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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黑一雄小说中的身份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别让我走》虽然是一部科幻小说，却是作者石黑一雄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人类的生存现状的隐喻。通过斯图亚特·霍爾的文化身份及族裔流散理论，结合记忆书写，逐一解析克隆群体文化身份的确认、崩塌以及重构的完整历程。分析克隆人在以人类为主导的现实社会所面临的身份困境以及主人公在寻觅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自我身份的怀疑、觉醒以及反抗等一系列挣扎，克隆人的身份困境实际上就是作者石黑一雄对人类的生存现状的隐喻，是作者怀着巨大的悲悯之情对现实世界产生的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别让我走》;文化身份;族裔流散
绪论
小说《别让我走》通过主人公凯茜·H的回忆，讲述了在20世纪初，一批“人造”的克隆人的生活与成长。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主人公凯茜、汤米以及露丝在黑尔舍姆学校的童年，在“村舍”的青年生活，以及成年后的“捐献”和死亡。
后现代去中心主义身份认同观认为，“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不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身份认同包含着相互矛盾的部分，其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的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并且，这种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他们成长的各个阶段。这就是斯图亚特·霍尔族裔流散理论中两个核心概念：“存在”和“成为”。霍尔认为，“存在”和“成为”构成了一个人文化身份的两种立场。“存在”关注的是一个人身份的本质，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真正的自我”。[1]这种共同的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在不断变幻的历史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成为”是第二种立场，因为受到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我们不可能精确长久地谈论“一种经验，一种身份”，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2]《别让我走》中的黑尔舍姆原本是克隆人的一种“存在”，在新的文化冲击下，他们的文化身份也经历着“成为”。
一、身份的确认与怀疑
根据传统身份认同观理论，人类的直接归属是其民族和国家，与之相连的是血统和亲缘关系。然而克隆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国族、没有父母，甚至没有家园，没有“身份”的他们是一群没有“存在”的孤儿，而黑尔舍姆为这群流浪者提供了一种存在。小说中的社会对克隆人是否存在“灵魂”存在着争议，主流思想坚持克隆人只会模仿而无法进行有“灵魂”的思考，而黑尔舍姆的创办者在学校通过训练、鼓励、甚至是强迫的方式让学生创作，希望以此证明克隆人与人类并无区别。创办者的初衷是为了反叛主流意识，而克隆人却因此拥有了某种身份的“存在”。
陶家俊在《身份认同导论》一文中把身份问题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就共同体而言， 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 。[3]黑尔舍姆有着自己文化传统的组织，学校每年举办四次交换活动和拍卖会，大家能够换取喜欢的东西来装饰自己床头和书桌，而这种交换活动建立了克隆群体的集体认同感，因为“可能成为你个人收藏的作品要依赖彼此的制作，那交易会必定对你的人际关系发生影响。”[4]同时，学校通过设置绘画和诗歌课程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并设置画廊，定期收集他们的优秀画作的方式激励学生不断地“创作”，这种刻意的引导让学生看到创造力等同于受欢迎度。所以，“十一岁的时候，我们对彼此写的诗其实完全不感兴趣。而克里斯蒂因为写诗而名噪一时，我们都因此钦佩她。”[4]根据霍尔的观点，黑尔舍姆给没有“存在”的克隆人建构了共同的文化准则，这是一个拥有其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小社会，他们在黑尔舍姆的影响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但是正如霍尔所说“文化他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它的统一性总是存在着某种幻想或想象的部分，它总是不完整的，总是“在进行中”、“在形成中”。[1]克隆人在黑尔舍姆拥有的“存在”在与人类的潜在对立关系下，随时有变动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克隆学生开始意识到“我们”与老师和夫人之间的不同，“蜘蛛事件”让学生证实了自己的“他者”的角色。本来是一次玩笑，但他们却看到夫人“在竭力压抑那种真正的恐惧”[4]，从夫人的恐惧中，他们看到了一个被排斥的“蜘蛛”形象，让他们产生了“他者”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一旦形成，就表明他们承认自己被自己认同的集体文化所异化了，而摆脱这种“异化”就成为了一种渴望。人类展示出来的种种“区别对待”，让克隆人对黑尔舍姆给他们建构的这种文化身份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并且这种质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加深，当离开黑尔舍姆，去往“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克隆人获得了解除现有文化身份纽带从而寻找新的文化认同的机会。
二、新身份的追寻与绝望
Ernest Renan认为民族精神统一的三个原则分别是：丰富的集体记忆遗产、共同生活的愿景、永久保留一个人已经获得的遗产的意愿 。[2]黑尔舍姆规定，学生年满十八岁就要去村舍，为成年后的“捐献”做准备。与黑尔舍姆的封闭不同，村舍是一个与外界相连的空间，因为对黑尔舍姆为其建构的“存在”的失望，村舍让他们看到获得新身份的希望。由此，以露丝为代表的克隆人选择断绝与黑尔舍姆相关的一切，或者说刻意抹去黑尔舍姆式的“精神的统一”来获取进入新世界的机会。
关于爱的理解，黑尔舍姆的老师告诉他们做爱的前提是真心愿意并且能够与之共享一切，而村舍里，性成为了目的，没有性经历甚至成为被嘲讽的理由。“‘性爱’已经跟几年前的‘创造性’不无相似”[4]，性经历成为了新的文化认同。童年时期的克隆学生对于“不去完成论文的念头是不可想象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论文也就不那么重要了”[4]，在新的社会生活的冲击下，黑尔舍姆建构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了过去，克隆人甚至主动摆脱黑尔舍姆式的集体记忆，以断舍离的态度决定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三个主人公当中，露丝是最彻底的反叛者，离开黑尔舍姆以后，露丝最先模仿这个更大的世界里的一切。在与爱人汤米分别时，露丝只是“用手碰一碰彼此的胳膊肘”，而不是曾经被教导的亲吻和拥抱。当凯茜和汤米回忆起快乐的童年时光时，露丝却坚持说“我记不得了”。陶家俊认为，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3]因为“当年宿舍熄灯后长谈所遗留的影响”[14]，露丝一面与凯茜无话不谈，一面又无视黑尔舍姆的同伴，讨好村舍里的老生。对于黑尔舍姆的收藏，本想直接扔掉，却因为“实在不忍心”选择“转卖”。伴随着放弃过往记忆的负罪感和对新生活的期待，露丝在旧有文化和新文化之间苦苦煎熬，希望通过努力融入主流文化，获得被认可的新身份。
老兵们讨论的“原型”代表着克隆人未来的样子，是他们对未来的期望。老兵们看到露丝的“原型”在有玻璃外墙的高档办公室工作，这完全是她“梦想的未来”，当饱含期待的“梦想”落空时，露丝崩溃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社会渣滓复制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只要他们不是精神病人就行。”[4] 在霍尔的流散理论中，西方各民族走向“统一”的原因之一是“奴隶制和流放制度的彻底消灭”，但是在统一的同时，也切断了流散人口与过去的直接联系。但民族间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它们伴随着连续持续存在。正如长期离开后再回到加勒比人中就等同于经历同一与差异的“双重”撞击”。露丝一行克隆学生在村舍的“新文化”的渗透下，切断了与黑尔舍姆的全部联系，使得旧有的文化身份被置于边缘状态，同时其自身社会边缘的“他者”角色也未曾改变，克隆个体彻底成为了被社会主流孤立、隔绝、使之变异、畸形的文化流浪者。
三、身份的重拾
黑尔舍姆的集体记忆成为了某种“愈合剂”，让这群流亡的文化孤儿重拾了身份，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出走的黑尔舍姆学生放弃黑尔舍姆给予他们的文化身份，将黑尔舍姆变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存在”，这种集体的沉默让他们成为了“没有锚地、没有视野、无色、无国、无根的个体——天使的种族”[2]。没有身份、无法得到认可的凯茜一行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经历了怀疑、焦虑和绝望，他们不得不在困境里找寻一条“回家”的路。霍尔称之为：“我们必须回到的非洲——但是通过另一条路线，通过政治、记忆和欲望。”[2]
文化身份的飘零让露丝陷入了彻底的孤立无援，但是当和凯茜、汤米一起回顾过往，重拾黑尔舍姆的集体记忆的时候，她又找到了心灵的家园。那艘被遗弃的搁浅的大船成为了被关闭的黑尔舍姆的象征，提醒他们曾经共有的黑尔舍姆的过往，根据赛义德的说法，它（黑尔舍姆）不可改变地属于“富于想象力的地理和历史”，我们对它的归属构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称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2]黑尔舍姆在这里重新成为了某种想象的存在，成为了这群流浪者可以寻求慰藉的精神家园。当凯茜和劳拉谈及黑尔舍姆的关闭时，“颇为自然地拥抱”[4] ，以这种方式确认黑尔舍姆仍存在于大家的记忆中。看船之旅结束以后，凯茜和露丝之间的疏离不再，成为了大街上小丑手上“牢牢绑在一起，系成仅仅一握”的气球[4]，象征着黑尔舍姆的大船激活了他们共有的记忆，让属于黑尔舍姆的共同的记忆和亲密关系将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在霍尔的文化认同理论中，完全抛弃过去只会导致社会和文化的孤立，而打破孤立的唯一的方式是重新创造过去，以便将它重新纳入现在。在露丝和汤米相继“离开”后，凯茜将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视为“最珍贵的记忆”，并且“从未淡忘”，同时，与黑尔舍姆相关的物品被反复与过去联系起来，这些被遗忘的联系和传统重新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文化身份流亡带来的创伤得到了愈合。
凯茜继续行进在作为护理员的职业旅途中，在车水马龙的现实世界中她总能“看”到黑尔舍姆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小说开头，关于黑尔舍姆那些可以收藏自己物品的小箱子、足球、棒球、主楼外面的小径……被凯茜用来反复诉说，因为凯茜知道，“我的心中都会和黑尔舍姆在一起，让它安全地留在我的脑海中，那将是没人能够抢走的东西。”[4] Teo Yujin在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中谈到：“虽然公众可能希望忘记，甚至拒绝克隆人的存在，但是那些还活着的集体记忆，证明着他们过往的生活和令人恐惧的边缘化的自然存在”[5] ，集体记忆的见证重构了他们的“存在”，让其意识到黑尔舍姆是他们永远的“家”。
四、结语
石黑一雄曾在采访中称《别让我走》人类社会的一个隐喻，一方面黑尔舍姆就是当代流散分非洲或者其他弱势文化民族的实体象征，另一方面克隆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获得了人类身份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更像是一场为文化弱势群体发声的社会运动。从更广泛意义来说，于民族而言，完全消除文化的隔阂，强迫所有人承认同一种文化是不可取的，全球化让我们拥有更多机会去体验其他文化，但是如何处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在新旧文化间实现“自我”的统一 ，避免自己成为文化的孤儿，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all S.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C]//Hall S.，Held D.，McGrew T.Modernity and Its Future.London：Polity Press，1992：291-296，
[2]斯圖亚特·霍尔.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G]// 罗钢，你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9-218
[3]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02）：37-44.
[4]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5-263
[5]Teo，Yujin.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London[J]：Palgrave Macmillan，2014.print.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别让我走》;文化身份;族裔流散
绪论
小说《别让我走》通过主人公凯茜·H的回忆，讲述了在20世纪初，一批“人造”的克隆人的生活与成长。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主人公凯茜、汤米以及露丝在黑尔舍姆学校的童年，在“村舍”的青年生活，以及成年后的“捐献”和死亡。
后现代去中心主义身份认同观认为，“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不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身份认同包含着相互矛盾的部分，其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的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并且，这种变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他们成长的各个阶段。这就是斯图亚特·霍尔族裔流散理论中两个核心概念：“存在”和“成为”。霍尔认为，“存在”和“成为”构成了一个人文化身份的两种立场。“存在”关注的是一个人身份的本质，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真正的自我”。[1]这种共同的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在不断变幻的历史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成为”是第二种立场，因为受到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我们不可能精确长久地谈论“一种经验，一种身份”，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2]《别让我走》中的黑尔舍姆原本是克隆人的一种“存在”，在新的文化冲击下，他们的文化身份也经历着“成为”。
一、身份的确认与怀疑
根据传统身份认同观理论，人类的直接归属是其民族和国家，与之相连的是血统和亲缘关系。然而克隆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国族、没有父母，甚至没有家园，没有“身份”的他们是一群没有“存在”的孤儿，而黑尔舍姆为这群流浪者提供了一种存在。小说中的社会对克隆人是否存在“灵魂”存在着争议，主流思想坚持克隆人只会模仿而无法进行有“灵魂”的思考，而黑尔舍姆的创办者在学校通过训练、鼓励、甚至是强迫的方式让学生创作，希望以此证明克隆人与人类并无区别。创办者的初衷是为了反叛主流意识，而克隆人却因此拥有了某种身份的“存在”。
陶家俊在《身份认同导论》一文中把身份问题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就共同体而言， 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 。[3]黑尔舍姆有着自己文化传统的组织，学校每年举办四次交换活动和拍卖会，大家能够换取喜欢的东西来装饰自己床头和书桌，而这种交换活动建立了克隆群体的集体认同感，因为“可能成为你个人收藏的作品要依赖彼此的制作，那交易会必定对你的人际关系发生影响。”[4]同时，学校通过设置绘画和诗歌课程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并设置画廊，定期收集他们的优秀画作的方式激励学生不断地“创作”，这种刻意的引导让学生看到创造力等同于受欢迎度。所以，“十一岁的时候，我们对彼此写的诗其实完全不感兴趣。而克里斯蒂因为写诗而名噪一时，我们都因此钦佩她。”[4]根据霍尔的观点，黑尔舍姆给没有“存在”的克隆人建构了共同的文化准则，这是一个拥有其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小社会，他们在黑尔舍姆的影响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但是正如霍尔所说“文化他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它的统一性总是存在着某种幻想或想象的部分，它总是不完整的，总是“在进行中”、“在形成中”。[1]克隆人在黑尔舍姆拥有的“存在”在与人类的潜在对立关系下，随时有变动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克隆学生开始意识到“我们”与老师和夫人之间的不同，“蜘蛛事件”让学生证实了自己的“他者”的角色。本来是一次玩笑，但他们却看到夫人“在竭力压抑那种真正的恐惧”[4]，从夫人的恐惧中，他们看到了一个被排斥的“蜘蛛”形象，让他们产生了“他者”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一旦形成，就表明他们承认自己被自己认同的集体文化所异化了，而摆脱这种“异化”就成为了一种渴望。人类展示出来的种种“区别对待”，让克隆人对黑尔舍姆给他们建构的这种文化身份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并且这种质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加深，当离开黑尔舍姆，去往“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克隆人获得了解除现有文化身份纽带从而寻找新的文化认同的机会。
二、新身份的追寻与绝望
Ernest Renan认为民族精神统一的三个原则分别是：丰富的集体记忆遗产、共同生活的愿景、永久保留一个人已经获得的遗产的意愿 。[2]黑尔舍姆规定，学生年满十八岁就要去村舍，为成年后的“捐献”做准备。与黑尔舍姆的封闭不同，村舍是一个与外界相连的空间，因为对黑尔舍姆为其建构的“存在”的失望，村舍让他们看到获得新身份的希望。由此，以露丝为代表的克隆人选择断绝与黑尔舍姆相关的一切，或者说刻意抹去黑尔舍姆式的“精神的统一”来获取进入新世界的机会。
关于爱的理解，黑尔舍姆的老师告诉他们做爱的前提是真心愿意并且能够与之共享一切，而村舍里，性成为了目的，没有性经历甚至成为被嘲讽的理由。“‘性爱’已经跟几年前的‘创造性’不无相似”[4]，性经历成为了新的文化认同。童年时期的克隆学生对于“不去完成论文的念头是不可想象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论文也就不那么重要了”[4]，在新的社会生活的冲击下，黑尔舍姆建构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了过去，克隆人甚至主动摆脱黑尔舍姆式的集体记忆，以断舍离的态度决定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三个主人公当中，露丝是最彻底的反叛者，离开黑尔舍姆以后，露丝最先模仿这个更大的世界里的一切。在与爱人汤米分别时，露丝只是“用手碰一碰彼此的胳膊肘”，而不是曾经被教导的亲吻和拥抱。当凯茜和汤米回忆起快乐的童年时光时，露丝却坚持说“我记不得了”。陶家俊认为，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3]因为“当年宿舍熄灯后长谈所遗留的影响”[14]，露丝一面与凯茜无话不谈，一面又无视黑尔舍姆的同伴，讨好村舍里的老生。对于黑尔舍姆的收藏，本想直接扔掉，却因为“实在不忍心”选择“转卖”。伴随着放弃过往记忆的负罪感和对新生活的期待，露丝在旧有文化和新文化之间苦苦煎熬，希望通过努力融入主流文化，获得被认可的新身份。
老兵们讨论的“原型”代表着克隆人未来的样子，是他们对未来的期望。老兵们看到露丝的“原型”在有玻璃外墙的高档办公室工作，这完全是她“梦想的未来”，当饱含期待的“梦想”落空时，露丝崩溃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社会渣滓复制出来的。吸毒者、妓女、酒鬼、流浪汉……只要他们不是精神病人就行。”[4] 在霍尔的流散理论中，西方各民族走向“统一”的原因之一是“奴隶制和流放制度的彻底消灭”，但是在统一的同时，也切断了流散人口与过去的直接联系。但民族间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它们伴随着连续持续存在。正如长期离开后再回到加勒比人中就等同于经历同一与差异的“双重”撞击”。露丝一行克隆学生在村舍的“新文化”的渗透下，切断了与黑尔舍姆的全部联系，使得旧有的文化身份被置于边缘状态，同时其自身社会边缘的“他者”角色也未曾改变，克隆个体彻底成为了被社会主流孤立、隔绝、使之变异、畸形的文化流浪者。
三、身份的重拾
黑尔舍姆的集体记忆成为了某种“愈合剂”，让这群流亡的文化孤儿重拾了身份，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出走的黑尔舍姆学生放弃黑尔舍姆给予他们的文化身份，将黑尔舍姆变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存在”，这种集体的沉默让他们成为了“没有锚地、没有视野、无色、无国、无根的个体——天使的种族”[2]。没有身份、无法得到认可的凯茜一行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经历了怀疑、焦虑和绝望，他们不得不在困境里找寻一条“回家”的路。霍尔称之为：“我们必须回到的非洲——但是通过另一条路线，通过政治、记忆和欲望。”[2]
文化身份的飘零让露丝陷入了彻底的孤立无援，但是当和凯茜、汤米一起回顾过往，重拾黑尔舍姆的集体记忆的时候，她又找到了心灵的家园。那艘被遗弃的搁浅的大船成为了被关闭的黑尔舍姆的象征，提醒他们曾经共有的黑尔舍姆的过往，根据赛义德的说法，它（黑尔舍姆）不可改变地属于“富于想象力的地理和历史”，我们对它的归属构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称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2]黑尔舍姆在这里重新成为了某种想象的存在，成为了这群流浪者可以寻求慰藉的精神家园。当凯茜和劳拉谈及黑尔舍姆的关闭时，“颇为自然地拥抱”[4] ，以这种方式确认黑尔舍姆仍存在于大家的记忆中。看船之旅结束以后，凯茜和露丝之间的疏离不再，成为了大街上小丑手上“牢牢绑在一起，系成仅仅一握”的气球[4]，象征着黑尔舍姆的大船激活了他们共有的记忆，让属于黑尔舍姆的共同的记忆和亲密关系将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在霍尔的文化认同理论中，完全抛弃过去只会导致社会和文化的孤立，而打破孤立的唯一的方式是重新创造过去，以便将它重新纳入现在。在露丝和汤米相继“离开”后，凯茜将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视为“最珍贵的记忆”，并且“从未淡忘”，同时，与黑尔舍姆相关的物品被反复与过去联系起来，这些被遗忘的联系和传统重新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文化身份流亡带来的创伤得到了愈合。
凯茜继续行进在作为护理员的职业旅途中，在车水马龙的现实世界中她总能“看”到黑尔舍姆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小说开头，关于黑尔舍姆那些可以收藏自己物品的小箱子、足球、棒球、主楼外面的小径……被凯茜用来反复诉说，因为凯茜知道，“我的心中都会和黑尔舍姆在一起，让它安全地留在我的脑海中，那将是没人能够抢走的东西。”[4] Teo Yujin在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中谈到：“虽然公众可能希望忘记，甚至拒绝克隆人的存在，但是那些还活着的集体记忆，证明着他们过往的生活和令人恐惧的边缘化的自然存在”[5] ，集体记忆的见证重构了他们的“存在”，让其意识到黑尔舍姆是他们永远的“家”。
四、结语
石黑一雄曾在采访中称《别让我走》人类社会的一个隐喻，一方面黑尔舍姆就是当代流散分非洲或者其他弱势文化民族的实体象征，另一方面克隆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获得了人类身份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更像是一场为文化弱势群体发声的社会运动。从更广泛意义来说，于民族而言，完全消除文化的隔阂，强迫所有人承认同一种文化是不可取的，全球化让我们拥有更多机会去体验其他文化，但是如何处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在新旧文化间实现“自我”的统一 ，避免自己成为文化的孤儿，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all S.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C]//Hall S.，Held D.，McGrew T.Modernity and Its Future.London：Polity Press，1992：291-296，
[2]斯圖亚特·霍尔.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G]// 罗钢，你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9-218
[3]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02）：37-44.
[4]石黑一雄，别让我走[M].朱去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5-263
[5]Teo，Yujin.Kazuo Ishiguro and Memory.London[J]：Palgrave Macmillan，2014.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