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热门话题，其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其重点是指人文素质教育。哲学教育是实现博雅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在“西方哲学”的教学中实现博雅教育，首先要打破“知识传授”型的哲学教学方式，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在教学过程中，具体做到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突出严格的哲学论证，注重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研读以及发挥哲学反思、批判的功能。
关键词:博雅教育 人文素质教育 “西方哲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8)05-001-02
一、博雅与通识
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均出自西方教育传统的Liberal Studies或General Education，虽然名称有所区别，但在目的和旨趣方面并无二致。两者都是培育具备良好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意能力的人。以美国为例，在二次大战后，许多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跨学科“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课程，就是要让学生除专业课程外，有机会在基础阶段修读专业课程以外的通识学科，以扩阔知识和认知层面，造就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勇气与能力的善于思考和探索的人。其中哈佛大学在1945年更提出“自由社会中的博雅教育”，认为博雅教育目的旨在培养“完整的人”。这样的人应具备四种能力：其一，有效思考的能力；其二，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其三，做出合适明确判断的能力；最后，辩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
时下，通识教育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复旦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以通识教育为宗旨的复旦学院；2007年7月清华大学举办了“全国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是近年来关于通识教育讨论的理论深化和推广实践。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基于踏进二十一世纪，全球通向知识型社会后，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专家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必须拥有综合、分析、批判、应变、贯通、创意等跨学科和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和情意能力，才可以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作出适当的回应；而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具备上述能力，实有赖通识教育的展开和落实。
我国通识教育的内涵和精神在教育部一九九八年二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由此可见，我国通识教育的重点是指人文素质教育。我们通常所指的人文学科是指文学、历史和哲学。由此，哲学教育在通识教育中无疑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二、“西方哲学”教学
如前所述，哲学教育是人文科学素质教育即通识教育的重点领域之一，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更是“西方哲学”的教学。就世界上的哲学形态来说，一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但是，按照“哲学”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对哲学的比较严格的定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就是指西方哲学。当然，当我们说“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时候，并不是贬低后两种哲学形态，只是在明确一个历史事实和一个习惯的划分。[1]
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而“完整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四种基本能力中，最核心的就是思考的能力，思维的能力。那么，思维力是如何体现的呢？从知识的阶梯和方法学上来考虑，学科知识的传授是属于第一序的；而对知识的分析、贯通、整合，以及问题的澄清、批判则是属于第二序的。博雅教育和一般学科教育最大的不同，是属于一般学科只侧重第一序上单一学科知识的讲授，对于知识背后第二序的思维基础和思考方法根本无暇顾及；反之，博雅教育的重点则是放在第二序的思考方法训练上。要有效训练学生的思考方法及跨学科能力，最直接就是在学科知识以外，开发一些思维技巧或思考方法训练的通识课程。思维技巧或者思考方法训练是属于哲学的领域，哲学素来有予人有点高深莫测的印象。“哲学”（Philosophy）这门学问起源于西方的古希腊，philo愿意表示“爱”，sophy表示“智慧”，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而思考清晰、头脑清明就是大智慧的具体表现，故思考方法的训练和如何教授正确有效的思维技巧一直是哲学的重要课题。
因此，当前“西方哲学”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的传统，教学的重点不再是传授哲学“知识”，而是培养学生对智慧的强烈好奇心和兴趣，激发学生对真理的探索热情，以及传授和教会学生追求、探索智慧的方法和途径，最终使他们达到正确有效的思考。具体的途径有四种：
第一，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甘阳研究员指出，“通识教育的根本是追问在任何时代、任何变迁下，最基本、最不会变的东西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训练出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包括对伦理问题、人生问题的看法等”。[2]哲学与其它具体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探讨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思索，就愈难以抑制赞叹和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就是天的问题，宇宙的问题；“心中的道德律”就是人的问题。可见，哲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天”和“人”的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围绕着这些根本问题，哲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每一种答案都只不过代表了其中的一种解答方式；而每个人在他（她）的日常生活中也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并且也会以某种方式作出解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人都是哲学家。而职业的哲学家们则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有条理的、系统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哲学的众多分支学科，如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等等。当我们也跟着哲学家一起去思考这些有关人类的根本性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和思维也和他们走过了同样的历程。不管在未来，知识如何大爆炸，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些最基本、最不会变的东西去训练最基本的思考能力，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减低知识大爆炸对我们的影响，以不变应万变。这正是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目标之一。“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恰恰要突出最基本、任何时候都不会变的东西；而不是跟在爆炸的知识后面追所谓的新东西。”[2]
第二，突出严格的哲学论证。如前所述，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而“完整的人”包括有效思考的能力和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哲学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所谓“讲道理”就是说对所持的观点和立场要讲出一番道理来，要有一套严格的哲学论证。哲学命题没有真假之分，哲学要探讨的都是一些根本性的超验的问题，因此其真假对错无法在经验的世界中证实或证伪（区别于具体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所以，哲学命题只有“合理”和“不合理”或“接受”和“不可接受”以及相应的程度之分。一个哲学命题的“合理”和“可接受”的程度，要看该哲学命题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支持或论证，是否被置于其它哲学命题的逻辑关系之中，并且是否能从某种更大的知识结构中对它加以考察。如前所述，哲学所探讨的问题是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和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对于主张者来说，在探索严格的哲学论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则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的角色，在对话的过程中，是和主张者（哲学家）一同讨论哲学问题，深入到哲学的维度去交流、理解和批判。因此，哲学教学首先是应该（原汁原味地）展现先哲们对以上那些哲学问题的各种回答，并且从中找出他们立论的依据，以及对每一个哲学命题所给出的论证以及反论证，并引导学生去理解、评价、重构或反驳这些论证，在此过程中，跟着哲学家一起去进行哲学运思的过程，并体会、领悟、理解，锻炼出哲学的智慧，学会更有效的思考和更清晰的沟通思想，以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
第三，注重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在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是本科生前两年的主课和基本课程，又称“核心课程”，因此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训练要求。美国通识教育作为“核心课程”的具体科目有很多，但始终有一个“核心”的核心，那就是西方的人文经典，在哲学方面，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等这些大师的经典著作是必读的书目。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更加紧密地贴近哲学家的价值理念及其运思过程，去领略人类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接受心智的训练并感受其中的愉悦，激发他们的人文关怀，做一个“完整的”、和谐的人。
第四，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通识教育所培养的“完整的人”，还包括做出合适明确判断的能力和辩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这一点要求我们在哲学教学中，务必要回归到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毫无疑问，哲学首先是一种反思、批判的人生态度。反思、批判的目的是要达到一种普遍性价值的认知,同时又在新的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再反思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始终需要具备对批判对象做出合适明确判断的能力。因此,要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实有懒于哲学反思、批判功能的回归。哲学素来有学科之母之称,联合国“哲学日”也指出,哲学始终是其他学科或人类思想的其他领域最深处的推动力,它对一切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对现有的一切东西进行省察和批判,在别人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质疑其合理性根据和存在权利。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和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向哲学思维敞开,都要接受哲学这个“理性法庭”的拷问和合理性审判。哲学活动因此成为一种反思、批判和拷问的活动。要培养学生反思、批判的通识能力,无疑要在哲学教学中,充分发挥和突出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综上所述,要在“西方哲学”的教学中实现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必须打破传统哲学教学的“灌输”型、“知识传授”型的教学方式,而回归哲学的“爱智慧”的传统,具体做到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突出严格的哲学论证,注重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研读以及发挥哲学反思、批判的功能,全方位地培养和训练学生探求智慧的方法和途径,并在这个过程中,陶冶学生高雅的品德情意,激发他们的人文关怀,培养出做一个“完整的人”所应具备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意能力,以实现大学的通识教育。
参考文献:
[1]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甘阳.通识教育在中国是否可能.新浪网,“教育时评”,2006/09/22。
关键词:博雅教育 人文素质教育 “西方哲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8)05-001-02
一、博雅与通识
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均出自西方教育传统的Liberal Studies或General Education，虽然名称有所区别，但在目的和旨趣方面并无二致。两者都是培育具备良好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意能力的人。以美国为例，在二次大战后，许多大学开设的一系列跨学科“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课程，就是要让学生除专业课程外，有机会在基础阶段修读专业课程以外的通识学科，以扩阔知识和认知层面，造就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勇气与能力的善于思考和探索的人。其中哈佛大学在1945年更提出“自由社会中的博雅教育”，认为博雅教育目的旨在培养“完整的人”。这样的人应具备四种能力：其一，有效思考的能力；其二，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其三，做出合适明确判断的能力；最后，辩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
时下，通识教育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复旦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以通识教育为宗旨的复旦学院；2007年7月清华大学举办了“全国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是近年来关于通识教育讨论的理论深化和推广实践。通识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基于踏进二十一世纪，全球通向知识型社会后，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专家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必须拥有综合、分析、批判、应变、贯通、创意等跨学科和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和情意能力，才可以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作出适当的回应；而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具备上述能力，实有赖通识教育的展开和落实。
我国通识教育的内涵和精神在教育部一九九八年二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由此可见，我国通识教育的重点是指人文素质教育。我们通常所指的人文学科是指文学、历史和哲学。由此，哲学教育在通识教育中无疑承担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二、“西方哲学”教学
如前所述，哲学教育是人文科学素质教育即通识教育的重点领域之一，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更是“西方哲学”的教学。就世界上的哲学形态来说，一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但是，按照“哲学”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对哲学的比较严格的定义，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就是指西方哲学。当然，当我们说“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时候，并不是贬低后两种哲学形态，只是在明确一个历史事实和一个习惯的划分。[1]
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而“完整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四种基本能力中，最核心的就是思考的能力，思维的能力。那么，思维力是如何体现的呢？从知识的阶梯和方法学上来考虑，学科知识的传授是属于第一序的；而对知识的分析、贯通、整合，以及问题的澄清、批判则是属于第二序的。博雅教育和一般学科教育最大的不同，是属于一般学科只侧重第一序上单一学科知识的讲授，对于知识背后第二序的思维基础和思考方法根本无暇顾及；反之，博雅教育的重点则是放在第二序的思考方法训练上。要有效训练学生的思考方法及跨学科能力，最直接就是在学科知识以外，开发一些思维技巧或思考方法训练的通识课程。思维技巧或者思考方法训练是属于哲学的领域，哲学素来有予人有点高深莫测的印象。“哲学”（Philosophy）这门学问起源于西方的古希腊，philo愿意表示“爱”，sophy表示“智慧”，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而思考清晰、头脑清明就是大智慧的具体表现，故思考方法的训练和如何教授正确有效的思维技巧一直是哲学的重要课题。
因此，当前“西方哲学”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的传统，教学的重点不再是传授哲学“知识”，而是培养学生对智慧的强烈好奇心和兴趣，激发学生对真理的探索热情，以及传授和教会学生追求、探索智慧的方法和途径，最终使他们达到正确有效的思考。具体的途径有四种：
第一，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甘阳研究员指出，“通识教育的根本是追问在任何时代、任何变迁下，最基本、最不会变的东西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训练出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包括对伦理问题、人生问题的看法等”。[2]哲学与其它具体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探讨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思索，就愈难以抑制赞叹和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头上的星空”就是天的问题，宇宙的问题；“心中的道德律”就是人的问题。可见，哲学所探讨的就是有关“天”和“人”的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围绕着这些根本问题，哲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每一种答案都只不过代表了其中的一种解答方式；而每个人在他（她）的日常生活中也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并且也会以某种方式作出解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人都是哲学家。而职业的哲学家们则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有条理的、系统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哲学的众多分支学科，如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哲学等等。当我们也跟着哲学家一起去思考这些有关人类的根本性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和思维也和他们走过了同样的历程。不管在未来，知识如何大爆炸，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些最基本、最不会变的东西去训练最基本的思考能力，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减低知识大爆炸对我们的影响，以不变应万变。这正是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目标之一。“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恰恰要突出最基本、任何时候都不会变的东西；而不是跟在爆炸的知识后面追所谓的新东西。”[2]
第二，突出严格的哲学论证。如前所述，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而“完整的人”包括有效思考的能力和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哲学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所谓“讲道理”就是说对所持的观点和立场要讲出一番道理来，要有一套严格的哲学论证。哲学命题没有真假之分，哲学要探讨的都是一些根本性的超验的问题，因此其真假对错无法在经验的世界中证实或证伪（区别于具体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所以，哲学命题只有“合理”和“不合理”或“接受”和“不可接受”以及相应的程度之分。一个哲学命题的“合理”和“可接受”的程度，要看该哲学命题是否受到了很好的支持或论证，是否被置于其它哲学命题的逻辑关系之中，并且是否能从某种更大的知识结构中对它加以考察。如前所述，哲学所探讨的问题是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和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对于主张者来说，在探索严格的哲学论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思想引向深刻、细致、全面和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则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的角色，在对话的过程中，是和主张者（哲学家）一同讨论哲学问题，深入到哲学的维度去交流、理解和批判。因此，哲学教学首先是应该（原汁原味地）展现先哲们对以上那些哲学问题的各种回答，并且从中找出他们立论的依据，以及对每一个哲学命题所给出的论证以及反论证，并引导学生去理解、评价、重构或反驳这些论证，在此过程中，跟着哲学家一起去进行哲学运思的过程，并体会、领悟、理解，锻炼出哲学的智慧，学会更有效的思考和更清晰的沟通思想，以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
第三，注重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在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是本科生前两年的主课和基本课程，又称“核心课程”，因此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训练要求。美国通识教育作为“核心课程”的具体科目有很多，但始终有一个“核心”的核心，那就是西方的人文经典，在哲学方面，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等这些大师的经典著作是必读的书目。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更加紧密地贴近哲学家的价值理念及其运思过程，去领略人类思想的深度和力度，接受心智的训练并感受其中的愉悦，激发他们的人文关怀，做一个“完整的”、和谐的人。
第四，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通识教育所培养的“完整的人”，还包括做出合适明确判断的能力和辩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这一点要求我们在哲学教学中，务必要回归到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毫无疑问，哲学首先是一种反思、批判的人生态度。反思、批判的目的是要达到一种普遍性价值的认知,同时又在新的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再反思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始终需要具备对批判对象做出合适明确判断的能力。因此,要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实有懒于哲学反思、批判功能的回归。哲学素来有学科之母之称,联合国“哲学日”也指出,哲学始终是其他学科或人类思想的其他领域最深处的推动力,它对一切问题都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作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对现有的一切东西进行省察和批判,在别人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质疑其合理性根据和存在权利。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和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向哲学思维敞开,都要接受哲学这个“理性法庭”的拷问和合理性审判。哲学活动因此成为一种反思、批判和拷问的活动。要培养学生反思、批判的通识能力,无疑要在哲学教学中,充分发挥和突出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
综上所述,要在“西方哲学”的教学中实现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必须打破传统哲学教学的“灌输”型、“知识传授”型的教学方式,而回归哲学的“爱智慧”的传统,具体做到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突出严格的哲学论证,注重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研读以及发挥哲学反思、批判的功能,全方位地培养和训练学生探求智慧的方法和途径,并在这个过程中,陶冶学生高雅的品德情意,激发他们的人文关怀,培养出做一个“完整的人”所应具备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意能力,以实现大学的通识教育。
参考文献:
[1]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甘阳.通识教育在中国是否可能.新浪网,“教育时评”,2006/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