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崛起的财富家族中,不仅已有人进入人大、政协,还控制了若干媒体,拥有不少“食客经济学家”作为代言人,在政策制定上有很强话语权。用“权势分利集团”来形容这股看似无形、却能对改革形成很大牵制力量的社会势力,也许更合适。
　　最大的危害是使改革变形
　　“权势分利集团”一旦实现了对公权力的“绑架”,危害是巨大的:
　　第一,强化短期行为。“权势分利集团”一心只为个人和小集团谋利,并不在意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就决定了公权力一旦被挟持,必然出现大量“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哪怕耕地锐减、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矿难频发也在所不计。而一些起家资本不多的房地产商,能在极短时间内进入中国富豪金字塔尖的部分,也是建立在从项目立项、银行贷款、工程招标、用途变更、容积率调整,直到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的“公关”活动上的。在他们成为公开富豪的同时,也造就了若干隐蔽的富豪。
　　第二,降低了人们对改革的信任度。“权势分利集团”对政府俘获活动的重要表现,就是使改革的走向脱离改革初衷。例如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先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市场竞争和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就要适时通过政策调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把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这方面的调控力度已明显加大。但“权势分利集团”的重要特征,就是其既得利益具有刚性,绝对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相对利益的份额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因此,对于党和国家试图平衡各种利益的改革,他们总是采取软拖硬顶的抵触态度,或者千方百计使之扭曲变形,使避免两极分化的措施不能到位。
　　第三,破坏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基础。当“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把改革变为替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手段时,人民群众就会由改革的受益者,变成“改革”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稳定的基础必然被削弱。
　　防治“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要标本兼治
　　标本兼治措施,我认为最重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阻断权钱交易,也要严惩行贿。资本强势者和权力强势者通过权钱交易结合,是“权势分利集团”形成的重要渠道。所以,为维护社会公平,不仅应使腐败分子倾家荡产,也要使行贿的富豪倾家荡产。
　　第二,要打破、重构固化的利益格局。“权势分利集团”因共同利益而结盟,利益导向变了,结盟情況也会变化。比如,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GDP和财政收入为主,很容易使某些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商在推高房价上成为利益共同体。如果主要以各种民生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和财税分成的依据,就有利于把地方政府利益与当地群众利益统一起来,并成为对各种与民争利行为的制衡力量。
　　第三,健全法制,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切断权力强势者、资本强势者和舆论强势者相互勾连的通道。同时,我们面临的“权势分利集团”的特权、垄断、管制、审批等寻租活动,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场。问题的症结,在于旧体制的控制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主导着资源配置,要素市场的形式有了,但市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起作用。
　　第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消除“权势分利集团”的治本之道。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和完善了,才能使公权力和资本权力彻底切割。摘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