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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以画扬名，29岁在全国美展获奖；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大型壁画《扎西得勒图》就出自他的笔下。然而一次偶然，他却走上了收藏的路，并为之倾尽所有。痴迷收藏30余年后，他却将价值8000万的藏品一次性捐出，让世人震惊。有人称他为怪杰，有人说他是西藏文化的守护神。或许，冯骥才对他的解读最为准确：“……以舍我其谁的精神，把整个民族的文化使命放在自己背上。用身体做围栏，保护着我们的精神家园。他是民族民间文化的守望者。”
少年成名的画家
叶星生的家位于北京北四环边上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不远处，一座19000平方米的藏族文化博物馆将要拔地而起。叶星生担任博物馆的筹备组组长，同时也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2003年，叶星生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西藏，来到了北京。可是他的生活与工作仍然与西藏息息相关。
出生在成都的叶星生，11岁就随母亲进藏。一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就爱上了这里，从此抓糌粑，喝酥油茶，吃生肉，学藏语。伴随着宫殿寺庙，摇曳的经幡，喇嘛的吟诵，叶星生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作为拉萨中学的第一个汉族学生，他是学校里的“珍稀动物”，常有藏族孩子在教室的窗外偷偷“参观”他。班长将他的名字翻译成藏语，叫“罗玛萨吉”。后来，西藏老百姓又赐给他一个藏文名字“嘉措”，意为“大海”。
幼年的叶星生沉默寡言，随外祖父住在成都青龙巷的四合院里。当时四川有名的画家冯灌父住在正厢房。叶星生常常帮助冯先生做家务活，冯先生就成了他的美术启蒙老师。到了西藏之后，因为画得一手好画，他12岁就被吸收到西藏日报社副刊部，边担任美术编辑边学习。因为出身问题，叶星生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16岁参加工作，从拉萨城关区到西藏展览馆，叶星生一直没有间断自己挚爱的美术创作。在搞运动的日子里，他被分配到一位以放牧为生的孤寡老人波查色家，与他同吃同住了近两年。他住的大杂院里有100多户人家，从贵族到最底层的铁匠、屠夫都有。叶星生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他们的生活，画了不计其数的速写作品。
年轻的画家崭露头角是在1979年。“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叶星生为参赛作品苦苦思索。草图画了无数，却都不满意。一次不小心，一滴墨水滴在新买的棉布上，顺着布的纹理氤氲开来，那毛茸茸的感觉竟然十分生动。叶星生决定干脆以此方法来创作。几乎七天七夜不眠不休，叶星生完成了作品《赛牦牛》。这幅作品获得了西藏一等奖，全国二等奖，还阴差阳错地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布画”。如今不少画家仍在画布画，却很少有人知道其鼻祖是叶星生。
因为这次获奖，叶星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设计壁画。在最初的激动兴奋过去之后，叶星生感到的是巨大的压力，他开始了长达5年的苦旅般的创作历程。终于在他34岁那年完成了《扎西得勒图》。这幅长18米，宽4．5米的壁画，包括71个人物、49个动物、100多种节日用品和吉祥图案，将一个藏历新年的欢快和隆重的气氛表达得凝重、博大，有人称之为“西藏壁画艺术创新的里程碑”。
此时的叶星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的作品在国外卖到每平尺一两万美金，未来的艺术道路似乎看得到一片坦途。可是，生命充满了偶然。“一次稍稍的不小心，人就有了另外一种活法；从一个小小的罐子开始，我鬼使神差般地着迷于收藏。”除了冥冥中的缘分，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
衣带渐宽终不悔
叶星生的第一件藏品似是从天而降。他13岁那年，在山南昌珠寺临摹壁画。一天一位云游僧人送了一罐酥油人参果给他。他边吃边画，果子吃完，发现老僧人不见了。叶星生拿起罐子细细把玩，越看越喜爱。于是这罐子便成了叶星生的第一件藏品。
第二次难忘的收藏是叶星生与波查色老人分别时，叶星生从部队搞了一袋面粉、一桶青油送给“阿爸”。老人将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件墨竹工艺官窑烧制的薄胎古花瓶送他作纪念。这件花瓶陪伴叶星生至今。
叶星生最初的收藏动机是“挽救”。在破“四旧”的口号声中．亲限看到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被毁，让他痛心不已。他从火堆中翻出传统藏画唐卡的残片，把当成柴火烧的经板偷偷揣进怀里带回家，背面写上毛主席语录挂在墙上。后来，许多宝贝还是在抄家中被抄走，只有放在桌上的薄胎花瓶和钉门板的经板幸免于难。
后来，卖画有了一些经济基础，他开始到西藏农村、牧区去寻找、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宝物，甚至马棚羊圈都不放过。拉萨的八廓街更是他淘宝的重要阵地。“这里不仅是佛气之地、商业之地，还是西藏民间艺术的展现之地。”西藏人都知道八廓街有一位款爷，买东西大方。很多人捧着宝贝到家里找他，有人戏称八廓街搬到了叶星生家。这位款爷也经常“开白条”。因为西藏的老百姓都相信“嘉措从来不会不还钱”。每到发薪日或者收到稿费时，钱在手里还没焐热，就还了欠条。他的藏品越来越多。“每当在大街小巷、在荒野发现一个心爱的艺术品时，我就找到了希望，找到了爱情。”
然而，收藏带给他的不只是喜悦。一次，叶星生在八廓街看中一块藏经板，砍价砍不下来，佯装要走。走了不远回头看时，经板已被一个外国人托在手上，人家掏出美金，当场就拿走了宝贝。叶星生急得数日失眠，连续3天在八廓街转悠，寻找那个外国人的身影。最终与这块经板失之交臂，当初那失魂落魄的感觉他至今都记得。他感慨道：“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经常把我折磨个半死。”
为了收藏，叶星生卖掉一切可以卖的东西：母亲给的订婚戒指、耳环，自己的全部美术作品。叶星生在拉萨的家，地板裂了几十道口子，用透明胶带粘上。家里也没有床，他就睡在一个箱子上。一台1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常常噼啪作响，“看的时候我总是坐在桌子后面，常常想要是电视机爆炸了好有个躲处。”
如此“走火入魔”般的收藏，1995年他的藏品已经有2000多件。但是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疲惫不堪，终于回到成都住进了医院。他本打算接受成都一家公司的聘请，也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他回到西藏作内调准备，并拿出部分藏品举办告别展览。“正在撤展的时候，一位藏族老人拄着拐杖带着他的小孙女进来了，围着展品转悠，并不时用颤抖的手去抚摩那些坛坛罐罐，对小孙女念叨：‘这是我爷爷小时候用过的，这是我奶奶穿过的……’老人还想通过这些器皿、衣物来寻觅爷爷奶奶的影子，也希望小孙女不要忘记。我眼眶湿润了，内心难以平静。如果我的行为能让全西藏120万藏族人民受益，那是上天赐予我的福分与使命。于是我没有告别西藏，反而更加倍地付出。”
两次捐赠
叶星生常常称自己的藏品为“我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的孩子”。他经历过一次痛苦的“骨肉分离”，亦是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考验。
藏品越来越多，建私人博物馆的愿望依然渺茫。保管、维护这些艺术品成了一个大难题。“在外面吃顿饭都不踏实，担心家里失火。”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叶星生终于决定将自己的宝贝都捐给西藏人民，“还给它们真正的主人”。
少年成名的画家
叶星生的家位于北京北四环边上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不远处，一座19000平方米的藏族文化博物馆将要拔地而起。叶星生担任博物馆的筹备组组长，同时也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2003年，叶星生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西藏，来到了北京。可是他的生活与工作仍然与西藏息息相关。
出生在成都的叶星生，11岁就随母亲进藏。一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就爱上了这里，从此抓糌粑，喝酥油茶，吃生肉，学藏语。伴随着宫殿寺庙，摇曳的经幡，喇嘛的吟诵，叶星生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作为拉萨中学的第一个汉族学生，他是学校里的“珍稀动物”，常有藏族孩子在教室的窗外偷偷“参观”他。班长将他的名字翻译成藏语，叫“罗玛萨吉”。后来，西藏老百姓又赐给他一个藏文名字“嘉措”，意为“大海”。
幼年的叶星生沉默寡言，随外祖父住在成都青龙巷的四合院里。当时四川有名的画家冯灌父住在正厢房。叶星生常常帮助冯先生做家务活，冯先生就成了他的美术启蒙老师。到了西藏之后，因为画得一手好画，他12岁就被吸收到西藏日报社副刊部，边担任美术编辑边学习。因为出身问题，叶星生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16岁参加工作，从拉萨城关区到西藏展览馆，叶星生一直没有间断自己挚爱的美术创作。在搞运动的日子里，他被分配到一位以放牧为生的孤寡老人波查色家，与他同吃同住了近两年。他住的大杂院里有100多户人家，从贵族到最底层的铁匠、屠夫都有。叶星生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他们的生活，画了不计其数的速写作品。
年轻的画家崭露头角是在1979年。“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叶星生为参赛作品苦苦思索。草图画了无数，却都不满意。一次不小心，一滴墨水滴在新买的棉布上，顺着布的纹理氤氲开来，那毛茸茸的感觉竟然十分生动。叶星生决定干脆以此方法来创作。几乎七天七夜不眠不休，叶星生完成了作品《赛牦牛》。这幅作品获得了西藏一等奖，全国二等奖，还阴差阳错地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布画”。如今不少画家仍在画布画，却很少有人知道其鼻祖是叶星生。
因为这次获奖，叶星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设计壁画。在最初的激动兴奋过去之后，叶星生感到的是巨大的压力，他开始了长达5年的苦旅般的创作历程。终于在他34岁那年完成了《扎西得勒图》。这幅长18米，宽4．5米的壁画，包括71个人物、49个动物、100多种节日用品和吉祥图案，将一个藏历新年的欢快和隆重的气氛表达得凝重、博大，有人称之为“西藏壁画艺术创新的里程碑”。
此时的叶星生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他的作品在国外卖到每平尺一两万美金，未来的艺术道路似乎看得到一片坦途。可是，生命充满了偶然。“一次稍稍的不小心，人就有了另外一种活法；从一个小小的罐子开始，我鬼使神差般地着迷于收藏。”除了冥冥中的缘分，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
衣带渐宽终不悔
叶星生的第一件藏品似是从天而降。他13岁那年，在山南昌珠寺临摹壁画。一天一位云游僧人送了一罐酥油人参果给他。他边吃边画，果子吃完，发现老僧人不见了。叶星生拿起罐子细细把玩，越看越喜爱。于是这罐子便成了叶星生的第一件藏品。
第二次难忘的收藏是叶星生与波查色老人分别时，叶星生从部队搞了一袋面粉、一桶青油送给“阿爸”。老人将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件墨竹工艺官窑烧制的薄胎古花瓶送他作纪念。这件花瓶陪伴叶星生至今。
叶星生最初的收藏动机是“挽救”。在破“四旧”的口号声中．亲限看到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被毁，让他痛心不已。他从火堆中翻出传统藏画唐卡的残片，把当成柴火烧的经板偷偷揣进怀里带回家，背面写上毛主席语录挂在墙上。后来，许多宝贝还是在抄家中被抄走，只有放在桌上的薄胎花瓶和钉门板的经板幸免于难。
后来，卖画有了一些经济基础，他开始到西藏农村、牧区去寻找、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宝物，甚至马棚羊圈都不放过。拉萨的八廓街更是他淘宝的重要阵地。“这里不仅是佛气之地、商业之地，还是西藏民间艺术的展现之地。”西藏人都知道八廓街有一位款爷，买东西大方。很多人捧着宝贝到家里找他，有人戏称八廓街搬到了叶星生家。这位款爷也经常“开白条”。因为西藏的老百姓都相信“嘉措从来不会不还钱”。每到发薪日或者收到稿费时，钱在手里还没焐热，就还了欠条。他的藏品越来越多。“每当在大街小巷、在荒野发现一个心爱的艺术品时，我就找到了希望，找到了爱情。”
然而，收藏带给他的不只是喜悦。一次，叶星生在八廓街看中一块藏经板，砍价砍不下来，佯装要走。走了不远回头看时，经板已被一个外国人托在手上，人家掏出美金，当场就拿走了宝贝。叶星生急得数日失眠，连续3天在八廓街转悠，寻找那个外国人的身影。最终与这块经板失之交臂，当初那失魂落魄的感觉他至今都记得。他感慨道：“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经常把我折磨个半死。”
为了收藏，叶星生卖掉一切可以卖的东西：母亲给的订婚戒指、耳环，自己的全部美术作品。叶星生在拉萨的家，地板裂了几十道口子，用透明胶带粘上。家里也没有床，他就睡在一个箱子上。一台1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常常噼啪作响，“看的时候我总是坐在桌子后面，常常想要是电视机爆炸了好有个躲处。”
如此“走火入魔”般的收藏，1995年他的藏品已经有2000多件。但是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疲惫不堪，终于回到成都住进了医院。他本打算接受成都一家公司的聘请，也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他回到西藏作内调准备，并拿出部分藏品举办告别展览。“正在撤展的时候，一位藏族老人拄着拐杖带着他的小孙女进来了，围着展品转悠，并不时用颤抖的手去抚摩那些坛坛罐罐，对小孙女念叨：‘这是我爷爷小时候用过的，这是我奶奶穿过的……’老人还想通过这些器皿、衣物来寻觅爷爷奶奶的影子，也希望小孙女不要忘记。我眼眶湿润了，内心难以平静。如果我的行为能让全西藏120万藏族人民受益，那是上天赐予我的福分与使命。于是我没有告别西藏，反而更加倍地付出。”
两次捐赠
叶星生常常称自己的藏品为“我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的孩子”。他经历过一次痛苦的“骨肉分离”，亦是他生命中最为艰难的考验。
藏品越来越多，建私人博物馆的愿望依然渺茫。保管、维护这些艺术品成了一个大难题。“在外面吃顿饭都不踏实，担心家里失火。”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叶星生终于决定将自己的宝贝都捐给西藏人民，“还给它们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