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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学思想理论的产生，总是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紧密相连，它必定反映了社会新实践、新形势的需要。十六大报告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党的历史方位”这样一个新概念。探求这一新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邃内涵，对我们自觉地贯彻、实践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正确把握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至关重要，它是保证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既不落后于时代要求、又不超越发展阶段，使党的事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实际，顺利发展、取得胜利的基础。历史方位的座标定得正确，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则遭受挫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经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将来，要加快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制定出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文革”结束，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总结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重新找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座标，认识到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期，必须实行与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相适应的方针政策，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就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了今天百业兴旺、社会繁荣、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这一正一反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正确确定历史方位的重要性。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确定如此重要，一个执政党对其自身历史方位的确定也同样重要。在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提出了“历史方位”的概念，并进而指明了这个“历史方位”的座标，那就是“两个成为”，即：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应该指出的是，“两个成为”首次提出是２００１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七一”讲话中的“两个成为”中后一个“成为”补充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容，使“两个成为”内容更加完备。
找到这一历史方位是不容易的，正如我们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也是非常不容易一样，是经过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逐渐清晰了起来。那么，这“两个成为”说明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两个成为”至少说明我们党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我们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党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如果说现在才认识到这点似乎不合常理，而且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已告诫全党要学会经济工作，要做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接连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党的八大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等等。这些都是执政党意识和思维的发端和发展。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因素的影响，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颠覆、封锁、遏制政策，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爆发反对共产党执政的示威游行事件，加上国内整风运动引发的反右斗争，使得刚从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刚松弛下来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习惯性的革命党思维取代了执政党思维，于是，八届二中全会否定了八大的正确决议，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从此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年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用革命战争中那套“人民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许多本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使阶级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导致天下大乱。
“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他在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同时，向全党提出三个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成员应如何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是我们党执政党思维意识的可喜恢复。然而，邓小平所处的特殊年代决定了他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拨乱反正工作上，而后又用巨大的心血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并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在这其中，新的形势的要求与执政党的现状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也思考了很多，作了许多指示，比如关于反对腐败、关于“两手抓”、关于干部的“四化标准”、关于“一个历史阶段抓住一个中心”等等论述，关于执政党的建设，关于执政党的一些深层次的规律性问题，以及对我们党的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思考等重大历史课题，作为年事已高的他只能留给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班子去解决，所以他在交接班时郑重嘱托江泽民：“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牢记邓小平的嘱托，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向全党明确提出要认真解决“新形势下如何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并在２００１年“七一”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党已经实现了“两个成为”，并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充实与丰富了“两个成为”的内容。这说明我们党实现了从长期的、有巨大惯性作用力的革命党意识向执政党意识的彻底转变。
第二，我们党执政的外部环境已从封闭转向开放，面对的是很不平衡的世界，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走向世界的中国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对的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２００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１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已从１３年前居世界第１０位跃升为第６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８２５美元，１３亿中国人总体上告别了贫困，迈入了小康社会。２００２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１０．２万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１０００美元。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如果与美国比，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１／１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１／３７。这一差距表明，我国赶上发达国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二是意识形态方面（也即思想文化方面），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无硝烟的战争仍然在继续。据有关资料透露，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更加完善了，他们加紧对中国进行旨在促使中国像苏联解体那样的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为此，美中央情报局制定许多险恶的策略，如：尽量用物质引诱来败坏中国青年，努力使他们放弃所受到的社会主义信念与道德教育；尽一切可能通过电视、电影、书籍、无线电波等渠道广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向往、追求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风波，寻找机会，鼓励社会动乱，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地区……等等。
这些情况说明，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化解经济上、文化上的压力，是我们党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第三，我们党执政的内部环境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的是全新的经济形态与体制，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领导方式、管理职能以及执政思维方式等等都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需要彻底变革，改革传统的执政思维、管理职能、执政方式，以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促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顺利转变，提高我们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总之，这三个转变就是三条线索，我们党就处在这三条线索的交叉点，这就是当前我们党的历史方位以及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这一历史方位所带来的挑战、压力和艰巨任务，对我们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第一，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应当代表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与此相适应的是，她不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还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之后我们党对自身先锋队性质在认识上的新飞跃。
第二，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对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无硝烟战争”，我们党只有站在世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前沿，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才能化解发达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对我们的压力，才能破除敌对势力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
第三，我们党对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掌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有关知识，切实实现管理模式、执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基于这样的形势和任务，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２０００年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经过２００１年的“七一”讲话，形成了理论轮廓，其中蕴含着党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党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涵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极富针对性地解决了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执政为民等重大执政问题，从而为化解和破除上述挑战与压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这一重要思想最终在党的十六大被确立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
从上面剖析的情况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判断所处历史方位所进行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我们党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所得出的结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它关系到我们党能否作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以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执政方法驾驭复杂局势、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就长远的历史意义而言，它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能否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历史上看，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艰苦奋斗历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而形成的；从未来看，我们党未来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还必须在“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过程中进一步得到确认。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全党努力贯彻实践“三个代表”、当好“三个代表”，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达到执政为民的目的和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
贯彻、实践“三个代表”，就要按十六大指明的方向，抓好“三个坚持”。坚持与时俱进是执政为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党的先进性为执政为民提供领导核心和组织保证，而坚持执政为民则是与时俱进的目的，是党的先进性的本质体现，是党的全部工作的落脚点。因此，贯彻实践“三个代表”，最终要落实到坚持执政为民。
要执政为民，就要下力气抓发展这“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指出：“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因此，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抓好这“第一要务”首先必须大大增强执政党党员的责任感意识，每个党员要自觉以“三个代表”的标准衡量自己，找出差距，增强忧患意识，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
抓好“第一要务”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力戒讲空话、吹泡沫、造假象、务虚名、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等等不正之风，大兴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风气，千方百计改变束缚发展的做法规定，攻克制约发展的道道难关，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干成事业的环境氛围，促进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抓好“第一要务”必须牢记“两个务必”。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前面的路还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不能认为“两个务必”已经过时，恰恰相反，要牢记“两个务必”，弘扬“两个务必”，既不懈怠于富足安逸，也不屈服于艰难困苦，既不满足于已有成就，也不回避自己的差距，勤政廉政，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蓬勃的朝气、奋进的锐气，为发展献计献策，为发展建功立业。
抓好“第一要务”，必须革除体制弊端，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近几年来，我们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对传统的计划经济领导体制与管理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成效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与迅猛发展的经济改革不相适应并阻碍了经济改革步伐。因此，党的十六大将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并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笔者认为，总的方面要按十六大提出的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理顺党政关系，理顺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纪检等部门的关系，既保证党委的核心领导地位，又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党委不能把自己与上述各职能部门简单理解为组织上的隶属关系。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领导是通过发挥政治影响，推荐领导干部，管好权力机构中的党组和党员，提出有关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并使之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因此，要规范党委与各权力部门的职能，使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比如经济建设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但政府在第一线直接管理经济工作，党委和政府应分清各自职能，党委应抓重大决策的提出并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各权力部门齐抓共管的大事，党委要抓人才的选拔，抓决策施行全过程的督促，而政府部门应作为具体执行者通过实施使决策变为现实。当然党政职能分开不是分家，需要共同配合，形成合力。
党政职能分开要与机构改革相配套，机构设置要尽量减少党委与政府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原则上一事只能由一个部门负责、一位领导分管。以最大限度减少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杜绝党政部门职能混淆，促进机构的精干与高效。
再者，要改革和完善管理制度，促进制度创新。
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制度是带根本性的大事，要改革和完善执政方式，一定要改革和完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笔者认为主要要抓三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是决策机制。凡属重大发展战略决策，都要充分调研，详细论证，万万不可凭一时头脑发热，粗率作出决策。领导要以对党的事业、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慎重决策，过程要民主、公开，要广采博纳。对于经多方论证并已在实践中显现其科学性、带来了良好效果的决策，不管是在那个领导任上做出的，应确保其执行的连续性，坚决贯彻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的“五个严禁”，坚决禁止各种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堵住“一届一个新思路、一届一堆新债务”的败家子作风，真正把政绩建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二是奖罚机制，要敢于、善于应用奖罚手段，既种“花”，又栽“刺”，尤其要敢于向政绩平庸、无所用心、不求进取的干部说不，敢于让他们待岗、下岗。要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制度，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其全部，对那些滥用民力财力搞“政绩工程”的干部，要予以严肃批评，并作相应的组织处理。要敢于重奖一贯开拓进取、政绩一贯显著的干部，带来全社会拼搏进取风气的上升，促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开拓。三是监督机制。要进一步实施政务公开，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切实推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要进一步落实廉政自律规定，实施全方位监督。要坚决以最近国务院颁行的“四个不准”规范行政行为，对腐败分子要坚决绳之以法，让他们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四是实行纪检部门的独立，把其从块块管理改为条条领导，纪检部门只受上级纪检部门的领导并向上级纪检部门负责，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干扰，真正监督到位。
最后，要打造学习型社会，促进知识创新。作为执政党，必须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不懈地学习。当今世界，知识更新速度在加快，每个党员、干部要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就更要率先学好各种新知识，站在时代科技文化的前沿，掌握为民谋利的真本领。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创建学习型政党，在持之以恒的学习中不断汲取有益的营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作者简介］何池，男，１９４５年１月出生，中共漳州市委党校科技文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晏蔚青
一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正确把握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至关重要，它是保证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既不落后于时代要求、又不超越发展阶段，使党的事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实际，顺利发展、取得胜利的基础。历史方位的座标定得正确，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则遭受挫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经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做出错误的判断，认为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将来，要加快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制定出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文革”结束，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总结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重新找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座标，认识到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期，必须实行与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相适应的方针政策，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就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了今天百业兴旺、社会繁荣、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这一正一反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正确确定历史方位的重要性。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确定如此重要，一个执政党对其自身历史方位的确定也同样重要。在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提出了“历史方位”的概念，并进而指明了这个“历史方位”的座标，那就是“两个成为”，即：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应该指出的是，“两个成为”首次提出是２００１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七一”讲话中的“两个成为”中后一个“成为”补充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容，使“两个成为”内容更加完备。
找到这一历史方位是不容易的，正如我们找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也是非常不容易一样，是经过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逐渐清晰了起来。那么，这“两个成为”说明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两个成为”至少说明我们党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我们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党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如果说现在才认识到这点似乎不合常理，而且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已告诫全党要学会经济工作，要做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接连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党的八大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等等。这些都是执政党意识和思维的发端和发展。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因素的影响，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颠覆、封锁、遏制政策，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爆发反对共产党执政的示威游行事件，加上国内整风运动引发的反右斗争，使得刚从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刚松弛下来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习惯性的革命党思维取代了执政党思维，于是，八届二中全会否定了八大的正确决议，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从此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年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用革命战争中那套“人民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许多本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使阶级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导致天下大乱。
“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他在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同时，向全党提出三个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成员应如何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是我们党执政党思维意识的可喜恢复。然而，邓小平所处的特殊年代决定了他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拨乱反正工作上，而后又用巨大的心血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并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在这其中，新的形势的要求与执政党的现状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也思考了很多，作了许多指示，比如关于反对腐败、关于“两手抓”、关于干部的“四化标准”、关于“一个历史阶段抓住一个中心”等等论述，关于执政党的建设，关于执政党的一些深层次的规律性问题，以及对我们党的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思考等重大历史课题，作为年事已高的他只能留给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班子去解决，所以他在交接班时郑重嘱托江泽民：“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牢记邓小平的嘱托，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向全党明确提出要认真解决“新形势下如何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并在２００１年“七一”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党已经实现了“两个成为”，并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充实与丰富了“两个成为”的内容。这说明我们党实现了从长期的、有巨大惯性作用力的革命党意识向执政党意识的彻底转变。
第二，我们党执政的外部环境已从封闭转向开放，面对的是很不平衡的世界，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走向世界的中国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对的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２００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１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已从１３年前居世界第１０位跃升为第６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８２５美元，１３亿中国人总体上告别了贫困，迈入了小康社会。２００２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１０．２万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１０００美元。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如果与美国比，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１／１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１／３７。这一差距表明，我国赶上发达国家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二是意识形态方面（也即思想文化方面），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无硝烟的战争仍然在继续。据有关资料透露，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更加完善了，他们加紧对中国进行旨在促使中国像苏联解体那样的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为此，美中央情报局制定许多险恶的策略，如：尽量用物质引诱来败坏中国青年，努力使他们放弃所受到的社会主义信念与道德教育；尽一切可能通过电视、电影、书籍、无线电波等渠道广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向往、追求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风波，寻找机会，鼓励社会动乱，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地区……等等。
这些情况说明，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化解经济上、文化上的压力，是我们党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第三，我们党执政的内部环境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的是全新的经济形态与体制，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领导方式、管理职能以及执政思维方式等等都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需要彻底变革，改革传统的执政思维、管理职能、执政方式，以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促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顺利转变，提高我们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总之，这三个转变就是三条线索，我们党就处在这三条线索的交叉点，这就是当前我们党的历史方位以及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这一历史方位所带来的挑战、压力和艰巨任务，对我们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第一，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应当代表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与此相适应的是，她不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还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之后我们党对自身先锋队性质在认识上的新飞跃。
第二，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对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无硝烟战争”，我们党只有站在世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前沿，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才能化解发达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对我们的压力，才能破除敌对势力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
第三，我们党对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掌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有关知识，切实实现管理模式、执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基于这样的形势和任务，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２０００年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经过２００１年的“七一”讲话，形成了理论轮廓，其中蕴含着党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党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涵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极富针对性地解决了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执政为民等重大执政问题，从而为化解和破除上述挑战与压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这一重要思想最终在党的十六大被确立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
从上面剖析的情况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判断所处历史方位所进行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我们党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所得出的结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它关系到我们党能否作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以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执政方法驾驭复杂局势、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就长远的历史意义而言，它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能否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历史上看，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是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艰苦奋斗历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而形成的；从未来看，我们党未来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还必须在“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过程中进一步得到确认。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全党努力贯彻实践“三个代表”、当好“三个代表”，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达到执政为民的目的和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
贯彻、实践“三个代表”，就要按十六大指明的方向，抓好“三个坚持”。坚持与时俱进是执政为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党的先进性为执政为民提供领导核心和组织保证，而坚持执政为民则是与时俱进的目的，是党的先进性的本质体现，是党的全部工作的落脚点。因此，贯彻实践“三个代表”，最终要落实到坚持执政为民。
要执政为民，就要下力气抓发展这“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指出：“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因此，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抓好这“第一要务”首先必须大大增强执政党党员的责任感意识，每个党员要自觉以“三个代表”的标准衡量自己，找出差距，增强忧患意识，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
抓好“第一要务”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力戒讲空话、吹泡沫、造假象、务虚名、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等等不正之风，大兴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风气，千方百计改变束缚发展的做法规定，攻克制约发展的道道难关，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干成事业的环境氛围，促进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抓好“第一要务”必须牢记“两个务必”。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前面的路还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不能认为“两个务必”已经过时，恰恰相反，要牢记“两个务必”，弘扬“两个务必”，既不懈怠于富足安逸，也不屈服于艰难困苦，既不满足于已有成就，也不回避自己的差距，勤政廉政，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蓬勃的朝气、奋进的锐气，为发展献计献策，为发展建功立业。
抓好“第一要务”，必须革除体制弊端，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近几年来，我们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对传统的计划经济领导体制与管理模式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成效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与迅猛发展的经济改革不相适应并阻碍了经济改革步伐。因此，党的十六大将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并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笔者认为，总的方面要按十六大提出的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理顺党政关系，理顺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纪检等部门的关系，既保证党委的核心领导地位，又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党委不能把自己与上述各职能部门简单理解为组织上的隶属关系。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领导是通过发挥政治影响，推荐领导干部，管好权力机构中的党组和党员，提出有关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并使之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因此，要规范党委与各权力部门的职能，使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比如经济建设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但政府在第一线直接管理经济工作，党委和政府应分清各自职能，党委应抓重大决策的提出并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各权力部门齐抓共管的大事，党委要抓人才的选拔，抓决策施行全过程的督促，而政府部门应作为具体执行者通过实施使决策变为现实。当然党政职能分开不是分家，需要共同配合，形成合力。
党政职能分开要与机构改革相配套，机构设置要尽量减少党委与政府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原则上一事只能由一个部门负责、一位领导分管。以最大限度减少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杜绝党政部门职能混淆，促进机构的精干与高效。
再者，要改革和完善管理制度，促进制度创新。
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制度是带根本性的大事，要改革和完善执政方式，一定要改革和完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笔者认为主要要抓三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是决策机制。凡属重大发展战略决策，都要充分调研，详细论证，万万不可凭一时头脑发热，粗率作出决策。领导要以对党的事业、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慎重决策，过程要民主、公开，要广采博纳。对于经多方论证并已在实践中显现其科学性、带来了良好效果的决策，不管是在那个领导任上做出的，应确保其执行的连续性，坚决贯彻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的“五个严禁”，坚决禁止各种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堵住“一届一个新思路、一届一堆新债务”的败家子作风，真正把政绩建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二是奖罚机制，要敢于、善于应用奖罚手段，既种“花”，又栽“刺”，尤其要敢于向政绩平庸、无所用心、不求进取的干部说不，敢于让他们待岗、下岗。要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制度，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其全部，对那些滥用民力财力搞“政绩工程”的干部，要予以严肃批评，并作相应的组织处理。要敢于重奖一贯开拓进取、政绩一贯显著的干部，带来全社会拼搏进取风气的上升，促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开拓。三是监督机制。要进一步实施政务公开，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切实推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还要进一步落实廉政自律规定，实施全方位监督。要坚决以最近国务院颁行的“四个不准”规范行政行为，对腐败分子要坚决绳之以法，让他们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四是实行纪检部门的独立，把其从块块管理改为条条领导，纪检部门只受上级纪检部门的领导并向上级纪检部门负责，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干扰，真正监督到位。
最后，要打造学习型社会，促进知识创新。作为执政党，必须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不懈地学习。当今世界，知识更新速度在加快，每个党员、干部要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就更要率先学好各种新知识，站在时代科技文化的前沿，掌握为民谋利的真本领。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创建学习型政党，在持之以恒的学习中不断汲取有益的营养，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作者简介］何池，男，１９４５年１月出生，中共漳州市委党校科技文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