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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冰，曾参与创办南开大学，担任过大学校长，后步入政坛，在政治舞台努力实现满腔的爱国抱负。1929年11月至1934年12月，凌冰担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国全权公使，为广大侨民的利益和中古友好关系兢兢业业、四处奔波。
蜚声教育界的青年才俊
凌冰，1891年生，河南固始人。民国著名教育家、学者、外交家。11岁参加清末科举考试，中了秀才，被乡邻赞为“神童”。13岁入私立南开学校，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迪和先进科学文化的熏陶。后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以优异成绩赴美留学。
在美国，凌冰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克拉克大学，获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1919年，受张伯苓邀请，凌冰被聘回国担任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任教务长，并兼教授和图书馆馆长。随后他动员大批留学人员到南开学校大学部任教。凌冰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南开奋力开拓，任劳任怨，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凌冰编写的《儿童心理学》一书，成为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1927年12月至1928年4月，凌冰出任河南省立中山大学（现河南大学）校长。1928年6月，凌冰任河南省政府委员，接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继续为教育事业奔走。
参与收回比利时租界
凌冰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和孙中山之子孙科是同班同学，关系甚密。凌冰走上政治舞台与孙科的建议有密切的关系。1928年，凌冰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曾参与收回比利时天津租界一事。
1927年1月17日，比利时政府与北洋政府举行修订双边条约谈判时，比利时驻华公使洛恩宣布，比利时愿将天津比利时租界交还中国，以示友好。于是，北洋政府开始组织接收天津比利时租界委员会，准备予以接收。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反对北洋政府和外国政府的签约资格，北洋政府又无力承担比利时要求中国买回租界内土地的费用，此事便被搁置。
1929年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重提此案。比利时政府表示，愿“自动”将该租界“无抵偿”地交还中国。随后，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凌冰等五人与比利时驻华使馆参议纪佑穆进行了具体交涉。比利时方面提出的要求有两项：其一，租界交还后，界内的资产照旧维持；其二，租界工部局为修建公共建筑而欠下的九万多两银子由中国偿还。1929年8月31日，双方订立《比利时交还天津比国租界协定》及四项附件。该约签字后，凌冰等奉派为接收委员，与比利时驻华公使葛来姆继续会商有关交收的问题。1931年3月，双方正式举行交接典礼。收回后的比利时租界被改为天津市特别第四区。
筹建“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
1929年11月11日，凌冰继廖恩焘之后出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全权公使。就任全权公使初期，凌冰参与筹建了“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
1868年，古巴人民发动起义，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第一次独立战争，广大华工积极投身斗争行列。起义军中涌现出许多华工战斗英雄和著名指挥官。在1895年到1898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中，有5000多华人更是直接参加了战斗，表现得非常英勇。
1930年，凌冰应广大侨胞的要求，在古中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筹建“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碑址定在哈瓦那贝达多区15街与L街交叉的小广场。纪功碑于1931年3月28日动工，同年10月10日建成。纪功碑从筹备、动工到建成，都是在凌冰公使任内完成的。由于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纪功碑的揭幕典礼延至1946年4月才举行，仪式由古巴总统格劳·圣马丁亲自主持，时任驻古巴公使李迪俊等人参加了盛典。
取消外侨登记条例之交涉
凌冰在任驻古巴全权公使期间，还为取消外侨登记条例一事奔走呼号，恪尽职守。
古巴之限定外侨登记，始于1932年赫拉尔多·马查多总统时代。是年4月19日，古巴政府以第497号法令公布《外侨登记条例》，规定所有旅古外侨均须向外侨登记处登记，每年一次，每次每人缴纳登记费1.25元，证书上粘贴财政部印花税两毛，证书有效期为一年，期满换领新证时仍须缴纳上列各项费用。几个月后，马氏政府因为古巴革命倒台，9月成立的格劳·圣马丁新政府竟于12月12日颁布了第3911号法令，公布新外侨登记条例，条例苛严程度较前更甚。条例公布后，外侨哗然，群起反对。
凌冰遂向古巴外交部磋商，请其改善并另行颁布新的条例，具体提出四项原则，包括：外侨登记以一次为限，已登记者无需再行登记，划一登记费并将其减至最低，失业华侨应予免费登记等。1933年5月24日，凌冰到古巴外交部，会见外交部长托兰特博士并与之进行磋商。日后，凌冰还在备忘录中向古巴外交部长提出如下详细建议：外侨登记之目的在于辨认及管理外侨，领取登记证书一次已足；目下经济衰敝，人人受其影响，所操职业常在变动之中，因此建议登记费务须划一；旅古中国侨民失业者几达全数1/3，虽幸尚未为古巴社会之累，然而各华侨团体之合群慈善力量，已尽瘁于斯，为求社会公道起见，且无碍该条例之高尚行政目的，中国公使特准请失业华侨免费登记。凌冰公使言之切切，且因此事多次与古巴各相关部门部长接洽，主张停止登记，另订新条例。消息传出，旅古外侨莫不欢心庆贺，拭目等待新条例颁布。
同时，由于古巴多次颁布的针对华侨入境的总统令，对于在古巴经商的商人离境和入境有过非常详细而繁琐的规定，对此，凌冰也先后数次向古巴政府提出抗议，商议修改案，积极谋求移民额数法之通过，以找到解决商约问题及移民问题的治本方法。
赴暹罗考察
1935年凌冰卸任公使后，还曾作为中国政府派往暹罗（即泰国）的友好代表团团长带团考察暹罗。
6月，鉴于暹罗政府在对华外交关系的不妥协态度，以及暹罗华人团体的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派出了一个政府友好代表团赴暹罗考察，凌冰担任团长。在暹罗，代表团提出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调查了在暹罗的华人教育问题。在经济方面，代表团力主发展中暹贸易，建立中暹银行和轮船航线等。代表团成员在暹罗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为暹罗民众和华人互相表达友谊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凌冰团长在向当地华人发表公开谈话时指出，当地华人的处境并不像他们所理解的那么糟糕，同时向暹罗的民族主义分子表明了中国的合理态度。后在代表团的建议下，两国成立了中暹友好协会。可以说，1936年到1937年间，是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来中暹关系最融洽的时期。
回国后，凌冰在南京励志社的一次演讲中，以新加坡为例再次强调了国内统一与华侨统一的关系。他认为，“新加坡中国人38万，西人只五千，以五千人统制38万人。故吾人若以人多为凭藉，即系大错。吾人论国事动辄以四万万人为号召，亦系大错，兄弟此次之最大感想，即为海外侨胞若不团结，即无办法，国内同胞若不团结，自亦无办法也。”
凌冰自卸任中国驻古巴全权公使后，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先后担任过外交部参事和立法院立法委员、行政院驻美全权代表、纽约商爱罗公司董事长等职。1945年，凌冰携全家赴美，定居纽约，过着低调的隐居生活。
解放后，同为南开校友的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写信给凌冰，邀请他回国从事教育。但由于各种原因，凌冰婉拒了邀请。他让他的儿子凌国干和女儿凌国芬、凌国芳都攻读医学。后来，兄妹三人都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凌冰在一封家信中提到，“余此生不能成良相，愿后辈成良医也”。 1993年9月，凌冰在美国纽约寓所逝世，享年102岁。
（作者供图）
蜚声教育界的青年才俊
凌冰，1891年生，河南固始人。民国著名教育家、学者、外交家。11岁参加清末科举考试，中了秀才，被乡邻赞为“神童”。13岁入私立南开学校，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迪和先进科学文化的熏陶。后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以优异成绩赴美留学。
在美国，凌冰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克拉克大学，获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1919年，受张伯苓邀请，凌冰被聘回国担任南开学校大学部第一任教务长，并兼教授和图书馆馆长。随后他动员大批留学人员到南开学校大学部任教。凌冰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南开奋力开拓，任劳任怨，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凌冰编写的《儿童心理学》一书，成为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1927年12月至1928年4月，凌冰出任河南省立中山大学（现河南大学）校长。1928年6月，凌冰任河南省政府委员，接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继续为教育事业奔走。
参与收回比利时租界
凌冰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和孙中山之子孙科是同班同学，关系甚密。凌冰走上政治舞台与孙科的建议有密切的关系。1928年，凌冰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曾参与收回比利时天津租界一事。
1927年1月17日，比利时政府与北洋政府举行修订双边条约谈判时，比利时驻华公使洛恩宣布，比利时愿将天津比利时租界交还中国，以示友好。于是，北洋政府开始组织接收天津比利时租界委员会，准备予以接收。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反对北洋政府和外国政府的签约资格，北洋政府又无力承担比利时要求中国买回租界内土地的费用，此事便被搁置。
1929年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重提此案。比利时政府表示，愿“自动”将该租界“无抵偿”地交还中国。随后，国民政府特派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凌冰等五人与比利时驻华使馆参议纪佑穆进行了具体交涉。比利时方面提出的要求有两项：其一，租界交还后，界内的资产照旧维持；其二，租界工部局为修建公共建筑而欠下的九万多两银子由中国偿还。1929年8月31日，双方订立《比利时交还天津比国租界协定》及四项附件。该约签字后，凌冰等奉派为接收委员，与比利时驻华公使葛来姆继续会商有关交收的问题。1931年3月，双方正式举行交接典礼。收回后的比利时租界被改为天津市特别第四区。
筹建“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
1929年11月11日，凌冰继廖恩焘之后出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全权公使。就任全权公使初期，凌冰参与筹建了“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
1868年，古巴人民发动起义，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第一次独立战争，广大华工积极投身斗争行列。起义军中涌现出许多华工战斗英雄和著名指挥官。在1895年到1898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中，有5000多华人更是直接参加了战斗，表现得非常英勇。
1930年，凌冰应广大侨胞的要求，在古中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筹建“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碑址定在哈瓦那贝达多区15街与L街交叉的小广场。纪功碑于1931年3月28日动工，同年10月10日建成。纪功碑从筹备、动工到建成，都是在凌冰公使任内完成的。由于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的爆发，纪功碑的揭幕典礼延至1946年4月才举行，仪式由古巴总统格劳·圣马丁亲自主持，时任驻古巴公使李迪俊等人参加了盛典。
取消外侨登记条例之交涉
凌冰在任驻古巴全权公使期间，还为取消外侨登记条例一事奔走呼号，恪尽职守。
古巴之限定外侨登记，始于1932年赫拉尔多·马查多总统时代。是年4月19日，古巴政府以第497号法令公布《外侨登记条例》，规定所有旅古外侨均须向外侨登记处登记，每年一次，每次每人缴纳登记费1.25元，证书上粘贴财政部印花税两毛，证书有效期为一年，期满换领新证时仍须缴纳上列各项费用。几个月后，马氏政府因为古巴革命倒台，9月成立的格劳·圣马丁新政府竟于12月12日颁布了第3911号法令，公布新外侨登记条例，条例苛严程度较前更甚。条例公布后，外侨哗然，群起反对。
凌冰遂向古巴外交部磋商，请其改善并另行颁布新的条例，具体提出四项原则，包括：外侨登记以一次为限，已登记者无需再行登记，划一登记费并将其减至最低，失业华侨应予免费登记等。1933年5月24日，凌冰到古巴外交部，会见外交部长托兰特博士并与之进行磋商。日后，凌冰还在备忘录中向古巴外交部长提出如下详细建议：外侨登记之目的在于辨认及管理外侨，领取登记证书一次已足；目下经济衰敝，人人受其影响，所操职业常在变动之中，因此建议登记费务须划一；旅古中国侨民失业者几达全数1/3，虽幸尚未为古巴社会之累，然而各华侨团体之合群慈善力量，已尽瘁于斯，为求社会公道起见，且无碍该条例之高尚行政目的，中国公使特准请失业华侨免费登记。凌冰公使言之切切，且因此事多次与古巴各相关部门部长接洽，主张停止登记，另订新条例。消息传出，旅古外侨莫不欢心庆贺，拭目等待新条例颁布。
同时，由于古巴多次颁布的针对华侨入境的总统令，对于在古巴经商的商人离境和入境有过非常详细而繁琐的规定，对此，凌冰也先后数次向古巴政府提出抗议，商议修改案，积极谋求移民额数法之通过，以找到解决商约问题及移民问题的治本方法。
赴暹罗考察
1935年凌冰卸任公使后，还曾作为中国政府派往暹罗（即泰国）的友好代表团团长带团考察暹罗。
6月，鉴于暹罗政府在对华外交关系的不妥协态度，以及暹罗华人团体的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派出了一个政府友好代表团赴暹罗考察，凌冰担任团长。在暹罗，代表团提出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调查了在暹罗的华人教育问题。在经济方面，代表团力主发展中暹贸易，建立中暹银行和轮船航线等。代表团成员在暹罗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为暹罗民众和华人互相表达友谊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凌冰团长在向当地华人发表公开谈话时指出，当地华人的处境并不像他们所理解的那么糟糕，同时向暹罗的民族主义分子表明了中国的合理态度。后在代表团的建议下，两国成立了中暹友好协会。可以说，1936年到1937年间，是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来中暹关系最融洽的时期。
回国后，凌冰在南京励志社的一次演讲中，以新加坡为例再次强调了国内统一与华侨统一的关系。他认为，“新加坡中国人38万，西人只五千，以五千人统制38万人。故吾人若以人多为凭藉，即系大错。吾人论国事动辄以四万万人为号召，亦系大错，兄弟此次之最大感想，即为海外侨胞若不团结，即无办法，国内同胞若不团结，自亦无办法也。”
凌冰自卸任中国驻古巴全权公使后，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先后担任过外交部参事和立法院立法委员、行政院驻美全权代表、纽约商爱罗公司董事长等职。1945年，凌冰携全家赴美，定居纽约，过着低调的隐居生活。
解放后，同为南开校友的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写信给凌冰，邀请他回国从事教育。但由于各种原因，凌冰婉拒了邀请。他让他的儿子凌国干和女儿凌国芬、凌国芳都攻读医学。后来，兄妹三人都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凌冰在一封家信中提到，“余此生不能成良相，愿后辈成良医也”。 1993年9月，凌冰在美国纽约寓所逝世，享年102岁。
（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