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达芬奇是在法国国王的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人家是旷世奇才,这等待遇也算恰当。我曾大不敬地想,即便我家老头子命如草芥,将来百年时,至少可以在我怀里瞑目。
　　可我忘了,老头子一生运气都不好。
　　2010年7月11日11时4分48秒,坎坷了一辈子的老人不知大限已至,仍想迈步前趋,结果一头倒在发亮的柏油路上,面朝大地。天空中已下了两天的暴雨一直在瓢泼。
　　此时我正出差。神农架山区,车在险恶的山道上飞驰,山巅和雨云糅成一体,不知和淋在他身上的是不是同一场雨。
　　葬礼一如所有的葬礼。父亲单位退休办按惯例安排了一切,没有容下我作为独子半点个人的悲伤。直到火化前在告别厅里,大家才特意留了一点时间单独给我们父子。人口大国,礼仪之邦,平时只听说活人要排队,今天才知道在告别厅死人也要排队。工作人员善意提醒我要快一点,我苦笑:我家老头子走得已经够快了。
　　头七已过。我在落满灰尘的旧书架上寻找父亲的“原罪”。20年前的记忆,指引我在一本1979年版的《辞源》里,找到了那份发黄的处分决定。这份24年前的决定是对42年前的一次死亡事件的处理结果,就当时已经纠缠了父亲18年的事件,给他留下了“打砸抢分子”的定性和计3个大过的处分。
　　这份组织部的决定耗去了父亲最宝贵的20年光阴。就在他倒下后第二天,当年的省委组织部长也去世了。去殡仪馆的路上,挂鄂AW车牌的黑色轿车如过江之鲫。人,最后总要走那条路。
　　1967年夏季的一天,让父亲后悔一生。
　　他1962年考入大学数学系,当时实行苏俄式5年学制,理论上他应于1967年毕业分配,但当时正值“文革”,全国的大学生都在留校闹革命、等分配。他可能是那个年代最无忧无虑的人了。他的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是工人。国军败逃台湾时他的父亲谢绝了厂方的礼聘,没有迁台,配合地下党,迎接解放,1950年代调往新建的成渝铁路担任车辆段车间主任。在那个年代,几代人都出身工人阶级,根正苗红,自己又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就算得是金刚不坏之身了吧。
　　但年轻的父亲却不太爱惹事,属“逍遥派”。他在大学成绩平平,却喜欢音乐,小提琴、钢琴、二胡、美声都能来两下。1米63的小个子,却又是连续几年的校足球队门将、举重队队员、游泳队队长。“文革”中一切乱了套,他担任学校游泳池的管理员,一个人住在那里,优哉游哉。
　　“文革”中四川的武斗骇人听闻,祖父怕父亲搅进去,特意从重庆赶到成都,找到父亲寝室。当着一寝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的面,沉默的老锻工噼里啪啦把一支他从没接触过的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卸成了零件,又噼里啪啦装回去,丢下一句“不管怎么变都是一回事,管他马打死牛还是牛打死马都不关你的事”,走了。
　　但谁见过年轻人信老人的话呢?终有按捺不住的一天。
　　那天父亲在游泳池边锻炼。有同学找来两副拳击手套,练拳。“文革”前国家体委已经取消拳击运动,因为发生过因拳击致死的事。但这时天下大乱,想玩就玩。学校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带着一群人路过,招呼:过来帮个忙,审特务。
　　所谓特务,其实是数学系一位老讲师。他被造反派查出胞兄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一番审问,老讲师居然承认自己加入过特务外围组织——其实他不过是在给国军飞行员当数学教员时兼管思想工作,在收发室偷拆过飞行员的信件。而后老讲师为后来与“大特务哥哥”分道扬镳给出一个浪漫的理由: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女人,割袍断义。这理由对一群狂热分子,简直虚弱无力,而且太过儿戏,审讯变成拳脚相加。一群人围成圈,戴着拳套打老讲师。老人雪白的衬衣晃来晃去,一声不吭。几十年后,父亲都无法忘记那一幕。
　　最后造反派头头急红了眼,亲自动手用了铁锹,高中生造反派用了自行车链条。老讲师仍然没哼一声。造反派说要吃饭,把“老特务”关一中午,下午再审。他们关人的小屋是个楼梯间隔成的半地下室,常年不开,阴暗缺氧。结果中午刚过就传来消息,说人死了。
　　父亲曾念叨一个细节:事后老讲师的妻子来认人,看了一眼亡夫,马上浑身颤抖,但直到晕过去再抢救回来,都没有一句话,没有一滴泪,没有一点声音,都处在一种僵直的状态。
　　于是,父亲被分到贵州的大山里,当了3年翻砂的混凝土工,3年扛木头、钢管的脚手架工。1971年,单位几万职工集中开会,听林彪事件的全国通报,他被领导特别点名不得参加,因为他有问题,没资格。他独自坐在会场外高高的桥墩上几个小时,几次想要纵身而下,但他没吭一声。
　　后来,他被分配去子弟学校当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是学数学出身,没吭一声,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和《辞海》的文学分册用钢笔抄录了一遍,自己先学了一遍,在油毛毡搭成的流动子弟高中,教出了“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全单位仅有的两个大学生。
　　他生了个脑瘫的女儿,诸多艰难,一手把她带到了10岁,仍然没吭一声。直到女儿落水夭折,他终于开口,说的是,“要报应就报在我身上吧,不要找我家人!”
　　爸,你现在什么都还完了,谁也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