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维权和维稳的矛盾逐渐成为我国国家安全领域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维权，指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维稳，指的是维护我国周边安全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维权和维稳作为一对突出的矛盾开始显现，是有其必然性的，这和中国目前所处的两个关键阶段有关。其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处于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国家利益越来越需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联系和国际角力中才能实现。其二，中国正处于崛起的关键阶段。近年来中国崛起进程明显加快，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只要再继续发展一段时间，就可以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大国和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疑虑与戒备心理加重，它们出于共同遏制中国的目的很可能相互勾结，侵蚀中国国家利益并挑起事端，从而造成中国在维权和维稳问题上的巨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就需要有高超的国家安全战略筹划的技巧。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注重。
　　第一，要避免走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为了维稳而一味求稳，将维稳理解成要在所有方面去保持一种绝对的稳定。其实，从上述概念中可以看出维稳存在三个层次，即周边安全的稳定、经济发展全局的稳定和战略机遇期的保持。第一个层次上局部出现不稳定，如能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妥善处置，并不必然会影响后面两个层次、也就是总体上的稳定。还要注意，要实现绝对的稳定成本太高，且往往流于一厢情愿。维稳的核心是对局势的控制，只要局势可控，即便爆发冲突也不一定意味着维稳失败。第二个极端是为了维权而轻言动武。国际政治中并非只存在战争和投降两条路，如果这样的话，战略研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最关键的是要在强化和巩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地位的同时，积极防范和慑止与西方大国发生直接冲突。我国对安全的追求不能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在对军事力量的“用”和“不用”之间，还存在一条“潜在运用”的方式，要通过积极的战略布势、全局的战略平衡，建立起雄厚的战略支撑，迫使对手知难而退，采取这种方式更符合当前安全局势的变化。
　　第二，要注意多方面的配合。首先是需要各决策执行部门，特别是外交和军事部门的有力配合，要加强二者之间的协调，这是建立有效大战略的必然要求。其次是政经手段的配合。中国应利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将经济与安全联系起来，以经济手段来促进安全合作或抑制安全上的冲突，对于侵犯中国权益的国家首先在经济上进行还击，打到其“痛处”。另外还要注意不同战略方向的相互支持以及军民之间的密切配合。有人认为，维权的手段无非是和平谈判、国际仲裁和诉诸武力几种，并且得出结论：某一种手段不可能，只能诉诸另一种手段。但我们要说，国家安全筹划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几种方式应有结合起来实施的可能。
　　第三，在国际舆论和战略设计方面下工夫。在国际舆论上，对外要讲清楚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完整含义，和平发展绝不排除为捍卫自身正当权益而进行自卫反击，中国绝不会以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战略空间为代价换取“和谐周边”与“和谐海洋”。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着力于维稳便会在维权上束手无策，或者主动放弃，那他的算盘就打错了。“不要指望中国人民吞下苦果”，“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
　　在战略设计上，要认识到在目前周边安全地缘战略结构变化中，我国已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必须要依赖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复杂平衡与互动，积极寻求更为平衡的安全战略对策，努力获取战略主动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也是一种权力，要善于运用这种权力。要敏锐洞察战略对手的弱点，认清由于战略联系增强而带来的地缘战略关系复杂化特点，有效利用战略对手间的矛盾，同时防止其与中国的分歧不被过度放大和聚焦。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要认识到，崛起与霸权的关系，只能通过相互借重、相互畏惧、相互制约来保持一种复杂的稳定，单纯示好不可能达到目的。所以，一方面要与美国进行积极的战略互动，形成总体上的协调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保持适当的弹性，根据形势发展进行相应的政策反思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