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也许，你的脑海中只有钱文忠在电视荧屏上谈笑风生的儒雅形象，不曾获悉他的真实内心，《华人世界》杂志将让你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钱文忠，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所思所想。
他说，他不喜欢拍照，甚至连风景照也不拍，越美的风景越不拍，越美的画越不挂出来，因为他觉得“印在脑子就行”，他相信“一切都是无常，一切善恶都是飞快地消失”。
“我没有那么多激情，有时候连悲观都没有，但也挺高兴的。因为你没得选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钱文忠自语道。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传道授业解惑的钱文忠，也有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助。
《华人世界》：钱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的传统文化传播?
钱文忠：现在传统文化的传播，如果没有泛商业化的背景和现在所处的消费时代，不可能这么热。我们不能因为它很热，就认为它水平很高。
《华人世界》：你跟朋友说，朋友能理解，但是你跟观众讲，观众就不能领会。
钱文忠：有朋友理解就够了，你想指望所有的观众都理解你，那是不现实的。
《华人世界》：但是观众是大多数的，朋友毕竟是少数啊!
钱文忠：你的意思我明白，观众当然重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去讲呢?但是，回过头想想，你一辈子才活几年啊?到老能有几个朋友聊聊天就不错了。有时候我朋友来找我谈，我说我不跟你谈，我可以听你讲；如果你希望和我目的性很强地交流，那我认为人和人的交流是近乎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经历不一样，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只能很虚伪地说：“老兄啊，你真的很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活法的人大概很少，我可以一个月不出门，我可以关在房间里几十天不说一句话。很多人以为我喜欢说话，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过一段时间我准备进入一种我自己的退休状态，这没什么早晚，有人在我这个岁数都已经走了。
《华人世界》：听说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打算上《百家讲坛》了，是这样吗?
钱文忠：对。第一，因为我没停过，一年一个很大的系列，引发出很多事务，我很累；第二，上《百家讲坛》对我来说很偶然，我也认同，也出过力了，也做了一点事，但总不见得一辈子做这个事。另外，我觉得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在今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实践层面，而不是理论层面，所以我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
《华人世界》：所以您想开设教小孩学习传统文化的培训班?
钱文忠：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发现也有困难，因为我没有精力，我也没有团队，我自己就只有一个司机和两个助理。而且我一直努力避免自己被过分商业化。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华人世界》：您打算自己一个人亲自教小孩吗?这样您的精力够吗?
钱文忠：也有人和我说，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但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品牌。我也很抗拒过分商业化，如果我要教小孩，我就要自己亲自教，每一堂课都是我自己教，这是我的原则。但是这样的话，范围就很有限。我本来想成为孩子父母以外的“父母”、老师以外的“老师”，包括小孩的成绩单我也要看，他必须和我一起吃饭，我要看他怎么穿衣服等等，这些我都要教。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这个精力，我不可能像我的好朋友俞敏洪搞新东方一样，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对于我，我不会选这种模式，我多少有点害怕。所以，究竟怎么做，我现在也很犹豫。如果要做，又很可能把自己变成富人家庭的家庭教师。我也想过，如果你要把孩子送来，就必须要资助两个社会底层的孩子一起来。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很多人也同意。但有时我也想，可能咱们这个时代并不真需要这些东西。我应该是一个活错年代的人，我应该生活在几百年前，不应该生活在现在，我是那个时代的漏网之“鱼”。漏网之“鱼”就最好不要把自己太当条“鱼”。就此而言，我很悲观，和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华人世界》：您可以借助央视这种大众媒体，比如《百家讲坛》，这样传播力度会更大，受众也会更多，效果可能会更好。
钱文忠：对，但是这样代价也会很大，我原来的朋友圈很小，朋友很少，但你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公众人物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过于公众化也是个问题!
《华人世界》：但看您的节目，我们都很有启发，收获也会很大，比如《文中有话》。
钱文忠：我做到了一点，我觉得我还问心无愧，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虽然没有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但我没有说假话。包括在《百家讲坛》讲佛教的时候，我没有用那种很庸俗的所谓正确的观点去讲。
现在文化变成了一个最可疑的东西。如果你做商业，成功不成功是有标准的；你画画，画得好不好不一定有标准，但是会有认同，有一些人喜欢你的画就够了。文化好像更复杂，现在变成了什么人都可以去做。很多时候，有些人不知道在干嘛。
《华人世界》：在商业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可能是做文化最好的时代。
钱文忠：对，但问题还是怎么做，这里边会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我的观点是文化是目的，不是手段。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功的商人会关注文化?因为他原来以为赚钱是目的，但是当他有了一定量的钱以后，他会意识到钱终究是手段，经济终究是手段，它必须兑换!很多人有了钱以后，会兑换成黄金、文物或艺术品，比较更高明的是兑换成孩子的教育。总之，最终你的物质财富还是要兑换成精神财富。只有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进步，一个时代才能真正强大。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完成兑换的过程。但是在兑换的过程中，我们的思路没有调整好，我们现在还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商业的手段，现在很多人做文化，只不过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产品”——文化而已。但是文化实际上应该是目的。
我认为，今天必须加强和精化经济手段，才能做好文化。我反对我的朋友把商业做得很成功后反过来做文化，我认为他们应该把商业做得更成功，做到可以不计成本投入到文化当中去，这样，文化才会成功，文化才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你想，一些物质的东西，比如那些世界名表，世界名包，它们创始人都是满怀理想的人，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到当中去，做了一百多年，因为那样努力，今天才卖得那么贵。很多人讲贵是因为品牌，但品牌不过是价值的价格化，归根到底还是文化。
《华人世界》：经商有时候可能是被迫的，就像浪一样，自己在浪尖上被推来推去。
钱文忠：这是借口，因为你想冲浪，所以你才会被推来推去，我站在岸上，躲得远远的，鬼也推不到我。我连岸上都不站，我直接爬树上了，这都是一种选择。我在这棵树上可以吃两个香蕉，那棵树上可以吃两个菠萝，我觉得很好。
《华人世界》：那您觉得教育能把文化的问题解决好吗?
钱文忠：不可能!
《华人世界》：那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需不需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钱文忠：这个问题，你也得要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没有什么可以涵盖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父母。有些孩子天生是需要管束的，有些孩子天生不需要管束。
《华人世界》：这怎么区分啊? 钱文忠：那就看孩子从小的举止表现啊，没有什么理论可以据以区分的。你有了这个孩子，应该是你去衡量这个孩子怎么样。
《华人世界》：父母做出的评判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钱文忠：经验啊!父母评判的标准是不是正确，这也是个问题，那得看他做出什么样的评判，理论上谁也不能说自己的评判是绝对正确。但有时候错误的评判可以起到正确的作用。像父母狠着心打孩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绝大多数的父母都知道打孩子不对，也不舍得，但是它往往会起到好的作用。
《华人世界》：您会打您的孩子吗?
钱文忠：不会，我不会打我儿子，因为我儿子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打的。但是如果太荒唐，我大概也会打。我不认为小小地打几下孩子就很不文明，我从来没这么看过。
在这里，我们还是期望寻找一种规律，这是我最反感的，希望找到一条规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第二，我们思维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设想一种极端的状况来拷问你，比如上海女孩子经常会问：“我和你妈都掉河里了，你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啊?”这种问题是非常卑劣的，因为这种情况很难发生，那你怎么办?比如一个女孩怀孕了，她在进产房时就问她先生：“我和肚里的孩子，你先救哪个?”这种问题是把人逼到了一条绝路上，这是非常可怕的。比如老师会对家长说：“你要不要孩子成才?”这就是把家长逼到了一条绝路上。
这几年我想好好把自己的思路理一理，好好写几本书，把所谓常识性的东西好好理理，因为这些常识性问题已经变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这个出发点经常是有问题的。你坚信这是把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门，结果很可能是：你证明了这是把万不能钥匙，但所有的门都坏了。这是我们现在经常干的事，非常热闹在干。包括现在的环保，它哪里有普世性的东西。你到非洲给一个人展示了冰箱、空调，然后你告诉他为了环保，这些东西都不能用，你看结果怎么样?环保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希望给自己留一片原生态，作为减压和旅游的区域。你利用自己的优势要求他保留原生态，那你当年干嘛不保留呢?
《华人世界》：有时候一种观念形成很难改变。
钱文忠：人到底有没有观念，这点我是不知道的，但人有想法。比如你认定一件事，你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爱的一个人去做，你就会理解；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好的，但是一个你讨厌的人去做，你就会觉得他在做一件坏事。
《华人世界》：前段时间很热的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那个哥哥就怎么也不相信弟弟是潜伏人员，即使弟弟已经逃跑了，但是哥哥还是自己用各种证据堆砌出来一个“真相”，说他不是。真相有时候是看我们的需要。
钱文忠：因为有角度，其实说服别人最终是为了说服自己。所谓真相，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只不过这种解释说出去，可能相信的人会多一些。搞谍战、情报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最不在意真相的，因为他们无所谓敌人，也无所谓朋友。
他说，他不喜欢拍照，甚至连风景照也不拍，越美的风景越不拍，越美的画越不挂出来，因为他觉得“印在脑子就行”，他相信“一切都是无常，一切善恶都是飞快地消失”。
“我没有那么多激情，有时候连悲观都没有，但也挺高兴的。因为你没得选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钱文忠自语道。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传道授业解惑的钱文忠，也有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助。
《华人世界》：钱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的传统文化传播?
钱文忠：现在传统文化的传播，如果没有泛商业化的背景和现在所处的消费时代，不可能这么热。我们不能因为它很热，就认为它水平很高。
《华人世界》：你跟朋友说，朋友能理解，但是你跟观众讲，观众就不能领会。
钱文忠：有朋友理解就够了，你想指望所有的观众都理解你，那是不现实的。
《华人世界》：但是观众是大多数的，朋友毕竟是少数啊!
钱文忠：你的意思我明白，观众当然重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去讲呢?但是，回过头想想，你一辈子才活几年啊?到老能有几个朋友聊聊天就不错了。有时候我朋友来找我谈，我说我不跟你谈，我可以听你讲；如果你希望和我目的性很强地交流，那我认为人和人的交流是近乎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经历不一样，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只能很虚伪地说：“老兄啊，你真的很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活法的人大概很少，我可以一个月不出门，我可以关在房间里几十天不说一句话。很多人以为我喜欢说话，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过一段时间我准备进入一种我自己的退休状态，这没什么早晚，有人在我这个岁数都已经走了。
《华人世界》：听说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打算上《百家讲坛》了，是这样吗?
钱文忠：对。第一，因为我没停过，一年一个很大的系列，引发出很多事务，我很累；第二，上《百家讲坛》对我来说很偶然，我也认同，也出过力了，也做了一点事，但总不见得一辈子做这个事。另外，我觉得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在今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实践层面，而不是理论层面，所以我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
《华人世界》：所以您想开设教小孩学习传统文化的培训班?
钱文忠：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发现也有困难，因为我没有精力，我也没有团队，我自己就只有一个司机和两个助理。而且我一直努力避免自己被过分商业化。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华人世界》：您打算自己一个人亲自教小孩吗?这样您的精力够吗?
钱文忠：也有人和我说，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但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品牌。我也很抗拒过分商业化，如果我要教小孩，我就要自己亲自教，每一堂课都是我自己教，这是我的原则。但是这样的话，范围就很有限。我本来想成为孩子父母以外的“父母”、老师以外的“老师”，包括小孩的成绩单我也要看，他必须和我一起吃饭，我要看他怎么穿衣服等等，这些我都要教。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这个精力，我不可能像我的好朋友俞敏洪搞新东方一样，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模式。对于我，我不会选这种模式，我多少有点害怕。所以，究竟怎么做，我现在也很犹豫。如果要做，又很可能把自己变成富人家庭的家庭教师。我也想过，如果你要把孩子送来，就必须要资助两个社会底层的孩子一起来。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很多人也同意。但有时我也想，可能咱们这个时代并不真需要这些东西。我应该是一个活错年代的人，我应该生活在几百年前，不应该生活在现在，我是那个时代的漏网之“鱼”。漏网之“鱼”就最好不要把自己太当条“鱼”。就此而言，我很悲观，和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华人世界》：您可以借助央视这种大众媒体，比如《百家讲坛》，这样传播力度会更大，受众也会更多，效果可能会更好。
钱文忠：对，但是这样代价也会很大，我原来的朋友圈很小，朋友很少，但你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公众人物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过于公众化也是个问题!
《华人世界》：但看您的节目，我们都很有启发，收获也会很大，比如《文中有话》。
钱文忠：我做到了一点，我觉得我还问心无愧，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虽然没有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但我没有说假话。包括在《百家讲坛》讲佛教的时候，我没有用那种很庸俗的所谓正确的观点去讲。
现在文化变成了一个最可疑的东西。如果你做商业，成功不成功是有标准的；你画画，画得好不好不一定有标准，但是会有认同，有一些人喜欢你的画就够了。文化好像更复杂，现在变成了什么人都可以去做。很多时候，有些人不知道在干嘛。
《华人世界》：在商业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可能是做文化最好的时代。
钱文忠：对，但问题还是怎么做，这里边会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我的观点是文化是目的，不是手段。为什么现在很多成功的商人会关注文化?因为他原来以为赚钱是目的，但是当他有了一定量的钱以后，他会意识到钱终究是手段，经济终究是手段，它必须兑换!很多人有了钱以后，会兑换成黄金、文物或艺术品，比较更高明的是兑换成孩子的教育。总之，最终你的物质财富还是要兑换成精神财富。只有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进步，一个时代才能真正强大。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完成兑换的过程。但是在兑换的过程中，我们的思路没有调整好，我们现在还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商业的手段，现在很多人做文化，只不过是发现了一个新的“产品”——文化而已。但是文化实际上应该是目的。
我认为，今天必须加强和精化经济手段，才能做好文化。我反对我的朋友把商业做得很成功后反过来做文化，我认为他们应该把商业做得更成功，做到可以不计成本投入到文化当中去，这样，文化才会成功，文化才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你想，一些物质的东西，比如那些世界名表，世界名包，它们创始人都是满怀理想的人，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到当中去，做了一百多年，因为那样努力，今天才卖得那么贵。很多人讲贵是因为品牌，但品牌不过是价值的价格化，归根到底还是文化。
《华人世界》：经商有时候可能是被迫的，就像浪一样，自己在浪尖上被推来推去。
钱文忠：这是借口，因为你想冲浪，所以你才会被推来推去，我站在岸上，躲得远远的，鬼也推不到我。我连岸上都不站，我直接爬树上了，这都是一种选择。我在这棵树上可以吃两个香蕉，那棵树上可以吃两个菠萝，我觉得很好。
《华人世界》：那您觉得教育能把文化的问题解决好吗?
钱文忠：不可能!
《华人世界》：那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需不需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钱文忠：这个问题，你也得要看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没有什么可以涵盖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父母。有些孩子天生是需要管束的，有些孩子天生不需要管束。
《华人世界》：这怎么区分啊? 钱文忠：那就看孩子从小的举止表现啊，没有什么理论可以据以区分的。你有了这个孩子，应该是你去衡量这个孩子怎么样。
《华人世界》：父母做出的评判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钱文忠：经验啊!父母评判的标准是不是正确，这也是个问题，那得看他做出什么样的评判，理论上谁也不能说自己的评判是绝对正确。但有时候错误的评判可以起到正确的作用。像父母狠着心打孩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绝大多数的父母都知道打孩子不对，也不舍得，但是它往往会起到好的作用。
《华人世界》：您会打您的孩子吗?
钱文忠：不会，我不会打我儿子，因为我儿子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打的。但是如果太荒唐，我大概也会打。我不认为小小地打几下孩子就很不文明，我从来没这么看过。
在这里，我们还是期望寻找一种规律，这是我最反感的，希望找到一条规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第二，我们思维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设想一种极端的状况来拷问你，比如上海女孩子经常会问：“我和你妈都掉河里了，你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啊?”这种问题是非常卑劣的，因为这种情况很难发生，那你怎么办?比如一个女孩怀孕了，她在进产房时就问她先生：“我和肚里的孩子，你先救哪个?”这种问题是把人逼到了一条绝路上，这是非常可怕的。比如老师会对家长说：“你要不要孩子成才?”这就是把家长逼到了一条绝路上。
这几年我想好好把自己的思路理一理，好好写几本书，把所谓常识性的东西好好理理，因为这些常识性问题已经变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这个出发点经常是有问题的。你坚信这是把万能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门，结果很可能是：你证明了这是把万不能钥匙，但所有的门都坏了。这是我们现在经常干的事，非常热闹在干。包括现在的环保，它哪里有普世性的东西。你到非洲给一个人展示了冰箱、空调，然后你告诉他为了环保，这些东西都不能用，你看结果怎么样?环保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希望给自己留一片原生态，作为减压和旅游的区域。你利用自己的优势要求他保留原生态，那你当年干嘛不保留呢?
《华人世界》：有时候一种观念形成很难改变。
钱文忠：人到底有没有观念，这点我是不知道的，但人有想法。比如你认定一件事，你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爱的一个人去做，你就会理解；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好的，但是一个你讨厌的人去做，你就会觉得他在做一件坏事。
《华人世界》：前段时间很热的电视剧《黎明前的暗战》，那个哥哥就怎么也不相信弟弟是潜伏人员，即使弟弟已经逃跑了，但是哥哥还是自己用各种证据堆砌出来一个“真相”，说他不是。真相有时候是看我们的需要。
钱文忠：因为有角度，其实说服别人最终是为了说服自己。所谓真相，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只不过这种解释说出去，可能相信的人会多一些。搞谍战、情报的人，我认为他们是最不在意真相的，因为他们无所谓敌人，也无所谓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