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收入分配改革可谓牵一发动全身，牵涉到公平与效率问题，其成功的重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最大限度激发了社会活力，在当前语境下就是是否能激发改革新动力。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了《2017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安排》，围绕 “增活力、扩范围、促公平、强基础”四维度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工作，其中提出重点将激励七大重点群体增收 ——即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等。
　　该项改革旨在：一是提高技能人才待遇，健全“大国工匠”培养、选拔和激励机制;二是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三是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开展中央企业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四是积极支持新型农业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全面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此外就是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创业者和救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
　　为何要瞄准这七大重点群体？因为这些群体在各行各业城乡居民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有的是代表了新时期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重点，有的是城乡居民增收的短板。对这些群体的有效激励，就是牵住了“牛鼻子”，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新动力。
　　形象地讲，收入分配改革是个“做大蛋糕”和“分蛋糕”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做大财富蛋糕即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分好财富蛋糕即公平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精准激励社会活力人群，比如上述七大重点群体，同时另一方面又要做好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做好税收调节，扶危济困，减少中产们的焦虑和负担。
　　2013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年平均增长7.4%，实现了与GDP增长基本同步;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473下降到2016年的0.465。但应该看到，有关收入分配改革尚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固有利益的“硬钉子”要碰。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攻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二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三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項复杂系统工程。在完善初次分配方面，要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深化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尤其是“五险一金”占工资支出的比重。在再分配调节方面，要强化政府责任，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加大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力度，不断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大幅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重点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倾斜，确保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稳步提高。
　　在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方面，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监管，加大执法力度，重视信息监测等方式，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加快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现实，正反映出这项改革的艰难。因为这既关系到民众利益，也关系到利益集团的利益——每一次都引来各方争议，尤其是引来利益集团的阻挠。收入分配改革要把“提低、控高、扩中”作为主线，关键在解决“从富人身上收不到税”和垄断部门收入不透明化等问题，要让个税回归富人税本位。其次才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及施行工薪阶层房贷、教育和老幼抚养等费用抵扣的政策。
　　收入分配改革的曲折历程说明这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改革。从现阶段看，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向活力人群、有带动力人群倾斜，精准激发社会活力，催生改革新动力。上述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就是城乡最有活力人群，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双创积极性，就能带动周边其他社会人群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来源必定归结到人。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中最能动的因素。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在哪里？中国经济是否已不再有人口红利？计算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力时，除了需要考虑人口数量红利，还需要考虑质量红利。劳动素质高、有积极性、有带动力的人群，能极大提升全员人口劳动力质量。如果收入分配改革到位，让社会财富向这些能者倾斜，料将又一次极大激发全社会活力，打造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实现中国人口的质量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