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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场上枪声响起，
倒下的却是刽子手
德安城外，临时刑场。刑场旁边有几座新坟，前几天，这里刚杀过人。这天的清晨，这里又开始戒严，荷枪实弹的士兵四处巡逻，杀气腾腾。周围的百姓被士兵用枪逼着，无可奈何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前来观刑。今天的执刑官是江西德安县国民党骑兵八旅十六团团长汤司林，土匪出身的他今天特别卖力，提前来到了德安刑场，四处张罗着。
一辆吉普迅速驰来，下来一个三十来岁、满脸书卷气的军人，他是今天的临刑官、骑兵八旅上校参谋主任周志坤。他朝四周查看了一番之后，朝汤司林走来。汤司林见自己的前任长官到来，急忙讨好地跑步上前，请求训令。目光威严的周志坤瞥了汤司林一眼，说：“把二营给我调来，再多请些百姓来。”汤司林不解地问：“早已准备好了，还调二营干什么?”周志坤白了汤司林一眼：“接上峰指令，为防不测，加强守卫!”
二营即刻来到，在原来每个岗哨上都加了双哨，很快布防妥当。
太阳升得老高了，百姓不时传来阵阵喧哗。这时，一辆囚车在军警的押运下驰进刑场，周围立刻安静下来。囚车停在刑场中央，车中走出十几个被捆绑着双手的“囚徒”，虽然他们衣衫褴褛，但掩盖不了眉宇间的那股正气。他们怒目看着周围这些持枪的匪徒。
他们是从上海撤退来江西时被捕的，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叫张育民。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地到处血雨腥风，上海局面更是“白色恐怖”。为保存一点革命力量，张育民率领十几个同志撤离上海，途经江西，然而驻江西德安的国民党骑兵八旅嘴脸一变，一改过去同情革命的立场，乘机将这十几个同志一并扣押，并实行公开枪决，以示自己反共的立场。
张育民和同志们相互鼓励着，被押到一个早就为他们挖好的大坑前停下了。
“里面还有几个女的，多年轻呀，作孽呀!”围观的群众一阵骚动，不禁向前拥挤过来。
汤司林抽出枪来冲到群众跟前，面目狰狞地吼道：“谁愿意和他们一道上路，站出来，老子今天好好地见见血！”又回头对周志坤说：“快执行吧，否则会出乱子的。”周志坤抽出枪，顺势站到了汤司林身边，挥枪高喊：“我周某人实在忍无可忍了，老子今天也要见见血!”
话音刚落，只听一声枪响——汤司林应声倒地，他的天灵盖中了一枪。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全场惊呆了，空气突然凝固，老百姓顿时鸦雀无声，土坑边的十几个共产党人也诧异地回过头来。而就在这片刻间，汤司林的下属全部被二营的官兵下了枪。
周志坤随即一个箭步跃上高台，挥枪朝百姓和二营官兵高喊：“弟兄们，你们曾跟随我多年，是了解我周某人的。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安民，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背叛了革命，跟着他是没有出路的。凡相信我是走阳光道的，就跟我去投靠共产党，投靠北伐军，去为老百姓打天下。”
这番话说得官兵们心里热血沸腾。周是二营的老营长了，这番话说出了二营许多官兵的心里话。望着英气逼人的老营长，想起这几年共同出生入死的岁月，尤其又经历了共同劫法场的壮举，二营500多名官兵当即高举义旗，投奔了南昌附近的叶挺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从此汇入革命的大洪流中。
这个周志坤，就是中共谍报战的先驱者之一，后来在中共情报战线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卢志英。
在蒲城警察局
救出革命战友
卢志英，谱名宗江，字子江，号育生。1905年生于山东昌邑县望仙埠村，家境贫寒，但父母对他寄于厚望，节衣缩食让他读了几年私塾，16岁就读于乙种蚕桑实业学校。后来，家境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辞别父母，背井离乡随人闯关东，去了黑龙江。受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又回到关内张家口、郑州、洛阳等地。苦难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更立下了“壮志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大志。他投身东北绥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冯玉祥部国民联军，当上营长，参加过北伐战争。
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准备向南转移。一天，卢志英奉周恩来之命，来到了起义军指挥部。周恩来正在与一位年轻女军人交谈，见卢志英进来，即指着女军人问他：“你还认识她吗?”
卢志英仔细辨认着：齐耳的短发，黝黑的面孔却掩饰不住少女的娇媚与灵气。两双坚定的眼神相撞的瞬间，卢志英心里一动，认出来了。正待开口，周恩来微微一笑：“志英同志，认出来了吧，这就是德安刑场你救的死囚首犯——张育民同志，真是难得的见面呀。”紧接着，他神情严肃地说：“现在情况紧急，部队即将转移，可你们两位不能走。最近李立三同志的特派员陈海涵被福建蒲城县警察局长邹贵田抓了，考虑你与邹贵田在国民军共过事，还有点交情，趁邹贵田还未摸清陈海涵的底细，决定派你俩以夫妻名义设法救出陈海涵。”
蒲城，警察局长邹贵田家的客厅里，出现了一个身着长袍的生意人。他礼帽低压，两手拎满礼物。一见面，邹贵田万分吃惊，这不是周志坤吗?毕竟是旧友重逢，两人晤谈甚欢。
酒喝到高兴时，卢志英开口道：“我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听说被你给抓了来，他哪里是什么共产党，我能见见他吗?”
邹贵田神态骤变，惊恐地站起来，扶着腰间的手枪，冷言道：“陈海涵据说是共产党，你什么时候与他称兄道弟?莫不是……”他不敢声张，打住了话头，又压低声音说：“仁兄是不是投奔北伐军了?看不出来呀。仁兄应该没忘吧，共产党与我有杀父之仇，我邹贵田再讲义气，也不会对一个共党分子敬若上宾的。”
他一声令下，进来了几个人，将卢志英“请”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软禁起来了。
这时，客居城东祥云旅社准备接应的张育民闻知卢志英被软禁，按预定方案，急忙转移到当地一个小有地位的表亲家里，筹得了10块大洋后，张育民拿着大洋直奔当地城南的一个帮会“红衣会”。一个妙龄女子深夜独闯当地的一个地头蛇组织，而且出手阔气，“红衣会”觉得此人来头不小，借给了她四个壮汉，带着枪，直奔邹贵田的家。
张育民敲开门来，下属见是一个浓妆艳抹、风姿绰约，又有四员保镖的年轻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局长的“老相识”，当然不敢阻拦，只得通报。
邹贵田正在思考怎么处理卢志英，听见通报，来到院子里，见到了自称是“老相识”、硬是要见他的张育民。打量着这个颇有几分姿色的陌生女子，邹贵田保持着绅士风度问道：“何方仙姑深夜造访，鄙人能帮得上忙吗？”
张育民说：“能否借个地方说话?”
邹贵田避开众人，正待开口，可不料来人自报身份：“我是卢志英的内人，我能见他吗?”
邹贵田一听，满脸装笑道：“原来是嫂夫人，你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通共，这是杀头的罪。”
张育民有意朝窗外望着，不紧不慢地说：“可能不等他人头落地，你就先……”
邹贵田先不禁哑然失笑：“我?”他不禁上下打量着张育民，不屑之色露在了脸上。但顺着张的眼光望去，院东不远的树丛中不断晃动着四条壮汉的身影，邹贵田的心开始慌了。他毕竟原来也是江湖中人，脑子转得很快：卢志英过去对自己不薄，陈海涵只是有共党的嫌疑，他是卢志英的朋友，未见得有什么油水。再说今天刀枪又架在自己脖子上，好汉不能吃眼前亏，山不转水转，今天只当卖他夫妻二人一个面子。
虽不愿意，邹还是客客气气地放出了卢志英和陈海涵，并亲自把他们送出了蒲城。
完成了营救任务后，卢志英、张育民双双去了北平。在那儿，他们与周恩来的特派员项与年组成三人秘密小组，共同领导学生运动。
当时正值“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北平学潮不断，段祺瑞执政府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监视，卢志英等人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坚持着，隐藏在学生中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为了日后谍报工作的方便，卢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旁听，坚持自学法、英、日三国语言。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他和张育民经常吃不上饭，只靠几块山芋来充饥。北平的冬天，是冰凌的世界，气温都在零下，卢志英却将棉衣裤送给刚出狱的同志穿，自己只穿单衣、单裤，手脚都冻烂了。冻得实在顶不住了，就到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去蔽一下，缓过劲来，又投入工作中。有一位同志得知他生活如此艰难，实在看不过去了，给他寄来了一笔生活费，他却马上全部拿去作了党的活动经费。他常说：“党的工作更需要钱，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生活困难一些，算不了什么!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炼我们的意志。常言说，饿其肌肤，劳其筋骨，守着不移之志，方可成大业。只要想到革命成功了，千千万万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就感到无限的高兴，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当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细心的卢志英也在尽可能地照顾着张育民。
卢志英、张育民这对假夫妻战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相互信任，相互吸引，相互依赖。在历经了由相识到相知、到相爱之后，1929年初秋，他们走到了一起，结成眷属。结婚那天，卢志英夫妇收到了一对粉红色的鸳鸯枕套，左下角分别绣着“伍、邓”二字。夫妇俩捧着这难得的礼品，体会到周恩来、邓颖超的情意，心里热乎乎的。
莫雄说：“我要用
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
1934年夏，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正急，卢志英夫妇受党组织派遣，分别化名打入了国民党赣北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莫雄在国民军内堪称传奇式人物。他16岁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坚定的同盟会员，参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许多行动，在北伐东征中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屡受嘉奖，升任粤军第四军十一师中将师长，在国民党中更是有“莫大哥”之称。他与蒋介石相识亦早，同在许崇智部下共事多年，曾结下生死之交。但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蒋介石趁机夺得粤军兵权，莫雄统领的十一师也被蒋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他对蒋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之后曾两次参加张发奎反蒋的行动，但均未能成事。1930年他去上海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弄到了一个挂名领干薪的财政部视察职务。
就在上海期间，莫雄巧遇曾在粤军十一师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亚佛，故人重逢分外高兴。此时刘已是中共特科人员，莫雄这样性格豪爽、乐于助人，有强烈正义感，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又有不少老关系的人，正是特科所要寻找的工作对象。
相互来往中，莫雄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提出想参加党组织。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转告莫雄：“莫先生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参加党，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为方便工作和安全起见，暂时不参加党为好，希望今后但凡对党有利的事，莫先生都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1933年10月，莫雄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特许他自组人马立刻上任。蒋介石的这种姿态够收买人心的了。
莫雄立即去上海找好友刘亚佛商量，请共产党人到德安专署来同他一起干。莫雄说：“请共产党来吧，蒋介石剿共，我莫雄通共、保共。我要用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我当司令，你们当我的部下，我们一起与蒋介石斗法。”
这样，在莫雄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从参谋长到重要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卢志英和张育民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莫雄的司令部。
对于卢志英这个山东老乡的到来，莫雄自是欢迎。卢志英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莫雄，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久便任命卢志英为上校主任参谋，并让张育民做了“附军医所”所长。
江西四区专署下辖的7个县，按蒋介石的说法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特拨两个省保安团归莫雄指挥剿共。
卢志英遇事冷静、思维慎密，而且点子多，他的到来使刘亚佛等人的工作更得心应手。在卢志英、刘亚佛等地下党员地精心策划运作下，莫雄的“剿共”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并“击溃”红军，“消灭”了当地苏维埃政权，不到6个月，莫雄的辖区内红军已“绝迹”。捷报不断传给蒋介石，蒋查“属实”，给莫雄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德安分别距南昌、九江仅有50余公里，是南浔铁路即南昌到九江的中心点，为军事上的必争之地。
可德安西北有一片原始密林，没有居民，也是土匪的藏身之地，红军也经常在此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出“林中有虎”之说，一般人都不敢靠近，只好绕道走了。
一天，一个军情传到四区督察专署：红军主力在赣北山区集结。莫雄与卢志英一合计，这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机会，请示“剿共”之后，四区国民党军出发了。因军情重大，有大仗、恶仗要打，部队尽量多带。
实际上，卢志英他们就这样在“剿共”中巧妙地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红军，让该区的红军潜伏下来，分散休整或向别的专区出击，苏维埃政权全部安全地转入到地下。不到6个月就出现所谓“共匪”在德安专区“绝迹”、苏维埃政权被“消灭”的局面。熊式辉特授予莫雄所辖第四专区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的“模范区”作为嘉奖。
蒋介石对莫雄产生了好感，但出于本能，派出军统特务谢也夫在司令部及专署内任联络长官作监视。卢志英等人马上停止了一切活动，谢也夫一无所获，蒋介石终于放了心。
独闯虎穴 智斗悍匪
当时赣北是国民党军事“剿共”的战略要地，特务头子康泽、“剿总”副总司令陈诚都住在莫雄司令部所在地临川。首先，他俩对莫雄的“每战必胜”炉火中烧，又发现莫雄对一个上校参议言听计从。这个神秘的卢志英究竟是何许人也?康泽、陈诚首先起了疑心。
当时，赣北山里有股悍匪，首领于作龙是个有名的“墙头草，随风倒”的人物。他原为国民党连副，红军势盛时投到了陈毅麾下，没打几仗，见无油水可捞，一见国民党主力入赣，他又率领一干人马叛逃，又想变成国民党。为此陈诚拒绝“招安”于作龙。于作龙两头无靠，进山当了土匪。他率喽罗打家劫舍，涂炭百姓，也袭击“剿共”国民党军的后勤兵站，抢夺物资。康泽和陈诚集中了几次兵力要剿除他，以消除后顾之忧，只因于作龙诡计多端，无法缉拿。康泽、陈诚为此曾受过蒋介石的责骂：“连个山野蝥贼都对付不了。”
卢志英为取得康泽、陈诚的信任，与莫雄一商量，便接下铲除于作龙的任务。
一日，国民党赣北专署专门针对于作龙的情况贴出布告：为戡乱保安，本署拟建特别侦察队，特招持枪械之乡勇。凡武斗头领，均委重职，既往不咎。下属乡勇，单线联络。
几天以后，一个身份不明的客人，进了莫雄的司令部，卢志英单独会见了他——于作龙的副官，是专门来探听虚实的。
老虎嗅到肉香了，卢志英十分高兴地宴请了他。
又过了两天，此人又来了，表示于作龙想请卢志英上山面谈。鱼儿开始咬钩了，可单枪匹马上山实在太危险，但卢志英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随着副官一路走去，走过了几道山梁，在又潮湿又昏黑的山崖下转了好几个圈，终于走到了一个有一大堆岩石堆积着的隘口，后有一天然石洞。洞口仅容几人通过，而沿途暗哨不断，洞中弯弯曲曲，大洞套小洞，洞中堆积了不少粮食和弹药。卢志英不由得叹息，这确是一个土匪躲身的好去处，也难怪康泽、陈诚几次想剿灭于作龙均告失败。
走进正室，卢志英抬眼一望，正中坐着一个40上下、面无表情的中年男子，阴冷的目光恶狠狠地正盯着自己，匪气十足。旁边的“八大金刚”依次排开，狐假虎威地都拉开了阵势，大家都不开口，一时冷了场。
卢志英只好朝着副官道：“你下山，我请你吃饭；我上山，你就这样欢迎我?你们今天请我上山，究竟是叙友情，共商大计，还是骗我上山，逼我入伙?”
副官为难地朝着于作龙：“大哥，这……”于作龙一挥手，气氛马上缓和了下来。
彻夜交谈之后，卢志英说：“你们是兵精粮足，神勇无比，可毕竟占山为王，名不正言不顺啊，梁山好汉最后不也归顺朝廷了吗?今天为党国效力才是正道。”又说：“你们侦察队直属公署，可以独立行动，加强联系，军饷、粮饷按时下拨。”
狐狸再狡猾，也有栽在猎人枪口下的时候，于作龙再狡猾，也没想到这一切安抚政策都是冲着他来的。商讨了一夜之后，于作龙决定率部投奔莫雄，成立直属公署独立侦察队。
老虎上当了，卢志英带着于作龙及他的“八大金刚”和人马下了山，直奔公署接受改编。接风宴上，卢志英一个暗示，伏兵冲入，一阵乱枪，于作龙及他的“八大金刚”全部归了西，外部的小喽罗还未反应过来，全被缴了械。赣北的这股悍匪终于全军覆没了。
卢志英此举彻底打消了康泽、陈诚对他的怀疑，成了他们的座上宾。他们甚至替他请功邀奖：“此人忠于党国，且智勇双全，可堪大用。”
卢志英趁机利用自己天生的好人缘，结交康、陈的部属，交了不少朋友，而这些朋友帮卢志英在自己部属安插了不少“小兄弟”。1948年秋，将傅作义第五十四军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密电透露出去的那位国民党国防部机要参谋，就是卢志英当时安排的同志之一。
“铁桶合围”之下，
红军如何应对
1933年10月，树树秋声，山山寒色，庐山牯岭呈现一派紧张肃杀的气氛。
蒋介石亲莅于此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等密谋“剿共方略”。会议在警戒森严和高度保密的情形下进行，整整开了一周时间，以期一举扭转声势浩大的四次围剿连遭失败的颓势。
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提出了一个将红军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整体吞噬的宏大战术计划——“铁桶合围”。其核心战术思路是：集中调动使用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以迷惑红军、拖住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等包围圈一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然后各部队不求快，依照命令每日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火力的设置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按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6个月进逼红都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有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防红军突围，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设立大量碉堡群、地雷阵。如遇突然情况，则立即用大量美国军用卡军调运部队。
概要地说，就是针对缺乏攻坚能力和装备的红军，以连锁式地碉堡封死红色区域，依靠兵力优势迫使红军以决战方式抵抗，从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达到一举歼灭红军的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就政治着眼当属阴险毒辣，而从纯军事角度讲堪称严密周到的战术，蒋介石如获至宝，大喜过望，认为天衣无缝，立即厉兵秣马付诸实施。任你红军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脱这铁桶式的包围圈，望着窗外秋风阵阵，落叶飒飒，蒋介石不禁呤诵起“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诗句来。
为确保“铁桶合围”计划成功，蒋介石一伙煞费苦心，调动所有的“高参”，精心设计，精心布署，仅下发给与会者的文件每人约有三四斤重，内有“围剿”总动员令、各种图表、150万兵力的具体部署、各战斗队的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及蒋介石的批示等，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计划十分缜密细致。对某个部队或单位何时必须到达某个位置，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何地装以鹿砦、拒马，何处建弹药库、粮秣、医院、绑带所、有线电话网及中继站等，都逐一作了详细的规定。客观的说，这确实是一份天衣无缝、应有尽有的计划。如果真能实现，对当时处于劣势的红军和中央苏区，确实是灭顶之灾。
庐山脚下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的级别，但因“剿共有功”，蒋介石亲自点名，破格特邀他出席。
毛泽东赞：红军得以保存，卢志英功不可没
就在莫雄开会归来的当天晚上，中共两名情报人员就从瑞金悄悄来到卢志英家里。其中一位高个子拿出康生的手令说：“康部长让我们协助你干掉莫雄，一定要搞到他的那套庐山会议计划。”
卢志英一听，当即回绝道：“搞到计划，并不等于要干掉莫雄，这是两回事。再说莫雄是同情革命的，他帮过我们，可以争取。”
“这可是康生同志的指示。”高个子非常固执。
“希望你们多听听一线同志的意见，这是我党秘密工作的传统。”卢志英婉转地回敬了一句，又接着说：“请你们回去向康生同志转达我们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另外他也可以向李克农同志询问一下有关莫雄的情况。一定要干掉莫雄，中央知道吗?”话说到这里，场面有点僵了。
“你敢不执行?”想不到那位同志脾气特暴，他拍了拍腰间的短枪，“我也是一线去延安的，曾是这一带的地下县委书记，你看着办吧!”
在原则问题上，卢志英从不让步。他瞧了这位同志一眼，不紧不慢地吸着纸烟，冲另一位同志说：“地下县委书记?看起来，与你同来的这位同志情报工作不细呀，他怎么连我这个当年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都不知道呢，你们也看着办吧。”
卢志英终于说服了两位情报员。
是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刚从庐山回来的莫雄仍然被庐山的阴霾笼罩着，在为红军面临的灭顶之灾担心。他想放松一下，拿出纸笔来，刚写了几个字，就传来敲门声，卢志英等三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卢志英走到桌边，念着纸上的字“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说道：“司令，好雅兴，作诗吗?”
“子江，这么晚了，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吗?”莫雄停住笔，抬起头来，打量着卢志英身后也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陌生面孔问：“这两位是谁，找我的?”
“共产党的便衣。”卢志英看看周围无人，不绕弯子，直截了当地答道。
“别乱讲，隔墙有耳，没喝醉吧，咋说醉话?”莫雄以为卢志英在开玩笑，不是他害怕共产党——实在是非常时期一定得非常谨慎。
“他们真是共产党!”卢志英郑重地小声又重复了一遍。
莫雄没有露出应有的惊慌，他默默地收拾好笔墨，坐了下来，这才抬头平静地问：“子江，他们是你的朋友，你领他们来的?”
卢志英站在莫雄的身边，双手挠头，答非所问：“有件事没辙了，来求大哥帮忙。”
莫雄瞅了一眼站在门边侧的两个便衣说：“我，帮忙?”
卢志英这才开口：“大哥，他们想要你从庐山捎回的那份‘铁桶计划’，我不领他们来，我的日子没法过了。”
“你呀!”莫雄不满地瞅他一眼，“只考虑自己小日子的人，算什么军人!军人就该为国为民。”
“是，军人就该为国为民!”卢志英盯着莫雄，话中有话，恳切地解释道：“我领他们来，是因为我与大哥的心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哥如果觉得兄弟做得不对，由大哥处置吧，就算我为国尽忠了。”说着，他抽出身上的枪，放在莫雄的桌上，闭上了眼睛，一副赴死的样子。门口的两名便衣手也把手放进了衣袋，空气凝固了。
莫雄朝桌上的枪看了看，站了起来。他镇静地背过手，踱了几步，走到窗前，机警地朝窗外看去。窗外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一切都沉沉地睡去了。他蓦地抬头对两位目光并不友好的便衣说：“你们确实是共产党?”
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之后，他朝着卢志英会心地一笑，对他俩说：“你们去一个人跟卢主任进内室抄那份计划，要快。留一个人在外面和我一道堵门吧。请放心，我莫某人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拿着卢志英抄写的这份从天而降的绝密文件，刘亚佛等人迅速将“铁桶合围”计划的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然后又弄来四本小学生字典，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用密码写到字典上，派项与年火速直接送交中央。
为了看起来更像乞丐，项与年毅然砸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拄一根打狗棍，穿一身翻着棉花的破棉袄、满身的蚤子。他顺利地越过敌人一道道关卡，终于将“铁桶计划”文件安全交到红军最高“三人团”。
这之前，中央已经收到从卢志英处发出的电报。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早期，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过高的估计了自己，中央红军吃了不少亏，损失了不少力量，下一步怎么办?革命又到生死关头。领导核心之一的周恩来在看到项与年面交的“铁桶合围”计划的具体内容后，敦促中央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走，坚决走，跳出包围圈，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立即停止了在苏区内和敌人地纠缠。10月26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的庐山牯岭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中央红军按敌计划的提示，赶在敌人的“铁桶围剿”包围最后合拢之前，从最后的合拢口，奇迹般成功地跳了出去，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人团”看到了卢志英抄写的那份“铁桶计划”的详细情报。毛泽东勃然大怒，愤怒地指责那些“左”倾头目们：“真见鬼!蒋介石的战术底细、时间地点知道得如此透彻，红军竟然还打了败仗，古今奇谈，古今奇谈啊!”
长征途中，毛泽东正是参照“铁桶计划”，率3万疲惫之师东拐西折，找敌人合围的空子，巧妙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不是神机妙算，更不是盲人瞎马。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啊!”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有份量的情报之一，它改变了我军的战略决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蒋介石可能最终也没能明白，他外围泊来的天衣无缝的“铁桶计划”是怎么泄漏出去的，更无法想象他的合围计划是如何成为红军长征跳出包围圈的路线图的。
为了革命事业
牺牲亲生骨肉
一道山梁，又一道山梁，赣北山区这样的山梁，数不胜数。一棵荆榛树，又一棵荆榛树，山梁上这样的荆榛树，一望无际。突然，一棵荆榛树上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得、得、得”，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应声扑来。来到跟前，下得马来，只见树枝上挂着一个襁褓。“哇！”襁褓中的婴儿还在挣扎。追兵搜索四周，什么也没有，正想失望地返回，可其中一个为首的，嘴里恶狠狠地骂道：“姓卢的，我要叫你记得我!”边骂边朝襁褓残忍地扣动了扳机。
原来卢志英送出“铁桶计划”后，蒋介石一定会追查，党组织担心卢志英已暴露，怕生意外，也为了保护莫雄这个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关系，派出4位侦察员接卢志英和夫人、孩子返回中央苏区。
卢志英一家三口借故出了司令部，在城郊与同志们会合，不料却被莫雄的“除奸队”队长张大炮发现了。张大炮为人十分歹毒，平时嫉妒莫雄对卢志英的青睐，对红军有刻骨仇恨，卢志英几次想除掉他都未能得手。今日他发觉卢志英情况反常，有投共嫌疑，见报仇的机会来了，未经报告，便擅自带人追赶。
追兵骑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情况紧急，卢志英一挥手，让大家隐蔽在路边的山林里。山林很隐密，骑兵沿着大路向前追，本已躲开敌人。未料，追兵过去不远，张育民怀中的婴儿哇哇啼哭起来，张育民哄不住，急得团团转。孩子的哭声传给了敌人，狡猾的张大炮急令停止前进，调转马头，气势汹汹迎着哭声而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卢志英扫了一眼四位同志和一箱机密文件，一把夺过啼哭不断的婴儿，沿着山沟以最快的速度朝另一道山梁跑去。在山梁上，孩子还在哭，卢志英狠了狠心，将亲生儿子挂在一棵酸枣树上。卢志英迅速往回跑，几次回头看着在襁褓中挣扎地孩子，流着眼泪，心里默默对孩子说：“孩子，别怪爸爸狠心，爸爸实在没有别的选择，等革命成功了，我和你妈妈一定会回来看你。”婴儿的哭声吸引了敌人，掩护了战友。
卢志英悄悄折回原处，大家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都不敢开口，都在等待着什么，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张育民，见丈夫空手回来了，当场差点晕倒。卢志英安慰着妻子：“不要紧，等敌兵过去后，我们再抱回……”
话音未落，枪声传来，孩子的哭声随之消失，张育民终于晕倒在地，“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卢志英强忍悲痛劝大伙：“同志们别难过了，牺牲一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
骑兵过去后，步兵也展开搜索而来，如敌人下沟，很容易就发现躲在山梁下水沟里的他们。卢志英当机立断地指挥同志们立即沿沟转移。他们昼夜不停地跑呀，躲呀，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几天后，他们借宿在一位老乡家中。张育民看到老乡抱着孩子，想起了自己挂在树上的孩子，也想起几年前自己在北京被捕时，失散的另一个孩子。她痛彻肺腑，禁不住伤心地哭了，屋外松树同悲，泉水呜咽。
事后，彭德怀将军听说这件事后，这位很少流泪的坚强的将军，也流下了热泪，他感叹道：“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连婴儿也在贡献啊!”
撞入苗山的两名
不速之客
卢志英夫妇回到中央苏区，马上随部队长征了。卢志英担任先头部队政委，张育民是随队卫生队长。
1934年10月，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按行军路线，红军要穿过黔西南的苗族聚居区，卢志英率一支精悍的先头部队向山林出发，向苗民“借道”。
时值深秋，太阳黯淡了，自然界枯萎了，在十月的云雾下，森林的绿色慢慢褪去，远处的雪山上已看见明显的白色，山林里布着一层浓雾，悄无声息，好像在静静等待着什么。
这天下午，卢志英率领的搜索队发现进山的正路都被山民们切断了，只得穿过山坡的竹林，沿小路向山寨靠拢。正当他们快要靠近山寨时，只听“嗖嗖”两声，两个战士应声中箭倒地。情急之下，另一名战士端着枪就要还击，卢志英忙上前按住，命令战士们卧倒，躲开冷箭之后，向战士们再三交待民族政策，不许还击。因为他了解苗家习俗，也理解由于国民党的烧杀抢掠所造成的民族隔阂。
思索了一阵子之后，他派人将随队医生张育民请来，两人都穿上白衣服，不带任何武器，捆绑着双手，边走边喊话，向山寨靠拢。山民们发现这奇怪的一男一女，自行停止了放箭。
苗寨头人阿布拉正在组织山民设法阻止“汉兵”，见攻击停止，用他的单筒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命令手下：“放他们进来，我要亲自审问他们。”
卢志英夫妇被众人簇拥着进了山寨，寨中满目疮痍的凄凉深深震撼了他们。头人一番审视之后，问：“此山贫脊，不知何方商人闯此小山啊？”
“红军，我们只是路过此地。”卢志英答道。
“红军？汉人？”阿布拉怒火中烧，眼中喷火，“汉人”两字咬得特重。
卢志英听出弦外音，解释道：“大多数汉人与你们一样，也是受苦人。我们是红军，一不抢地盘，二不收赋税，只想借道西去。”
一番对话之后，阿布拉放心了，亲自为卢志英、张育民松绑，接着命令手下：“是山鹰，不是毒蛇，快伺候烤山鼠，为他们接风。”
烤肉飘香的竹楼里，山民们呈上喷香的米酒。卢志英夫妇与山民们拉家常，了解情况，只有头人阿布拉痛苦地皱着眉头靠在竹楼上。细心的张育民似乎看出了什么，急步上前说：“尊敬的头人，请您转过身来。”
阿布拉不由一愣，随即顺从地转过身，只见他颈背上长着一个碗口大的恶疮，浓血淋漓。
张育民说：“阿布拉头人，这是一种恶疮，要立即手术，我是红军的随队医生，相信我，我能够对付它。”
阿布拉高兴极了：“好！好！我读过城里的教会学校，怎么会拒绝西医？只是这山沟野洼，无从见到你这样的大夫，才使顽症拖延至今啊，是山神给我送山鹰来了！”
张育民立即烧水备刀，为头人做了手术，阿布拉痛苦的眉头舒展开来，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卢志英的要求。
第二天一早，红军先头部队顺利地通过苗寨，头人与山民们依依不舍地送出老远。头人还专门将一床镶金边的猩红色的苗家毛毯送给卢志英夫妇。这一象征民族友好的礼品，至今仍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
日海军司令
难得的“知音”
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都在进行艰苦的抗战，但国民党时时不忘限制、扼杀这两支力量。尤其是新四军，条件更是艰难，部队缺少枪械，伤员缺医少药，在这举步维艰的时候，新四军想起了在上海的卢志英。此时的卢志英，已是上海滩“兜得转”的人物。他连驻吴淞日海军司令官保岛中将的关系都搭上了。
提起这位敌酋，还有一番故事可言：
为组建抗日军情报网，卢志英奉命与张育民前往上海。两人分别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设了“沪丰面包厂”和“大中华咖啡馆”作掩护，俨然当起了“老板”。他们时刻注意着监狱的动静，情报源源不断地往上送。
为招揽监狱守军，卢志英有一次偶尔在咖啡屋里开“献艺会”，食客们自愿上台去展示自己在音乐上的才能。当时战争非常艰苦，形势非常压抑，能有一个小小的地方，稍稍发泄一下，大家何乐而不为。渐渐地，食客、票友越来越多，“献艺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咖啡屋的名声也越传越远。
一次偶然的机会，卢志英探知保岛有相当深的音乐造诣，而且酷爱琴弦，即投其所好，将“献艺会”改成“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并且备好弦乐器，每逢周末就在中华咖啡馆里举办。他自己偶尔也上台演奏从小就酷爱的二胡，琴声悠扬，博得阵阵喝采。“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的名声越传越远，很多人跑大老远，自带乐器来参加。
一次，在众人的喝采、欢呼声中，卢志英注意到听众后排静静地坐着一个身着西装、举止斯文的瘦高个，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卢志英不由得眼睛一亮，这不是等待已久的保岛吗？
几次过后，保岛实在忍不住了，他也走上台来，盘坐在古筝前，忘情地弹奏了一曲《岗山秋日》。观众的掌声使他感动，正欲起身退场，一位身穿紫色旗袍的主持小姐拦住了他：“先生请留步，我们老板为您高超的琴技所动，恳求您屈尊与他共和一曲。”
保岛面对如此妙龄佳人，又还沉浸在刚才的乐曲中，余兴未尽，点头答应了。
卢志英微笑着走上台，有礼貌地向保岛鞠了一躬，说了一句：“谢谢，不胜荣幸。”接着改用日语向保岛问道：“先生你想选哪首曲子？”
保岛禁不住惊喜，打量着这个彬彬有礼、满脸书生气的老板，脱口用汉语道：“呵，想不到先生的日语如此纯正，我们共奏一曲你们中国的《春江花月夜》吧。”
保岛用古筝、卢志英用二胡，行云流水般的琴声，倾倒了在场的观众。卢志英的琴艺得到了保岛的首肯，一曲委婉动听的《春江花月夜》，使卢志英结识了保岛。
此后卢志英经常投其所好，拿着二胡，出入保岛的官邸，与保岛切磋琴技。就这样，卢志英成为保岛难得的“知音”、“挚友”。
接到为新四军搞药品、枪械的任务后，几番思索过后，卢志英决定冒险找保岛。
他携大宗钞票又一次走进保岛官邸，声称自己有一亲戚，本是当地的大户，可近来不断受到当地共匪和各路土匪的侵扰，打算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采购一批枪械和药品。保岛听完后，眯着眼睛，打量了卢志英一番，又低头沉思了良久：乡村武装要枪械说得过去；要药品，而且那么多，就说不过去了。保岛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卢志英的这番话当然骗不过他。他知道卢志英另有企图，但不相信卢志英是共产党。面对重金，他终于动摇了，说：“卢老板，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海军西兵站，你带人去那里等着吧。东西到手了，你立即离开上海，暂不要回来，免得招惹麻烦。”最后话中有话地补充了一句：“免得出了问题，你我都无法交代。”
卢志英完成了采购任务，也撤离上海到苏北，拉起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新四军政委项英亲自向他颁发了苏北抗日游击联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的委任状。
日海军情报部的新面孔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处境更艰难。1942年1月的一天，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盐城召见卢志英。
“老卢呵，又要变换你的工作，有新的任务了。”刘少奇边说边将一堆伪币推到他眼前。
“服从组织安排。”卢志英坚定地答道。
刘少奇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神情严肃地说：“当前正值抗战困难时期，情况你很清楚，新四军缺粮缺医，情报来源也在缩小。你有卧底的才能，也有与日军的关系，组织决定让你重返上海。”
“重操旧业？”卢志英兴奋地说道。
“对！”刘少奇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离开上海两年多了，育民一个人在上海，又做生意，又搞情报，还带着个孩子，你也该去帮帮她了。”是啊，两年多了，除了偶尔的信件以外，卢志英没有见过张育民，每逢夜阑人静时，卢志英总在惦念着自己在上海的妻小。
再到上海，需要重新拉起一个情报网，卢志英便去拜见保岛。见到这位“知音”的到来，保岛甚是高兴，询问卢志英离沪后到苏北做了哪些生意。卢志英顺势送给保岛一笔可观的钱，说是当年“生意”的“赚头”。保岛并未推辞，很快收下了，接着说：“卢老板，这次重新返沪，想干点什么，再操旧业吗？”
卢志英说：“咖啡屋不想开了，这些年多少也赚了点钱，跑生意跑腻了，想投奔司令官谋个差混日子。”
保岛没料到，问：“卢老板是个生意人，在军界能做些什么呢？”
“不瞒司令官，北伐时我曾做过骑八旅的情报副官长。”
保岛一惊，他早料到卢志英的背景不同寻常，但没想到居然搞过情报。保岛不露声色地笑了笑，过了老半天，才慢吞吞地说：“好吧，明天你到海军情报部报到。”
进入日伪特务机关，卢志英慢慢地打进核心部门。经他的手，新四军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所需的情报、物资……
可是1945年春天，新四军一位地下交通员被捕后，供出了保岛中将周围可能有一位新四军的间谍。日军特务机关很快将卢志英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保岛得知后，心被猛地撞了一下，事关重大，自己不能被拖下水，他决定亲自过问，了结这件事。
一天，保岛邀请卢志英带上二胡，乘艇去黄浦江共赏上海夜景。卢志英登上舰艇，未见到保岛，却被士兵领进一个昏暗的舱室。他定神一看，这是一间刑讯室，里面放满各种刑具，血腥味扑鼻。舱中央的火炉中插着一把烧红的烙铁，地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身体被烙得焦黑的男子。舱内站着四名凶神恶煞的赤膊壮汉，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卢志英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躲不掉了，怎么办？正在紧张思考对策时，忽然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一脸阴沉的保岛司令。
卢志英正欲开口，保岛止住了他，故作轻松地说：“卢先生，请你先参观一下海军的秘密刑讯室。瞧见了吧，这就是皇军的特效方法，在特工眼里它只是手段之一，能将人烙成肉干。”说着，朝地上那奄奄一息的人猛踢了一脚，鄙夷地说：“它像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任何人的嘴。”
卢志英看了看面目狰狞的保岛，又看了看地上那已无气息的无名男子，略一深思，走近炉火，抽出烧红的烙铁，看了看，满不在乎地说：“真的吗？真有那般能耐？”说着，他抬起左臂，将左手朝空中一伸，亮出了坚实的胳膊，睁着眼，把烧红的烙铁猛地按了上去。只听一阵“轰隆”声，顿时升起一股难闻的油烟，刺鼻的糊焦味弥漫开来。
保岛和那四名壮汉一下子都惊呆了，面面相觑。
卢志英眼都不眨一下，稳稳地站着，火红地烙铁变暗了，他坚持了一会儿，才慢慢将烙铁抬起，看都不看一眼烙伤的手臂。旁边一员壮汉抢过烙铁，重新插进火里。
保岛抑制住内心的惊恐，尴尬地冲卢志英笑着说：“参观嘛，你这是干什么？走，走，陪我观赏夜景去。”
进了指挥舱，两人坐定后，保岛慢慢端起一杯茶：“卢先生，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
此时的卢志英一切都明白了，他顺势说下去：“司令不是有雅兴观赏夜景吗？”
保岛狡猾地笑了笑：“你的，有人大大地怀疑你。”
“怀疑我？我是间谍？你信吗？”卢志英冷笑一声，反问道。
保岛晃了晃头，说：“我不信，但只有你的嘴能够证实。”
卢志英有意将烙伤的左臂放在桌上，平静地说：“我是新四军，那你岂不成了新四军的朋友？”
保岛脸一白，马上又恢复了平静，试探地说：“我们是朋友，可有的朋友出卖了你。”
“我不会出卖朋友。”卢志英看出了他的担心，话中有话地说：“你抓了我这个间谍，能有什么好处呢？”一语点到对方的痛处。
保岛听了这句话，面孔一阵痉挛，考虑了一会儿，突然上前挽起他的手说：“对，你我应以友情为重，不过卢老板是个生意人，还是去做你的生意吧。”
夜访败军之将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平日嚣张跋扈的日军个个垂头丧气，军营中悄无声息。保岛一家也搬到军营中，准备随时待命。尽管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可保岛仍紧闭门窗，忧心忡忡。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闪进了他的家，站在他的面前。
保岛定睛一看：“是你？卢先生，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保岛惊出声来。
“是的，叫我好找。”卢志英微微一笑说。
“又找我有事？”
“是的，我军需要你的军械装备。”卢志英直截了当地说。
保岛点点头：“你是地道的共产党特工人员，几年前我就想到了。”
卢志英笑了笑。保岛直诚地点了点头说：“无论怎么说，你都是我敬佩的人，作为朋友，你很仗义，作为军人，你很出色。”
卢志英也真诚地回答：“谢谢你几年前的不杀之义，可今天，不管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军人，你必须这样做。”
保岛面带难色地说：“尽管是败军之将，可我已接到命令，所有在华军人，只能向蒋介石的军队缴械。作为军人，我的职责是执行命令。”
思考了一番以后，他冲着卢志英意味深长地说：“不过，你是老朋友了，三天后我们海军的军械车队向南京集结，有60辆车，每车只有两名徒手士兵看守。好，再见吧，朋友，今天我们没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说完，保岛退入另一房间，再也没有出来。
三天后，日驻沪海军缴械车满满登登、浩浩荡荡地向南京进发了。押车的日军接到命令：此行是向“中国军队”受降，不得有反抗之举。这天，天气格外晴朗，早已等在沪宁公路边的新四军将60辆军车装备，一件不少地照单全收了。朱德总司令接到报告后，高兴地给陈毅发来贺电，祝贺他“一下子成了个‘大财主’”。陈毅感叹地讲：“这个财发得也不容易啊！”
脚踏“两船”，智取情报
1946年深秋，宋美龄与蒋经国来到上海，为蒋介石全面打内战奔走效劳，每去一个地方，警卫人员里三层，外三层地护卫着。一天，他们来到黄浦江防视察，警戒区内，行人早已驱散。警戒线周围活跃着一帮持枪的便衣，牢牢地把着警戒线，仔细盘查着过往的行人——那是卢志英和他的战友们。
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党“劫”收上海后，马上搞了一场“肃奸活动”，还成立了“肃委会”，表面上要清除“日奸”，实际上继续在铲除共产党。
一天，卢志英正在住处布置工作，收音机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日本投降了但影响还在，我们必须采取强攻措施。”
这声音是郑少石？对，就是赣北特务头子、康泽的副官郑少石。当年卢志英成为康泽的座上宾之后，郑少石与卢志英称兄道弟，关系不错。十几年不见，想不到他也到了上海，成为上海国民党“肃委会”副主任。卢志英马上通过别人联系上他。
次日中午，郑少石如约走进了国际饭店一个大包间，只见他军服笔挺，少将的军衔肩章闪闪发光。进得门来，一个面孔粗黑、便衣短装，腰上还缠着一根宽褡裢的人迎上来，一把抓住了郑少石的手，羡慕地说：“郑老弟，真是你，想不到如此发迹。”郑少石仔细辨认了一番后，终于认出来了：“子江兄，你怎么这般模样，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唉！”卢志英叹了口气，摇摇头说，“当年跟着莫司令多么风光，可是张大炮这个小人经常打我的小报告，兄弟我被迫离开了莫司令，拉了几个人，落草为寇。日本人进山后，我们给他们帮点小忙，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日子难过哟。不像你，少将的肩章都扛上了。”卢志英边说，边羡慕地咂咂嘴。
郑少石发现，厅内两桌已坐满了人，便问：“他们是……”
“这都是我的兄弟们，”卢志英对郑少石摊牌说：“郑老弟，听说你当了‘肃委会’副主任，兄弟特意来投奔你。”
郑少石诡谲地一笑，背着手绕桌走了一圈，问道：“就这些人？有枪吗？”
“有”卢志英补上一句：“他们可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个个身手不凡。”
“好！”郑少石面露喜色，拍了卢志英一把：“只要有人有枪，啥事不好办？”他又凑近卢志英的耳朵，悄声说：“改天我带你去南京见一个人，保你弄个好差事，飞黄腾达时别忘了我就行。”
不几天，由于郑少石的竭力保举，卢志英走马上任了，他的那帮“汉奸”兄弟个个都有了好的归宿。沪东敌特情报机关里、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有了卢志英的人。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后，卢志英似乎还觉得“不过瘾”，他有意将中统的秘密泄露给了军统。戴笠知道后，私下与卢志英拉上了关系，这样，卢志英又当上了军统的情报员。
脚踏中统、军统“两只船”的卢志英不断地从敌人两个系统中探取情报，整个沪东敌特机关基本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牢房里家人团聚
1947年3月的一天傍晚，闷热而干燥的空气使人窒息难熬。远方传来一阵阵闷雷声，越传越近，顷刻之间，瓢泼大雨，倾泄而来。
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萎缩着身躯，溜进了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一道闪电照出了他的丑脸，是染上了酗酒、嫖娼恶习的卢志英的助手——张莲舫。在无力自拔、入不敷出的窘况下，他想出了来钱的一招——向中统特务机关自首。当然，他首先出卖的就是沪宁杭沿线地下党的领导人卢志英。
中统特务头子陈庆斋正在喝茶，惊得茶杯落在了地上。卢志英？他可是陈果夫亲自委派的人哪！但片刻之后，他又欣喜若狂，重赏了张莲舫，并派人监视所有被张出卖的人，又指令张莲舫：“目前不要有动静，不要急于求眼前功，张网等大鱼。”不久，张莲舫得到卢志英将出席一次会议的情报，急忙密告中统局。
1948年3月2日，初春的上海，大树虽然冒了一点新芽，但寒风依然凛冽。下午4时，卢志英向预定开会地点走去，不久，他发现有两个特务盯梢，便急中生智，飞身跳上一辆刚刚启动的电车，才站稳身子，又发觉跟随他的两个家伙也上了这辆电车。车到站了，仍没摔掉“尾巴”，他镇静自若地下了车，想混入人流之中，不料两个特务仍然紧紧地跟着他。走到八仙桥上海青年会附近时，两个特务硬将他挤进一家包租汽车公司的大门内，负责领导沪宁杭沿线情报工作的卢志英被捕了。
蒋介石闻讯，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令陈果夫亲审此案。面对高官利诱、严刑拷打，卢志英始终不吐只字。敌人撕破他衣服的每一条衣缝，企图从中找到我党的机密文件，但一无所获。
几天后，一辆黑色的囚车从亚尔培路2号特务机关向北站飞驶而去。
苏州章仲巷1号看守所内一个阴森潮湿的单人牢房内，被打得没有人样的卢志英戴着沉重的铁镣手铐，昏沉沉地躺着，他还在想：叛徒是谁？还有多少同志被捕？
突然，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了。“爸爸……”一个11岁的小男孩一头扑进卢志英的怀抱里，悲喜交加地哭叫着。孩子的身后，站着百感交织的妻子张育民。“真是个好地方，你们一家人团圆吧。”同来的特务丢下一句话，铁门在他身后又“哐当”一声沉重地锁上了。
原来，卢志英被捕的第二天，张育民和孩子卢大容也被抓进了监狱。张育民看到卢志英被折磨得全身已无一点好的地方，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卢志英挣扎着坐了起来，抱着数月未见的爱子，一股酸楚之情油然而生，他知道又一场更痛苦的考验在等着他。他定了定心，教育孩子道：“你是个男子汉，在敌人面前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孩子懂事地点了点头。卢志英又回过头来，坚定而有力地对张育民说：“不要在敌人面前流泪，等着吧，他们这群丧尽天良的混蛋，日子不长了。”
他发现铁窗外有人在偷听，便转过头来，两眼喷射出怒火般的目光，大声地斥责：“你们真残暴、真无耻，一个小孩子、一个妇道人家，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他们也抓进监狱，有本事冲我来，无能！”一群特务被卢志英的正义吼声吓得一个个灰溜溜地躲开了。
卢志英见敌人溜了，趁机拉着张育民说：“特务把你和孩子弄来，这是阴谋。他们想利用夫妻和父子的感情软化我，借此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这比拷打受刑更毒辣。敌人的手段，我们都要警惕啊！”
张育民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了，她何尝不知呢。她眼里含着晶莹的热泪，深情地望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仍不失英俊和坚毅的丈夫、同志和战友，靠在他的肩上，默默地点了点头。
卢志英欣慰地笑了，接着又压低嗓门说：“这里关着许多同志，都很年轻，你回女监后，要好好地鼓励她们。我刚进来时，特务们逼我交出地址，并且用上海警察局长的职位和几十根金条为交换条件，要我出卖同志，真是瞎了狗眼！”
不久，中统特务总局特派员季源溥亲自从南京来到苏州提审卢志英，卢志英巍然屹立在审讯室内，以轻蔑的口吻说：“石可破不可夺其坚，金可销不可易其刚。你不是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应该懂得，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回去告诉你的上司，要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那是妄想、做梦！”委源溥气得暴跳如雷。
卢志英回到狱中，得知自己要被押送南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铁门又开了，同样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张育民被推了进来。这是他们夫妻狱中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卢志英心疼地抚摸着妻子浮肿的面庞，最后嘱咐说：“看来我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人生在世谁无死，只不过先走一步，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你一定要挺住，你的身份还未完全暴露，你们如能出狱回上海，再苦也要熬过去，组织上会派人来找你们的。上海解放的时候，你要尽力去工作。”最后又交代道：“大容还小，你一定要把他养育成人，将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
竹签插向爱子手指
季源溥回到南京，哭丧着脸向新任中统“掌门”叶秀峰作了汇报。叶秀峰指令把卢志英押来南京宪兵司令部。卢只一句回答：“勇士不怯死以苟全，壮士不毁节而求生。”
一间昏暗恐怖的地下行刑室内，散发出一阵霉湿的血腥味。卢志英以难以想象的坚强毅力，挺过了敌人的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一次酷刑过后，血肉模糊的他被一盆凉水泼醒。
刚有一点意识，敌人将一位被捕的下属同志推了进来，凶神恶煞地嘶叫：“你认识他吗，他是谁，说，说呀！”卢志英忍着疼痛，双目怒视敌人，干裂的嘴里喷发出断断续续的愤怒：“你们这群豺狼，抓不到共产党就抓老百姓充数，不怕遭天打雷劈吗？我根本不认识他，你们随意抓捕群众，你们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过一点对得起百姓的事情！”刚说完，就昏死过去。
那位同志望着平时生龙活虎，而今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卢志英，心如刀绞，恨不得扑上去与敌人拼命。可他只能强忍着，扭过头去装着不认识。
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阴险地将张育民和孩子从苏州押来南京，妄图再次施展他们“儿女情长”的毒计。
一天下午，卢志英又被押进刑讯室，只见自己11岁的儿子卢大容被敌人堵上嘴，双手被分开牢牢的捆着。孩子不能挣扎，不能叫喊，只能睁着惊恐的大眼望着父亲。敌人将一把尖尖的竹签在卢志英面前晃动，然后将竹签一根根对准大容的手指，要挟卢志英：“你若不说，我们就一根根往里扎。”
卢志英知道，这是敌人最狠毒的一招，敌人已经黔驴技穷了。他的心抽搐起来，对他来讲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他盯着眼前这几张气急败坏、狰狞丑陋的面孔，脑中迅速闪过当年那个被自己亲自挂在树上、还在襁褓中挣扎的婴儿的身影。他很快地冷静下来，冷然一笑，对敌人说：“你们只知道父子情深，却不知道信仰比父子情更崇高。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什么都可以抛弃。不信么，不劳你们动手，把那竹签给我，看我怎么插。”
卢志英拿着竹签，敌人迟疑地给他闪开道，他蹒跚地走到孩子跟前，摸了摸孩子细嫩的手指，心里道：“孩子，你要挺住啊！将来你会懂的，与其让人断十指，不如自断一指。”
他把双眼一闭，猛一下将一根竹签插进了孩子的拇指。儿子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腿一蹬，顿时痛得昏了过去。卢志英强忍心头之痛，克制自己不回头，冲着敌人大笑几声：“怎么样，看见了吧，还要插吗？”
“虎毒不食子”，嗜血成性的敌人惊呆了，绕着“比老虎还要狠毒”的卢志英走了几圈，像打量怪物一样打量他。敌人知道，“儿女情长”这一招对卢志英根本不管用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卢志英在狱中写了一首诗：
弟兄们死了，
被人割了头，
被敌人穿透了胸。
活着的弟兄，
要纪念他们，
他们作了斗争的牺牲。
世界上惟有解脱奴隶的命运，
才是伟大的斗争，
惟有作了自己的弟兄们的先锋，
才是铁的英雄，
才是伟大的牺牲。
弟兄们，忍耐着艰苦！
弟兄们，忍耐着创痛！
不忍耐没有成功，
不流血怎能解脱奴隶命运。
在地狱的人们，
不会有天降的光明。
只有不断的忍耐，
不断地斗争。
饥寒交迫的弟兄们……
英雄纵死，侠骨尚香
1948年，解放军已将上海团团围住。12月27日晚10时，阴霾一般的夜色异常阴冷，寒冷的夜风像临死人的呻吟，树木痛苦地摇摆着，悲伤地低着头。
还是那间血腥的行刑室，敌人将浸透了麻醉剂的布塞进了卢志英的口中。深夜，将他秘密活埋于雨花台。
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在沪捕获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任宗炳。经审讯，任宗炳交代了一起谋杀事件：1948年12月27日，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长潘立新召集队员任宗炳、夏麟昆、卢仕尊，要求他们集中待命。当晚9时，一个不知姓名的特务头子带领侦缉处副处长周剑心、特高组组长杨香及李侠等6人，也聚集到特务队部来。人员到齐后，那个特务头目向他们下达指令，并作了分工。任宗炳、夏麟昆、卢仕尊三人为一组，特高组6人分为另两组，每组各负责处决一名从看守所提出的“政治犯”。
第一位被害人被带至值日官室时，卢仕尊扼住受害人的咽喉。为防止被害人大声喊叫，杨香、李侠将预先准备好的沾有药水的毛巾捂着被害人的嘴，任宗炳、夏麟昆二人压住被害人挣扎的双腿。10分钟后，被害人停止了挣扎，昏死过去。任宗炳和夏麟昆将被害人抬至停靠在天井内的卡车上。12时，另外两位受害人也被抬上卡车。汽车在夜幕的掩护下，直驶中华门外的雨花台。
汽车驶至雨花台宝林寺后山坡停下，此时坑早已掘好，坑内并排放着三口薄皮棺材。特务们惊恐万状地将三位被害人分别抬入棺材内，手忙脚乱地盖上棺盖，钉上钉子，埋好土，乘夜里逃回宪兵司令部。特务们心里知道，这笔血债他们将来是要偿还的。
三位被害人是谁，任宗炳也不清楚。然而根据他叙说的被害人的形象及看了被害人照片后，基本确定了被害人就是卢志英及陈子涛、骆何民三位同志。
“壮心未与身俱死，死去犹能作鬼雄。”正如卢志英生前所说：“世界上惟有为解脱奴隶的命运，才是伟大的斗争。惟有作了自己弟兄们的先锋，才是铁的英雄！”卢志英和他的战友实现了自己生生死死为党的事业战斗的诺言。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陪张育民及儿子卢大容来到雨花台。当日下午挖出并排的三口棺材，打开棺盖，烈士遗体已腐烂，只剩下骨架。从遗骸上可以看出，烈士骨架散乱，说明三位烈士在棺内均苏醒过来，由于挣扎不出，窒息而死。
张育民从牙齿上认出了丈夫卢志英，忠骸随即护送至南京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内，用白布裹成人形，穿上解放装，重新入殓。卢大容将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别在爸爸胸前。棺柩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炮山麓，墓冢为长方形水泥墓，后又迁至知名烈士墓区。
英雄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万般英。卢志英生前喜爱铁梗海棠花，张育民和儿子亲手在墓前种下了两株铁梗海棠。他们经常来和卢志英说说话，浇水培植，海棠年年开花，飘香无比，陪伴着烈士的忠魂。
“毅魂归来时，灵旗空际着。”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将叛徒张莲舫及参与杀害三位烈士的凶手任宗炳等处决。
倒下的却是刽子手
德安城外，临时刑场。刑场旁边有几座新坟，前几天，这里刚杀过人。这天的清晨，这里又开始戒严，荷枪实弹的士兵四处巡逻，杀气腾腾。周围的百姓被士兵用枪逼着，无可奈何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前来观刑。今天的执刑官是江西德安县国民党骑兵八旅十六团团长汤司林，土匪出身的他今天特别卖力，提前来到了德安刑场，四处张罗着。
一辆吉普迅速驰来，下来一个三十来岁、满脸书卷气的军人，他是今天的临刑官、骑兵八旅上校参谋主任周志坤。他朝四周查看了一番之后，朝汤司林走来。汤司林见自己的前任长官到来，急忙讨好地跑步上前，请求训令。目光威严的周志坤瞥了汤司林一眼，说：“把二营给我调来，再多请些百姓来。”汤司林不解地问：“早已准备好了，还调二营干什么?”周志坤白了汤司林一眼：“接上峰指令，为防不测，加强守卫!”
二营即刻来到，在原来每个岗哨上都加了双哨，很快布防妥当。
太阳升得老高了，百姓不时传来阵阵喧哗。这时，一辆囚车在军警的押运下驰进刑场，周围立刻安静下来。囚车停在刑场中央，车中走出十几个被捆绑着双手的“囚徒”，虽然他们衣衫褴褛，但掩盖不了眉宇间的那股正气。他们怒目看着周围这些持枪的匪徒。
他们是从上海撤退来江西时被捕的，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叫张育民。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大地到处血雨腥风，上海局面更是“白色恐怖”。为保存一点革命力量，张育民率领十几个同志撤离上海，途经江西，然而驻江西德安的国民党骑兵八旅嘴脸一变，一改过去同情革命的立场，乘机将这十几个同志一并扣押，并实行公开枪决，以示自己反共的立场。
张育民和同志们相互鼓励着，被押到一个早就为他们挖好的大坑前停下了。
“里面还有几个女的，多年轻呀，作孽呀!”围观的群众一阵骚动，不禁向前拥挤过来。
汤司林抽出枪来冲到群众跟前，面目狰狞地吼道：“谁愿意和他们一道上路，站出来，老子今天好好地见见血！”又回头对周志坤说：“快执行吧，否则会出乱子的。”周志坤抽出枪，顺势站到了汤司林身边，挥枪高喊：“我周某人实在忍无可忍了，老子今天也要见见血!”
话音刚落，只听一声枪响——汤司林应声倒地，他的天灵盖中了一枪。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全场惊呆了，空气突然凝固，老百姓顿时鸦雀无声，土坑边的十几个共产党人也诧异地回过头来。而就在这片刻间，汤司林的下属全部被二营的官兵下了枪。
周志坤随即一个箭步跃上高台，挥枪朝百姓和二营官兵高喊：“弟兄们，你们曾跟随我多年，是了解我周某人的。我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安民，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背叛了革命，跟着他是没有出路的。凡相信我是走阳光道的，就跟我去投靠共产党，投靠北伐军，去为老百姓打天下。”
这番话说得官兵们心里热血沸腾。周是二营的老营长了，这番话说出了二营许多官兵的心里话。望着英气逼人的老营长，想起这几年共同出生入死的岁月，尤其又经历了共同劫法场的壮举，二营500多名官兵当即高举义旗，投奔了南昌附近的叶挺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从此汇入革命的大洪流中。
这个周志坤，就是中共谍报战的先驱者之一，后来在中共情报战线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卢志英。
在蒲城警察局
救出革命战友
卢志英，谱名宗江，字子江，号育生。1905年生于山东昌邑县望仙埠村，家境贫寒，但父母对他寄于厚望，节衣缩食让他读了几年私塾，16岁就读于乙种蚕桑实业学校。后来，家境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辞别父母，背井离乡随人闯关东，去了黑龙江。受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又回到关内张家口、郑州、洛阳等地。苦难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更立下了“壮志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大志。他投身东北绥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冯玉祥部国民联军，当上营长，参加过北伐战争。
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准备向南转移。一天，卢志英奉周恩来之命，来到了起义军指挥部。周恩来正在与一位年轻女军人交谈，见卢志英进来，即指着女军人问他：“你还认识她吗?”
卢志英仔细辨认着：齐耳的短发，黝黑的面孔却掩饰不住少女的娇媚与灵气。两双坚定的眼神相撞的瞬间，卢志英心里一动，认出来了。正待开口，周恩来微微一笑：“志英同志，认出来了吧，这就是德安刑场你救的死囚首犯——张育民同志，真是难得的见面呀。”紧接着，他神情严肃地说：“现在情况紧急，部队即将转移，可你们两位不能走。最近李立三同志的特派员陈海涵被福建蒲城县警察局长邹贵田抓了，考虑你与邹贵田在国民军共过事，还有点交情，趁邹贵田还未摸清陈海涵的底细，决定派你俩以夫妻名义设法救出陈海涵。”
蒲城，警察局长邹贵田家的客厅里，出现了一个身着长袍的生意人。他礼帽低压，两手拎满礼物。一见面，邹贵田万分吃惊，这不是周志坤吗?毕竟是旧友重逢，两人晤谈甚欢。
酒喝到高兴时，卢志英开口道：“我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听说被你给抓了来，他哪里是什么共产党，我能见见他吗?”
邹贵田神态骤变，惊恐地站起来，扶着腰间的手枪，冷言道：“陈海涵据说是共产党，你什么时候与他称兄道弟?莫不是……”他不敢声张，打住了话头，又压低声音说：“仁兄是不是投奔北伐军了?看不出来呀。仁兄应该没忘吧，共产党与我有杀父之仇，我邹贵田再讲义气，也不会对一个共党分子敬若上宾的。”
他一声令下，进来了几个人，将卢志英“请”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软禁起来了。
这时，客居城东祥云旅社准备接应的张育民闻知卢志英被软禁，按预定方案，急忙转移到当地一个小有地位的表亲家里，筹得了10块大洋后，张育民拿着大洋直奔当地城南的一个帮会“红衣会”。一个妙龄女子深夜独闯当地的一个地头蛇组织，而且出手阔气，“红衣会”觉得此人来头不小，借给了她四个壮汉，带着枪，直奔邹贵田的家。
张育民敲开门来，下属见是一个浓妆艳抹、风姿绰约，又有四员保镖的年轻女人，口口声声说是局长的“老相识”，当然不敢阻拦，只得通报。
邹贵田正在思考怎么处理卢志英，听见通报，来到院子里，见到了自称是“老相识”、硬是要见他的张育民。打量着这个颇有几分姿色的陌生女子，邹贵田保持着绅士风度问道：“何方仙姑深夜造访，鄙人能帮得上忙吗？”
张育民说：“能否借个地方说话?”
邹贵田避开众人，正待开口，可不料来人自报身份：“我是卢志英的内人，我能见他吗?”
邹贵田一听，满脸装笑道：“原来是嫂夫人，你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通共，这是杀头的罪。”
张育民有意朝窗外望着，不紧不慢地说：“可能不等他人头落地，你就先……”
邹贵田先不禁哑然失笑：“我?”他不禁上下打量着张育民，不屑之色露在了脸上。但顺着张的眼光望去，院东不远的树丛中不断晃动着四条壮汉的身影，邹贵田的心开始慌了。他毕竟原来也是江湖中人，脑子转得很快：卢志英过去对自己不薄，陈海涵只是有共党的嫌疑，他是卢志英的朋友，未见得有什么油水。再说今天刀枪又架在自己脖子上，好汉不能吃眼前亏，山不转水转，今天只当卖他夫妻二人一个面子。
虽不愿意，邹还是客客气气地放出了卢志英和陈海涵，并亲自把他们送出了蒲城。
完成了营救任务后，卢志英、张育民双双去了北平。在那儿，他们与周恩来的特派员项与年组成三人秘密小组，共同领导学生运动。
当时正值“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北平学潮不断，段祺瑞执政府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监视，卢志英等人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坚持着，隐藏在学生中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为了日后谍报工作的方便，卢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旁听，坚持自学法、英、日三国语言。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他和张育民经常吃不上饭，只靠几块山芋来充饥。北平的冬天，是冰凌的世界，气温都在零下，卢志英却将棉衣裤送给刚出狱的同志穿，自己只穿单衣、单裤，手脚都冻烂了。冻得实在顶不住了，就到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去蔽一下，缓过劲来，又投入工作中。有一位同志得知他生活如此艰难，实在看不过去了，给他寄来了一笔生活费，他却马上全部拿去作了党的活动经费。他常说：“党的工作更需要钱，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生活困难一些，算不了什么!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艰苦的生活，可以磨炼我们的意志。常言说，饿其肌肤，劳其筋骨，守着不移之志，方可成大业。只要想到革命成功了，千千万万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就感到无限的高兴，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当然，在现有的条件下，细心的卢志英也在尽可能地照顾着张育民。
卢志英、张育民这对假夫妻战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相互信任，相互吸引，相互依赖。在历经了由相识到相知、到相爱之后，1929年初秋，他们走到了一起，结成眷属。结婚那天，卢志英夫妇收到了一对粉红色的鸳鸯枕套，左下角分别绣着“伍、邓”二字。夫妇俩捧着这难得的礼品，体会到周恩来、邓颖超的情意，心里热乎乎的。
莫雄说：“我要用
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
1934年夏，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正急，卢志英夫妇受党组织派遣，分别化名打入了国民党赣北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莫雄在国民军内堪称传奇式人物。他16岁就追随孙中山，成为坚定的同盟会员，参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许多行动，在北伐东征中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屡受嘉奖，升任粤军第四军十一师中将师长，在国民党中更是有“莫大哥”之称。他与蒋介石相识亦早，同在许崇智部下共事多年，曾结下生死之交。但在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害后，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蒋介石趁机夺得粤军兵权，莫雄统领的十一师也被蒋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他对蒋排斥异己的行为十分不满，之后曾两次参加张发奎反蒋的行动，但均未能成事。1930年他去上海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弄到了一个挂名领干薪的财政部视察职务。
就在上海期间，莫雄巧遇曾在粤军十一师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亚佛，故人重逢分外高兴。此时刘已是中共特科人员，莫雄这样性格豪爽、乐于助人，有强烈正义感，在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中又有不少老关系的人，正是特科所要寻找的工作对象。
相互来往中，莫雄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提出想参加党组织。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转告莫雄：“莫先生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参加党，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为方便工作和安全起见，暂时不参加党为好，希望今后但凡对党有利的事，莫先生都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1933年10月，莫雄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特许他自组人马立刻上任。蒋介石的这种姿态够收买人心的了。
莫雄立即去上海找好友刘亚佛商量，请共产党人到德安专署来同他一起干。莫雄说：“请共产党来吧，蒋介石剿共，我莫雄通共、保共。我要用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我当司令，你们当我的部下，我们一起与蒋介石斗法。”
这样，在莫雄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从参谋长到重要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卢志英和张育民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莫雄的司令部。
对于卢志英这个山东老乡的到来，莫雄自是欢迎。卢志英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莫雄，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久便任命卢志英为上校主任参谋，并让张育民做了“附军医所”所长。
江西四区专署下辖的7个县，按蒋介石的说法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特拨两个省保安团归莫雄指挥剿共。
卢志英遇事冷静、思维慎密，而且点子多，他的到来使刘亚佛等人的工作更得心应手。在卢志英、刘亚佛等地下党员地精心策划运作下，莫雄的“剿共”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并“击溃”红军，“消灭”了当地苏维埃政权，不到6个月，莫雄的辖区内红军已“绝迹”。捷报不断传给蒋介石，蒋查“属实”，给莫雄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德安分别距南昌、九江仅有50余公里，是南浔铁路即南昌到九江的中心点，为军事上的必争之地。
可德安西北有一片原始密林，没有居民，也是土匪的藏身之地，红军也经常在此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出“林中有虎”之说，一般人都不敢靠近，只好绕道走了。
一天，一个军情传到四区督察专署：红军主力在赣北山区集结。莫雄与卢志英一合计，这是“消灭”红军的大好机会，请示“剿共”之后，四区国民党军出发了。因军情重大，有大仗、恶仗要打，部队尽量多带。
实际上，卢志英他们就这样在“剿共”中巧妙地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红军，让该区的红军潜伏下来，分散休整或向别的专区出击，苏维埃政权全部安全地转入到地下。不到6个月就出现所谓“共匪”在德安专区“绝迹”、苏维埃政权被“消灭”的局面。熊式辉特授予莫雄所辖第四专区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的“模范区”作为嘉奖。
蒋介石对莫雄产生了好感，但出于本能，派出军统特务谢也夫在司令部及专署内任联络长官作监视。卢志英等人马上停止了一切活动，谢也夫一无所获，蒋介石终于放了心。
独闯虎穴 智斗悍匪
当时赣北是国民党军事“剿共”的战略要地，特务头子康泽、“剿总”副总司令陈诚都住在莫雄司令部所在地临川。首先，他俩对莫雄的“每战必胜”炉火中烧，又发现莫雄对一个上校参议言听计从。这个神秘的卢志英究竟是何许人也?康泽、陈诚首先起了疑心。
当时，赣北山里有股悍匪，首领于作龙是个有名的“墙头草，随风倒”的人物。他原为国民党连副，红军势盛时投到了陈毅麾下，没打几仗，见无油水可捞，一见国民党主力入赣，他又率领一干人马叛逃，又想变成国民党。为此陈诚拒绝“招安”于作龙。于作龙两头无靠，进山当了土匪。他率喽罗打家劫舍，涂炭百姓，也袭击“剿共”国民党军的后勤兵站，抢夺物资。康泽和陈诚集中了几次兵力要剿除他，以消除后顾之忧，只因于作龙诡计多端，无法缉拿。康泽、陈诚为此曾受过蒋介石的责骂：“连个山野蝥贼都对付不了。”
卢志英为取得康泽、陈诚的信任，与莫雄一商量，便接下铲除于作龙的任务。
一日，国民党赣北专署专门针对于作龙的情况贴出布告：为戡乱保安，本署拟建特别侦察队，特招持枪械之乡勇。凡武斗头领，均委重职，既往不咎。下属乡勇，单线联络。
几天以后，一个身份不明的客人，进了莫雄的司令部，卢志英单独会见了他——于作龙的副官，是专门来探听虚实的。
老虎嗅到肉香了，卢志英十分高兴地宴请了他。
又过了两天，此人又来了，表示于作龙想请卢志英上山面谈。鱼儿开始咬钩了，可单枪匹马上山实在太危险，但卢志英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随着副官一路走去，走过了几道山梁，在又潮湿又昏黑的山崖下转了好几个圈，终于走到了一个有一大堆岩石堆积着的隘口，后有一天然石洞。洞口仅容几人通过，而沿途暗哨不断，洞中弯弯曲曲，大洞套小洞，洞中堆积了不少粮食和弹药。卢志英不由得叹息，这确是一个土匪躲身的好去处，也难怪康泽、陈诚几次想剿灭于作龙均告失败。
走进正室，卢志英抬眼一望，正中坐着一个40上下、面无表情的中年男子，阴冷的目光恶狠狠地正盯着自己，匪气十足。旁边的“八大金刚”依次排开，狐假虎威地都拉开了阵势，大家都不开口，一时冷了场。
卢志英只好朝着副官道：“你下山，我请你吃饭；我上山，你就这样欢迎我?你们今天请我上山，究竟是叙友情，共商大计，还是骗我上山，逼我入伙?”
副官为难地朝着于作龙：“大哥，这……”于作龙一挥手，气氛马上缓和了下来。
彻夜交谈之后，卢志英说：“你们是兵精粮足，神勇无比，可毕竟占山为王，名不正言不顺啊，梁山好汉最后不也归顺朝廷了吗?今天为党国效力才是正道。”又说：“你们侦察队直属公署，可以独立行动，加强联系，军饷、粮饷按时下拨。”
狐狸再狡猾，也有栽在猎人枪口下的时候，于作龙再狡猾，也没想到这一切安抚政策都是冲着他来的。商讨了一夜之后，于作龙决定率部投奔莫雄，成立直属公署独立侦察队。
老虎上当了，卢志英带着于作龙及他的“八大金刚”和人马下了山，直奔公署接受改编。接风宴上，卢志英一个暗示，伏兵冲入，一阵乱枪，于作龙及他的“八大金刚”全部归了西，外部的小喽罗还未反应过来，全被缴了械。赣北的这股悍匪终于全军覆没了。
卢志英此举彻底打消了康泽、陈诚对他的怀疑，成了他们的座上宾。他们甚至替他请功邀奖：“此人忠于党国，且智勇双全，可堪大用。”
卢志英趁机利用自己天生的好人缘，结交康、陈的部属，交了不少朋友，而这些朋友帮卢志英在自己部属安插了不少“小兄弟”。1948年秋，将傅作义第五十四军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密电透露出去的那位国民党国防部机要参谋，就是卢志英当时安排的同志之一。
“铁桶合围”之下，
红军如何应对
1933年10月，树树秋声，山山寒色，庐山牯岭呈现一派紧张肃杀的气氛。
蒋介石亲莅于此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各部队司令、军长、师长、高级参谋等密谋“剿共方略”。会议在警戒森严和高度保密的情形下进行，整整开了一周时间，以期一举扭转声势浩大的四次围剿连遭失败的颓势。
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提出了一个将红军及其所控制的区域整体吞噬的宏大战术计划——“铁桶合围”。其核心战术思路是：集中调动使用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同一指定的时间突然加以包围，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12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以迷惑红军、拖住红军，争取包围部署时间。等包围圈一形成，这12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一切交通，禁止任何人出入，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然后各部队不求快，依照命令每日推进1.7华里左右，逐步缩小包围圈。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火力的设置能构成极为密集的交叉封锁网。按计划每月向纵深地带推进50华里，6个月进逼红都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有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防红军突围，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设立大量碉堡群、地雷阵。如遇突然情况，则立即用大量美国军用卡军调运部队。
概要地说，就是针对缺乏攻坚能力和装备的红军，以连锁式地碉堡封死红色区域，依靠兵力优势迫使红军以决战方式抵抗，从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达到一举歼灭红军的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就政治着眼当属阴险毒辣，而从纯军事角度讲堪称严密周到的战术，蒋介石如获至宝，大喜过望，认为天衣无缝，立即厉兵秣马付诸实施。任你红军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脱这铁桶式的包围圈，望着窗外秋风阵阵，落叶飒飒，蒋介石不禁呤诵起“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诗句来。
为确保“铁桶合围”计划成功，蒋介石一伙煞费苦心，调动所有的“高参”，精心设计，精心布署，仅下发给与会者的文件每人约有三四斤重，内有“围剿”总动员令、各种图表、150万兵力的具体部署、各战斗队的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及蒋介石的批示等，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蓝色的“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计划十分缜密细致。对某个部队或单位何时必须到达某个位置，铁丝网何处预留缺口，何地装以鹿砦、拒马，何处建弹药库、粮秣、医院、绑带所、有线电话网及中继站等，都逐一作了详细的规定。客观的说，这确实是一份天衣无缝、应有尽有的计划。如果真能实现，对当时处于劣势的红军和中央苏区，确实是灭顶之灾。
庐山脚下德安专区保安司令莫雄本不够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的级别，但因“剿共有功”，蒋介石亲自点名，破格特邀他出席。
毛泽东赞：红军得以保存，卢志英功不可没
就在莫雄开会归来的当天晚上，中共两名情报人员就从瑞金悄悄来到卢志英家里。其中一位高个子拿出康生的手令说：“康部长让我们协助你干掉莫雄，一定要搞到他的那套庐山会议计划。”
卢志英一听，当即回绝道：“搞到计划，并不等于要干掉莫雄，这是两回事。再说莫雄是同情革命的，他帮过我们，可以争取。”
“这可是康生同志的指示。”高个子非常固执。
“希望你们多听听一线同志的意见，这是我党秘密工作的传统。”卢志英婉转地回敬了一句，又接着说：“请你们回去向康生同志转达我们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另外他也可以向李克农同志询问一下有关莫雄的情况。一定要干掉莫雄，中央知道吗?”话说到这里，场面有点僵了。
“你敢不执行?”想不到那位同志脾气特暴，他拍了拍腰间的短枪，“我也是一线去延安的，曾是这一带的地下县委书记，你看着办吧!”
在原则问题上，卢志英从不让步。他瞧了这位同志一眼，不紧不慢地吸着纸烟，冲另一位同志说：“地下县委书记?看起来，与你同来的这位同志情报工作不细呀，他怎么连我这个当年的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都不知道呢，你们也看着办吧。”
卢志英终于说服了两位情报员。
是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刚从庐山回来的莫雄仍然被庐山的阴霾笼罩着，在为红军面临的灭顶之灾担心。他想放松一下，拿出纸笔来，刚写了几个字，就传来敲门声，卢志英等三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卢志英走到桌边，念着纸上的字“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说道：“司令，好雅兴，作诗吗?”
“子江，这么晚了，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吗?”莫雄停住笔，抬起头来，打量着卢志英身后也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陌生面孔问：“这两位是谁，找我的?”
“共产党的便衣。”卢志英看看周围无人，不绕弯子，直截了当地答道。
“别乱讲，隔墙有耳，没喝醉吧，咋说醉话?”莫雄以为卢志英在开玩笑，不是他害怕共产党——实在是非常时期一定得非常谨慎。
“他们真是共产党!”卢志英郑重地小声又重复了一遍。
莫雄没有露出应有的惊慌，他默默地收拾好笔墨，坐了下来，这才抬头平静地问：“子江，他们是你的朋友，你领他们来的?”
卢志英站在莫雄的身边，双手挠头，答非所问：“有件事没辙了，来求大哥帮忙。”
莫雄瞅了一眼站在门边侧的两个便衣说：“我，帮忙?”
卢志英这才开口：“大哥，他们想要你从庐山捎回的那份‘铁桶计划’，我不领他们来，我的日子没法过了。”
“你呀!”莫雄不满地瞅他一眼，“只考虑自己小日子的人，算什么军人!军人就该为国为民。”
“是，军人就该为国为民!”卢志英盯着莫雄，话中有话，恳切地解释道：“我领他们来，是因为我与大哥的心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哥如果觉得兄弟做得不对，由大哥处置吧，就算我为国尽忠了。”说着，他抽出身上的枪，放在莫雄的桌上，闭上了眼睛，一副赴死的样子。门口的两名便衣手也把手放进了衣袋，空气凝固了。
莫雄朝桌上的枪看了看，站了起来。他镇静地背过手，踱了几步，走到窗前，机警地朝窗外看去。窗外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一切都沉沉地睡去了。他蓦地抬头对两位目光并不友好的便衣说：“你们确实是共产党?”
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之后，他朝着卢志英会心地一笑，对他俩说：“你们去一个人跟卢主任进内室抄那份计划，要快。留一个人在外面和我一道堵门吧。请放心，我莫某人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拿着卢志英抄写的这份从天而降的绝密文件，刘亚佛等人迅速将“铁桶合围”计划的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然后又弄来四本小学生字典，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用密码写到字典上，派项与年火速直接送交中央。
为了看起来更像乞丐，项与年毅然砸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拄一根打狗棍，穿一身翻着棉花的破棉袄、满身的蚤子。他顺利地越过敌人一道道关卡，终于将“铁桶计划”文件安全交到红军最高“三人团”。
这之前，中央已经收到从卢志英处发出的电报。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早期，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过高的估计了自己，中央红军吃了不少亏，损失了不少力量，下一步怎么办?革命又到生死关头。领导核心之一的周恩来在看到项与年面交的“铁桶合围”计划的具体内容后，敦促中央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走，坚决走，跳出包围圈，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立即停止了在苏区内和敌人地纠缠。10月26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的庐山牯岭会议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中央红军按敌计划的提示，赶在敌人的“铁桶围剿”包围最后合拢之前，从最后的合拢口，奇迹般成功地跳了出去，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人团”看到了卢志英抄写的那份“铁桶计划”的详细情报。毛泽东勃然大怒，愤怒地指责那些“左”倾头目们：“真见鬼!蒋介石的战术底细、时间地点知道得如此透彻，红军竟然还打了败仗，古今奇谈，古今奇谈啊!”
长征途中，毛泽东正是参照“铁桶计划”，率3万疲惫之师东拐西折，找敌人合围的空子，巧妙摆脱了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不是神机妙算，更不是盲人瞎马。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啊!”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有份量的情报之一，它改变了我军的战略决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蒋介石可能最终也没能明白，他外围泊来的天衣无缝的“铁桶计划”是怎么泄漏出去的，更无法想象他的合围计划是如何成为红军长征跳出包围圈的路线图的。
为了革命事业
牺牲亲生骨肉
一道山梁，又一道山梁，赣北山区这样的山梁，数不胜数。一棵荆榛树，又一棵荆榛树，山梁上这样的荆榛树，一望无际。突然，一棵荆榛树上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得、得、得”，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应声扑来。来到跟前，下得马来，只见树枝上挂着一个襁褓。“哇！”襁褓中的婴儿还在挣扎。追兵搜索四周，什么也没有，正想失望地返回，可其中一个为首的，嘴里恶狠狠地骂道：“姓卢的，我要叫你记得我!”边骂边朝襁褓残忍地扣动了扳机。
原来卢志英送出“铁桶计划”后，蒋介石一定会追查，党组织担心卢志英已暴露，怕生意外，也为了保护莫雄这个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关系，派出4位侦察员接卢志英和夫人、孩子返回中央苏区。
卢志英一家三口借故出了司令部，在城郊与同志们会合，不料却被莫雄的“除奸队”队长张大炮发现了。张大炮为人十分歹毒，平时嫉妒莫雄对卢志英的青睐，对红军有刻骨仇恨，卢志英几次想除掉他都未能得手。今日他发觉卢志英情况反常，有投共嫌疑，见报仇的机会来了，未经报告，便擅自带人追赶。
追兵骑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情况紧急，卢志英一挥手，让大家隐蔽在路边的山林里。山林很隐密，骑兵沿着大路向前追，本已躲开敌人。未料，追兵过去不远，张育民怀中的婴儿哇哇啼哭起来，张育民哄不住，急得团团转。孩子的哭声传给了敌人，狡猾的张大炮急令停止前进，调转马头，气势汹汹迎着哭声而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卢志英扫了一眼四位同志和一箱机密文件，一把夺过啼哭不断的婴儿，沿着山沟以最快的速度朝另一道山梁跑去。在山梁上，孩子还在哭，卢志英狠了狠心，将亲生儿子挂在一棵酸枣树上。卢志英迅速往回跑，几次回头看着在襁褓中挣扎地孩子，流着眼泪，心里默默对孩子说：“孩子，别怪爸爸狠心，爸爸实在没有别的选择，等革命成功了，我和你妈妈一定会回来看你。”婴儿的哭声吸引了敌人，掩护了战友。
卢志英悄悄折回原处，大家似乎已经明白了什么，都不敢开口，都在等待着什么，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张育民，见丈夫空手回来了，当场差点晕倒。卢志英安慰着妻子：“不要紧，等敌兵过去后，我们再抱回……”
话音未落，枪声传来，孩子的哭声随之消失，张育民终于晕倒在地，“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卢志英强忍悲痛劝大伙：“同志们别难过了，牺牲一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
骑兵过去后，步兵也展开搜索而来，如敌人下沟，很容易就发现躲在山梁下水沟里的他们。卢志英当机立断地指挥同志们立即沿沟转移。他们昼夜不停地跑呀，躲呀，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几天后，他们借宿在一位老乡家中。张育民看到老乡抱着孩子，想起了自己挂在树上的孩子，也想起几年前自己在北京被捕时，失散的另一个孩子。她痛彻肺腑，禁不住伤心地哭了，屋外松树同悲，泉水呜咽。
事后，彭德怀将军听说这件事后，这位很少流泪的坚强的将军，也流下了热泪，他感叹道：“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连婴儿也在贡献啊!”
撞入苗山的两名
不速之客
卢志英夫妇回到中央苏区，马上随部队长征了。卢志英担任先头部队政委，张育民是随队卫生队长。
1934年10月，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按行军路线，红军要穿过黔西南的苗族聚居区，卢志英率一支精悍的先头部队向山林出发，向苗民“借道”。
时值深秋，太阳黯淡了，自然界枯萎了，在十月的云雾下，森林的绿色慢慢褪去，远处的雪山上已看见明显的白色，山林里布着一层浓雾，悄无声息，好像在静静等待着什么。
这天下午，卢志英率领的搜索队发现进山的正路都被山民们切断了，只得穿过山坡的竹林，沿小路向山寨靠拢。正当他们快要靠近山寨时，只听“嗖嗖”两声，两个战士应声中箭倒地。情急之下，另一名战士端着枪就要还击，卢志英忙上前按住，命令战士们卧倒，躲开冷箭之后，向战士们再三交待民族政策，不许还击。因为他了解苗家习俗，也理解由于国民党的烧杀抢掠所造成的民族隔阂。
思索了一阵子之后，他派人将随队医生张育民请来，两人都穿上白衣服，不带任何武器，捆绑着双手，边走边喊话，向山寨靠拢。山民们发现这奇怪的一男一女，自行停止了放箭。
苗寨头人阿布拉正在组织山民设法阻止“汉兵”，见攻击停止，用他的单筒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命令手下：“放他们进来，我要亲自审问他们。”
卢志英夫妇被众人簇拥着进了山寨，寨中满目疮痍的凄凉深深震撼了他们。头人一番审视之后，问：“此山贫脊，不知何方商人闯此小山啊？”
“红军，我们只是路过此地。”卢志英答道。
“红军？汉人？”阿布拉怒火中烧，眼中喷火，“汉人”两字咬得特重。
卢志英听出弦外音，解释道：“大多数汉人与你们一样，也是受苦人。我们是红军，一不抢地盘，二不收赋税，只想借道西去。”
一番对话之后，阿布拉放心了，亲自为卢志英、张育民松绑，接着命令手下：“是山鹰，不是毒蛇，快伺候烤山鼠，为他们接风。”
烤肉飘香的竹楼里，山民们呈上喷香的米酒。卢志英夫妇与山民们拉家常，了解情况，只有头人阿布拉痛苦地皱着眉头靠在竹楼上。细心的张育民似乎看出了什么，急步上前说：“尊敬的头人，请您转过身来。”
阿布拉不由一愣，随即顺从地转过身，只见他颈背上长着一个碗口大的恶疮，浓血淋漓。
张育民说：“阿布拉头人，这是一种恶疮，要立即手术，我是红军的随队医生，相信我，我能够对付它。”
阿布拉高兴极了：“好！好！我读过城里的教会学校，怎么会拒绝西医？只是这山沟野洼，无从见到你这样的大夫，才使顽症拖延至今啊，是山神给我送山鹰来了！”
张育民立即烧水备刀，为头人做了手术，阿布拉痛苦的眉头舒展开来，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卢志英的要求。
第二天一早，红军先头部队顺利地通过苗寨，头人与山民们依依不舍地送出老远。头人还专门将一床镶金边的猩红色的苗家毛毯送给卢志英夫妇。这一象征民族友好的礼品，至今仍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
日海军司令
难得的“知音”
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都在进行艰苦的抗战，但国民党时时不忘限制、扼杀这两支力量。尤其是新四军，条件更是艰难，部队缺少枪械，伤员缺医少药，在这举步维艰的时候，新四军想起了在上海的卢志英。此时的卢志英，已是上海滩“兜得转”的人物。他连驻吴淞日海军司令官保岛中将的关系都搭上了。
提起这位敌酋，还有一番故事可言：
为组建抗日军情报网，卢志英奉命与张育民前往上海。两人分别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设了“沪丰面包厂”和“大中华咖啡馆”作掩护，俨然当起了“老板”。他们时刻注意着监狱的动静，情报源源不断地往上送。
为招揽监狱守军，卢志英有一次偶尔在咖啡屋里开“献艺会”，食客们自愿上台去展示自己在音乐上的才能。当时战争非常艰苦，形势非常压抑，能有一个小小的地方，稍稍发泄一下，大家何乐而不为。渐渐地，食客、票友越来越多，“献艺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咖啡屋的名声也越传越远。
一次偶然的机会，卢志英探知保岛有相当深的音乐造诣，而且酷爱琴弦，即投其所好，将“献艺会”改成“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并且备好弦乐器，每逢周末就在中华咖啡馆里举办。他自己偶尔也上台演奏从小就酷爱的二胡，琴声悠扬，博得阵阵喝采。“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的名声越传越远，很多人跑大老远，自带乐器来参加。
一次，在众人的喝采、欢呼声中，卢志英注意到听众后排静静地坐着一个身着西装、举止斯文的瘦高个，他全神贯注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卢志英不由得眼睛一亮，这不是等待已久的保岛吗？
几次过后，保岛实在忍不住了，他也走上台来，盘坐在古筝前，忘情地弹奏了一曲《岗山秋日》。观众的掌声使他感动，正欲起身退场，一位身穿紫色旗袍的主持小姐拦住了他：“先生请留步，我们老板为您高超的琴技所动，恳求您屈尊与他共和一曲。”
保岛面对如此妙龄佳人，又还沉浸在刚才的乐曲中，余兴未尽，点头答应了。
卢志英微笑着走上台，有礼貌地向保岛鞠了一躬，说了一句：“谢谢，不胜荣幸。”接着改用日语向保岛问道：“先生你想选哪首曲子？”
保岛禁不住惊喜，打量着这个彬彬有礼、满脸书生气的老板，脱口用汉语道：“呵，想不到先生的日语如此纯正，我们共奏一曲你们中国的《春江花月夜》吧。”
保岛用古筝、卢志英用二胡，行云流水般的琴声，倾倒了在场的观众。卢志英的琴艺得到了保岛的首肯，一曲委婉动听的《春江花月夜》，使卢志英结识了保岛。
此后卢志英经常投其所好，拿着二胡，出入保岛的官邸，与保岛切磋琴技。就这样，卢志英成为保岛难得的“知音”、“挚友”。
接到为新四军搞药品、枪械的任务后，几番思索过后，卢志英决定冒险找保岛。
他携大宗钞票又一次走进保岛官邸，声称自己有一亲戚，本是当地的大户，可近来不断受到当地共匪和各路土匪的侵扰，打算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采购一批枪械和药品。保岛听完后，眯着眼睛，打量了卢志英一番，又低头沉思了良久：乡村武装要枪械说得过去；要药品，而且那么多，就说不过去了。保岛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卢志英的这番话当然骗不过他。他知道卢志英另有企图，但不相信卢志英是共产党。面对重金，他终于动摇了，说：“卢老板，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海军西兵站，你带人去那里等着吧。东西到手了，你立即离开上海，暂不要回来，免得招惹麻烦。”最后话中有话地补充了一句：“免得出了问题，你我都无法交代。”
卢志英完成了采购任务，也撤离上海到苏北，拉起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新四军政委项英亲自向他颁发了苏北抗日游击联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的委任状。
日海军情报部的新面孔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处境更艰难。1942年1月的一天，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盐城召见卢志英。
“老卢呵，又要变换你的工作，有新的任务了。”刘少奇边说边将一堆伪币推到他眼前。
“服从组织安排。”卢志英坚定地答道。
刘少奇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神情严肃地说：“当前正值抗战困难时期，情况你很清楚，新四军缺粮缺医，情报来源也在缩小。你有卧底的才能，也有与日军的关系，组织决定让你重返上海。”
“重操旧业？”卢志英兴奋地说道。
“对！”刘少奇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离开上海两年多了，育民一个人在上海，又做生意，又搞情报，还带着个孩子，你也该去帮帮她了。”是啊，两年多了，除了偶尔的信件以外，卢志英没有见过张育民，每逢夜阑人静时，卢志英总在惦念着自己在上海的妻小。
再到上海，需要重新拉起一个情报网，卢志英便去拜见保岛。见到这位“知音”的到来，保岛甚是高兴，询问卢志英离沪后到苏北做了哪些生意。卢志英顺势送给保岛一笔可观的钱，说是当年“生意”的“赚头”。保岛并未推辞，很快收下了，接着说：“卢老板，这次重新返沪，想干点什么，再操旧业吗？”
卢志英说：“咖啡屋不想开了，这些年多少也赚了点钱，跑生意跑腻了，想投奔司令官谋个差混日子。”
保岛没料到，问：“卢老板是个生意人，在军界能做些什么呢？”
“不瞒司令官，北伐时我曾做过骑八旅的情报副官长。”
保岛一惊，他早料到卢志英的背景不同寻常，但没想到居然搞过情报。保岛不露声色地笑了笑，过了老半天，才慢吞吞地说：“好吧，明天你到海军情报部报到。”
进入日伪特务机关，卢志英慢慢地打进核心部门。经他的手，新四军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所需的情报、物资……
可是1945年春天，新四军一位地下交通员被捕后，供出了保岛中将周围可能有一位新四军的间谍。日军特务机关很快将卢志英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保岛得知后，心被猛地撞了一下，事关重大，自己不能被拖下水，他决定亲自过问，了结这件事。
一天，保岛邀请卢志英带上二胡，乘艇去黄浦江共赏上海夜景。卢志英登上舰艇，未见到保岛，却被士兵领进一个昏暗的舱室。他定神一看，这是一间刑讯室，里面放满各种刑具，血腥味扑鼻。舱中央的火炉中插着一把烧红的烙铁，地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身体被烙得焦黑的男子。舱内站着四名凶神恶煞的赤膊壮汉，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卢志英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躲不掉了，怎么办？正在紧张思考对策时，忽然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一脸阴沉的保岛司令。
卢志英正欲开口，保岛止住了他，故作轻松地说：“卢先生，请你先参观一下海军的秘密刑讯室。瞧见了吧，这就是皇军的特效方法，在特工眼里它只是手段之一，能将人烙成肉干。”说着，朝地上那奄奄一息的人猛踢了一脚，鄙夷地说：“它像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任何人的嘴。”
卢志英看了看面目狰狞的保岛，又看了看地上那已无气息的无名男子，略一深思，走近炉火，抽出烧红的烙铁，看了看，满不在乎地说：“真的吗？真有那般能耐？”说着，他抬起左臂，将左手朝空中一伸，亮出了坚实的胳膊，睁着眼，把烧红的烙铁猛地按了上去。只听一阵“轰隆”声，顿时升起一股难闻的油烟，刺鼻的糊焦味弥漫开来。
保岛和那四名壮汉一下子都惊呆了，面面相觑。
卢志英眼都不眨一下，稳稳地站着，火红地烙铁变暗了，他坚持了一会儿，才慢慢将烙铁抬起，看都不看一眼烙伤的手臂。旁边一员壮汉抢过烙铁，重新插进火里。
保岛抑制住内心的惊恐，尴尬地冲卢志英笑着说：“参观嘛，你这是干什么？走，走，陪我观赏夜景去。”
进了指挥舱，两人坐定后，保岛慢慢端起一杯茶：“卢先生，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
此时的卢志英一切都明白了，他顺势说下去：“司令不是有雅兴观赏夜景吗？”
保岛狡猾地笑了笑：“你的，有人大大地怀疑你。”
“怀疑我？我是间谍？你信吗？”卢志英冷笑一声，反问道。
保岛晃了晃头，说：“我不信，但只有你的嘴能够证实。”
卢志英有意将烙伤的左臂放在桌上，平静地说：“我是新四军，那你岂不成了新四军的朋友？”
保岛脸一白，马上又恢复了平静，试探地说：“我们是朋友，可有的朋友出卖了你。”
“我不会出卖朋友。”卢志英看出了他的担心，话中有话地说：“你抓了我这个间谍，能有什么好处呢？”一语点到对方的痛处。
保岛听了这句话，面孔一阵痉挛，考虑了一会儿，突然上前挽起他的手说：“对，你我应以友情为重，不过卢老板是个生意人，还是去做你的生意吧。”
夜访败军之将
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平日嚣张跋扈的日军个个垂头丧气，军营中悄无声息。保岛一家也搬到军营中，准备随时待命。尽管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可保岛仍紧闭门窗，忧心忡忡。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闪进了他的家，站在他的面前。
保岛定睛一看：“是你？卢先生，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保岛惊出声来。
“是的，叫我好找。”卢志英微微一笑说。
“又找我有事？”
“是的，我军需要你的军械装备。”卢志英直截了当地说。
保岛点点头：“你是地道的共产党特工人员，几年前我就想到了。”
卢志英笑了笑。保岛直诚地点了点头说：“无论怎么说，你都是我敬佩的人，作为朋友，你很仗义，作为军人，你很出色。”
卢志英也真诚地回答：“谢谢你几年前的不杀之义，可今天，不管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军人，你必须这样做。”
保岛面带难色地说：“尽管是败军之将，可我已接到命令，所有在华军人，只能向蒋介石的军队缴械。作为军人，我的职责是执行命令。”
思考了一番以后，他冲着卢志英意味深长地说：“不过，你是老朋友了，三天后我们海军的军械车队向南京集结，有60辆车，每车只有两名徒手士兵看守。好，再见吧，朋友，今天我们没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说完，保岛退入另一房间，再也没有出来。
三天后，日驻沪海军缴械车满满登登、浩浩荡荡地向南京进发了。押车的日军接到命令：此行是向“中国军队”受降，不得有反抗之举。这天，天气格外晴朗，早已等在沪宁公路边的新四军将60辆军车装备，一件不少地照单全收了。朱德总司令接到报告后，高兴地给陈毅发来贺电，祝贺他“一下子成了个‘大财主’”。陈毅感叹地讲：“这个财发得也不容易啊！”
脚踏“两船”，智取情报
1946年深秋，宋美龄与蒋经国来到上海，为蒋介石全面打内战奔走效劳，每去一个地方，警卫人员里三层，外三层地护卫着。一天，他们来到黄浦江防视察，警戒区内，行人早已驱散。警戒线周围活跃着一帮持枪的便衣，牢牢地把着警戒线，仔细盘查着过往的行人——那是卢志英和他的战友们。
1945年，日寇投降、国民党“劫”收上海后，马上搞了一场“肃奸活动”，还成立了“肃委会”，表面上要清除“日奸”，实际上继续在铲除共产党。
一天，卢志英正在住处布置工作，收音机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日本投降了但影响还在，我们必须采取强攻措施。”
这声音是郑少石？对，就是赣北特务头子、康泽的副官郑少石。当年卢志英成为康泽的座上宾之后，郑少石与卢志英称兄道弟，关系不错。十几年不见，想不到他也到了上海，成为上海国民党“肃委会”副主任。卢志英马上通过别人联系上他。
次日中午，郑少石如约走进了国际饭店一个大包间，只见他军服笔挺，少将的军衔肩章闪闪发光。进得门来，一个面孔粗黑、便衣短装，腰上还缠着一根宽褡裢的人迎上来，一把抓住了郑少石的手，羡慕地说：“郑老弟，真是你，想不到如此发迹。”郑少石仔细辨认了一番后，终于认出来了：“子江兄，你怎么这般模样，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唉！”卢志英叹了口气，摇摇头说，“当年跟着莫司令多么风光，可是张大炮这个小人经常打我的小报告，兄弟我被迫离开了莫司令，拉了几个人，落草为寇。日本人进山后，我们给他们帮点小忙，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日子难过哟。不像你，少将的肩章都扛上了。”卢志英边说，边羡慕地咂咂嘴。
郑少石发现，厅内两桌已坐满了人，便问：“他们是……”
“这都是我的兄弟们，”卢志英对郑少石摊牌说：“郑老弟，听说你当了‘肃委会’副主任，兄弟特意来投奔你。”
郑少石诡谲地一笑，背着手绕桌走了一圈，问道：“就这些人？有枪吗？”
“有”卢志英补上一句：“他们可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个个身手不凡。”
“好！”郑少石面露喜色，拍了卢志英一把：“只要有人有枪，啥事不好办？”他又凑近卢志英的耳朵，悄声说：“改天我带你去南京见一个人，保你弄个好差事，飞黄腾达时别忘了我就行。”
不几天，由于郑少石的竭力保举，卢志英走马上任了，他的那帮“汉奸”兄弟个个都有了好的归宿。沪东敌特情报机关里、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有了卢志英的人。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后，卢志英似乎还觉得“不过瘾”，他有意将中统的秘密泄露给了军统。戴笠知道后，私下与卢志英拉上了关系，这样，卢志英又当上了军统的情报员。
脚踏中统、军统“两只船”的卢志英不断地从敌人两个系统中探取情报，整个沪东敌特机关基本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牢房里家人团聚
1947年3月的一天傍晚，闷热而干燥的空气使人窒息难熬。远方传来一阵阵闷雷声，越传越近，顷刻之间，瓢泼大雨，倾泄而来。
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萎缩着身躯，溜进了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一道闪电照出了他的丑脸，是染上了酗酒、嫖娼恶习的卢志英的助手——张莲舫。在无力自拔、入不敷出的窘况下，他想出了来钱的一招——向中统特务机关自首。当然，他首先出卖的就是沪宁杭沿线地下党的领导人卢志英。
中统特务头子陈庆斋正在喝茶，惊得茶杯落在了地上。卢志英？他可是陈果夫亲自委派的人哪！但片刻之后，他又欣喜若狂，重赏了张莲舫，并派人监视所有被张出卖的人，又指令张莲舫：“目前不要有动静，不要急于求眼前功，张网等大鱼。”不久，张莲舫得到卢志英将出席一次会议的情报，急忙密告中统局。
1948年3月2日，初春的上海，大树虽然冒了一点新芽，但寒风依然凛冽。下午4时，卢志英向预定开会地点走去，不久，他发现有两个特务盯梢，便急中生智，飞身跳上一辆刚刚启动的电车，才站稳身子，又发觉跟随他的两个家伙也上了这辆电车。车到站了，仍没摔掉“尾巴”，他镇静自若地下了车，想混入人流之中，不料两个特务仍然紧紧地跟着他。走到八仙桥上海青年会附近时，两个特务硬将他挤进一家包租汽车公司的大门内，负责领导沪宁杭沿线情报工作的卢志英被捕了。
蒋介石闻讯，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令陈果夫亲审此案。面对高官利诱、严刑拷打，卢志英始终不吐只字。敌人撕破他衣服的每一条衣缝，企图从中找到我党的机密文件，但一无所获。
几天后，一辆黑色的囚车从亚尔培路2号特务机关向北站飞驶而去。
苏州章仲巷1号看守所内一个阴森潮湿的单人牢房内，被打得没有人样的卢志英戴着沉重的铁镣手铐，昏沉沉地躺着，他还在想：叛徒是谁？还有多少同志被捕？
突然，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了。“爸爸……”一个11岁的小男孩一头扑进卢志英的怀抱里，悲喜交加地哭叫着。孩子的身后，站着百感交织的妻子张育民。“真是个好地方，你们一家人团圆吧。”同来的特务丢下一句话，铁门在他身后又“哐当”一声沉重地锁上了。
原来，卢志英被捕的第二天，张育民和孩子卢大容也被抓进了监狱。张育民看到卢志英被折磨得全身已无一点好的地方，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卢志英挣扎着坐了起来，抱着数月未见的爱子，一股酸楚之情油然而生，他知道又一场更痛苦的考验在等着他。他定了定心，教育孩子道：“你是个男子汉，在敌人面前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孩子懂事地点了点头。卢志英又回过头来，坚定而有力地对张育民说：“不要在敌人面前流泪，等着吧，他们这群丧尽天良的混蛋，日子不长了。”
他发现铁窗外有人在偷听，便转过头来，两眼喷射出怒火般的目光，大声地斥责：“你们真残暴、真无耻，一个小孩子、一个妇道人家，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他们也抓进监狱，有本事冲我来，无能！”一群特务被卢志英的正义吼声吓得一个个灰溜溜地躲开了。
卢志英见敌人溜了，趁机拉着张育民说：“特务把你和孩子弄来，这是阴谋。他们想利用夫妻和父子的感情软化我，借此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这比拷打受刑更毒辣。敌人的手段，我们都要警惕啊！”
张育民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了，她何尝不知呢。她眼里含着晶莹的热泪，深情地望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仍不失英俊和坚毅的丈夫、同志和战友，靠在他的肩上，默默地点了点头。
卢志英欣慰地笑了，接着又压低嗓门说：“这里关着许多同志，都很年轻，你回女监后，要好好地鼓励她们。我刚进来时，特务们逼我交出地址，并且用上海警察局长的职位和几十根金条为交换条件，要我出卖同志，真是瞎了狗眼！”
不久，中统特务总局特派员季源溥亲自从南京来到苏州提审卢志英，卢志英巍然屹立在审讯室内，以轻蔑的口吻说：“石可破不可夺其坚，金可销不可易其刚。你不是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应该懂得，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回去告诉你的上司，要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那是妄想、做梦！”委源溥气得暴跳如雷。
卢志英回到狱中，得知自己要被押送南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铁门又开了，同样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张育民被推了进来。这是他们夫妻狱中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卢志英心疼地抚摸着妻子浮肿的面庞，最后嘱咐说：“看来我是躲不过这一劫了，人生在世谁无死，只不过先走一步，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你一定要挺住，你的身份还未完全暴露，你们如能出狱回上海，再苦也要熬过去，组织上会派人来找你们的。上海解放的时候，你要尽力去工作。”最后又交代道：“大容还小，你一定要把他养育成人，将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
竹签插向爱子手指
季源溥回到南京，哭丧着脸向新任中统“掌门”叶秀峰作了汇报。叶秀峰指令把卢志英押来南京宪兵司令部。卢只一句回答：“勇士不怯死以苟全，壮士不毁节而求生。”
一间昏暗恐怖的地下行刑室内，散发出一阵霉湿的血腥味。卢志英以难以想象的坚强毅力，挺过了敌人的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一次酷刑过后，血肉模糊的他被一盆凉水泼醒。
刚有一点意识，敌人将一位被捕的下属同志推了进来，凶神恶煞地嘶叫：“你认识他吗，他是谁，说，说呀！”卢志英忍着疼痛，双目怒视敌人，干裂的嘴里喷发出断断续续的愤怒：“你们这群豺狼，抓不到共产党就抓老百姓充数，不怕遭天打雷劈吗？我根本不认识他，你们随意抓捕群众，你们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过一点对得起百姓的事情！”刚说完，就昏死过去。
那位同志望着平时生龙活虎，而今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卢志英，心如刀绞，恨不得扑上去与敌人拼命。可他只能强忍着，扭过头去装着不认识。
敌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阴险地将张育民和孩子从苏州押来南京，妄图再次施展他们“儿女情长”的毒计。
一天下午，卢志英又被押进刑讯室，只见自己11岁的儿子卢大容被敌人堵上嘴，双手被分开牢牢的捆着。孩子不能挣扎，不能叫喊，只能睁着惊恐的大眼望着父亲。敌人将一把尖尖的竹签在卢志英面前晃动，然后将竹签一根根对准大容的手指，要挟卢志英：“你若不说，我们就一根根往里扎。”
卢志英知道，这是敌人最狠毒的一招，敌人已经黔驴技穷了。他的心抽搐起来，对他来讲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他盯着眼前这几张气急败坏、狰狞丑陋的面孔，脑中迅速闪过当年那个被自己亲自挂在树上、还在襁褓中挣扎的婴儿的身影。他很快地冷静下来，冷然一笑，对敌人说：“你们只知道父子情深，却不知道信仰比父子情更崇高。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什么都可以抛弃。不信么，不劳你们动手，把那竹签给我，看我怎么插。”
卢志英拿着竹签，敌人迟疑地给他闪开道，他蹒跚地走到孩子跟前，摸了摸孩子细嫩的手指，心里道：“孩子，你要挺住啊！将来你会懂的，与其让人断十指，不如自断一指。”
他把双眼一闭，猛一下将一根竹签插进了孩子的拇指。儿子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腿一蹬，顿时痛得昏了过去。卢志英强忍心头之痛，克制自己不回头，冲着敌人大笑几声：“怎么样，看见了吧，还要插吗？”
“虎毒不食子”，嗜血成性的敌人惊呆了，绕着“比老虎还要狠毒”的卢志英走了几圈，像打量怪物一样打量他。敌人知道，“儿女情长”这一招对卢志英根本不管用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卢志英在狱中写了一首诗：
弟兄们死了，
被人割了头，
被敌人穿透了胸。
活着的弟兄，
要纪念他们，
他们作了斗争的牺牲。
世界上惟有解脱奴隶的命运，
才是伟大的斗争，
惟有作了自己的弟兄们的先锋，
才是铁的英雄，
才是伟大的牺牲。
弟兄们，忍耐着艰苦！
弟兄们，忍耐着创痛！
不忍耐没有成功，
不流血怎能解脱奴隶命运。
在地狱的人们，
不会有天降的光明。
只有不断的忍耐，
不断地斗争。
饥寒交迫的弟兄们……
英雄纵死，侠骨尚香
1948年，解放军已将上海团团围住。12月27日晚10时，阴霾一般的夜色异常阴冷，寒冷的夜风像临死人的呻吟，树木痛苦地摇摆着，悲伤地低着头。
还是那间血腥的行刑室，敌人将浸透了麻醉剂的布塞进了卢志英的口中。深夜，将他秘密活埋于雨花台。
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在沪捕获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任宗炳。经审讯，任宗炳交代了一起谋杀事件：1948年12月27日，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长潘立新召集队员任宗炳、夏麟昆、卢仕尊，要求他们集中待命。当晚9时，一个不知姓名的特务头子带领侦缉处副处长周剑心、特高组组长杨香及李侠等6人，也聚集到特务队部来。人员到齐后，那个特务头目向他们下达指令，并作了分工。任宗炳、夏麟昆、卢仕尊三人为一组，特高组6人分为另两组，每组各负责处决一名从看守所提出的“政治犯”。
第一位被害人被带至值日官室时，卢仕尊扼住受害人的咽喉。为防止被害人大声喊叫，杨香、李侠将预先准备好的沾有药水的毛巾捂着被害人的嘴，任宗炳、夏麟昆二人压住被害人挣扎的双腿。10分钟后，被害人停止了挣扎，昏死过去。任宗炳和夏麟昆将被害人抬至停靠在天井内的卡车上。12时，另外两位受害人也被抬上卡车。汽车在夜幕的掩护下，直驶中华门外的雨花台。
汽车驶至雨花台宝林寺后山坡停下，此时坑早已掘好，坑内并排放着三口薄皮棺材。特务们惊恐万状地将三位被害人分别抬入棺材内，手忙脚乱地盖上棺盖，钉上钉子，埋好土，乘夜里逃回宪兵司令部。特务们心里知道，这笔血债他们将来是要偿还的。
三位被害人是谁，任宗炳也不清楚。然而根据他叙说的被害人的形象及看了被害人照片后，基本确定了被害人就是卢志英及陈子涛、骆何民三位同志。
“壮心未与身俱死，死去犹能作鬼雄。”正如卢志英生前所说：“世界上惟有为解脱奴隶的命运，才是伟大的斗争。惟有作了自己弟兄们的先锋，才是铁的英雄！”卢志英和他的战友实现了自己生生死死为党的事业战斗的诺言。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陪张育民及儿子卢大容来到雨花台。当日下午挖出并排的三口棺材，打开棺盖，烈士遗体已腐烂，只剩下骨架。从遗骸上可以看出，烈士骨架散乱，说明三位烈士在棺内均苏醒过来，由于挣扎不出，窒息而死。
张育民从牙齿上认出了丈夫卢志英，忠骸随即护送至南京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内，用白布裹成人形，穿上解放装，重新入殓。卢大容将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别在爸爸胸前。棺柩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炮山麓，墓冢为长方形水泥墓，后又迁至知名烈士墓区。
英雄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万般英。卢志英生前喜爱铁梗海棠花，张育民和儿子亲手在墓前种下了两株铁梗海棠。他们经常来和卢志英说说话，浇水培植，海棠年年开花，飘香无比，陪伴着烈士的忠魂。
“毅魂归来时，灵旗空际着。”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将叛徒张莲舫及参与杀害三位烈士的凶手任宗炳等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