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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类正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全球性进步有目共睹；另一方面，生态灾难早已不再是传说，全球气候变暖和深度污染正威胁着所有物种的生存。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文学研究应该有怎样的作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场学术研讨会于9月15日在北京时代书局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生态批评家协会、深圳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时代书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厦门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的20多名学者进行了深度对话。在对话中，他们讨论了文学研究转型的必要性，梳理了生态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展望了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景，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一、危机与拯救：文学研究全面转型的必要性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是与会学者的共同立场。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既是挑战，也为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缘。以往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类中心论的范式，难以创造性地应对生态危机，日益暴露出其致命欠缺。要使学术活动成为一种拯救性力量，改变研究范式已经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进行转型，而是如何推动转型的完成。对于转型的实质和内涵，与会学者进行了多样化的概括：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余谋昌）、以生态视野代替人类中心主义（高旭东、王晓华、赵白生）、采用参与自然循环的有为策略（李庆本）、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观（宋丽丽）、致力于人类心灵的绿化（马永波、张华、仝晓锋）、重视文学艺术中已经发生的生态学转型（陈晓明），等等。
作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介入生态文化建构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谋昌总结了生态文学的诞生机制：20世纪中叶，工业文明达到顶峰，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跃进，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也随之出现了；为了应对危机，人类开始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种转向从观念开始，体现为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的建构；从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8）到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西方生态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初步形态；在中国，自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6）开辟了环境文学的先河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已经出现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过，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还远未成为主流选择，大多数文学研究家的心灵还有待“绿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走向新的地平线，还身处转向的“途中”。
如果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还处在转向的过程中，那么，向何处去就是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宋丽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参会论文《生态文学的反思》中，她提出转型期的文学研究应该审视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科技主义文明观、消费主义经济观。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受制于上述观念的现代化视域中。超越现代性是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宋丽丽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与会学者的共同思路。在清理科技主义文明观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提出：我们以前秉持科学至上的理念，但实际上科技与人文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推进生态文学研究，就不能不寻找超越这种紧张的道路；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如郭沫若）赞美工厂冒出的黑烟，称之为世界的名花——美丽的黑牡丹，表达的就是一种单纯的现代化理念，其核心就是对科技的崇拜；现在，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要追赶西方世界，以科技推动发展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受这种生存情境的制约，中国的生态文学还不是主流；只有大多数人都能正视现代性中的内在紧张（如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才算取得了成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彻底，甚至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文学家的已有成就。
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欠缺时，与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国人对现代性的迷恋——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途中，尚未充分意识到内蕴于现代性中的风险和危机。现代性的核心是人-自然的二分法，正统的现代性理念往往表达了两种乐观主义：其一，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其利益和福祉最为重要；其二，通过不断征服自然，我们可以进入持续进步状态，享受终极的幸福和快乐。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没有根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启超认为：人既没有权利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征服进行到底，在无限的宇宙中，人不过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中心主义不过是这个物种的幻觉；当人企图控制自然和机器时，他也被自然和机器所控制，企图强行突破这种辩证关系，就会造成全面的危机；人类必须重新选择生存方式，以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论，关怀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生态体系；有了这种思路，文学研究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批评家便能看到他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如人类中心论的荒谬、进步主义的内在悖论、当下文学作品中已经显现的生态意识。
与会学者认为，改变研究范式并非人类对自然的恩赐，而是偿还生态债务的必要方式。在人类中心论的支配下，自然的一切都被看成人类造福的资源。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出现，人类逐渐异化为地球上的掠夺者，奴役自然的发展观造就了深重的生态危机。正因为人类的行为造就了普遍的痛苦，我们才需要偿还生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属于人类赎罪行动的一部分。赎罪的对象不仅是自然，而且包括被压抑的人类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小孩）和文化（如前现代文化）。当赎罪的文学家将文学升华为拯救性力量，一条新的地平线将清晰地显现出来。
二、转型过程中的文学研究要重视已有的精神资源
在追查文学研究转向的具体踪迹时，与会学者认为：这种转向看似历史短暂，但它绝非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没有各种精神资源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对生态危机作出如此全面的反思。要推动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就不能不重视和回到已有的精神资源。事实上，珍惜已有精神资源与珍惜自然资源同样重要，其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性的行为，属于生态学转型的内在构成。
在与会学者看来，生态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的资源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从自然写作到生态批评的西方文化资源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首先出现在观念领域，文学（尤其是被忽略的边缘文学）是社会转型的先声。从向自然赎罪的角度看，作家和艺术家已经走在了学者的前面。早在18世纪末，西方就出现了包括吉尔伯特、华兹华斯、梭罗、巴勒斯、缪尔、奥斯汀在内的著名自然作家，诞生了《加州的群山》、《阿拉斯加之旅》、《我的青少年生活》、《接受宇宙》、《标志与季节》、《冬日阳光》、《河畔小屋》、《生命的呼吸》、《延龄草》、《清新的原野》、《自然之道》、《羊群》、《旅行尽头的土地》、《无界之地》等名篇。由于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始于对西方思想的借鉴，翻译对推动其发展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题为《绿色经典翻译的当代价值》的参会论文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庆本梳理了上述思想资源产生影响的基本线索：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当时译名为《华尔腾》）出版，标志着中国生态文学翻译事业的开端；上世纪70年代，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在我国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并为后来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国外的生态思想理论被译介引入，也为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所有这一切终于在90年代汇成我国生态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第一次浪潮；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外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的成就被系统译介进来，我国生态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繁荣景象。对于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厦门大学教授王诺也进行了精辟的总结：首先，它为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乃至整个生态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象和素材，为我国生态文学家以及关注生态的所有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外来参照；其次，它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文学爱好者（包括学者和广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为他们提高生态文化水准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应该感谢徐迟、程虹、马永波等致力于翻译西方文化经典的学者，由于他们的努力，西方生态理念进入汉语，变成我们可以随时吸取的精神资源。
（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始于对西方思想的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本土资源。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物我不二、民胞物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高旭东教授认为，老子重视自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绘画、音乐、文学、生活方式（如田园山水意境）；儒家强调要敬天礼地，这与西方人认为自己要管理天上的鸟、水中的鱼、地上的兽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本土资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悦笛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他认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本身被当做家园而非征服的对象，这种世界观完全可以被转型期的文学研究者所继承。与会学者认为，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如此丰厚的生态思想资源，那么，我们的生态文学研究就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理论，还应该注意理论话语的中国化，从借鉴走向独创性建构。
（三）当代本土文学资源
与会学者认为，自徐刚等人创作最初的生态文学作品以后，中国生态文学也经历了由边缘化到被逐渐接受的过程。现在，进行生态文学创作已经不再是少数边缘作家的孤独事业，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先锋作家也加入到守护家园的行列中。在发言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他认为，像《狼图腾》等发行量达到数百万的作品也释放了一个信息：通过自然（如动物）表达民族国家、动物、人的生存意志，展示狼等自然存在的自由，因而也传达了一种我们所说的生态意识。在生态意识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开始建立起新的文化伦理。如莫言的《蛙》和《蝌蚪》就通过小动物的视角看问题。通过蝌蚪和蛙的叙述，这些小说展示了这些生命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将动物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类叙述都会构造中国生态文学新的话语平台，值得批评家们重视。陈晓明教授的发言获得了著名儿童文学家刘先平的呼应。他强调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生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早：中国大自然文学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最初的表现形态是儿童文学；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中国儿童文学当中涌现了一批写大自然的作家；如果研究生态文学的专家多注意儿童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更多的生态叙事，这是我们以前曾经忽略的重要领域。
不过，珍惜已有思想资源不等于完全效法其中蕴含的精神法则，文学研究者应该以超越的立场对待他们。王诺教授认为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和西方传统的自然写作有其巨大的局限：作者往往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人类心理强加到动物身上，实际上遮蔽了真实的动物本身；真正生态学的描述应该尊重其他生命的主体性，展现本真的自然生命。在反思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自然写作时，陈晓明教授认为：包括《狼图腾》在内的小说还没有克服以物喻人的局限，狼等动物时常被当做国家民族的象征，这与尊重动物本身的生态学立场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们在研究它们和传统文本时要同时正视其“进步”和局限。
三、生态学转型将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新的地平线
尽管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但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型绝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相反，转型的目的是自我超越，是走向更富开放性的理论建构。在展望生态学转型的前景时，与会学者提出许多建设性的观点。
宋丽丽教授指出：“生态文学重新张扬荒野的意义、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意义、重建田园的意义，并非是为了倒退到黑暗的时代，并非为了剥夺人类享受物质尊严的权力，而是在拒绝绝望的诉求中，唤醒人类可持续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生态智慧。”这种观点获得与会学者的赞同。来自深圳大学的王晓华教授认为，生态批评要求重建人与世界整体的关系，实际上意味着文学研究的后现代转折：既不是固守现代，也不是回到前现代，而是进入建设性的后现代场域；通过研究后现代文化的生态之维，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转型的方向；事实上，生态学立场远非简单地守护自然，更包括去中心、消解等级、反对霸权、肯定差异、倡导对话等诸多诉求；充分抵达自身的生态学研究将具有丰富的维度。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认为，如此丰富的生态学维度如果逐渐影响日常话语和意识形态，将推动整个世界的转型，形成新启蒙主义的强大气场。
对于生态文学研究的多维性，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华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实际上与宗教信仰具有直接关系：在传统西方语境中，人相对于上帝是非常渺小的存在，但文艺复兴以后人被抬到上帝的位置，自然则被视为弱者，而这正是生态危机的起源；正因为如此，西方生态批评一直秉持关怀弱者的立场——动物、女性、有色人种、劳工阶层都属于关怀的对象，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和男权主义则受到批评和解构；充分展开的生态文学研究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维度。王晓华教授认为，生态文学研究的具体维度应该包括物种批评、性别批评、种族批评、阶级批评等，它应该综合和重构已有的文学研究成果。
在展望生态文学研究的未来时，人的地位是无法忽略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是人，不可能完全忽略自己的存在，因此，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仍是与会学者讨论的核心。周启超研究员认为，当代生态文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预警机制，提示我们关怀所有生命的未来，因而它并没有把人类排除在外。王诺教授则强调好的生态文学作品要消解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生态文学必须充分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然而，在另一方面，生态文学家又必须看到，他所描写的人与自然关系绝对不是单向度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绝对不能从过去人类主宰自然、人化自然这一个单向度，跳到只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与决定、消解人的主体性、甚至完全是自然化人的另一个单向度、另一个极端，把人都写没了的作品绝不是好的生态作品。”张华教授进一步提出，转型后的文学研究既要克服人类中心论，又要必须警惕生态中心主义。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马永波教授则强调：要同时尊重人和自然的主体性，研究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的互动；两者都非封闭的存在，而是始终在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时，文学批评家应该采取“面向事物自身”的开放立场。
通过上述对话和讨论，与会学者勾勒出丰富的生态文学研究前景。他们认为，要让这个前景逐渐成为现实，我们就既不能回到单纯顺应自然的前现代，也不能固守迷恋人类中心论的现代精神，而应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地平线。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文学研究会找到克服后殖民语境的机缘，走上真正的原创境界。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2—），男，辽宁黑山人，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美学、文化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俊
一、危机与拯救：文学研究全面转型的必要性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这是与会学者的共同立场。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既是挑战，也为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缘。以往的学术研究受制于人类中心论的范式，难以创造性地应对生态危机，日益暴露出其致命欠缺。要使学术活动成为一种拯救性力量，改变研究范式已经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进行转型，而是如何推动转型的完成。对于转型的实质和内涵，与会学者进行了多样化的概括：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余谋昌）、以生态视野代替人类中心主义（高旭东、王晓华、赵白生）、采用参与自然循环的有为策略（李庆本）、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观（宋丽丽）、致力于人类心灵的绿化（马永波、张华、仝晓锋）、重视文学艺术中已经发生的生态学转型（陈晓明），等等。
作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介入生态文化建构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谋昌总结了生态文学的诞生机制：20世纪中叶，工业文明达到顶峰，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跃进，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也随之出现了；为了应对危机，人类开始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种转向从观念开始，体现为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的建构；从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948）到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西方生态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初步形态；在中国，自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6）开辟了环境文学的先河后，生态文学创作、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已经出现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过，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还远未成为主流选择，大多数文学研究家的心灵还有待“绿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走向新的地平线，还身处转向的“途中”。
如果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还处在转向的过程中，那么，向何处去就是个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宋丽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参会论文《生态文学的反思》中，她提出转型期的文学研究应该审视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机械主义的自然观、科技主义文明观、消费主义经济观。总而言之，文学研究不能再停留在受制于上述观念的现代化视域中。超越现代性是当今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宋丽丽教授的发言代表了与会学者的共同思路。在清理科技主义文明观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提出：我们以前秉持科学至上的理念，但实际上科技与人文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张关系；要推进生态文学研究，就不能不寻找超越这种紧张的道路；中国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如郭沫若）赞美工厂冒出的黑烟，称之为世界的名花——美丽的黑牡丹，表达的就是一种单纯的现代化理念，其核心就是对科技的崇拜；现在，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要追赶西方世界，以科技推动发展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正因为受这种生存情境的制约，中国的生态文学还不是主流；只有大多数人都能正视现代性中的内在紧张（如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才算取得了成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林精华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对生态危机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彻底，甚至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文学家的已有成就。
在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欠缺时，与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国人对现代性的迷恋——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途中，尚未充分意识到内蕴于现代性中的风险和危机。现代性的核心是人-自然的二分法，正统的现代性理念往往表达了两种乐观主义：其一，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其利益和福祉最为重要；其二，通过不断征服自然，我们可以进入持续进步状态，享受终极的幸福和快乐。实际上，这两种观念都没有根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启超认为：人既没有权利将自己定义为中心，也不可能将征服进行到底，在无限的宇宙中，人不过是渺小而短暂的存在，中心主义不过是这个物种的幻觉；当人企图控制自然和机器时，他也被自然和机器所控制，企图强行突破这种辩证关系，就会造成全面的危机；人类必须重新选择生存方式，以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论，关怀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生态体系；有了这种思路，文学研究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批评家便能看到他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如人类中心论的荒谬、进步主义的内在悖论、当下文学作品中已经显现的生态意识。
与会学者认为，改变研究范式并非人类对自然的恩赐，而是偿还生态债务的必要方式。在人类中心论的支配下，自然的一切都被看成人类造福的资源。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出现，人类逐渐异化为地球上的掠夺者，奴役自然的发展观造就了深重的生态危机。正因为人类的行为造就了普遍的痛苦，我们才需要偿还生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都属于人类赎罪行动的一部分。赎罪的对象不仅是自然，而且包括被压抑的人类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小孩）和文化（如前现代文化）。当赎罪的文学家将文学升华为拯救性力量，一条新的地平线将清晰地显现出来。
二、转型过程中的文学研究要重视已有的精神资源
在追查文学研究转向的具体踪迹时，与会学者认为：这种转向看似历史短暂，但它绝非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没有各种精神资源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对生态危机作出如此全面的反思。要推动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向，就不能不重视和回到已有的精神资源。事实上，珍惜已有精神资源与珍惜自然资源同样重要，其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性的行为，属于生态学转型的内在构成。
在与会学者看来，生态文学研究可以借鉴的资源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从自然写作到生态批评的西方文化资源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首先出现在观念领域，文学（尤其是被忽略的边缘文学）是社会转型的先声。从向自然赎罪的角度看，作家和艺术家已经走在了学者的前面。早在18世纪末，西方就出现了包括吉尔伯特、华兹华斯、梭罗、巴勒斯、缪尔、奥斯汀在内的著名自然作家，诞生了《加州的群山》、《阿拉斯加之旅》、《我的青少年生活》、《接受宇宙》、《标志与季节》、《冬日阳光》、《河畔小屋》、《生命的呼吸》、《延龄草》、《清新的原野》、《自然之道》、《羊群》、《旅行尽头的土地》、《无界之地》等名篇。由于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始于对西方思想的借鉴，翻译对推动其发展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题为《绿色经典翻译的当代价值》的参会论文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庆本梳理了上述思想资源产生影响的基本线索：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当时译名为《华尔腾》）出版，标志着中国生态文学翻译事业的开端；上世纪70年代，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中译本问世，在我国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并为后来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上个世纪80年代，国外的生态思想理论被译介引入，也为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所有这一切终于在90年代汇成我国生态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第一次浪潮；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外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的成就被系统译介进来，我国生态文学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新的繁荣景象。对于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厦门大学教授王诺也进行了精辟的总结：首先，它为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乃至整个生态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象和素材，为我国生态文学家以及关注生态的所有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外来参照；其次，它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文学爱好者（包括学者和广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为他们提高生态文化水准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应该感谢徐迟、程虹、马永波等致力于翻译西方文化经典的学者，由于他们的努力，西方生态理念进入汉语，变成我们可以随时吸取的精神资源。
（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始于对西方思想的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本土资源。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物我不二、民胞物与，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高旭东教授认为，老子重视自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绘画、音乐、文学、生活方式（如田园山水意境）；儒家强调要敬天礼地，这与西方人认为自己要管理天上的鸟、水中的鱼、地上的兽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本土资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悦笛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他认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本身被当做家园而非征服的对象，这种世界观完全可以被转型期的文学研究者所继承。与会学者认为，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如此丰厚的生态思想资源，那么，我们的生态文学研究就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理论，还应该注意理论话语的中国化，从借鉴走向独创性建构。
（三）当代本土文学资源
与会学者认为，自徐刚等人创作最初的生态文学作品以后，中国生态文学也经历了由边缘化到被逐渐接受的过程。现在，进行生态文学创作已经不再是少数边缘作家的孤独事业，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先锋作家也加入到守护家园的行列中。在发言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他认为，像《狼图腾》等发行量达到数百万的作品也释放了一个信息：通过自然（如动物）表达民族国家、动物、人的生存意志，展示狼等自然存在的自由，因而也传达了一种我们所说的生态意识。在生态意识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开始建立起新的文化伦理。如莫言的《蛙》和《蝌蚪》就通过小动物的视角看问题。通过蝌蚪和蛙的叙述，这些小说展示了这些生命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将动物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类叙述都会构造中国生态文学新的话语平台，值得批评家们重视。陈晓明教授的发言获得了著名儿童文学家刘先平的呼应。他强调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生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早：中国大自然文学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最初的表现形态是儿童文学；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中国儿童文学当中涌现了一批写大自然的作家；如果研究生态文学的专家多注意儿童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更多的生态叙事，这是我们以前曾经忽略的重要领域。
不过，珍惜已有思想资源不等于完全效法其中蕴含的精神法则，文学研究者应该以超越的立场对待他们。王诺教授认为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和西方传统的自然写作有其巨大的局限：作者往往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人类心理强加到动物身上，实际上遮蔽了真实的动物本身；真正生态学的描述应该尊重其他生命的主体性，展现本真的自然生命。在反思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自然写作时，陈晓明教授认为：包括《狼图腾》在内的小说还没有克服以物喻人的局限，狼等动物时常被当做国家民族的象征，这与尊重动物本身的生态学立场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们在研究它们和传统文本时要同时正视其“进步”和局限。
三、生态学转型将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新的地平线
尽管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但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转型绝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相反，转型的目的是自我超越，是走向更富开放性的理论建构。在展望生态学转型的前景时，与会学者提出许多建设性的观点。
宋丽丽教授指出：“生态文学重新张扬荒野的意义、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意义、重建田园的意义，并非是为了倒退到黑暗的时代，并非为了剥夺人类享受物质尊严的权力，而是在拒绝绝望的诉求中，唤醒人类可持续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生态智慧。”这种观点获得与会学者的赞同。来自深圳大学的王晓华教授认为，生态批评要求重建人与世界整体的关系，实际上意味着文学研究的后现代转折：既不是固守现代，也不是回到前现代，而是进入建设性的后现代场域；通过研究后现代文化的生态之维，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转型的方向；事实上，生态学立场远非简单地守护自然，更包括去中心、消解等级、反对霸权、肯定差异、倡导对话等诸多诉求；充分抵达自身的生态学研究将具有丰富的维度。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认为，如此丰富的生态学维度如果逐渐影响日常话语和意识形态，将推动整个世界的转型，形成新启蒙主义的强大气场。
对于生态文学研究的多维性，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华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实际上与宗教信仰具有直接关系：在传统西方语境中，人相对于上帝是非常渺小的存在，但文艺复兴以后人被抬到上帝的位置，自然则被视为弱者，而这正是生态危机的起源；正因为如此，西方生态批评一直秉持关怀弱者的立场——动物、女性、有色人种、劳工阶层都属于关怀的对象，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和男权主义则受到批评和解构；充分展开的生态文学研究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维度。王晓华教授认为，生态文学研究的具体维度应该包括物种批评、性别批评、种族批评、阶级批评等，它应该综合和重构已有的文学研究成果。
在展望生态文学研究的未来时，人的地位是无法忽略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是人，不可能完全忽略自己的存在，因此，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仍是与会学者讨论的核心。周启超研究员认为，当代生态文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预警机制，提示我们关怀所有生命的未来，因而它并没有把人类排除在外。王诺教授则强调好的生态文学作品要消解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生态文学必须充分表现自然对人的影响。然而，在另一方面，生态文学家又必须看到，他所描写的人与自然关系绝对不是单向度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绝对不能从过去人类主宰自然、人化自然这一个单向度，跳到只强调自然对人的影响与决定、消解人的主体性、甚至完全是自然化人的另一个单向度、另一个极端，把人都写没了的作品绝不是好的生态作品。”张华教授进一步提出，转型后的文学研究既要克服人类中心论，又要必须警惕生态中心主义。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马永波教授则强调：要同时尊重人和自然的主体性，研究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的互动；两者都非封闭的存在，而是始终在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时，文学批评家应该采取“面向事物自身”的开放立场。
通过上述对话和讨论，与会学者勾勒出丰富的生态文学研究前景。他们认为，要让这个前景逐渐成为现实，我们就既不能回到单纯顺应自然的前现代，也不能固守迷恋人类中心论的现代精神，而应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地平线。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文学研究会找到克服后殖民语境的机缘，走上真正的原创境界。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2—），男，辽宁黑山人，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美学、文化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