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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是一种特殊的民居类型，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强烈的防御性。事实上，它就是有永久居民的大型堡垒，往往一个家族上百丁口在其中传宗接代，生生不息。
聚族而居的大型堡垒
闽西永定宣传土楼最早，世人皆知客家土楼。后来，漳州人盘点家当，发现闽南地区也有不少土楼，数量和质量都不亚于客家土楼。所以我们今天称呼福建土楼，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闽西南土楼。
2005年初，我与曲利明从永定翻越博平岭，进入平和、南靖，沿途走村串户，参观了不少土楼。曲利明是拍摄土楼多年的著名摄影家，出版了许多土楼画册，有他导游，此行几乎将永定与平和两县的著名土楼一网打尽。后来，我又有机会走访华安县与南靖县的一些土楼。福建土楼主要分布于这四个县的山区，漫山遍野。它们让人过目难忘。
土楼是一种特殊的民居类型，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强烈的防御性。无论方楼、圆楼还是五凤楼，每一座土楼，都是由生土夯筑成的固若金汤的堡垒，大门厚实，高墙上留有枪眼，楼内有水井和谷仓，遇到围攻可以坚守数月。土楼的另一个特点是聚族而居，往往一个家族上百丁口在其中传宗接代，生生不息。事实上，土楼就是有永久居民的大型堡垒。
堡垒就是堡垒，哪怕再豪华再科学，生活在其中也不会很惬意。那是一种准军事化生活：屋舍俨如兵营，空间狭窄，采光有限，排污不便，缺乏隐私等等。从民居演变的角度看，土楼的出现其实是历史性的退步。闽西客家核心区长汀、上杭、宁化很少土楼，便是明证。事实上，客家地区的主流民居是九井十八厅，一种府第式建筑。另外，富裕的闽南沿海平原，主流民居则是府第式红砖大厝。
建筑样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惯性。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定、南靖还有不少乡村继续建造土楼，并模仿旧制，只设一门，一二楼不开窗。田螺坑的文昌楼建于1966年，已是和平年代，移风易俗多年，看上去与动乱时代的民国土楼区别仍然不大。
所以，土楼引起我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它多么先进，而是它既然落后，为什么有人愿意去住？土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如何实现古人聚族而居的理想？
族群冲突的建筑遗存
福建土楼主要分布在闽西南博平岭山脉两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博平岭是东北—西南走向的一列大山脉，与海岸线平行，东北接闽中戴云山脉，西南越过省界延伸，进入广东境内称莲花山。雄伟的博平岭—莲花山是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其东，是自然条件较好的沿海平原——漳州平原和潮汕平原，其西是闽西和粤东山地。
值得注意的是，博平岭—莲花山还是人文地理分界线，山脉以西，生活着说客家方言的族群，山脉以东，生活着说闽南方言的族群。因此，博平岭东西两麓山间河谷里散布着的成千上万座相互戒备的土楼，有力地暗示着族群间的矛盾和冲突。我相信，土楼民居是族群冲突的建筑遗存。
考诸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宋元以前，山高谷深的博平岭地区还是莽荒之地，人烟稀少。明代以后，闽西和闽南地区开发殆尽，人口增加，移民向自然条件恶劣的大山深处推进，两大族群在博平岭地区正面相遇，共同开发。明朝廷一口气在博平岭周边添置了永定、漳平、平和、诏安、宁洋和广东饶平等新县。
明代的闽西南地区极其动荡，除了绵延不息的倭寇侵扰，地方志还记载了大量的 “山贼”、“饶贼”、“漳贼”和“潮贼”的动乱。对于闽南地区来说，威胁最大的是“山贼”和“饶贼”，前者是来自博平岭以西汀州府山区的客家武装，后者指来自广东饶平西部山区的客家武装；对于客家地区来说，最危险的是说闽南方言的“漳贼”和“潮贼”——来自漳州和潮州的地方武装。这些称谓，反映了福佬人（闽南人）与客家人两个族群冲突的史实。
崇山峻岭，匪寇横行，加上为争夺土地、水源和山林等生存资源，宗族、族群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博平岭地区的居民被迫聚族而居，筑堡建寨自卫。这样，就地取材、集战备与日常生活为一体的土楼，成为最理想的防御性民居，风行整个区域。现存绝大多数土楼建于清代以后，许多著名土楼事实上建于20世纪，例如永定的振成楼，南靖的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楼群。
闽南人有始创之功
谁是土楼的首创者？客家人还是闽南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找出最早的土楼。
让研究者大吃一惊的是，具有可靠建造纪年的早期土楼，竟然不在博平岭山区，而是在闽南沿海地区。漳浦县有5座明代土楼，最早为绥安镇马坑村的一德楼（内方外圆楼，1558年）、霞美镇在田村的贻燕楼（方楼，1560年）；华安县也有多座明代土楼，包括一座最早的圆楼——沙建镇岱山村的齐云楼（椭圆楼，1590年）。而永定县有可靠年代可考的最早土楼是建于明崇祯年间的承启楼（圆楼，1628年以后），晚于闽南地区半个多世纪。
文献记载也支持实物证据。《漳浦县志》载嘉靖年间林偕春的《兵防总论》，谈到漳浦土堡的起源：倭寇来侵，村村逃亡，“而埔尾独以蕞尔之土堡，抗方张之丑虏。……自是而后，民乃知城堡之足恃，凡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这里说的土堡，是否我们今天所说的土楼，难以确认。其实，闽南民间经常将土堡、土楼、土寨等名称混用，土楼就是土寨，圆楼就是圆寨。
明万历《漳州府志》亦曰：“漳州土堡，旧时尚少……嘉靖四十年（1561）以来，各处盗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等地尤多。”这里明确提到土楼，同时还列出各县的土城、土楼、土围和土堡数字。可见，明代中后期，土楼已经大量出现于漳州沿海地区，最初是用来抵御倭寇的。
清初，为了封锁台湾明郑集团与大陆的联系，清政府施行“迁界令”，坚壁清野，沿海30里居民集体内迁，房屋城堡悉行拆毁。今天漳州沿海地区土楼遗存很少，与这一事件有关。施琅平台后，海疆无事，残余的土楼也基本废弃。倒是漳州西部博平岭山区的族群冲突愈演愈烈，闽南人于是用防御倭寇的土楼技术对付客家人，而后者迅速学会这一绝招，修筑起更加巨丽的土楼。大山两麓，楼寨相望，壁垒森严。
清道光年间，澎湖人蔡廷兰路过博平岭，沿途看到许多土楼，他在《海南杂著·炎荒纪程》中写道：“余观自琯溪以南至惠、潮二郡界，高陵深谷，复嶂重溪；其人架土楼环山而居，幽棲岩壑，最易藏奸……”
客家学者谢重光先生的《闽粤土楼的起源与发展》一文，对土楼的研究最为客观公允，他的结论是：“它（土楼）因御倭抗倭需要而兴，所以最早在漳州沿海地区被创造出来；由于闽南、客家两大族群接触的界面最需要这种土楼，所以土楼在博平岭山脊两侧的大山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闽南人有始创之功，客家人则在土楼文化的丰富、发展方面充分展示了聪明才智。”
土楼空间的礼制秩序
古代中国人的理想是聚族而居，四世同堂。这一在和平时期相当奢侈的梦想，却变成了土楼生活的日常现实。世界纷繁动荡，土楼人画地作狱，用一堵最厚实的高墙把自己围困起来，数百个血缘共同体成员朝夕相处，生死相依，共享家族的光荣和屈辱。不妨说，土楼就是一种家族建筑。
闽南人和客家人，都以中原正统文化自居，十分重视宗族制度。土楼的建筑空间，也体现了敬奉祖先、尊卑有序的礼制观念。
五凤楼富丽堂皇，是府第式四合院建筑的一种变体，永定县最多。最典型“三堂两横”式如永定大角塘村大夫第，中轴线上有前、中、后三堂，中堂为祭祀和会客用，后堂高昂，为族中长辈所居，辈分较低者分住两侧横屋。从外面看去，屋顶歇山向前，前低后高，层层跌落，左右对称，主次分明，体现出严谨的空间伦理秩序。
现存土楼中，方楼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方楼具有明确的方位感，围绕着一条从大门延伸的纵轴线，以厅堂为中心，组织起整个建筑空间。南靖和贵楼的屋顶前低后高，四周24间房对称排列，围合起一个内院，院中设祖堂。方楼的空间关系比较简单，没有五凤楼那么强烈精致的等级秩序。
圆楼是中国建筑里的另类，因为它缺乏方位感，等级淡薄，几百个大小相同的房间，很难表达复杂的家族礼制。想一想圆桌会议，我们就知道，圆形体现了民主与平等的精神，这也是专制社会里圆形建筑物罕见的原因。所以圆形土楼起源虽早，并不普及，真正流行要等到民国以后。据黄汉民先生调查，南靖县梅林、奎洋、船场三镇128座圆楼中，95%是二十世纪所建，其中63幢圆楼是上世纪60年代所建。
河坑土楼群是明显的例子，村里有十几座方楼和圆楼，其中方楼的建筑年代均早于圆楼，多数圆楼建于上世纪60年代。当地村民说，圆楼空间大，采光好，住着舒服。这是今天的观念。在古代，建筑礼制高于居住舒适。
那么，古代的圆楼是如何解决建筑礼制问题呢？每座圆楼都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圆心，正好起造一座天厅，成为家族的信仰中心和议事中心。通常，一座圆楼只有一个大门，大门的方向就是天厅的朝向，有些土楼圆心没有建造天厅，神龛于是设在正对大门的开间里。传统中国的建筑，人神杂居，神灵和祖灵总是最重要的，占据最显赫的位置。圆楼难以区别家族成员的尊卑，但强化了人神（鬼）之别。整个家族住在相似的屋子里，围绕着至高无上的祖堂，将日常生活演绎为一种永恒的祭祀仪式。
土楼民居以有限的空间，出色地表达了传统家族礼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古代的居住理想，体现了古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因为这样，一座土楼，不仅仅是一座躲避乱世的堡垒，还是一个让整个家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家园。
同一屋檐下的生活形态
与宗祠类似，土楼中的住房分配也有明确的等级规则。在最初的房间分配中，一般一个家庭会分得一个竖向的单元，在这个竖向单元中，一层通常用作厨房和客厅，二层为仓库，三层、四层是卧室（二宜楼四层是祖厅）。方形土楼有正房、厢房和倒座之分，有高辈分老人的家庭住在正房部分，无高辈分老人的家庭住在厢房部分，圆形土楼单元之间差别虽然不大，但在民国之前也有类似的分配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子孙成婚，人口变化之时，宗族还会按照辈分、长幼的顺序进行调整房间分配，力图使每一个小家庭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在这种规则之中，即便部分家庭有经济实力，希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也不会有很大的余地，因此他们常常会选择另起炉灶，主动到土楼之外另建新屋，这样，土楼中的人口总不至于太多，经济实力也总是较为均等，有利于家族的日常管理。
在这样的土楼中，除了分配给自己家庭的小单元之外，其余一切设施都是公用的，包括祖堂、门厅、天井、回廊、水井甚至土楼的外墙屋顶等等。如何对这些公用设施进行修缮呢？除了族长的号召与调度之外，成熟的经济制度也可作为保障。一些土楼有本家族的“公田”，有些公田是由开基祖留下的，有些则是那些绝嗣的家庭捐入的。这些公田不会分割给各个子孙，任何一个家庭无权继承，公田使用由家族中的长者决定，各个家庭轮流耕作，收入用于公益。与此类似的，土楼内公共设施的卫生清扫也分配给各个家庭，每家一天，按顺序轮换。较为繁重的工作则在固定节日由大家合作完成，譬如端午节有清理水井的活动，依然是每家出一人，从开井盖，到下井清淤，直到最后将淤泥运出土楼，宗族成员各司其职，再繁重的工作也会简单很多。而具体到每个小家庭之中，一个竖向单元往往只有一个厨房和一个餐厅，所以一家十几口人的伙食，也需要媳妇们合作解决，等到男人们回来，一起吃饭。
人来人往，土楼的大门门厅成为日常生活中交流信息、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货郎担货下乡在此歇息，人们也到此购买杂货。通常门厅的一边会放一块石条或木凳，供人们休息谈天或者开个小会，另一边放一架脚踏的石臼，用来舂米、捣年糕。一般土楼里居住几百个人很常见，承启楼曾经居住过1000多人，石桥村的顺裕楼也曾居住过900多人——这样多的人，即便每天认识一个，将土楼中的人认全也需要三年的时间！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着共同的祖先，彼此却未必熟识，这便是土楼家族生活中较为真实的状态。
早期的土楼大都比较小，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才出现了那些屡屡让人“震惊”的大型土楼。据史料记载，永定人种植烟草的面积“十居其四”，种植烟草的利润是水稻的四至五倍，商人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便在家乡购置土地，建造土楼。随着烟草销往海外，永定、南靖一带的商人大量移民南洋、台湾等地，他们或将钱汇回家乡，或亲自回家主持修建土楼，于是土楼难免有炫富的作用，其宏伟壮观的效果也就显得理所当然。
当初商人们修建土楼肯定梦想自己的子孙们将土楼住满。可如今，土楼中的宗族组织已渐趋解体。当我们再次来到土楼，从前那大家族的梦想再度浮现，我们也随着前人的脚步，再次回到起点。
聚族而居的大型堡垒
闽西永定宣传土楼最早，世人皆知客家土楼。后来，漳州人盘点家当，发现闽南地区也有不少土楼，数量和质量都不亚于客家土楼。所以我们今天称呼福建土楼，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闽西南土楼。
2005年初，我与曲利明从永定翻越博平岭，进入平和、南靖，沿途走村串户，参观了不少土楼。曲利明是拍摄土楼多年的著名摄影家，出版了许多土楼画册，有他导游，此行几乎将永定与平和两县的著名土楼一网打尽。后来，我又有机会走访华安县与南靖县的一些土楼。福建土楼主要分布于这四个县的山区，漫山遍野。它们让人过目难忘。
土楼是一种特殊的民居类型，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强烈的防御性。无论方楼、圆楼还是五凤楼，每一座土楼，都是由生土夯筑成的固若金汤的堡垒，大门厚实，高墙上留有枪眼，楼内有水井和谷仓，遇到围攻可以坚守数月。土楼的另一个特点是聚族而居，往往一个家族上百丁口在其中传宗接代，生生不息。事实上，土楼就是有永久居民的大型堡垒。
堡垒就是堡垒，哪怕再豪华再科学，生活在其中也不会很惬意。那是一种准军事化生活：屋舍俨如兵营，空间狭窄，采光有限，排污不便，缺乏隐私等等。从民居演变的角度看，土楼的出现其实是历史性的退步。闽西客家核心区长汀、上杭、宁化很少土楼，便是明证。事实上，客家地区的主流民居是九井十八厅，一种府第式建筑。另外，富裕的闽南沿海平原，主流民居则是府第式红砖大厝。
建筑样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惯性。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定、南靖还有不少乡村继续建造土楼，并模仿旧制，只设一门，一二楼不开窗。田螺坑的文昌楼建于1966年，已是和平年代，移风易俗多年，看上去与动乱时代的民国土楼区别仍然不大。
所以，土楼引起我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它多么先进，而是它既然落后，为什么有人愿意去住？土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如何实现古人聚族而居的理想？
族群冲突的建筑遗存
福建土楼主要分布在闽西南博平岭山脉两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博平岭是东北—西南走向的一列大山脉，与海岸线平行，东北接闽中戴云山脉，西南越过省界延伸，进入广东境内称莲花山。雄伟的博平岭—莲花山是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其东，是自然条件较好的沿海平原——漳州平原和潮汕平原，其西是闽西和粤东山地。
值得注意的是，博平岭—莲花山还是人文地理分界线，山脉以西，生活着说客家方言的族群，山脉以东，生活着说闽南方言的族群。因此，博平岭东西两麓山间河谷里散布着的成千上万座相互戒备的土楼，有力地暗示着族群间的矛盾和冲突。我相信，土楼民居是族群冲突的建筑遗存。
考诸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宋元以前，山高谷深的博平岭地区还是莽荒之地，人烟稀少。明代以后，闽西和闽南地区开发殆尽，人口增加，移民向自然条件恶劣的大山深处推进，两大族群在博平岭地区正面相遇，共同开发。明朝廷一口气在博平岭周边添置了永定、漳平、平和、诏安、宁洋和广东饶平等新县。
明代的闽西南地区极其动荡，除了绵延不息的倭寇侵扰，地方志还记载了大量的 “山贼”、“饶贼”、“漳贼”和“潮贼”的动乱。对于闽南地区来说，威胁最大的是“山贼”和“饶贼”，前者是来自博平岭以西汀州府山区的客家武装，后者指来自广东饶平西部山区的客家武装；对于客家地区来说，最危险的是说闽南方言的“漳贼”和“潮贼”——来自漳州和潮州的地方武装。这些称谓，反映了福佬人（闽南人）与客家人两个族群冲突的史实。
崇山峻岭，匪寇横行，加上为争夺土地、水源和山林等生存资源，宗族、族群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博平岭地区的居民被迫聚族而居，筑堡建寨自卫。这样，就地取材、集战备与日常生活为一体的土楼，成为最理想的防御性民居，风行整个区域。现存绝大多数土楼建于清代以后，许多著名土楼事实上建于20世纪，例如永定的振成楼，南靖的田螺坑土楼群、河坑土楼群。
闽南人有始创之功
谁是土楼的首创者？客家人还是闽南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找出最早的土楼。
让研究者大吃一惊的是，具有可靠建造纪年的早期土楼，竟然不在博平岭山区，而是在闽南沿海地区。漳浦县有5座明代土楼，最早为绥安镇马坑村的一德楼（内方外圆楼，1558年）、霞美镇在田村的贻燕楼（方楼，1560年）；华安县也有多座明代土楼，包括一座最早的圆楼——沙建镇岱山村的齐云楼（椭圆楼，1590年）。而永定县有可靠年代可考的最早土楼是建于明崇祯年间的承启楼（圆楼，1628年以后），晚于闽南地区半个多世纪。
文献记载也支持实物证据。《漳浦县志》载嘉靖年间林偕春的《兵防总论》，谈到漳浦土堡的起源：倭寇来侵，村村逃亡，“而埔尾独以蕞尔之土堡，抗方张之丑虏。……自是而后，民乃知城堡之足恃，凡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这里说的土堡，是否我们今天所说的土楼，难以确认。其实，闽南民间经常将土堡、土楼、土寨等名称混用，土楼就是土寨，圆楼就是圆寨。
明万历《漳州府志》亦曰：“漳州土堡，旧时尚少……嘉靖四十年（1561）以来，各处盗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等地尤多。”这里明确提到土楼，同时还列出各县的土城、土楼、土围和土堡数字。可见，明代中后期，土楼已经大量出现于漳州沿海地区，最初是用来抵御倭寇的。
清初，为了封锁台湾明郑集团与大陆的联系，清政府施行“迁界令”，坚壁清野，沿海30里居民集体内迁，房屋城堡悉行拆毁。今天漳州沿海地区土楼遗存很少，与这一事件有关。施琅平台后，海疆无事，残余的土楼也基本废弃。倒是漳州西部博平岭山区的族群冲突愈演愈烈，闽南人于是用防御倭寇的土楼技术对付客家人，而后者迅速学会这一绝招，修筑起更加巨丽的土楼。大山两麓，楼寨相望，壁垒森严。
清道光年间，澎湖人蔡廷兰路过博平岭，沿途看到许多土楼，他在《海南杂著·炎荒纪程》中写道：“余观自琯溪以南至惠、潮二郡界，高陵深谷，复嶂重溪；其人架土楼环山而居，幽棲岩壑，最易藏奸……”
客家学者谢重光先生的《闽粤土楼的起源与发展》一文，对土楼的研究最为客观公允，他的结论是：“它（土楼）因御倭抗倭需要而兴，所以最早在漳州沿海地区被创造出来；由于闽南、客家两大族群接触的界面最需要这种土楼，所以土楼在博平岭山脊两侧的大山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闽南人有始创之功，客家人则在土楼文化的丰富、发展方面充分展示了聪明才智。”
土楼空间的礼制秩序
古代中国人的理想是聚族而居，四世同堂。这一在和平时期相当奢侈的梦想，却变成了土楼生活的日常现实。世界纷繁动荡，土楼人画地作狱，用一堵最厚实的高墙把自己围困起来，数百个血缘共同体成员朝夕相处，生死相依，共享家族的光荣和屈辱。不妨说，土楼就是一种家族建筑。
闽南人和客家人，都以中原正统文化自居，十分重视宗族制度。土楼的建筑空间，也体现了敬奉祖先、尊卑有序的礼制观念。
五凤楼富丽堂皇，是府第式四合院建筑的一种变体，永定县最多。最典型“三堂两横”式如永定大角塘村大夫第，中轴线上有前、中、后三堂，中堂为祭祀和会客用，后堂高昂，为族中长辈所居，辈分较低者分住两侧横屋。从外面看去，屋顶歇山向前，前低后高，层层跌落，左右对称，主次分明，体现出严谨的空间伦理秩序。
现存土楼中，方楼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方楼具有明确的方位感，围绕着一条从大门延伸的纵轴线，以厅堂为中心，组织起整个建筑空间。南靖和贵楼的屋顶前低后高，四周24间房对称排列，围合起一个内院，院中设祖堂。方楼的空间关系比较简单，没有五凤楼那么强烈精致的等级秩序。
圆楼是中国建筑里的另类，因为它缺乏方位感，等级淡薄，几百个大小相同的房间，很难表达复杂的家族礼制。想一想圆桌会议，我们就知道，圆形体现了民主与平等的精神，这也是专制社会里圆形建筑物罕见的原因。所以圆形土楼起源虽早，并不普及，真正流行要等到民国以后。据黄汉民先生调查，南靖县梅林、奎洋、船场三镇128座圆楼中，95%是二十世纪所建，其中63幢圆楼是上世纪60年代所建。
河坑土楼群是明显的例子，村里有十几座方楼和圆楼，其中方楼的建筑年代均早于圆楼，多数圆楼建于上世纪60年代。当地村民说，圆楼空间大，采光好，住着舒服。这是今天的观念。在古代，建筑礼制高于居住舒适。
那么，古代的圆楼是如何解决建筑礼制问题呢？每座圆楼都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圆心，正好起造一座天厅，成为家族的信仰中心和议事中心。通常，一座圆楼只有一个大门，大门的方向就是天厅的朝向，有些土楼圆心没有建造天厅，神龛于是设在正对大门的开间里。传统中国的建筑，人神杂居，神灵和祖灵总是最重要的，占据最显赫的位置。圆楼难以区别家族成员的尊卑，但强化了人神（鬼）之别。整个家族住在相似的屋子里，围绕着至高无上的祖堂，将日常生活演绎为一种永恒的祭祀仪式。
土楼民居以有限的空间，出色地表达了传统家族礼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古代的居住理想，体现了古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因为这样，一座土楼，不仅仅是一座躲避乱世的堡垒，还是一个让整个家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家园。
同一屋檐下的生活形态
与宗祠类似，土楼中的住房分配也有明确的等级规则。在最初的房间分配中，一般一个家庭会分得一个竖向的单元，在这个竖向单元中，一层通常用作厨房和客厅，二层为仓库，三层、四层是卧室（二宜楼四层是祖厅）。方形土楼有正房、厢房和倒座之分，有高辈分老人的家庭住在正房部分，无高辈分老人的家庭住在厢房部分，圆形土楼单元之间差别虽然不大，但在民国之前也有类似的分配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子孙成婚，人口变化之时，宗族还会按照辈分、长幼的顺序进行调整房间分配，力图使每一个小家庭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在这种规则之中，即便部分家庭有经济实力，希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也不会有很大的余地，因此他们常常会选择另起炉灶，主动到土楼之外另建新屋，这样，土楼中的人口总不至于太多，经济实力也总是较为均等，有利于家族的日常管理。
在这样的土楼中，除了分配给自己家庭的小单元之外，其余一切设施都是公用的，包括祖堂、门厅、天井、回廊、水井甚至土楼的外墙屋顶等等。如何对这些公用设施进行修缮呢？除了族长的号召与调度之外，成熟的经济制度也可作为保障。一些土楼有本家族的“公田”，有些公田是由开基祖留下的，有些则是那些绝嗣的家庭捐入的。这些公田不会分割给各个子孙，任何一个家庭无权继承，公田使用由家族中的长者决定，各个家庭轮流耕作，收入用于公益。与此类似的，土楼内公共设施的卫生清扫也分配给各个家庭，每家一天，按顺序轮换。较为繁重的工作则在固定节日由大家合作完成，譬如端午节有清理水井的活动，依然是每家出一人，从开井盖，到下井清淤，直到最后将淤泥运出土楼，宗族成员各司其职，再繁重的工作也会简单很多。而具体到每个小家庭之中，一个竖向单元往往只有一个厨房和一个餐厅，所以一家十几口人的伙食，也需要媳妇们合作解决，等到男人们回来，一起吃饭。
人来人往，土楼的大门门厅成为日常生活中交流信息、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货郎担货下乡在此歇息，人们也到此购买杂货。通常门厅的一边会放一块石条或木凳，供人们休息谈天或者开个小会，另一边放一架脚踏的石臼，用来舂米、捣年糕。一般土楼里居住几百个人很常见，承启楼曾经居住过1000多人，石桥村的顺裕楼也曾居住过900多人——这样多的人，即便每天认识一个，将土楼中的人认全也需要三年的时间！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着共同的祖先，彼此却未必熟识，这便是土楼家族生活中较为真实的状态。
早期的土楼大都比较小，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才出现了那些屡屡让人“震惊”的大型土楼。据史料记载，永定人种植烟草的面积“十居其四”，种植烟草的利润是水稻的四至五倍，商人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便在家乡购置土地，建造土楼。随着烟草销往海外，永定、南靖一带的商人大量移民南洋、台湾等地，他们或将钱汇回家乡，或亲自回家主持修建土楼，于是土楼难免有炫富的作用，其宏伟壮观的效果也就显得理所当然。
当初商人们修建土楼肯定梦想自己的子孙们将土楼住满。可如今，土楼中的宗族组织已渐趋解体。当我们再次来到土楼，从前那大家族的梦想再度浮现，我们也随着前人的脚步，再次回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