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乡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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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可能存在选择性记忆吧。这些年,我忘了很多东西,稻乡米粮事留给我的印象却一直清晰如昨。
  一
  那是一块大山与大水之间的丘陵地带。山是千里大别山,水是万里长江。山的东面,并不沿江,离长江尚有百十公里。一根纽带维系了大山与大水,这一对山水由此又多出一重亲戚关系。
  纽带是一条河。在当地,它可是一条大河。当然,跟长江比起来,它只是一条小河。它是长江中游的一条支流,名叫皖河。
  皖河从山中来,奔赴长江而去。山中的水,汇入长江,并非一路坦途。在山之中,水野性十足,行走便是奔跑。跑到路的尽头,河水无路可跑时,也不会止步。它纵身一跃,开始一段新的路程。出山之后,河水逐渐温驯,行走便有行走的样子,步态温文尔雅。临近长江时,水的胸怀突然开阔起来,举止少见的雍容大度。许是一路上见多识广吧,彼时已经波澜不惊。
  出山后,步履从容的那一段路程,皖河两岸是一片丘陵。地表凹凸不平,起起伏伏。馒头般凸起来的地方是小山峦,槽状凹下去的是一些更小的河流,比皖河小得多,有名无名的小溪。那些溪流,曲曲折折,最终投送皖河的怀抱,成为皖河支流,或者支流的支流。
  在山峦与溪流之间,有一些高低不同、大小不一的平地。或许,那些并不规则的一块又一块平地,原本并不像现在那么平坦,是一代又一代的前人,耗费了他们毕生的气力,才将那些形状各异的地块修整出来。
  划分地块,使之定型,是一些有长有短、有曲有直隆起的土埂。有了土埂圈围的地块,便能蓄水。水从天上来,当然也从地上来。溪流注满池塘,池塘便是名副其实的蓄水池。需要时,池塘开闸放水,灌满池塘下方围有土埂的大小地块。
  那些能够存水的地块就是水田。我们那地方,水田之间是存在落差的,没有落差的相邻水田早已合而为一。水田多出现在两座山峦之间,顺着山势次第排列下去。山峦不是很高,顺势而下的水田,梯度也就不会太明显。倘若沿着皖河上溯十里乃至二十里路,走进山里,两岸所见的水田,块头会比山外的水田小得多。相反,山里水田间的层差却比山外大得多。远远望去,一层层水田,就像附在山体上的一架巨大的梯子。阳光下那些明晃晃的如镜之水,正是顺着那架梯子爬到山坡上去的。
  那种大山之中的水田,便是令少见多怪的世人惊艳不已的梯田。为了看它一眼,跟它合个影,多少人乘飞机,坐火车,开汽车,不远千里而去,带回几张照片。
  其实,那玩意的存在,可不是谁故意制造风景给人看,它承担着比供人观赏更为重要的使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是耕地,作为一方水土的代表,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让一方人活命。
  水田,是能够种植水稻的耕地。我们那地方的水田,没有山里的梯田美观,但它的利用价值比山里小块梯田大得多,它产出水稻养活了更多的人。不仅养活了当地种水稻的人,还养活了一些不种水稻的天南海北人。
  那些位于山峦和溪流之间的水田,每年如期产出稻谷,黄灿灿的稻谷,滋养了千百年时光。时光不老,那些水田亦不老。它们同时光一起,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有播种就有收获。
  村子里的人,老了一茬又一茬,唯有村子周围的水田不老。不老的水田,年年都是年轻的模样,产出了一茬又一茬的稻谷,也迎来一茬又一茬从村子里走向田野的年轻人。
  在一茬茬年轻人面前,水田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教会每个孩子在水土里谋求生计。吃稻米长大的年轻人,将其一生的时光都挥洒在水田里,变成一季又一季金黄色的稻谷。
  村庄外的那些水田,就是村庄的母亲。村庄终将老去,母亲依然年轻。许多地方的村庄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养育村庄的水田却落寞地原地坚守。
  母亲年迈就注定孤独?那些从鄉村走向城市,被城市挽留的年轻或者并不年轻的人们,别忘了常回乡村,陪陪母亲吧。
  记得住乡愁的人,母亲肯定在他心间。
  二
  在吾乡,年岁稍微大一点,差不多人人都能哼唱一句黄梅小调:“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
  的确,种植许多作物都是丢下一粒种子便能发出一颗芽。但是,种植水稻可不是这么简单,绝不是将水稻种子直接丢进水田里就算完事。种水稻跟种大豆、玉米不一样,要先在种植地外育种。
  提起水稻育种,我就想笑。自然联想到世面上不时听见的一个骂人的词语:草包。其实,我听谁骂谁“草包”,都认为那不是一句骂人的话,或者认为某人不会骂人,用了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词语。在我的印象中,草包就是以草打成的包,它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一日三餐吃不厌的大米饭,它的前身是稻谷,就跟草包有撇不开的关系。依我有限的经验理解,没有以草打成的包,便没有稻谷。因为这层关系,我从未将“草包”二字送与任何人。随便拿这二字送人,就觉得对不起稻谷,对不起碗里的大米饭。
  稻种是头年收获稻谷时留下的。同所有农作物的种子一样,稻种是一些最壮实的稻谷。在稻子成长过程中,乡人就在盘算哪块水田里的稻子该留做稻种。“插田要好秧”,好秧苗出自好稻种。乡人明白这个道理,水稻收获时,最好的果实不做口粮,做来年的种子。有了好的种子,就有好的未来。
  秋天,颗粒归仓,稻种子却不进仓,它被装进放在墙角的一只小口瓦瓮里。这样储存,易于翻晒,保持干燥,不至于潮湿霉烂。同时,瓮口盖严实了,老鼠无法偷嘴,储存的种子一粒算一粒,没有损耗。仓里的稻谷可以让老鼠偷吃一点,留做种子的稻谷可不能让老鼠偷吃。种子被老鼠偷吃,等同于一张名叫《未来》的美好图画被老鼠咬缺一角。
  冬天,于乡人来说,就是一场等待,而等待毫无例外都是漫长的。秋天过去,乡人便等待春天的到来。陪同乡人一起等待的,还有村庄外的水田,以及装在瓦瓮里的稻种子。不过,等待与等待尚有不同。乡人的等待,并非坐等,仍然是一种忙碌,仅与春夏秋三季的忙碌形式不同而已。水田的等待看似寂静,其实也没闲着。水稻收获之后,水田并未空虚,另外一些草本植物与水田为伴,占领了冬天的舞台。它们有的是乡人种植的菜蔬,譬如白菜、萝卜。有的是抗寒的野草,担心水田寂寞,自告奋勇前来陪伴水田过冬。更多的则是乡人撒在水田里的红花草,初冬出苗,冻死犹活。春暖起身,迅速蓬蓬勃勃。红花草的存在,似乎是给水稻暖床的,它被种在水田,并不收割,就地整体消化,化作春泥更护稻。   稻种的等待才是清闲。整个冬天,以及春天的大部分时光,稻种都在睡眠中度过,它做了一个长达半年的美梦。梦见久违的水,有水它就有生命。果然,稻种好梦成真。清明前夕,乡人要稻种梦醒。人的声音唤不醒它,只好采取某个让稻种感兴趣的办法将它唤醒。
  乡人将稻种从瓦瓮里倒出来,用一张稻草编织的帘子将其包裹起来,帘子外面再包裹一层稻草。将稻种子裹得严严实实,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体稻草之包——后来世人说到草包,我便想起这个稻草之包。然后,在稻草之包的腰上系一根长长的麻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池塘边一棵老柳树上,将稻草之包轻轻地推下池塘。咕咚一声,水面漾起浪花,波纹渐推渐远,稻草之包便稳稳地沉入水底。
  躲在瓦瓮里睡大觉的稻种子,被倒出来包裹在稻草之中,立刻感觉它已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温暖。藏身瓦瓮的日子里,稻种子与水隔绝,与空气无缘,幸亏它在沉睡,否则不被渴死也被闷死。沉进水底,被水浸泡,稻种子缓缓醒来。自然而然伸了个懒腰,谁知伸开之后的腰身便收不回来,它发现自己的身躯业已肿胀肥大,好像身怀六甲。接下来它索性放松自己,毫无顾忌地大口喝水,彻底消解几近半年的口渴心焦,让整个身心彻底舒展。
  水的滋润,让稻种子产生回到母体之中的幻觉。暖阳之下,水温跟随气温步步升高。在温暖湿润的环境里,稻种渐渐进入梦境。这是一场春梦,准确地说是一场做于春天的夢,或说一场有关春天的梦。不管怎么说,包裹在稻草之中,沉浸于水底的稻种子,此时已经春心萌动。它很羞怯地张启小口,想对包裹之外、水面之上的那个风和日丽的世界说,我已醒来,不想睡了,请带我走吧。
  是的,时间一到种子就发芽了。浸在水里的稻草之包很快就会被人拎上岸来,层层褪去包裹,将那些开了小嘴、发了黄芽的稻种子一把一把撒进水田,罩上塑料薄膜,让稻芽在泥土里生根长苗。
  这是有关五十年前水稻育苗的记忆。传统的经验,民间的智慧,肯定没有后来使用现代科学技术育苗成效好。据说,现在的水稻种植者们都不再留稻种,留了也没用。那些壮壮实实的稻谷可以出好米煮好饭,却做不成种子。这事儿说起来,多少有些尴尬。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些结结实实的男人徒有一身好气力,能够撼动半个世界,女人却说他们不是真汉子。
  后来的水稻种子都是从专门的市场买来的。花了高价钱,买来的东西,大都比较好用。买来的水稻种子也该是这样,只要它是真的,不是假种子,它就有不俗的表现,让人买得心甘情愿。可种子靠买,总归还有些不放心。因为是买来的种子,它曾经骗过乡人。该发芽时它发芽,该长苗时它也长苗,到了它该低头的时候,水稻怎么也不低头。种子骗了一个季节,乡人伤心不已,满田装的都是泪水。
  就算市面上的东西都是真的,买稻种也不是个好办法。凡是买,都有买得到或买不到两种可能。而稻种子到买的时候必须买到,延迟不得,等待不得。诚如此,少不得有个可敬的卖家,他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季节不等人,也不等种子。种子跟不上,季节就悄悄跑远了。
  三
  从稻种打包入水,到掀开塑料薄膜满眼碧绿,那段时间,稻种走完了育苗的路程。乡人可不是待在一旁袖手而立,他们一刻也不闲着。仿佛在跟种子赛跑,乡人必须跑在种子前面。
  先是将水田里的泥土翻个遍,好像是在泥土里面寻找什么东西。到底是在找什么东西呢?当然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是生机,也可以说是生计。这东西,在乡人眼里可是比金子银子还珍贵啊。
  翻开泥土的同时,水田里长势茂盛的红花草被头朝下根朝上埋进了泥土之中。当年,那种绿草红花十分好看的草本植物,它在水田里的存在价值,可不在于给人看,而在于将它埋没之后所产生的气体、液体以及残渣,能够被水田里的水和泥土吸收,给未来的水稻供应有机养分。后来人种田习惯抛撒来自工厂的化学合成颗粒,红花草早已成为春日田野上的一道稀有风景,招引许多不明真相的年轻游客。不少城里孩子见到红花草以为那是一种大面积种植的蔬菜,问父母那菜好不好吃。
  那年头,乡人们并没觉着满眼的红花草有多好看。它再好看,也不比绿油油的水稻秧苗好看,不比黄灿灿的水稻谷穗好看,更不比白花花的大米饭耐看。甚至,人们还嫌弃它,被泥水沤过的红花草,将烂未烂,死蛔虫一般漂在水面上,散发着刺鼻的腐臭味儿。
  深耕细作这个成语,我是早年在春天的田野上学来的。乡人将水田里的泥土翻过来,还不算完事。这只是深耕,接下来还要细作。细作的首要任务是将翻过的泥土弄碎,弄成稀泥,还要找平,泥在水下,田平如镜。
  耕作过程中,使劲受累的不光是人,还有牛。甚至,牛的贡献比人还大。尽管牛只是配角,总是被人牵着鼻子使唤,牛能干的活儿人却不一定干得了。春耕时节,牛与人配合,先后运用三种农具,最早是犁,接着是耙,最后是耖。犁负责将水田里的泥土翻过身来,那活儿有点像破坏,打破了既有的格局。耙负责将翻过来的土块弄碎,那活儿很像是整治,收拾一个满目疮痍的乱局。耖负责将泥土找平,那活儿其实就是抽肥补瘦,哪里不平哪里去,直到平等均衡为止。犁和耖,是由牛拉人扶。耙,也是牛拉,人却是站在耙上,以增加压力,将泥土破得更细。
  如今,这些农具在田野上肯定见不着了,要见它们只有去农业博物馆。我在北京参观过农业博物馆,见到那些不再使用的农具,不为开眼界,只为钩沉,打捞并不遥远的记忆。四五十年前身边事物,仿佛已经很遥远,让人觉得远在古代。
  在水田里,被人牵着鼻子挥鞭驱使的耕牛,在我们那里多是水牛。水牛有一对弯曲近乎环形的犄角,一双鸭梨般的大眼睛,还有一副壮硕庞大的身躯。如今,吾乡人早不养牛了,回乡自然见不着水牛。偶尔见到水牛,是在图画上。
  入画的水牛要么是和牧童在一起,它的背景是春风杨柳。要么是放养的水牛,独自在河边的草地上低头啃青,水牛背上驮着一只牛背鹭。那一对看起来并不相干的动物,往往出人意料地搞到一起。别看它们一个庞大,一个小巧,一个笨拙,一个灵敏,一个在地上走,一个在天上飞,它俩却在画面上搭配得非常和谐。   和谐的双方,就是彼此需要对方。鸟飞累了,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栖息,宽阔的水牛脊背,是鸟儿放心落脚的去处。水牛啃草,久了也累,寂寞乏味,有个小朋友陪陪它,倒也挺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让它俩和谐。水牛身上好招牛虻,鸟儿则是捕虫高手。鸟儿为牛除害,牛为鸟儿提供食物。有了这重互惠互利的关系,水牛不拒飞鸟,飞鸟也不嫌弃水牛,它俩便是天生的一对。在画家眼里,这种和谐搭配便是美。
  至于牧童横坐在水牛背上,牧童口衔一枚短笛,更是别有一番意趣。牧童将劳作变成了享受,老水牛也不在乎背上坐个小童子,童子的笛声,让老水牛轻松愉快。
  吾乡人爱说一句话,牛背上搭把草。牧童坐在水牛背上,很可能在老水牛眼里就是背上搭载了一把草。老水牛根本不在乎,它把自己当骆驼,牧童只是它背上的驼峰。高出一块,也是自己身上肉。
  我从那个年代走来,我从村子里走出来,只因我出生晚了些,或者离开村子早了些,我才没有成为耕牛后面那个操持犁耙耖的人。但是,我曾经是水牛背上那个横坐的童子。口衔春日柳条抽骨留皮做成的柳笛,吹出绿色小调,惹得春燕、黄鹂绕着老水牛上下翻飞。老水牛可爱听柳笛啦,柳笛声中,水牛啃草,津津有味。
  村子里有一句俗语:骑马没遇见亲家,骑牛遇见了亲家。在吾村人心目中,骑牛是没有出息的,小放牛嘛。骑上高头大马才有出息,那可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啊。我这几十年尚未骑过大白马,只在童年时代骑过生产队的老水牛,我注定是个没出息的人哪。我并不向往骑白马,倒是怀念当年的骑牛时光。
  后来我还找到了许多自我安慰的理由。譬如,因为骑过老水牛,我便有了别人没有的资历,有过一些富于古意的生活体验。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牧童骑水牛的图画,指不定有多羡慕呢,生在古代多好,还能骑牛。再如,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几千年前伴随紫气东来的老子出关西去,他骑的不是高头大马,而是一头长有一对长角的青牛。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能说出此等貌似浅显实则深奥道理的老子,总不至于因他骑牛就说他老人家也没出息吧。
  原来,乡人的话并不是完全可信。即便如今,有马立于面前,我并不想骑上去,征服和驾驭的欲望只是一双不想穿的旧皮鞋,早已扔弃垃圾箱。若有骑牛的机会,我倒是想再骑一次。无论是老水牛,还是黄牛或青牛,只怕它们都不欢迎这位似曾相识的騎行客了。
  骑在牛背上的人,要么是天真无邪的牧童,要么是仙风道骨的老子,才能构成一幅生动的图画。
  果真有一头老水牛站在我的面前,我不可能重新骑上牛背。只能想象,我还是那头老水牛背上口衔柳笛的童子。
  四
  三十年前,我们那里作兴种植双季水稻。早稻秧苗须在立夏之前落根水田,迟了,晚稻生长发育的有效时间就不够了。早稻插秧前后持续半个月,大约自谷雨开始。
  世代以种稻为生的乡人,稻就是他们的命。命有多重,乡人看稻就有多重。秧是稻之苗,好秧出好稻。乡人对于早稻插秧尤为重视,开秧门那天,家家户户杀鸡烹鱼,弄出一桌好菜,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来庆贺一年当中最重大的农事开始。明明好菜都是自己吃了,乡人却认为那是供奉了神仙。在乡人心中,秧有秧神,人在插秧之前祭拜了秧神,就会得到秧神的护佑,这一季农事风调雨顺,无灾无害,水稻能获大丰收。
  从池塘里捞起的稻种子,撒在浅水秧田里,在透明的塑料薄膜和一日比一日更暖的阳光共同作用下,仅仅十来天便长成五寸长的秧苗。第一次拔秧、插秧,就是乡人心目中的开秧门,多半选在晴暖的日子。那必须是一个好日子,秧门一开,金谷涌来。开秧门的日子,乃至整个插秧的过程,田野里有人的地方,都能听到笑语声。我时常回想,当年的人真的太容易满足,不像后来人,对于欢声笑语吝啬得很,似乎那东西弥足珍贵,用之即损,非必要不使用。
  其实,水稻插秧的日子,并不是乡人的轻松时刻。那种体力活,累人不说,还很有些捉弄人的意味。人是习惯于直立行走的物种,可在插秧的过程中,人无法直立,全程都是弓腰劳作。在水面上下不停运作的双手,与支撑人身体平衡的两条腿,构成了插秧人的基本姿势。从旁边看,插秧的人就像在水田里爬行的巨型水生动物。那种爬行还不是朝前爬,它是朝后倒爬。秧苗到了跟前,人就后退一步。插秧的人步步后退,一直在给横平竖直的秧苗方阵让路。到整个水田布满秧苗为止,人才直起腰身,对着绿意萌动的水田,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有点像练字的学童在写字纸上填满了所有的方格,那一刻他有完成任务的成就感。
  谷雨前后那段时间,并非日日晴好。和风细雨不须归,在那些时日也是常见的人事。水稻秧苗栽插季节性强,能早一天,乡人绝不推迟一天。乡人有句俗语,早插稻秧早生根,早养儿子早得力。栽插秧苗跟养儿传代一样宜早不宜迟,乡人不会因为下雨就推迟插秧。雨天照样插秧,那时鲜见雨衣,乡人穿蓑衣、戴斗笠。那种装束古朴的人,又是匍匐在水田里双手劳作,更易让人产生遇见爬行动物的错觉。
  若干年后,远离水田,我曾坐在自家客厅里,百无聊赖地追看一些狗血宫廷电视连续剧。在看到剧中大臣跪拜皇帝时,我总想到乡人栽插水稻秧苗的场景。那时刻,我便觉得俯身水田插秧的乡人,并不是早先印象中的水生爬行动物,他们是一群心怀敬畏正在虔诚朝拜圣上的大臣。被朝拜者,就是他们面前的绿色水稻秧苗。
  当年,在家乡常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他们是些没有皇帝都能过日子的人。起初听不太懂,随后想明白了。皇帝治理天下,没有皇帝统治岂不天下大乱?乡人说他们可以没有皇帝,意在说明他们是良民。驯良百姓,规矩行事,不会惹是生非。实际上,那些口说没有皇帝照样过日子的人,他们心中始终住着一位皇帝,水稻就是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们敢说没有皇帝同样过日子,却不敢说没有水稻也能过日子。一旦水田里产不出水稻,他们可就没法活命了。
  民以食为天。早年在吾乡,看乡人躬身在水田里运动,我即明白这个道理。后来,我曾对许许多多人和事有过怀疑,对这句话却一直深信不疑。   五
  种植水稻可不是将秧苗一插了事。后续的田间管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紧跟插秧的活儿,就是除草。
  那时候,稻田除草剂尚还只是一个传说,稻田里杂草清除靠的是人工。这项活儿该是对应“耕耘”的“耘”吧,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耘”和“耕”相提并论,同样重要。“耕”而不“耘”,不会有好收成。从秧苗落地,到禾苗圆秆,要除三遍草。印象最深的是除头遍草。秧苗刚刚插下,根还没有长稳,除草的意义不完全是除草。即使稻田里没杂草,除草流程也不会省略。乡人借除头遍草的机会,将没有站稳的秧苗扶正插稳,在空白较大的地方填空补苗。当初插秧的手有点像书法家挥洒的羊毫,某一笔运行太快,留下了不该有的空白,写完字总会审视一番,偶尔补上一笔。同时,也通过除草的方式将秧苗根部附近的水搅浑,令泥浆泛起,带有泥浆的水浸泡水稻秧苗,水清泥落,能帮助秧苗尽快稳根。
  除头遍草,乡人直接动手,不借助任何农具。双手是人最可靠的兄弟,无可依赖时,人就运动双手。跟插秧近似,此时乡人也是弯腰贴近于秧苗之上,两手在秧苗之间抓挠。那情形其实就是爬行,只是不像插秧那般倒爬。也像是人在俯身亲近秧苗,欲将水田里的秧苗搂在怀抱。每每看到那种场景,我便有另外一种感觉:秧苗不再是乡人朝拜的皇帝,秧苗已变成乡人无限怜爱的幼子。乡人怀抱它,抚爱它,期盼它快快长大。
  除草到第二遍时,就很轻松了,人不需要弯腰,只需站着劳作。此时,人的手上持有一柄长杆的除草刀,铁制的除草刀是三角形,底宽五寸左右。人半侧着身子,一会左侧一会右侧,推拉除草刀,令刀口刮削稻禾周围的泥土,有草除草,没草松松泥土,可以帮助稻禾长得更快。
  直着腰身,手臂伸缩自如,整个劳作过程有些抒情意味。乡人干起这种农活,心情往往很舒畅。除却活儿轻松,还有一个原因,此时的稻禾正在发育成长,业已初具模样了,从稻禾身上,乡人似乎闻到了稻花的气息,金色的稻谷雪白的米饭仿佛就在眼前。
  我记忆中,田野上听到乡人唱山歌,都是给水稻除二遍草的时候。生产队里最爱唱山歌的是一位高个子圆脸黑皮肤的汉子,其时五十多岁吧,乡人都叫他大老爹。在吾乡的方言里,“老爹”是指丈夫,人们叫他“大老爹”,意在夸奖吧,认为他是条汉子。的确,他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庄稼汉,文能唱山歌,嗓音洪亮,他一开唱,老远就听到。武呢,他力大如牛,干活挑重担,乡人仰视他。
  遗憾的是,我只隐约记得他當年唱山歌的腔调,记不清他唱的是什么词儿。或许我根本就没听清过他唱的是什么词儿,我只是听到了他的唱腔。反正,知不知道词儿并不要紧,我能感受到那位在稻田里除草的大老爹,他心中有一种特别的快乐。不管他是真的快乐,还是苦中作乐。说实话,那年头,乡人的日子过得还是蛮苦的。那位经常挑一两百斤稻谷一口气跑到公社粮站的汉子,并未活到老,他如一棵繁茂的树突然间枯萎凋零。据说,他吃过的东西害了他。我曾想,该不是吾乡水田里产出的稻谷吧?记得当年乡人给水稻喷过名叫“1059”的农药。有人怀疑他是吃多了从水田里捡回去的被农药毒死的泥鳅,从前的稻田里鱼虾多,泥鳅尤其多。它们跟水田里出产的稻谷一样,原本都是一方水土上的养人之物。
  若干年后,乡人在口粮品种与产地上可以选择时,大多选择北方产的稻米。我想象的理由是,北方气温低,虫害不大。有一年,我去黑龙江省龙江县考察水稻生产,见到了他们对外积极宣传的鸭稻田。起初听的不是太明白,到现场一看便清楚,鸭稻田即在稻田里养鸭。鸭吃稻田里的杂草和小虫小鱼小虾,人就省去了除草之累。同时鸭子都是直肠子货,即吃即拉,鸭粪又能给水稻施肥,真是一举多得。
  实际上,类似的鸭稻田,吾乡也曾有过。村庄周边的稻田,每天都有附近人家成群结队的麻鸭前往嬉戏。麻鸭们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团伙,在水田里一会用扁长的嘴巴在泥水里搜索食物,一会又抬起头来“嘎嘎嘎”地叫,似乎担心同伴走远了。现在回想起来,村庄周边的稻田,水稻并不见得比别处长得好多少。有鸭子经常来除草,人也没少费劲,三遍草一遍也没省略。
  参观东北的鸭稻田时,世人在稻米的生产和消费上,已表现出一些返璞归真的意愿。在稻田里养鸭除草,听上去是一个让人放心的生态措施。那些年,许多地方水稻田里悄悄用上了除草剂,不再用人手工除草。
  使用先进技术,的确是巧。大大减轻了人的劳动量,解放了人的双手。但它还是有些让人不放心,人还是怀念从前的拙朴。
  六
  水稻当然离不开水。水从天上来,稻谷地产,却也是老天爷赐予人间的养命之物。我们那块丘陵地区,看起来,水从两个方向来,一是天上,二是山上。说到底,水还是来自一个方向,天上。
  关于这个问题,平时乡人不会去关心,可能没想过水到底是从哪里来。只有老天久不下雨,地上存水的地方都向天空亮了底,小河成了一条鹅卵石铺就无人行走的道路。人们这才发现山上也不来水了,原来水的源头在天上。
  不缺水的时候,水就躺在人的眼前。稻田里,青悠悠的禾苗下面是澄澈透明的水。山间的池塘仿佛大地的眼睛,那时刻它们都是些肿眼泡,不是双眼皮。当然,有些水是闲不住的,它们躺不安生,以“躺”的同音字作为它们存在的态势——“淌”。小河流淌,淌进皖河;皖河流淌,淌进长江。到缺水的时候,人们才反应过来,多少珍贵的水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白白溜走了。
  缺水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不单单要水稻的命,也要人的命。一旦缺水,村庄就不是原来的村庄了,人也不是原来的人了。池塘成为大地的枯眼,村庄面目狰狞。原先客客气气的乡里乡亲,转眼六亲不认,不如陌生人。
  为了水,平时见面亲亲热热的邻里,说翻脸就翻脸,恶语相向还不够,大打出手也不稀奇。大约是在三十年前吧,每到秋旱季节,总会传来乡人之间吵架乃至打斗的消息。村子里的几十户人家,往上追溯三代 ,都沾亲带故,同龄人差不多都可以互称“老表”。为田里的水吵架,他们便一时忘却了自己从何而来,与站在对面朝他龇牙咧嘴挥舞拳头的人是什么关系,有多少平时绝不会出口的脏话,那一下子都如同打机关枪似的喷射出来。估计彼此健在的娘老子陡然耳根发烫,睡在土里已百十年的祖宗八代也会禁不住打几个喷嚏。   水啊,无情的水。为了它,即便不吵不打,也能让人送命。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被水所害的苦孩子,在我五岁那年秋天,水要了我父亲的命。1968年,老天爷极不高兴,入夏后雨水就少,秋后根本不下雨。久旱不雨,池塘見底,稻田开裂,禾苗将枯。乡人揪心不已,见小河还有一线流水,便筑坝挽留,让水别走暂时聚集在河床上。
  水往低处流,这是水的本性。稻田干枯,乡人却想让低处的水往高处流,流到稻田里,救活行将枯萎的禾苗。那年头,让水流向高处的办法不像后来那么简单,当时全靠人力。手摇或者脚蹬木制的水车,通过几个层级的反复搬运,将小河里的存水盘到稻田里。那种人力车水的场面我是见过的,甚至还有过尝试。偶尔干一下,倒还可以承受,时间长了,人是干不下去的。
  我后来听说,我父亲干那手摇脚蹬将水从低处拉到高处的活儿,连续干了一个多月,没日没夜地干。将几口低洼处的野塘里的水,小河里拦路截住的水,全都弄到生产队的稻田里去了。倒是让一些稻叶打卷的禾苗起死回生,我父亲却倒在了生产队的稻田边。乡人以为他是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他那时已有好多个夜晚没合眼,大伙儿心想就让他躺地上睡一会吧。
  谁知,那一睡,我父亲便没有起来。一个五岁的男孩,当年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长相,随后的几十年间,他怎么也想不起他父亲长的啥模样。这些年,我一想念父亲,就想起了家乡水田里的水稻。我一直喜欢看淡绿色的秧苗,深绿青翠的稻禾,风中飘扬的银白稻花,俯首泥土的金黄稻穗。早先我并不知道,为何我跟水稻投缘,水稻让我百看不厌。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父亲与水稻的关系。走在田野上,吾乡或他乡,只要见到水稻,我的眼前总会晃动一个模糊的身影。我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见到了梦中都见不到的父亲,我的眼睛湿润了,像水稻脚下的水田。
  父亲,早已将他年轻的生命融入吾乡的水田,成为不能缺水的水田里的一滴水,滋养水田里的水稻。每每在水稻身上,我总能闻到父亲的气息。那是青草的气息,阳光的气息,它唤醒我的记忆,给我力量。
  七
  在吾乡,曾有一个与水稻相关,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双抢”。那是一项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农业生产任务,它的许多细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如今,它早已离开村庄,渐行渐远,令村庄里的年轻人对它陌生。
  有一些年头,我们那里流行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语流行的背景是,水田里产出的水稻乡人嫌少,不够吃。为了吃,人总是肯想办法的,心甘情愿吃尽苦头。
  水田里一年一次产稻不够多,人就让它产两次。淮河以南,长江以北,那片丘陵地区,日照和气温差不多能满足每年种植两季水稻的需要。在吾乡,双季水稻的种植,仅我眼见就持续了三十多年。
  我记得,当年的双季水稻种植时间,早稻是在清明育种,谷雨前后插秧,入暑后早稻先后成熟,进入收获期。晚稻必须在立秋前栽插下去,越早越好,迟一天便少一份收成,甚至颗粒无收。
  头尾两个时点业已确定,中间的“双抢”便成定局,不抢不行。小暑到大暑,一个月时间内,完成早稻的收割,同时实现晚稻秧苗栽插到位,乡人的劳作必定呈现出“抢”的姿势。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两头都重要,一头也不能松劲。抢着吃饭,抢着睡觉,抢着走路,抢着干活。看起来抢的是时间,实际上抢的是稻谷。抢摆在眼前的稻谷,抢预期到来的稻谷。
  长在水田里的稻谷,要将其收割起来,不是一件容易事。那年头,农业机械化只是一句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水田里的活儿还是靠人干,能给人帮忙的是生产队饲养的黄牛和水牛一群大牲口。
  收获早稻,得先将满田的稻禾砍柴一般割倒,一小堆一小堆码放整齐。被割倒的稻禾码成一小堆,其实不叫堆,叫铺。收割稻禾的工具叫镰刀,就是那个镰刀加铁锤著名徽章上的镰刀。它形如弦月,使用时当然是上弦月。没干过那活儿也能想象得出,割稻是一种弯腰活,就像镰刀本身的造型,割稻的人面朝泥水背朝苍天。成天弯腰,累不累就不用说了,弯过腰的人都知道持久弯腰是个啥滋味——说那是对人的惩罚,一点都不为过。我想说的是,在那个时间和地点弯腰干活尤其不容易。“双抢”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人在水田里,俯身干活,下面泥水滚烫热气熏蒸,上面烈日曝晒,臂膀后背火辣。乡人进入“双抢”,皮肤首先做出适应性反应,一天红,二天紫,三天就变黑,一个“双抢”下来,身上会脱一层皮。吾乡人形容某种劫难,总说“不死也掉身皮”。现在回头去看,乡人爱说这句话可能是深有体会吧,就因为每年一次那场躲不掉的“双抢”。
  割早稻还只是“双抢”的开始。接下来,要将稻谷与秸秆分离。当年的稻谷脱粒,主要使用两种农具,一种是古老的获桶,一种是有点现代色彩的脱粒机,但两者都靠人力。四方体木制获桶,由四人同时操作,一人一方。将码放在水田里的稻禾抄起来,谷穗朝下,斜着砸向桶壁,谷粒便离开秸秆,纷纷落到桶底。那活儿可不好干,只一个字足以表达:累。往桶壁砸谷穗,累。还有,在水田里将装有稻谷的四方木桶那个庞然大物移动换地方,更累。那时刻,四人喊着口号,同时出力,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铁木结构的现代脱粒机也难伺候,靠人脚蹬踏板带动浑身铁刺的滚筒脱粒,劳作时人总是手忙脚乱,完全是一派“抢”的劲头。移动脱粒机更是困难,人站在踏板上,还得不断蹬踏板,使得脱粒机下沉,陷入泥土中。欲移动它,必须先将它从泥土中抬起来。那活儿,我曾尝试过,不是一个“累”字所能表达。在当时,我还干不了那活儿,我估计成年人里也不是所有人都干得了。
  稻谷脱粒之后,要将新鲜秸秆用铡刀切碎,撒到水田里去。算是对水田产出一茬水稻的一种回报或补偿吧,发酵腐烂后会增加泥土的肥力。想起这个细节,我就特别佩服乡人,他们讲良心,对人,对地,甚至对牲口。譬如,“双抢”过后,乡人总会犒劳耕牛,给耕牛喂煮熟的黄豆,让那种嚼草为生的庞然大物,大口吞食人都舍不得吃的美食。
  完成稻草还田,新一轮耕作开始。如同春耕,犁、耙、耖重新运动一番,将水田的泥土犁翻过来,切碎,找平,然后重新插秧,晚稻算种下去,整个“双抢”终于完成。   一个“双抢”下来,村里的男人和女人,不仅换了一层皮,还掉了一身肉。那年头,如果有谁把自己养得一白二胖,一定是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不说“双抢”有多苦,只说吾乡人关于“双抢”的一个比喻:好女也怕生娃,好男也怕搞“双抢”。
  从前女人生娃,可谓是鬼门关上走一趟。乡人将“双抢”与女人生娃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的“双抢”多不容易。
  有些事难干,人还可以回避,在当年“双抢”却不能回避。这一点,可能也跟女人生孩子类似。
  八
  当年的生产队,在田畈中间留了一块地势稍微高一点的稻田,晒干泥土,碾压结实,作晒场用。从稻田里收获的稻谷,东南西北,汇集到中间的晒场上。摊开,晒干,团堆,临时存放。
  大约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双抢”期间,学校放假,我曾经是那块场地上的临时主人。负责对从四面八方送来水淋淋的稻谷过秤登记,生产队凭以给社员计算工分。除过秤登记之外,我还负责满场稻谷的翻晒。翻动稻谷的工作主要靠脚完成,赤脚登场,双脚作犁,将铺在晒场上厚厚的谷层犁出一条条沟垄。新翻出的稻谷颜色深暗,晒过一会,颜色变浅,呈金黄色,便接着翻动。日头越紧,翻动就越勤。光阴不可浪费,日光也不可浪費,翻动越勤稻谷干得越快。
  这活儿在当时算是最轻松的活儿了,生产队里将这份活儿派给我,明显是对我的关照。年纪尚小,还未顶力,干不了水田里的活儿,但又必须干活,便得到了这份很是合适的活儿。活儿轻松,我却干得非常卖力。这一遍刚刚犁完,稻谷颜色开始变淡,我又开始下一遍。看到稻谷迅速晒干,很有成就感,觉得我的工作很重要,为稻谷入仓把好关口。
  说到入仓,我还记得,那些稻谷在晒场上不会停留多长时间,先有一部分进入大仓,剩下一部分才入到各家各户的小仓。
  入大仓的稻谷,多半是在傍晚被一群青壮劳力挑走。大仓在公社所在地,离生产队晒场约三五里地。一担稻谷,满满两稻箩,足有一百五六十斤吧,不是棒劳力难以挑到那里。选择傍晚时间送过去,一方面是稻谷晒了一天,到傍晚,队长从地上抓起一把,随便捡几粒放到嘴里一咬,“咯嘣”脆响,确认稻谷晒干了,可以缴公粮了。另一方面,“双抢”尚未结束,挑担子跑路的活儿得等水田里活儿不能干了再来干,但又不能推迟到“双抢”之后,乡人只好利用晚上时间缴公粮。
  到了入小仓的日子,那才是社员们最期盼的时刻。不过,真到了那个盼望已久的时候,也有人并不开心。生产队的工分和粮食分配两本账算出来,得知自家分不到足够的粮食时,有人脸上便布满愁容。哪能不愁呢?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家都是孩子多,劳力少,在生产队里所得工分少。这些人家每年分得的粮食总不够吃,差不多年年闹春荒,青黄不接时,东家借西家欠,勉强糊口度日。到了新稻登场,即便债主不催,也得先将欠人家的稻谷还过去。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哪。把路走断了,以后就无路可走。有些年头,有的人家,早稻分到家,还了欠账,便所剩无几,能不伤心吗?!
  有了这样的情况,在晒场上分稻谷时就有一些故事发生。吵架、打架,我都记不住了,记得住的是好些年我才遇见一次的典型事例。
  那也是在傍晚,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大伙儿安安心心地聚集到晒场上分稻回家,家家户户都挑来了自家的空稻箩。晒场上人多嘴杂,叽叽喳喳,甚是热闹。社员各自用自家的稻箩装好稻谷,过秤,上账,而后挑回家。故事就发生在过秤、上账环节,那可是核心环节。有位老先生装满稻箩,没有过秤、上账,将一担稻谷径自挑回家去。他动作迅速,手脚麻利,很快便从家中挑着空稻箩返回晒场。
  那件事,当场没人发现。待老先生回到晒场,再次装满稻箩,准备过秤时,问题来了。司秤员忽然反应过来,对那老先生说,你刚才挑回家的那担稻谷没有过秤。老先生支支吾吾,凑在马灯光里于秤杆上数星点的他,脸上红一块紫一块。晒场上所有的声音顿时停下来,出现闪电之后雷鸣之前令人恐怖的寂静。
  接下来,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声音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女人又哭又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就想饿死我一家老小,算我老姑妈白养了你!
  原来,捅破那层窗户纸的司秤员,竟是那位老先生的表兄弟。平时见面都是老表长老表短的,关键时刻别人没说他这位老表倒是说了,弄得老先生欲钻地缝。
  因为一担稻谷,几十年的亲戚反目了。很长时间里,两家上下三代人见面不说话,路遇绕开走。
  很多年后,谈起当年事,那位老先生已不介意:家里老老少少八九张嘴,总不能缝了几张吧。张开的嘴巴,都需要稻米填哪。
  九
  有一段时间,乡人总嫌水田少,没能产出他们想要的那么多稻谷。听说遥远的北方虎头山变成了良田,他们兴奋不已。吾乡的自然条件比人家那儿好得多,虎头山能变良田,种出了高粱玉米,确信吾乡所有的地方都能种水稻。
  他们还不算头脑太发热,选了一座低矮的小山丘,将山上的树砍掉,挖山顶的土填到山脚下。整整忙乎三个冬天,终于将一座小山丘变成一块大田。面积的确不小,足有十几亩吧,比生产队里原有的田块个头大很多。
  可是,那块大田,仅有田亩的模样,却无田亩的功能。它的泥土是黄色黏土,而水田里的泥土都是乌黑的。还有,那块大田据说是个筛子底,给它灌多少水都没用,不知漏到哪儿去了。就算给它铺上一层黑油油的肥土,存不住水也种不了庄稼。
  乡人祖祖辈辈种庄稼,哪个不是行家里手,当初他们就没想到这些问题?那块大田开出来之后,从未种成庄稼。撂荒好多年后,有人在大田里建窑取土烧砖,砖也不够结实,黏土的黏性不够,又含有太多砂石。烧出来的砖卖不掉,烂成渣。筑在大田里的那口土窑,被人遗弃,借着一次风雨的机会自己垮塌。几十年后,那块不长庄稼也不生草木的大田,俨然成为村庄身上一块顽固的伤疤。那是一块难以痊愈的伤疤,一到雨天,它就流脓。黄色的脓水污染了附近的水田,影响水稻收成,影响周边道路通行。
  那块大田的艰难形成与不得已废弃,让乡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水田是上天赐予的,地上的水田数量有限,不是人想创造就能创造出来的。好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地养人,人也该养地。把地养好了,子子孙孙都有白米饭吃。   人大多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物种。吾乡那块在小山丘上开出来的大田,一直不长庄稼,甚至草也不生,就一直赤裸裸地晾在太阳底下,成为乡人心头的一块疤痕。好多年后,又刮来一阵风,乡人将另外一座小山丘上的树全部砍掉,地表土翻过来,分割成一垄垄地块。据说,整出了地块乡人就可以拿到钱。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用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乡人可能不明白,在他们目所不及之处,甚至远在千里之外,已有大块的稻田或者麦地被钢筋水泥吞噬了。近年来,钢筋水泥的千军万马来势汹汹,铁蹄踏破了城市周邊大片庄稼地。大口大口地吞进庄稼地,城市心宽体胖,大腹便便。
  那些在小山丘上开出来的地块能种啥呢?当然不能种水稻。小麦、红薯可能一时也种不了,那种含有许多砂石的生地,要想变成能种庄稼的熟地,需要足够的时光来浸润它,感化它。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吧。
  这些年,吾乡的水田,业已从各家各户手中流转到种粮大户手上。一般人家到时间从种粮大户手上拿钱,不再关心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除草,也不关心水稻的收成。村子里,老房子早就拆除了,新盖的楼房里都没建仓房。稻谷几乎不进农家门,锅灶边存放的是袋装的大米。吃完一袋,再买一袋回来。
  现在种田的节奏慢下来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抢季节。不必“双抢”,甚至一抢都不用抢了。田里的水稻和村里的老人一样,岁月静好,日子安逸。
  我从内心里感激一位被世人尊为“水稻之父”的老人。他老人家几十年来一直泡在水田里,打入水稻内部,倾听水稻的心声,探寻水稻的秘密。老人家在水稻的种子上下功夫,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水稻的单产纪录。甚至以种子的力量拓展水田,在海水滩涂和盐碱地里种植水稻。
  尊崇的同时,我对老人家偶有微词,他老人家做得太多太好了。谷丰致贱,稻米在人心目中位置下降,误以为稻谷来得不难,少种一点也没问题。
  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二十年来,那一大批靠圈地盖楼发财的富豪们真该感谢“杂交水稻之父”。没有他老人家观世音一般动员水稻高速繁衍子子孙孙,多产稻米普度众生,有人想在庄稼地里种出楼房,可能不是一件容易事。
  好事往往也是坏事。慈悲为怀的“杂交水稻之父”,不顾年事已高,成天在水田里与水稻打成一片,估计他老人家没有工夫思考这个问题。
  忧天的杞人也是出于好心。水田难得,还是留着它,用来种植水稻吧。
  在茅庐和稻谷之间,假如有去有留,必须作出选择,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留稻谷。
  人在家乡之外怀念家乡,我亦是在离开水田之后惦记水田,惦记稻乡事。
  2021年2月17日写于合肥
  责任编辑 张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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