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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国内外进一步宣传红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烈士的英雄事迹，我们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前往韶关市、广州市、福建省龙岩市、河北省保定市、北京市等李任予曾经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资料补充调查、认定，共拍摄珍贵图片600多幅，采访知情人和研究者20多人，收集有关书籍资料50多份。
一、“李任予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生前化名多，追寻其下落过程曲折复杂。”
我们首先到了李任予的出生地——广东新丰县城东村车田围，采访了他的侄子李广文和他的乡亲们，了解清楚李任予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经历。而后，我们在新丰县档案馆拍摄了几份珍贵资料，它们分别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53年前后代表毛主席和朱德给李任予父亲李名伍的回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信访办公室在1956年10月给李任予弟弟李任辉的复信，李任予的好友李寿琪1957年写给城东乡人民政府的回忆录。这些重要信件提供了李任予早期革命的部分经历，为寻找他的下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接着，我们在新丰县史志办公室的资料室拍摄了该办30多年来收集到的书籍、相片、实物等珍贵资料。
由于李任予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生前化名多，追寻其下落过程曲折复杂。第一阶段的寻找是在上世纪50年代，在1953年3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都回了信。还有一次，就是1956年，他的弟弟也写信给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他哥哥的下落，当时也回了信，但是，当时了解到的情况都不多。到了1957年，新丰县在填写革命烈士登记表时，因为找不到他的下落，将其列为失踪的革命军人。重新恢复寻找是在1984年3月，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后，于同年冬派员外出调查李任予史料，先后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查询，均无所获。1985年县志办公室成立，与党史办公室合署办公，又派了二位同志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党史、档案部门进行查找。在当时的解放军海军学院，找到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的王健英老师，他提供了许多情况。回来后，县委党史和县志办以“两办”名义向全国各省市的修史、修志部门发函查询，陆续收到了一些信息。最有价值的是时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傅柏翠的复信。他证实李任予于1928年到福建，参加了平和暴动，左腿受过伤。1929年在闽西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时，他任纵队长，李任予任党代表。1987年，县委党史办公室和县志办公室再一次派三位同志前往闽西，在龙岩、古田查阅了《闽西文献资料》、《闽西革命斗争史》等书，找到了李任予于1928-1930年期间，从事革命活动的大量资料和《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以及整编后第十二军政委施简、军长左权于1930年12月19日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同意李任予的要求，前往上海找党中央。根据线索，调查的同志便到了上海找了有关部门，但一无所获。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北京、天津，查阅了许多档案资料，但都找不到李任予的名字。外调回来后，李任予的弟弟李行辉提供，解放前听韶关潘允和（李任予的知交）说，李任予30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国民党报纸都登过。于是，1989年，县委党史办、县志办联署去函保定市委党史办和市志办，请他们提供李任予的情况，信发出后，未有回音。1991年7月，中共河北省保定市委党史室来函新丰调查李之道（又名黎亚克）史料。1992年5月，保定市委党史办派两位同志前往惠州查核李之道（李任予）籍贯，当他们了解到新丰曾归惠州管辖后，便转到新丰查找。他们说：1932年在保定任特委书记的李之道因组织领导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失败，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当局杀害。他们党史部门从1957年起就进行调查，只知道他是于1931年从上海党中央派到河北，由中共河北省委派到北平市委，以李德山名字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2年5月，又改为李之道，到保定任特委书记。根据当时共事的同志说，只知道他是广东人，是哪个县的就不知道。据查国民党保定特种公安局档案材料，都说李之道“供词闪烁，多方狡辩，籍贯一项，忽而安徽，忽而广东”。原收到新丰来函，是查李任予下落，名字对不上号。于是，两地党史部门通报了调查的情况，经过研究，双方初步确认：李德山、李之道就是李任予，是广东新丰人，主要根据是：1、特征相似。福建傅柏翠说：李任予左腿受过伤。保定查询当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顾卓新，他说：李德山左腿有点瘸。2、年龄相仿。家里人说李任予1903年出生。保定调查当时在北平与其一起共事的同志说1932年时，李德山（李之道）30岁左右。3、经历相同。保定调查当时在北平、保定曾与李之道共事的同志都说李之道是广东人，而时至今日，广东并无其他县去查过此人。又说李之道懂军事，当过红军。这与他在闽西的革命活动相符。4、李任予知交提供重要线索。他家里人早在建国前就已听韶关潘允和说过，李任予于30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经过分析，两地党史办负责人共同签署了认定书。至此，李任予的下落终于查明。
二、“李任予不仅仅是新丰的光荣，不仅仅是韶关的光荣，而且是我们广东人民的光荣！”
离李任予家乡新丰县只有150公里的花城广州，作为广东省的首府，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根据史料记载，1924年，时年21岁的李任予到广东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就读，不久又考入中山大学。下半年，他毅然放弃学业，初在广州市工会工作，受到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邓中夏、李森等人的启蒙教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北海中队长，缉获走私、罚巨款等，充作办学，曾登报广闻。不久在国民革命军蒋光鼐部教导团任政治指导员，协助蒋光鼐训练军队。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李任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暂时离开广州到江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1月，他闻悉党要发动广州起义，便不顾个人安危由赣绕道而返，途中被检查，化装脱险，回到广州，全身心投入起义准备工作之中。12月11日广州起义打响后，李任予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广州起义后，李任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广州，后到福建工作。李任予在广州度过了重要的4年时光，他在这里参加学运、参加工会工作、参加北伐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从广州起义纪念馆回来后，我们采访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有关研究专家。在采访中，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我省权威党史专家陈弘君说：“李任予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杰出的共产党员，省委、省政府在2000年5月已批准其为革命烈士，现在许多由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权威部门公开出版的书籍都有其记载，他可以说是红军早期领导人，也是中央领导人之一，我们在宣传的规格上可按中央领导人来操作。与此同时，中央党史研究室对李任予的事迹挖掘和宣传也十分重视，将在今后采用书籍出版和影视片制作等形式在国内外对李任予的事迹进行宣传。近期，中央党史研究室已明确同意将“红四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事迹”编入即将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一书中。《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党史人物书籍，至今已出版80多辑，计划出版100辑。”
在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我们采访的另一位重要对象就是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原编辑出版处处长刘子健，他是省内研究李任予的权威专家。在1998年，他曾经作为省委党史研究室派驻扶贫干部到新丰县工作一年，正是他以敏锐的目光和党史工作者的责任发现了李任予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那时，李任予还未落实烈士的称号。他于1999年1月在《广东党史》杂志发表了《青山何处觅忠魂——记红四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下落》一文，在文中他提到“李任予牺牲60多年后，家乡的群众才得悉他早已血洒冀中大地。然而，时至今日，烈士的称号尚未得到正名，这不能不让后人发出感叹：烈士魂安何处？”此文发表后，马上得到时任中共新丰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县委迅速健全了党史工作机构，批拨专项经费，派人奔赴李任予曾经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资料调查和申报烈士工作。最后，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00年5月12日批准了李任予为革命烈士。可以说，刘子健为李任予革命烈士事迹的挖掘和研究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们侃侃而谈。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接触到李任予的材料，是他弟弟寄来的一些信件，反映烈士的情况。要求党史部门弄清楚他哥哥的去向。李任予作为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不知道他的下落，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于是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就写了《青山何处觅忠魂》一文。李任予革命烈士不仅仅是新丰的光荣，不仅仅是韶关的光荣，而且是我们广东人民的光荣。他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投身革命洪流（从出生到参加广州起义）。第二阶段就是到闽西（特委军事书记）。第三阶段就是在红四军的工作（古田会议、拥护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第四阶段是受中央委派，到南京、上海、北平做地下工作。很多影视作品对这一阶段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都有反映，我们却一直不知道，其领导人就是我们广东的李任予。第五阶段，就是在保定领导高蠡暴动。第六阶段，就是他壮烈牺牲，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29岁。”
三、“红四军第四号人物李任予对红四军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建闽西（即现在的龙岩市）是著名的中央苏区，是中国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其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它是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锻炼成长的摇篮。
闽西为中共早期建党、建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公认，而这里面也有李任予的一份功劳。据史料记载，李任予在1928年春受福建省委指派到闽西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其历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常委、军事书记、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纵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红四军前委委员、红十二军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兼军委书记、军长、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新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到1931年春离开闽西，被党中央派往上海、南京等地领导城市地下斗争时，李任予共在闽西工作了3年。这3年时间里，正是福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到发展壮大和红四军壮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李任予作为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领导人之一和红四军领导人之一，为此辛勤工作、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纵观其一生的革命经历，闽西是其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为辉煌的经历。
我们在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两份珍贵的资料，一份是中央档案馆和福建省档案馆编写的《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书中《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闽南闽西暴动等问题》 （1928年3月15日），如实记载了“1928年3月8日，作为‘福建总暴动的信号’的平和暴动爆发，福建临时省委得到暴动即将发动的报告即派李任予（时为福建临时省委大学巡视员）和刘端生（中学巡视员）为特派员‘前往帮助该地工作，并将省委的指示转给平和党部，并设法打通平和与省委的交通’”，这是我们目前找到最早记载有关李任予在福建参加革命活动的资料；另一份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福建省龙岩地区组织史资料（1926年夏—1987年12月）》，里面记载了“为配合红四军入闽，1929年3月28日，福建省委决定恢复闽西特委，指派李任予在上杭城水南主持召开岩、永、杭、汀、武闽西五县代表会议，恢复建立闽西临时特委，邓子恢任特委书记，李任予任特委常委军事书记。”这份资料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李任予作为闽西地方武装最高负责人，领导闽西地方武装，贯彻省委工作大纲，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四军的行动，为红四军再次入闽开辟苏区奠定了良好的武装斗争和组织群众基础。此外，我们在古田曙光小学古田会议旧址里展示的十一位红四军前委委员里发现有李任予的介绍，其排名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后的第四位；在古田八甲村松荫堂红四军政治部旧址里，我们发现其二楼有李任予旧居，这是李任予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与毛泽东、陈毅等率红四军进驻福建上杭古田时居住的地方，旧居里摆设有李任予曾经用过的办公桌等，旁边是贺子珍的旧居；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第六展览厅里，我们发现在一份国家一级文物《红四军责令土豪筹集军饷布告》（1930年6月19日）里面有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的亲笔署名；在第六展览厅里，我们还发现了由李任予创办的红四军军报《浪花》，经考证该报为我军正式出版的最早军报之一；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文物储藏室里，我们也发现了李任予曾经用过的油灯。 此外，我们分别到与李任予工作有关的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上杭县南阳会议旧址、上杭县博物馆、上杭县保安宫旧址、龙岩市中山公园、龙岩师范、苏家坡闽西特委机关旧址、红十二军军部旧址、闽西肃反委员会旧址等处调研，并采访了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傅柒生、该馆文物资料科科长吴锡超、副科长陈发来、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馆长黄丽珍、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江树高、龙岩市党史研究室宣编科科长李元健、永定县虎岗乡宣传委员吴剑等领导和研究人员，得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闽西革命史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傅柒生的一番谈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大家都知道，1929年12月28到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就在上杭古田的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李任予同志不仅是参加了，而且做了发言，还在会议上被选举为前委委员。在毛泽东、朱德发表讲话后，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代表政治部致词，他说‘各位代表同志们，今天的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有它特别重要的双重意义的，我想除开有大会主席及毛书记和朱军长的明言外，我们还应着重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革命道德的服从，加强党团员的思想意识的锻炼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特别要求大会能号召全军的党员团员应以身作则地成为模范。’我觉得，李任予同志的这些话，对当时红军的建设，红军中党的建设，红军中团的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李任予同志当时是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对红四军党的建设，对红四军中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李任予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任予同志在闽西活动期间，是积极开展革命斗争的，而且是卓有成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对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毛泽东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是在长汀，从苏家坡经蛟阳回长汀，1929年11月28日回到长汀时，李任予去接待他，而且还让毛泽东给红四军官兵讲课，发表演讲，鼓励广大官兵要积极上进。”
从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李任予就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11个月时间里，应该是李任予人生中的最辉煌时刻，他曾经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信任，作为红四军第四号人物，进入了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层。现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陈毅传》、《中国工军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事件人物录》、《星火燎原》等权威书籍对此都有记载。著名的将帅罗荣桓、林彪、谭震林等在当时曾经是他的老部下、老同事，他在闽西的老同事张鼎丞、邓子恢在解放后，都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1931年春，受中共中央派遣，李任予离开了他为之付出了3年心血的闽西，被派往上海、南京等地领导城市地下斗争。
四、“ 北平市委代理书记李任予临危受命，为壮大发展北平市（今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发展党员作出杰出的贡献。”
1931年11月，中共北平市委遭破坏急需派员进行恢复、整顿，受党中央派遣，李任予化名李德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其妻子陈竹君任市委秘书长兼妇女部长。李任予上任后，即和其他委员一道投入恢复整顿党组织，领导北平各界反蒋抗日的斗争之中。他深入到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了解情况，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抗日团体，组织领导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2月4日—7日，李任予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爱国学生南下请愿卧轨斗争”。1932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调上海工作，李任予代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仍兼任市委组织部长。
李任予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副处长周进向调查组准确又全面地评价了李任予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他说：“在1930 、1931年的时候，北平市委发展的状况，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有罗章龙另立中央这件事的波及，北平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后来中央派陈元道来北京整顿组织，加上当时个别市委委员的叛变，导致北京党组织和党员受到很大的损失。很多组织遭到破坏，很多党员失去联系。最严重的时候，是在1931年11月，在黎亚克（即李任予）到北京任组织部长之前，北京当时所属的党员只有76人。1931年11月，北平当时叫城区委，改为北平市委，这时黎亚克（即李任予）被任命为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上任以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党的组织。这一点，从11月份的76个党员，到年底就发展到300多人，基层党组织也达到了六七十个。应该说，黎亚克（即李任予）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五、“李任予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会永垂千古，激励着全国人民不断地前进！”
英雄古城——保定，因为我们的杰出英烈李任予长眠于此，故与我们结下了深深的情缘。1992年5月，我们与保定市党史研究室的同行最终认定他们几十年来寻找的李之道（黎亚克）烈士和我们几十年来寻找的李任予就是同一个人。20多年来，新丰县史志办多次派人前往保定市调查和了解李任予的有关资料，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调查了解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2000年5月顺利向广东省政府申报批准李任予为革命烈士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对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同行的帮助一直心怀感激。他们也于1992年5月派出了安忠国和朴子荣两位领导到新丰县调研。
这次在保定的调研重点是李任予领导的“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李任予为革命牺牲前的有关事件。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丙申对我们的来访十分重视，首先安排了该办的党支部书记朴子荣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1991年下半年组织把撰写李之道人物传记的任务交给了我，交给我以后，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到北京中央档案馆，访问跟李之道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然后从中央档案馆的线索里面，发现李之道是广东新丰县人，然后就和我们安主任一起到广东新丰县，惠阳市，广州市，广东省党史研究室，还有黄埔军校的一个协会，先后走访了有十几个单位，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在新丰同党史办的陈主任，还有一个叫李石星，这两个老同志领着我们找到了李任予的家，叫车田围村，见到他弟，他弟弟当时都七十多岁了，他弟弟回忆他哥走的一些情况，就是当时的年龄、身份、特征，跟我们所掌握的那个李之道是同一个人。实际上我们调查走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受教育的过程，李之道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会永垂千古，激励着全国人民不断地前进。这么多年来，每每想起烈士为革命光荣而悲壮牺牲的情景，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李任予来到保定后，首先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保定二师学潮”。保定二师即现在的保定学院，学院党委副书记苏宗印向我们介绍：“学潮的时候，学生在里面搞护校，军警在外面，荷枪实弹的，开始是包围了学校，因为学校跟外面的交通断绝了，里面没有吃的了，市民也是有组织地往里面投大饼，支援学生，保属特委当时也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支援，7月6日那天国民党就出动军警把围墙给推倒了，杀了学生十三人，先后四十二人，其中有三个还是特委委员，也是学生，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秘书长，都牺牲了。”
在李任予当时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法院街，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卢金婷接受我们的采访说：“1932年5月，李任予受河北省委派遣，到保定任保属特委书记，他来到以后，首先改组了原来的保属特委，他上任之前的原保属特委书记贾振峰曾派齐庆祥到车站去接他，据后来齐庆祥回忆，李任予操着南方口音，高高的个子，长方脸，白白的，给人印象像一介书生。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却是特别成熟稳练，挺精干的那么一个人。他当时来了以后就住在法院街，跟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陶瀛孙，组成假夫妻，他们是五个人组成一个家庭，陶瀛孙做他的机要秘书。陶瀛孙是个怎样的人？1987年我们去采访她，她离休前是上海中学的一个校长，她回忆就说，当时她和李任予在保定，人们都叫他老李。他待人特别亲切和蔼，但是在工作上有严格要求。陶瀛孙原来是负责油印什么的，经常会弄得油污满身，他还跟她开玩笑，风趣地说，将来你的衣服可以进博物馆了。当时她们的生活很简朴，经常吃杂和面，老李曾说，我们现在吃杂和面，为的是让穷困的人将来都能吃上白面。”
李任予在保定领导的另一件大事是高蠡暴动，名著《红旗谱》就是以此真实事件为背景而成篇的。高蠡暴动是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特委直接领导下掀起的一场震撼华北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北方党组织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在我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爆发的，它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英勇地高举起革命红旗，在敌人的心脏华北腹地，掀起了一场浩大壮烈的红色风暴，为而后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为中国革命播下了火种。我们想李任予在当年领导这场斗争时，应该没有想到它日后会产生如此大的作用，同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这场斗争付出生命的代价。
卢金婷副主任领着我们顺利找到了当年李任予被捕的地方——保定基督教青年会和当年李任予被害的地方——西城墙根下的水闸处。她说：“1932年9月30日，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被捕以后，敌人组成联合审判小组，对他进行所谓的审讯，敌人还对他使用各种酷刑，鞭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竹签扎手指，他后来从监狱里面捎出一张纸条，陶瀛孙从他爱人那见着了，就说我受刑很重，竹签扎到手指里，十指溃烂，但是我只有不知道 三个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他爱人到监狱看望他，看到他骨瘦如柴，在那里哭，但是他还鼓励她，安慰她。当初河北省委跟保定特委都想方设法想营救他，他的老朋友冯玉祥、蔡廷锴、蒋光鼐出面跟蒋介石担保，但是蒋介石不予通融。11月27日，敌人将他押赴刑场，就是保定小西门外的水闸，他就是在此英勇就义。杀害的时候有个细节，敌人骗他要转移，要将他带到北京去，有三个犯人，有两个犯人是压住他，怕他宣传，他嘴里又塞着纸条，带到这边的时候，就把他推下来，推下来他就喊了，“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些是根据当时行刑的敌人，后来解放后供词说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听说李任予牺牲后，人们把他安葬在离保定市区约60多公里外的高阳县北辛庄村的高蠡暴动殉难烈士墓里，该烈士墓石碑刻有李任予等殉难烈士的英名。该处后来改为高蠡暴动纪念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高蠡暴动纪念馆。该馆占地10500平方米，里面有烈士纪念塔、碑亭、烈士墓、烈士纪念碑、展室。该馆负责人边镇江十分热情，知道我们要来采访后，他早早在纪念馆等候，并为我们准备了一些资料。他对我们说，高蠡暴动发生在1932年8月，这个事是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决定在中国北方发动一次大的暴动，经过河北省委研究，认为在高阳蠡县一个交界的地带，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这一带组织一次暴动。暴动前夕，也就是8月8日，黎亚克同志即李任予当时的身份就是保属特委书记，他在高蠡地区巡视了十一天以后，认为暴动已经成熟，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省委接到报告以后，于23日派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湘农以及团省委特派员白坚两个人到高蠡地区来组织这次暴动，历史上有个会议叫“8·23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宋洛曙住的一个房间召开的会议。决定在8月28日暴动，8月27日提前爆发了。为什么提前爆发呢？因为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只能是提前爆发。爆发以后，成立了三个大队，发了一百二十多根枪，三百多个人，当时参加的群众有几千人，在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由于反动政府派了一个骑兵连，骑兵连是国民党白凤祥76旅的一个连来镇压，于西边，南边和东边形成三面包围，用机枪封锁大门，因为当时红军没有作战经验，毕竟是土枪土炮，装备落后，没有训练，准备仓促，致使这次暴动失败。失败之后，当场牺牲了17人，前后牺牲了47人，黎亚克同志在保定被捕，在保定是青年读书会，出了叛徒，叫他接头，把他抓了。他被捕以后，坚贞不屈。高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也成就了一部历史巨著《红旗谱》，《红旗谱》就是取材于高蠡暴动这件事情。关于黎亚克的死，当时在敌人的刑堂上，在审讯他的时候咆哮公堂，在敌人的刑场上宁死不屈，喊共产党万万岁，因为他的赤化宣传，敌人十分惧怕，在行刑的时候，给他戴上马嚼子，用两个人把他压着， 押到车上，杀害于保定西关门外，死得非常悲壮。咱们纪念馆里，也有他的一些事迹，后人，他的战友也有一些回忆录，下来提供给各位，希望做个借鉴吧，给历史一个交代，也给亚克烈士一个说明吧。
在纪念馆的烈士墓前，边馆长指着竖立在烈士墓前高约1.3米的石碑对我们说，这就是1946年2月建起来的纪念碑，里面刻有李之道（即黎亚克、李任予）的名字。
在碑的左上方，确实有一条名字李知道，我们觉得奇怪：“怎么叫李知道，是否刻错了，应该叫李之道才对。”他说：“真惭愧，这是个历史遗憾的错误，当时立这座碑时是1946年2月，当时还没有解放，资料比较少，人们根据口音把李之道的之字错刻成知字，因为是原始的碑，很难改，所以一错再错，真是很对不起烈士，我们只有在其他文字介绍材料方面来纠正。”
在纪念馆大门悬挂有白克明题写的“革命先烈 精神长存”，边馆长向我们介绍，白克明是当年与李任予一起领导高蠡暴动的同事白坚的儿子，白坚当时任河北省委特派员、保属团特委书记，白克明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海南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等职，他对高蠡暴动纪念馆十分关心，这是他2006年4月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到高蠡暴动纪念馆视察的题字。没错，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革命先烈的精神将永远长存！
在我们圆满完成20多天的调研采访，即将离开保定市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一首与我们的李任予烈士有关的歌词，“你们为革命而牺牲，留下了光荣的死，你们长眠在坟墓中；残暴的强权还在行凶，我们踏着这一条血路而前进，继你们的志以慰你们。残暴的强权还在行凶，我们踏着这一条血路而前进，继你们的志以慰你们。”这是1933年春，在“高蠡暴动”失败后，中共保定特委组织悼念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殉难烈士们唱的《悼念烈士歌》。
朴子荣说得没有错，李任予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将会永垂千古，将会激励着我们永远跟着党走，不断开拓！不断前进！
一、“李任予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生前化名多，追寻其下落过程曲折复杂。”
我们首先到了李任予的出生地——广东新丰县城东村车田围，采访了他的侄子李广文和他的乡亲们，了解清楚李任予的家庭情况和成长经历。而后，我们在新丰县档案馆拍摄了几份珍贵资料，它们分别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53年前后代表毛主席和朱德给李任予父亲李名伍的回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信访办公室在1956年10月给李任予弟弟李任辉的复信，李任予的好友李寿琪1957年写给城东乡人民政府的回忆录。这些重要信件提供了李任予早期革命的部分经历，为寻找他的下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接着，我们在新丰县史志办公室的资料室拍摄了该办30多年来收集到的书籍、相片、实物等珍贵资料。
由于李任予的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生前化名多，追寻其下落过程曲折复杂。第一阶段的寻找是在上世纪50年代，在1953年3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都回了信。还有一次，就是1956年，他的弟弟也写信给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他哥哥的下落，当时也回了信，但是，当时了解到的情况都不多。到了1957年，新丰县在填写革命烈士登记表时，因为找不到他的下落，将其列为失踪的革命军人。重新恢复寻找是在1984年3月，新丰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后，于同年冬派员外出调查李任予史料，先后到南京、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查询，均无所获。1985年县志办公室成立，与党史办公室合署办公，又派了二位同志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党史、档案部门进行查找。在当时的解放军海军学院，找到了编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的王健英老师，他提供了许多情况。回来后，县委党史和县志办以“两办”名义向全国各省市的修史、修志部门发函查询，陆续收到了一些信息。最有价值的是时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傅柏翠的复信。他证实李任予于1928年到福建，参加了平和暴动，左腿受过伤。1929年在闽西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时，他任纵队长，李任予任党代表。1987年，县委党史办公室和县志办公室再一次派三位同志前往闽西，在龙岩、古田查阅了《闽西文献资料》、《闽西革命斗争史》等书，找到了李任予于1928-1930年期间，从事革命活动的大量资料和《红二十一军军委书记李任予给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广东总行委的报告》，以及整编后第十二军政委施简、军长左权于1930年12月19日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同意李任予的要求，前往上海找党中央。根据线索，调查的同志便到了上海找了有关部门，但一无所获。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北京、天津，查阅了许多档案资料，但都找不到李任予的名字。外调回来后，李任予的弟弟李行辉提供，解放前听韶关潘允和（李任予的知交）说，李任予30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国民党报纸都登过。于是，1989年，县委党史办、县志办联署去函保定市委党史办和市志办，请他们提供李任予的情况，信发出后，未有回音。1991年7月，中共河北省保定市委党史室来函新丰调查李之道（又名黎亚克）史料。1992年5月，保定市委党史办派两位同志前往惠州查核李之道（李任予）籍贯，当他们了解到新丰曾归惠州管辖后，便转到新丰查找。他们说：1932年在保定任特委书记的李之道因组织领导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失败，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当局杀害。他们党史部门从1957年起就进行调查，只知道他是于1931年从上海党中央派到河北，由中共河北省委派到北平市委，以李德山名字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2年5月，又改为李之道，到保定任特委书记。根据当时共事的同志说，只知道他是广东人，是哪个县的就不知道。据查国民党保定特种公安局档案材料，都说李之道“供词闪烁，多方狡辩，籍贯一项，忽而安徽，忽而广东”。原收到新丰来函，是查李任予下落，名字对不上号。于是，两地党史部门通报了调查的情况，经过研究，双方初步确认：李德山、李之道就是李任予，是广东新丰人，主要根据是：1、特征相似。福建傅柏翠说：李任予左腿受过伤。保定查询当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顾卓新，他说：李德山左腿有点瘸。2、年龄相仿。家里人说李任予1903年出生。保定调查当时在北平与其一起共事的同志说1932年时，李德山（李之道）30岁左右。3、经历相同。保定调查当时在北平、保定曾与李之道共事的同志都说李之道是广东人，而时至今日，广东并无其他县去查过此人。又说李之道懂军事，当过红军。这与他在闽西的革命活动相符。4、李任予知交提供重要线索。他家里人早在建国前就已听韶关潘允和说过，李任予于30年代在保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经过分析，两地党史办负责人共同签署了认定书。至此，李任予的下落终于查明。
二、“李任予不仅仅是新丰的光荣，不仅仅是韶关的光荣，而且是我们广东人民的光荣！”
离李任予家乡新丰县只有150公里的花城广州，作为广东省的首府，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根据史料记载，1924年，时年21岁的李任予到广东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就读，不久又考入中山大学。下半年，他毅然放弃学业，初在广州市工会工作，受到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邓中夏、李森等人的启蒙教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北海中队长，缉获走私、罚巨款等，充作办学，曾登报广闻。不久在国民革命军蒋光鼐部教导团任政治指导员，协助蒋光鼐训练军队。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李任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暂时离开广州到江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1月，他闻悉党要发动广州起义，便不顾个人安危由赣绕道而返，途中被检查，化装脱险，回到广州，全身心投入起义准备工作之中。12月11日广州起义打响后，李任予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广州起义后，李任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广州，后到福建工作。李任予在广州度过了重要的4年时光，他在这里参加学运、参加工会工作、参加北伐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从广州起义纪念馆回来后，我们采访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有关研究专家。在采访中，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我省权威党史专家陈弘君说：“李任予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杰出的共产党员，省委、省政府在2000年5月已批准其为革命烈士，现在许多由中共党史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权威部门公开出版的书籍都有其记载，他可以说是红军早期领导人，也是中央领导人之一，我们在宣传的规格上可按中央领导人来操作。与此同时，中央党史研究室对李任予的事迹挖掘和宣传也十分重视，将在今后采用书籍出版和影视片制作等形式在国内外对李任予的事迹进行宣传。近期，中央党史研究室已明确同意将“红四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事迹”编入即将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一书中。《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党史人物书籍，至今已出版80多辑，计划出版100辑。”
在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我们采访的另一位重要对象就是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原编辑出版处处长刘子健，他是省内研究李任予的权威专家。在1998年，他曾经作为省委党史研究室派驻扶贫干部到新丰县工作一年，正是他以敏锐的目光和党史工作者的责任发现了李任予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那时，李任予还未落实烈士的称号。他于1999年1月在《广东党史》杂志发表了《青山何处觅忠魂——记红四军早期领导人李任予下落》一文，在文中他提到“李任予牺牲60多年后，家乡的群众才得悉他早已血洒冀中大地。然而，时至今日，烈士的称号尚未得到正名，这不能不让后人发出感叹：烈士魂安何处？”此文发表后，马上得到时任中共新丰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县委迅速健全了党史工作机构，批拨专项经费，派人奔赴李任予曾经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资料调查和申报烈士工作。最后，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00年5月12日批准了李任予为革命烈士。可以说，刘子健为李任予革命烈士事迹的挖掘和研究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们侃侃而谈。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接触到李任予的材料，是他弟弟寄来的一些信件，反映烈士的情况。要求党史部门弄清楚他哥哥的去向。李任予作为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居然不知道他的下落，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于是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我就写了《青山何处觅忠魂》一文。李任予革命烈士不仅仅是新丰的光荣，不仅仅是韶关的光荣，而且是我们广东人民的光荣。他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投身革命洪流（从出生到参加广州起义）。第二阶段就是到闽西（特委军事书记）。第三阶段就是在红四军的工作（古田会议、拥护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第四阶段是受中央委派，到南京、上海、北平做地下工作。很多影视作品对这一阶段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都有反映，我们却一直不知道，其领导人就是我们广东的李任予。第五阶段，就是在保定领导高蠡暴动。第六阶段，就是他壮烈牺牲，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29岁。”
三、“红四军第四号人物李任予对红四军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建闽西（即现在的龙岩市）是著名的中央苏区，是中国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其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它是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锻炼成长的摇篮。
闽西为中共早期建党、建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公认，而这里面也有李任予的一份功劳。据史料记载，李任予在1928年春受福建省委指派到闽西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其历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常委、军事书记、红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纵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红四军前委委员、红十二军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兼军委书记、军长、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新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到1931年春离开闽西，被党中央派往上海、南京等地领导城市地下斗争时，李任予共在闽西工作了3年。这3年时间里，正是福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到发展壮大和红四军壮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李任予作为中共闽西临时特委领导人之一和红四军领导人之一，为此辛勤工作、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纵观其一生的革命经历，闽西是其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为辉煌的经历。
我们在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两份珍贵的资料，一份是中央档案馆和福建省档案馆编写的《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书中《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闽南闽西暴动等问题》 （1928年3月15日），如实记载了“1928年3月8日，作为‘福建总暴动的信号’的平和暴动爆发，福建临时省委得到暴动即将发动的报告即派李任予（时为福建临时省委大学巡视员）和刘端生（中学巡视员）为特派员‘前往帮助该地工作，并将省委的指示转给平和党部，并设法打通平和与省委的交通’”，这是我们目前找到最早记载有关李任予在福建参加革命活动的资料；另一份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福建省龙岩地区组织史资料（1926年夏—1987年12月）》，里面记载了“为配合红四军入闽，1929年3月28日，福建省委决定恢复闽西特委，指派李任予在上杭城水南主持召开岩、永、杭、汀、武闽西五县代表会议，恢复建立闽西临时特委，邓子恢任特委书记，李任予任特委常委军事书记。”这份资料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李任予作为闽西地方武装最高负责人，领导闽西地方武装，贯彻省委工作大纲，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四军的行动，为红四军再次入闽开辟苏区奠定了良好的武装斗争和组织群众基础。此外，我们在古田曙光小学古田会议旧址里展示的十一位红四军前委委员里发现有李任予的介绍，其排名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后的第四位；在古田八甲村松荫堂红四军政治部旧址里，我们发现其二楼有李任予旧居，这是李任予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与毛泽东、陈毅等率红四军进驻福建上杭古田时居住的地方，旧居里摆设有李任予曾经用过的办公桌等，旁边是贺子珍的旧居；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第六展览厅里，我们发现在一份国家一级文物《红四军责令土豪筹集军饷布告》（1930年6月19日）里面有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的亲笔署名；在第六展览厅里，我们还发现了由李任予创办的红四军军报《浪花》，经考证该报为我军正式出版的最早军报之一；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文物储藏室里，我们也发现了李任予曾经用过的油灯。 此外，我们分别到与李任予工作有关的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上杭县南阳会议旧址、上杭县博物馆、上杭县保安宫旧址、龙岩市中山公园、龙岩师范、苏家坡闽西特委机关旧址、红十二军军部旧址、闽西肃反委员会旧址等处调研，并采访了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傅柒生、该馆文物资料科科长吴锡超、副科长陈发来、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馆长黄丽珍、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江树高、龙岩市党史研究室宣编科科长李元健、永定县虎岗乡宣传委员吴剑等领导和研究人员，得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闽西革命史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傅柒生的一番谈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大家都知道，1929年12月28到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就在上杭古田的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李任予同志不仅是参加了，而且做了发言，还在会议上被选举为前委委员。在毛泽东、朱德发表讲话后，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代表政治部致词，他说‘各位代表同志们，今天的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有它特别重要的双重意义的，我想除开有大会主席及毛书记和朱军长的明言外，我们还应着重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对革命道德的服从，加强党团员的思想意识的锻炼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特别要求大会能号召全军的党员团员应以身作则地成为模范。’我觉得，李任予同志的这些话，对当时红军的建设，红军中党的建设，红军中团的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李任予同志当时是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对红四军党的建设，对红四军中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李任予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任予同志在闽西活动期间，是积极开展革命斗争的，而且是卓有成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对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毛泽东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是在长汀，从苏家坡经蛟阳回长汀，1929年11月28日回到长汀时，李任予去接待他，而且还让毛泽东给红四军官兵讲课，发表演讲，鼓励广大官兵要积极上进。”
从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李任予就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11个月时间里，应该是李任予人生中的最辉煌时刻，他曾经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信任，作为红四军第四号人物，进入了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层。现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陈毅传》、《中国工军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事件人物录》、《星火燎原》等权威书籍对此都有记载。著名的将帅罗荣桓、林彪、谭震林等在当时曾经是他的老部下、老同事，他在闽西的老同事张鼎丞、邓子恢在解放后，都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1931年春，受中共中央派遣，李任予离开了他为之付出了3年心血的闽西，被派往上海、南京等地领导城市地下斗争。
四、“ 北平市委代理书记李任予临危受命，为壮大发展北平市（今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发展党员作出杰出的贡献。”
1931年11月，中共北平市委遭破坏急需派员进行恢复、整顿，受党中央派遣，李任予化名李德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其妻子陈竹君任市委秘书长兼妇女部长。李任予上任后，即和其他委员一道投入恢复整顿党组织，领导北平各界反蒋抗日的斗争之中。他深入到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了解情况，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抗日团体，组织领导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2月4日—7日，李任予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爱国学生南下请愿卧轨斗争”。1932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调上海工作，李任予代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仍兼任市委组织部长。
李任予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副处长周进向调查组准确又全面地评价了李任予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他说：“在1930 、1931年的时候，北平市委发展的状况，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有罗章龙另立中央这件事的波及，北平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后来中央派陈元道来北京整顿组织，加上当时个别市委委员的叛变，导致北京党组织和党员受到很大的损失。很多组织遭到破坏，很多党员失去联系。最严重的时候，是在1931年11月，在黎亚克（即李任予）到北京任组织部长之前，北京当时所属的党员只有76人。1931年11月，北平当时叫城区委，改为北平市委，这时黎亚克（即李任予）被任命为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上任以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党的组织。这一点，从11月份的76个党员，到年底就发展到300多人，基层党组织也达到了六七十个。应该说，黎亚克（即李任予）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五、“李任予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会永垂千古，激励着全国人民不断地前进！”
英雄古城——保定，因为我们的杰出英烈李任予长眠于此，故与我们结下了深深的情缘。1992年5月，我们与保定市党史研究室的同行最终认定他们几十年来寻找的李之道（黎亚克）烈士和我们几十年来寻找的李任予就是同一个人。20多年来，新丰县史志办多次派人前往保定市调查和了解李任予的有关资料，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调查了解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2000年5月顺利向广东省政府申报批准李任予为革命烈士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对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同行的帮助一直心怀感激。他们也于1992年5月派出了安忠国和朴子荣两位领导到新丰县调研。
这次在保定的调研重点是李任予领导的“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李任予为革命牺牲前的有关事件。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丙申对我们的来访十分重视，首先安排了该办的党支部书记朴子荣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1991年下半年组织把撰写李之道人物传记的任务交给了我，交给我以后，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到北京中央档案馆，访问跟李之道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然后从中央档案馆的线索里面，发现李之道是广东新丰县人，然后就和我们安主任一起到广东新丰县，惠阳市，广州市，广东省党史研究室，还有黄埔军校的一个协会，先后走访了有十几个单位，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在新丰同党史办的陈主任，还有一个叫李石星，这两个老同志领着我们找到了李任予的家，叫车田围村，见到他弟，他弟弟当时都七十多岁了，他弟弟回忆他哥走的一些情况，就是当时的年龄、身份、特征，跟我们所掌握的那个李之道是同一个人。实际上我们调查走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受教育的过程，李之道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会永垂千古，激励着全国人民不断地前进。这么多年来，每每想起烈士为革命光荣而悲壮牺牲的情景，我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李任予来到保定后，首先领导了轰动全国的“保定二师学潮”。保定二师即现在的保定学院，学院党委副书记苏宗印向我们介绍：“学潮的时候，学生在里面搞护校，军警在外面，荷枪实弹的，开始是包围了学校，因为学校跟外面的交通断绝了，里面没有吃的了，市民也是有组织地往里面投大饼，支援学生，保属特委当时也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支援，7月6日那天国民党就出动军警把围墙给推倒了，杀了学生十三人，先后四十二人，其中有三个还是特委委员，也是学生，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秘书长，都牺牲了。”
在李任予当时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法院街，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卢金婷接受我们的采访说：“1932年5月，李任予受河北省委派遣，到保定任保属特委书记，他来到以后，首先改组了原来的保属特委，他上任之前的原保属特委书记贾振峰曾派齐庆祥到车站去接他，据后来齐庆祥回忆，李任予操着南方口音，高高的个子，长方脸，白白的，给人印象像一介书生。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却是特别成熟稳练，挺精干的那么一个人。他当时来了以后就住在法院街，跟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陶瀛孙，组成假夫妻，他们是五个人组成一个家庭，陶瀛孙做他的机要秘书。陶瀛孙是个怎样的人？1987年我们去采访她，她离休前是上海中学的一个校长，她回忆就说，当时她和李任予在保定，人们都叫他老李。他待人特别亲切和蔼，但是在工作上有严格要求。陶瀛孙原来是负责油印什么的，经常会弄得油污满身，他还跟她开玩笑，风趣地说，将来你的衣服可以进博物馆了。当时她们的生活很简朴，经常吃杂和面，老李曾说，我们现在吃杂和面，为的是让穷困的人将来都能吃上白面。”
李任予在保定领导的另一件大事是高蠡暴动，名著《红旗谱》就是以此真实事件为背景而成篇的。高蠡暴动是保定地区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定特委直接领导下掀起的一场震撼华北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北方党组织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在我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爆发的，它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英勇地高举起革命红旗，在敌人的心脏华北腹地，掀起了一场浩大壮烈的红色风暴，为而后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为中国革命播下了火种。我们想李任予在当年领导这场斗争时，应该没有想到它日后会产生如此大的作用，同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这场斗争付出生命的代价。
卢金婷副主任领着我们顺利找到了当年李任予被捕的地方——保定基督教青年会和当年李任予被害的地方——西城墙根下的水闸处。她说：“1932年9月30日，保属特委书记李任予被捕以后，敌人组成联合审判小组，对他进行所谓的审讯，敌人还对他使用各种酷刑，鞭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竹签扎手指，他后来从监狱里面捎出一张纸条，陶瀛孙从他爱人那见着了，就说我受刑很重，竹签扎到手指里，十指溃烂，但是我只有不知道 三个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他爱人到监狱看望他，看到他骨瘦如柴，在那里哭，但是他还鼓励她，安慰她。当初河北省委跟保定特委都想方设法想营救他，他的老朋友冯玉祥、蔡廷锴、蒋光鼐出面跟蒋介石担保，但是蒋介石不予通融。11月27日，敌人将他押赴刑场，就是保定小西门外的水闸，他就是在此英勇就义。杀害的时候有个细节，敌人骗他要转移，要将他带到北京去，有三个犯人，有两个犯人是压住他，怕他宣传，他嘴里又塞着纸条，带到这边的时候，就把他推下来，推下来他就喊了，“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些是根据当时行刑的敌人，后来解放后供词说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听说李任予牺牲后，人们把他安葬在离保定市区约60多公里外的高阳县北辛庄村的高蠡暴动殉难烈士墓里，该烈士墓石碑刻有李任予等殉难烈士的英名。该处后来改为高蠡暴动纪念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高蠡暴动纪念馆。该馆占地10500平方米，里面有烈士纪念塔、碑亭、烈士墓、烈士纪念碑、展室。该馆负责人边镇江十分热情，知道我们要来采访后，他早早在纪念馆等候，并为我们准备了一些资料。他对我们说，高蠡暴动发生在1932年8月，这个事是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决定在中国北方发动一次大的暴动，经过河北省委研究，认为在高阳蠡县一个交界的地带，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这一带组织一次暴动。暴动前夕，也就是8月8日，黎亚克同志即李任予当时的身份就是保属特委书记，他在高蠡地区巡视了十一天以后，认为暴动已经成熟，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省委接到报告以后，于23日派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湘农以及团省委特派员白坚两个人到高蠡地区来组织这次暴动，历史上有个会议叫“8·23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宋洛曙住的一个房间召开的会议。决定在8月28日暴动，8月27日提前爆发了。为什么提前爆发呢？因为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只能是提前爆发。爆发以后，成立了三个大队，发了一百二十多根枪，三百多个人，当时参加的群众有几千人，在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由于反动政府派了一个骑兵连，骑兵连是国民党白凤祥76旅的一个连来镇压，于西边，南边和东边形成三面包围，用机枪封锁大门，因为当时红军没有作战经验，毕竟是土枪土炮，装备落后，没有训练，准备仓促，致使这次暴动失败。失败之后，当场牺牲了17人，前后牺牲了47人，黎亚克同志在保定被捕，在保定是青年读书会，出了叛徒，叫他接头，把他抓了。他被捕以后，坚贞不屈。高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也成就了一部历史巨著《红旗谱》，《红旗谱》就是取材于高蠡暴动这件事情。关于黎亚克的死，当时在敌人的刑堂上，在审讯他的时候咆哮公堂，在敌人的刑场上宁死不屈，喊共产党万万岁，因为他的赤化宣传，敌人十分惧怕，在行刑的时候，给他戴上马嚼子，用两个人把他压着， 押到车上，杀害于保定西关门外，死得非常悲壮。咱们纪念馆里，也有他的一些事迹，后人，他的战友也有一些回忆录，下来提供给各位，希望做个借鉴吧，给历史一个交代，也给亚克烈士一个说明吧。
在纪念馆的烈士墓前，边馆长指着竖立在烈士墓前高约1.3米的石碑对我们说，这就是1946年2月建起来的纪念碑，里面刻有李之道（即黎亚克、李任予）的名字。
在碑的左上方，确实有一条名字李知道，我们觉得奇怪：“怎么叫李知道，是否刻错了，应该叫李之道才对。”他说：“真惭愧，这是个历史遗憾的错误，当时立这座碑时是1946年2月，当时还没有解放，资料比较少，人们根据口音把李之道的之字错刻成知字，因为是原始的碑，很难改，所以一错再错，真是很对不起烈士，我们只有在其他文字介绍材料方面来纠正。”
在纪念馆大门悬挂有白克明题写的“革命先烈 精神长存”，边馆长向我们介绍，白克明是当年与李任予一起领导高蠡暴动的同事白坚的儿子，白坚当时任河北省委特派员、保属团特委书记，白克明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海南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等职，他对高蠡暴动纪念馆十分关心，这是他2006年4月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到高蠡暴动纪念馆视察的题字。没错，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革命先烈的精神将永远长存！
在我们圆满完成20多天的调研采访，即将离开保定市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一首与我们的李任予烈士有关的歌词，“你们为革命而牺牲，留下了光荣的死，你们长眠在坟墓中；残暴的强权还在行凶，我们踏着这一条血路而前进，继你们的志以慰你们。残暴的强权还在行凶，我们踏着这一条血路而前进，继你们的志以慰你们。”这是1933年春，在“高蠡暴动”失败后，中共保定特委组织悼念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殉难烈士们唱的《悼念烈士歌》。
朴子荣说得没有错，李任予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的精神将会永垂千古，将会激励着我们永远跟着党走，不断开拓！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