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一共有过4个孩子，只活了妈妈一个；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子女”。
　　爸爸和妈妈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考入铁路系统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参加撑杆跳高比赛，妈妈的项目是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的合影上。
　　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捕蝶”舞，爸爸参加了合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演出结束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俩的身影。
　　这就叫缘分吧。
　　也许爸爸就是从那时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多语、低头走路、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儿。
　　妈妈在众多通篇介绍自己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7个字的情书：“我想和你交朋友。”妈妈回了3个字：“我同意。”
　　加在一起很简单的10个字，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却始终信守不渝。这恐怕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很难做到的。
　　确立关系一年后，爸爸肩负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边疆的梦想，去了新疆。
　　从安徽到新疆，要坐3天4夜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通信联系着，从没考虑过将来能不能调到一起。
　　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画报包起来的小本子，第一页上，是爸爸隽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弟塔基。”
　　爸爸所写的情诗，好像是普希金体，那是那个年代的时尚。
　　本子里夹着一张很美的照片，妈妈的头发端庄地盘起，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跟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引自俄国文豪契诃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我理想的化身。”这就是妈妈在我那理想主义的爸爸眼中的形象。
　　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展开：妈妈比爸爸年龄大？为什么爸爸叫妈妈“姐姐”？在爸爸的情诗里，他们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
　　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的，爸爸的生日在农历正月，妈妈的生日在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
　　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我偷偷给二姐看妈妈珍藏的那个小本子，神秘兮兮地探讨这个问题，但没有答案。后来，我干脆直接去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
　　“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叫我的名字。”妈妈好像不记得那本诗集一样。
　　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衰退了。
　　经过5年鸿雁传书，27岁的爸爸和妈妈作为当时的大龄青年，决定结婚。
　　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调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直到第一次见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费用——真不知道爸爸妈妈那5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
　　爸爸在新疆工作了15年后，终于在我6岁的时候，调回来了。据说，20世纪50年代去新疆的那批人里，唯一一个离开新疆的，就是我爸爸。
　　15年里，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化作力量，忍受着3天4夜硬座火车长途跋涉的煎熬，在短短的20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其间诞生了我们姐妹3个。
　　爸爸回来后，每天晚饭时都会来姥爷家，一是因为妈妈住在姥爷家，二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每当爸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妈妈手里忙活着家务，耳朵却听着他们的谈话，不时点头微笑。闲下来时，她就坐在一旁，深情地看着爸爸，那眼中的欣赏分明是回给爸爸的情诗。
　　不当诗人都亏了的爸爸，在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妈妈一本集合了世界著名诗人们写给妻子的情诗集，在扉页上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这个50岁的男人依然“跪拜”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脚下。
　　我们再也没有那樣的时代，再没有那样的爱情了，也再没有那样的情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