的小碗，即使有汁也不漏。然后再用蕉叶做一个小勺兜汁入口，用完就扔掉。
王族、寺庙以及普通民众都需要水池。王族的水池有的依然保留至今，其他的水池或干涸，或埋在地下，也成为达米恩小组研究的对象。各寺庙也都有水池，水池的作用，或者用来养鱼，或者提供饮水，但主要是浴池。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每家都需有一池或者两三家合用一池，这样的时代特征正与达米恩项目小组“最近十年间的研究结果很好地相吻合。”
时至今日，柬埔寨人家中依然大都有一水池。在很多人家的洗手间，即使有现代化的蹲便器，冲厕也常常从旁边的水池中拎水来充厕所。而很多家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依然保留着接雨水使用的习惯。
历史和现实，总是影影绰绰地相互纠缠着，却总有那么几分相似。当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的他们的样子时，那就让我们靠那首古老的吴哥诗歌去想象一下吧：
看啊，老人们脸上的皱纹，如同旱季里大地的裂缝，
看那光溜溜的孩子们，还有那青春的少女，坚挺着青芒果般的乳房——
还有，那些将要离世的人们，紧握着他们的灵魂，那抹去生与死的生活。
在佛塔里，在村庄里，在市场里，
在栖身于木桩上的小屋里，
在栖身于木筏里的小屋里，随着河水的起伏，喘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