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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1898年被误判为叛国。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与当时主持正义的力量薄弱的知识分子一道，同顽固守旧的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12年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恢复了德雷福斯的名誉，捍卫了人类良知，维护了法国的国家荣誉。
1998年1月，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表讨伐法国军方胡作非为的檄文《我控诉》100周年之际，法国总统希拉克致信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裔，信中说：
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它是个严重庞大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了国家的原则。可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因为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而且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爱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国与它自己和解……
希拉克这封信代表了法国政府的立场——对正义和公正的支持。希拉克不是第一个坚定支持德雷福斯事件受害者的法国领导人。早在100多年前，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就自觉地站在了德雷福斯和左拉一边，与当时法国主持正义的力量薄弱的知识分子“合谋”，同顽固守旧的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斗争，终于恢复了德雷福斯上尉的名誉，维护了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荣誉。
从天而降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的一位犹太裔实习军官。1894年10月15日，一个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降临到他头上，参谋总部统计处（情报局）以叛国罪逮捕了他。
事情的起因是一纸没有日期和署名的备忘录：9月底，法国安插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女间谍，从德国大使馆武官的废纸篓里捡到了一份被撕成6片的文件。女间谍将这份可疑的文件交给了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统计处亨利上校手上，经过粘贴后确认：这份备忘录表明写作者正准备向德国间谍提供法国军队的最新情报——这意味着法国军队中隐藏着一个德国间谍。这一信息让法国军方大吃一惊，立即开始了秘密调查工作。亨利和统计处5名同事很快将目标锁定为最近接受训练的德雷福斯上尉，主要依据是“笔迹有点像”。统计处很快向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和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进行了汇报——两位将军立即认定德雷福斯上尉就是德国间谍。陆军部长向总统和总理汇报相关情况时，好几位政府官员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建议就此打住，以免影响法国军队的名誉。外交部长阿诺托就认为，指控基于一纸从外国大使馆偷回来的未署名文件，其合法性不仅大为可疑，还可能引发国际事件。可梅西耶并没有听从外交部长的建议，他们很快从法国银行请来了一位专业笔迹鉴定家，对截获的文件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进行比对。当鉴定专家认为文件中有多处且重要的差异时，陆军部长又请来了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被共和国总统称为“完完全全的疯子”的贝帝荣进行笔迹鉴定。贝帝荣作出了德雷福斯笔迹与备忘录吻合的结论。于是，厄运便降临到了这位梦想在军营大展身手的犹太裔军官头上。
尽管德雷福斯否认叛国，声明备忘录上面的字迹根本不像他的，甚至没有试着模仿他的笔迹。但负责审判的帕蒂上校及参谋总部人员仍一口咬定他就是间谍。案件很快进入司法程序，由参谋总部帕蒂上校和皮卡尔上校负责询问和审判工作。德雷福斯的辩护人（妻子露西、兄长马蒂厄及律师德芒热）因意识到秘密审判的危险性，上书总统请求仲裁，但佩里耶总统拒绝介入军事案件（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很难约束军方权力）。
秘密审判开始后，辩护律师在军事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指出备忘录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根本不符，但军方的回答竟然是德雷福斯是将自己的笔迹与妻子、哥哥的笔迹混合，构成所谓“自动伪造”。1895年1月6日，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进行了“拔阶”（一种羞辱与惩罚违法军人的刑罚，当众拔去军人的军服、军用器械等）处罚，很快将其押解到法国西海岸的一个孤岛上服刑，至1899年9月特赦。德雷福斯被大部分法国人当作共和国的敌人，受尽侮辱、谩骂及身心的巨大折磨。尽管其间有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是受人陷害，少数有良知的知识人利用媒体的揭露批评，希望公布所有相关文件，进行公开审判，但陆军部长以公布相关文件会带来外交麻烦甚至战争为由拒绝公布，也拒绝改变德雷福斯有罪的立场。
当时的法国，由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等原因，让很多国民感到羞辱和愤怒，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烈，民族主义思潮趁机抬头。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浪潮，除了宗教的原因外（圣经上说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他们对犹太人拥有的巨额财富及对金融的控制也有着强烈不满。德雷福斯事件极大地迎合了反犹太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德雷福斯事件的制造者都是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加上军方出于维护军队声誉的目的，一直置客观事实于不顾，让事件愈演愈烈。
左拉的积极介入与“知识分子”的觉悟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皮卡尔上校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之后。
1896年3月，德雷福斯被流放至魔鬼岛一年后，新上任的统计处长皮卡尔上校通过艰苦的调查后发现，给德雷福斯定罪的备忘录出自一个叫埃斯特哈齐的有赌博恶习的匈牙利裔步兵营军人。他的笔迹与废纸篓里捡来的蓝色便条的字迹十分相像。直接负责这一案件的亨利涉嫌伪造证据。皮卡尔向参谋部长和副部长汇报后，却被早就知晓这一秘密的参谋总长布瓦代费尔调离巴黎。正如事件的关系人、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施瓦茨科彭后来所说的那样：皮卡尔若证实德雷福斯无罪而埃斯特哈齐有罪，那么参谋总长、陆军部长等人就有罪，军方及法国的声誉就完了。皮卡尔虽是反犹分子，但他效忠司法的公正甚于效忠军队同僚及对犹太人的憎恨，1897年6月，他利用回巴黎休假的机会向朋友透露了这个惊天秘密。皮卡尔的朋友向参议院副议长克斯特纳转述了这一发现，这位副议长向总统和陆军部长提出了对德雷福斯案件的疑问，但没有得到积极反应。克斯特纳公开要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军职，这引起了外界特别是新闻界的警觉。德雷福斯的兄长马蒂厄得知这个秘密后，与律师德芒热合作写了一封给陆军部长的信，并刊登在1897年11月16日《费加罗报》上。 获知德雷福斯事件惊人内幕的著名作家左拉加入到德雷福斯阵营。 9天后，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舍雷尔?德雷福斯》一文，呼吁公开真相纠正错误，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不过迫于压力，1898年1月10日，军方还是对埃斯特哈齐进行了秘密审判，结果是无罪释放。（后疑犯逃往英国，并在报刊撰文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料间谍，受亨利指使陷害德雷福斯。）在埃斯特哈齐被无罪释放48小时后，参议院拒绝了克斯特纳参加副议长改选；同日，新任陆军部长以皮卡尔泄漏秘密信息为由将其拘捕。同时，陆军总部亦逮捕了亨利，他在狱中对伪造备忘录一事供认不讳，后来在狱中畏罪自杀。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因此辞职。
就在同年的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的讨伐檄文《我控诉》在《曙光报》发表。该期报纸印刷30万份，上市后即被抢购一空。左拉在这封长达万言的写给共和国总统的信中，对军方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隐瞒真相、陷害无辜、践踏法律、纵容邪恶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并指名道姓地控诉前陆军部长、现任陆军部长、总参谋长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的具体责任人。左拉还对弥漫于法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气愤地说：“几名军官运用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腕，却没有受到处分！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他呼吁：“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激起了法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极大反响，让德雷福斯案成为全面的政治与社会事件。军方立即对左拉展开了报复，以诽谤罪判处左拉及《曙光报》总经理佩雷斯一年监禁与3000法郎罚款。左拉被迫流亡英国。
尽管左拉受到了权力的疯狂报复，却让法国知识界觉醒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人如纪德、普鲁斯特等聚集在左拉的旗下，开始了寻求真相与维护正义的斗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广泛运用并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关注公共事务、维护公平正义并努力把真相告诉社会。
知识分子们利用媒体展开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维护法国核心价值的运动。法国知识分子的正义行为不仅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媒体支持率也由过去的2%上升到44%，同时还得到了欧洲社会的广泛支持。
政府与知识分子“合谋”的解救行动
德雷福斯的家人开始上诉，要求重审案件，还德雷福斯清白。这一请求得到了当时的总理布里松的支持，他冲破重重阻力，任命了一个与他意见相同的陆军部长，并在内阁会议上决定，重审由非军事法庭进行。由于法律程序相当复杂，外长德尔卡塞指责庭审进程“好像蜗牛那么慢”，反对重审的人则指责庭长和法官企图合谋释放德雷福斯。随着支持重审的布里松内阁下台，新总理迪皮伊反对重审，重审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
但德雷福斯的家人、律师和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气馁，这时一个意外给重审工作带来了曙光——谨小慎微的总统福尔因中风死在情妇怀中，他被反对重审者称为“忠诚的仆人”。（其实，福尔并不是丧失了良知的官僚，早在1895年他就向自己的私人医生透露德雷福斯被判有罪并非因为备忘录，而是基于法官审议案情时呈交的一些文件，为了国家安全，这些文件不能让被告或辩护律师查阅，案件中存在一份没有公开的秘密档案的质疑得到证实。）总统继任者卢贝基于对正义的坚守，快速启动了重审程序。卢贝因此遭到一些极端势力的强烈反对，甚至有部分人企图推翻政府。但重审工作仍然开始了。1899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主审法官经过庭审调查后认为：“深入调查后，我本人的结论是，备忘录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齐所写。”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要求法院宣布1894年的判决无效，并且送德雷福斯到新的军事法庭重审。
德雷福斯阵营的初步胜利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极大仇恨，他们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众反抗司法公正，挑起种族矛盾。某民族主义报刊说：德雷福斯若判无罪，每一个爱国者都有责任杀死他。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总统受到数百人包围和攻击，支持总统的群众组织近十万人的大游行……内阁被解散，总统借此任命支持重审的议员鲁索为新总理——5年前正是他将德芒热律师推荐给了德雷福斯家人。最高法院的裁决让流亡英国的左拉得以回国，被关押了11个月的皮卡尔获释出狱。6月下旬，德雷福斯的身份已由囚犯改为候审的拘留犯。
1899年8月7日，第二军事法庭对案件进行重审。这个为期4周进行过29次庭审的“世纪大审判”极其艰难。军方再次散布德雷福斯赌博和结交女人的谣言，前陆军部长梅西耶及军方仍坚持德雷福斯有罪，并再次以会导致国际危机和战争为由拒绝提供相关文件。为反击军方，法国政府的多名部长表达了对德雷福斯的声援，并请出了前总统佩里耶，这位前总统在法庭上，以铁的事实驳斥“公布证据将会引发战争”纯属谎言，辩护律师则以事实论证了德雷福斯的无辜。
当人们以为德雷福斯胜利在望时，情况却急转直下，第二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有罪，只是附加了一句：“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
这个判决引起了法国和欧美世界的震惊，左拉在《曙光报》撰文：“当有关雷恩法庭的相关报道刊登在《全文》时，人类臭名可憎可恨的纪念碑也随之存在……”几乎所有外国舆论都支持德雷福斯，荷兰报纸形容其为“本世纪最大的丑闻”，美国新闻界称其为“极端的暴力与明显的恶意”，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称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为“侮辱理智常情”。
9月11日，史学家雷纳克在《世界报》公开倡议特赦德雷福斯，卢贝总统开始有些犹豫，认为马上特赦意味着谴责军方司法不公，担心事态恶化，但在短暂的犹豫后便马上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觉得维护公平正义比什么都重要。9月11日晚，内阁一致同意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对于特赦，德雷福斯阵营内部有人认为，特赦表示了对军事法庭判决的否定，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有人则认为，接受特赦就等于承认有罪。但不管怎么说，德雷福斯终于获得了自由。
1899年9月19日，在总统特赦令生效的当天，德雷福斯公开发表了“清白宣言”：
共和国政府使我重获自由，但没有尊荣，我便什么都没有。我仍然是那可怕的司法错误的受害人。从今天开始，我要继续追讨赔偿。我要让整个法国知道，在最终的判决中，我是清白的；直到没有任何法国人将别人的罪归咎于我，我的心才会平静。
卢贝总统也感到这样的处理很不完美，但面对强大的军方势力，他也有些无能为力。于是，他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干预，授意德雷福斯阵营发动外国支持力量不断对军方施压。一时间，米兰、罗马、伦敦、布鲁塞尔、纽约等欧美大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反对法国军方的示威活动。他们还倡议抵制1900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与此同时，法国大多数民众都站到了德雷福斯一边，法国军方受到了空前孤立。
但遗憾的是，法国军方并没有在事实和压力面前改正错误。1903年，在当时的总理孔布、国民议会议员饶勒斯的支持下，又一次开始了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审工作。司法部长决定将德雷福斯案交最高法院而不是军事法庭审理。重审工作花了两年多时间——从1904年3月至1906年7月。在德雷福斯上尉被捕差不多12年之后，最高法院宣布不利于德雷福斯的指控已不成立，雷恩判决无效。
其实，按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是无权判决有罪或无罪的，只能否决原判并把案件发回原法庭重审，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德雷福斯还有被判有罪的可能。最高法院利用了法律上的一个巧妙点：当原判被宣布无效，而被告又没有仍未解决的刑事指控时，最高法院便有权作出决定，无须驳回原法庭重审。德雷福斯仍然希望由他的同僚判他无罪，但他害怕政府也担心第三个军事法庭可能再判他有罪。不久之后，军方根据国民议会的一项法令，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阶，并提拔他为少校。
这一跨世纪大案终于以比较圆满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法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差一点毁灭了作为公平正义的法国价值。好在有左拉等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好在德雷福斯及他的家人永不放弃的决心，好在法国政府中存在一批捍卫人类良知的官员。他们勇敢无畏的行为，不仅解救了德雷福斯及其家人，也解救了已经模糊是非的法国知识界，解救了被民族主义分子绑架的法国。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98年1月，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表讨伐法国军方胡作非为的檄文《我控诉》100周年之际，法国总统希拉克致信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裔，信中说：
正好一个世纪以前，法国经历了一场严重、深刻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彼此以极大的暴力互相攻击……它是个严重庞大的司法错误，可耻地出卖了国家的原则。可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因为这两位不同寻常的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国家与共和的价值——充满信心，而且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爱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国与它自己和解……
希拉克这封信代表了法国政府的立场——对正义和公正的支持。希拉克不是第一个坚定支持德雷福斯事件受害者的法国领导人。早在100多年前，德雷福斯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就自觉地站在了德雷福斯和左拉一边，与当时法国主持正义的力量薄弱的知识分子“合谋”，同顽固守旧的军方及强大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斗争，终于恢复了德雷福斯上尉的名誉，维护了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荣誉。
从天而降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的一位犹太裔实习军官。1894年10月15日，一个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降临到他头上，参谋总部统计处（情报局）以叛国罪逮捕了他。
事情的起因是一纸没有日期和署名的备忘录：9月底，法国安插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女间谍，从德国大使馆武官的废纸篓里捡到了一份被撕成6片的文件。女间谍将这份可疑的文件交给了法国陆军参谋总部统计处亨利上校手上，经过粘贴后确认：这份备忘录表明写作者正准备向德国间谍提供法国军队的最新情报——这意味着法国军队中隐藏着一个德国间谍。这一信息让法国军方大吃一惊，立即开始了秘密调查工作。亨利和统计处5名同事很快将目标锁定为最近接受训练的德雷福斯上尉，主要依据是“笔迹有点像”。统计处很快向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和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进行了汇报——两位将军立即认定德雷福斯上尉就是德国间谍。陆军部长向总统和总理汇报相关情况时，好几位政府官员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建议就此打住，以免影响法国军队的名誉。外交部长阿诺托就认为，指控基于一纸从外国大使馆偷回来的未署名文件，其合法性不仅大为可疑，还可能引发国际事件。可梅西耶并没有听从外交部长的建议，他们很快从法国银行请来了一位专业笔迹鉴定家，对截获的文件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进行比对。当鉴定专家认为文件中有多处且重要的差异时，陆军部长又请来了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被共和国总统称为“完完全全的疯子”的贝帝荣进行笔迹鉴定。贝帝荣作出了德雷福斯笔迹与备忘录吻合的结论。于是，厄运便降临到了这位梦想在军营大展身手的犹太裔军官头上。
尽管德雷福斯否认叛国，声明备忘录上面的字迹根本不像他的，甚至没有试着模仿他的笔迹。但负责审判的帕蒂上校及参谋总部人员仍一口咬定他就是间谍。案件很快进入司法程序，由参谋总部帕蒂上校和皮卡尔上校负责询问和审判工作。德雷福斯的辩护人（妻子露西、兄长马蒂厄及律师德芒热）因意识到秘密审判的危险性，上书总统请求仲裁，但佩里耶总统拒绝介入军事案件（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很难约束军方权力）。
秘密审判开始后，辩护律师在军事法庭上据理力争，他指出备忘录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根本不符，但军方的回答竟然是德雷福斯是将自己的笔迹与妻子、哥哥的笔迹混合，构成所谓“自动伪造”。1895年1月6日，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进行了“拔阶”（一种羞辱与惩罚违法军人的刑罚，当众拔去军人的军服、军用器械等）处罚，很快将其押解到法国西海岸的一个孤岛上服刑，至1899年9月特赦。德雷福斯被大部分法国人当作共和国的敌人，受尽侮辱、谩骂及身心的巨大折磨。尽管其间有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是受人陷害，少数有良知的知识人利用媒体的揭露批评，希望公布所有相关文件，进行公开审判，但陆军部长以公布相关文件会带来外交麻烦甚至战争为由拒绝公布，也拒绝改变德雷福斯有罪的立场。
当时的法国，由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等原因，让很多国民感到羞辱和愤怒，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烈，民族主义思潮趁机抬头。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犹太主义浪潮，除了宗教的原因外（圣经上说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他们对犹太人拥有的巨额财富及对金融的控制也有着强烈不满。德雷福斯事件极大地迎合了反犹太主义者的心理需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德雷福斯事件的制造者都是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加上军方出于维护军队声誉的目的，一直置客观事实于不顾，让事件愈演愈烈。
左拉的积极介入与“知识分子”的觉悟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皮卡尔上校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之后。
1896年3月，德雷福斯被流放至魔鬼岛一年后，新上任的统计处长皮卡尔上校通过艰苦的调查后发现，给德雷福斯定罪的备忘录出自一个叫埃斯特哈齐的有赌博恶习的匈牙利裔步兵营军人。他的笔迹与废纸篓里捡来的蓝色便条的字迹十分相像。直接负责这一案件的亨利涉嫌伪造证据。皮卡尔向参谋部长和副部长汇报后，却被早就知晓这一秘密的参谋总长布瓦代费尔调离巴黎。正如事件的关系人、德国驻法大使馆武官施瓦茨科彭后来所说的那样：皮卡尔若证实德雷福斯无罪而埃斯特哈齐有罪，那么参谋总长、陆军部长等人就有罪，军方及法国的声誉就完了。皮卡尔虽是反犹分子，但他效忠司法的公正甚于效忠军队同僚及对犹太人的憎恨，1897年6月，他利用回巴黎休假的机会向朋友透露了这个惊天秘密。皮卡尔的朋友向参议院副议长克斯特纳转述了这一发现，这位副议长向总统和陆军部长提出了对德雷福斯案件的疑问，但没有得到积极反应。克斯特纳公开要求恢复德雷福斯的军职，这引起了外界特别是新闻界的警觉。德雷福斯的兄长马蒂厄得知这个秘密后，与律师德芒热合作写了一封给陆军部长的信，并刊登在1897年11月16日《费加罗报》上。 获知德雷福斯事件惊人内幕的著名作家左拉加入到德雷福斯阵营。 9天后，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舍雷尔?德雷福斯》一文，呼吁公开真相纠正错误，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不过迫于压力，1898年1月10日，军方还是对埃斯特哈齐进行了秘密审判，结果是无罪释放。（后疑犯逃往英国，并在报刊撰文公开承认自己是双料间谍，受亨利指使陷害德雷福斯。）在埃斯特哈齐被无罪释放48小时后，参议院拒绝了克斯特纳参加副议长改选；同日，新任陆军部长以皮卡尔泄漏秘密信息为由将其拘捕。同时，陆军总部亦逮捕了亨利，他在狱中对伪造备忘录一事供认不讳，后来在狱中畏罪自杀。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因此辞职。
就在同年的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的讨伐檄文《我控诉》在《曙光报》发表。该期报纸印刷30万份，上市后即被抢购一空。左拉在这封长达万言的写给共和国总统的信中，对军方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隐瞒真相、陷害无辜、践踏法律、纵容邪恶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并指名道姓地控诉前陆军部长、现任陆军部长、总参谋长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的具体责任人。左拉还对弥漫于法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气愤地说：“几名军官运用一连串疯狂、愚蠢、放纵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腕，却没有受到处分！他们用靴子践踏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将国家要求真理及正义的呼声塞入它的喉咙。”他呼吁：“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这篇措辞激烈的文章，激起了法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极大反响，让德雷福斯案成为全面的政治与社会事件。军方立即对左拉展开了报复，以诽谤罪判处左拉及《曙光报》总经理佩雷斯一年监禁与3000法郎罚款。左拉被迫流亡英国。
尽管左拉受到了权力的疯狂报复，却让法国知识界觉醒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人如纪德、普鲁斯特等聚集在左拉的旗下，开始了寻求真相与维护正义的斗争。“知识分子”一词开始广泛运用并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关注公共事务、维护公平正义并努力把真相告诉社会。
知识分子们利用媒体展开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维护法国核心价值的运动。法国知识分子的正义行为不仅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媒体支持率也由过去的2%上升到44%，同时还得到了欧洲社会的广泛支持。
政府与知识分子“合谋”的解救行动
德雷福斯的家人开始上诉，要求重审案件，还德雷福斯清白。这一请求得到了当时的总理布里松的支持，他冲破重重阻力，任命了一个与他意见相同的陆军部长，并在内阁会议上决定，重审由非军事法庭进行。由于法律程序相当复杂，外长德尔卡塞指责庭审进程“好像蜗牛那么慢”，反对重审的人则指责庭长和法官企图合谋释放德雷福斯。随着支持重审的布里松内阁下台，新总理迪皮伊反对重审，重审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
但德雷福斯的家人、律师和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气馁，这时一个意外给重审工作带来了曙光——谨小慎微的总统福尔因中风死在情妇怀中，他被反对重审者称为“忠诚的仆人”。（其实，福尔并不是丧失了良知的官僚，早在1895年他就向自己的私人医生透露德雷福斯被判有罪并非因为备忘录，而是基于法官审议案情时呈交的一些文件，为了国家安全，这些文件不能让被告或辩护律师查阅，案件中存在一份没有公开的秘密档案的质疑得到证实。）总统继任者卢贝基于对正义的坚守，快速启动了重审程序。卢贝因此遭到一些极端势力的强烈反对，甚至有部分人企图推翻政府。但重审工作仍然开始了。1899年5月29日，最高法院主审法官经过庭审调查后认为：“深入调查后，我本人的结论是，备忘录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齐所写。”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要求法院宣布1894年的判决无效，并且送德雷福斯到新的军事法庭重审。
德雷福斯阵营的初步胜利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极大仇恨，他们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众反抗司法公正，挑起种族矛盾。某民族主义报刊说：德雷福斯若判无罪，每一个爱国者都有责任杀死他。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总统受到数百人包围和攻击，支持总统的群众组织近十万人的大游行……内阁被解散，总统借此任命支持重审的议员鲁索为新总理——5年前正是他将德芒热律师推荐给了德雷福斯家人。最高法院的裁决让流亡英国的左拉得以回国，被关押了11个月的皮卡尔获释出狱。6月下旬，德雷福斯的身份已由囚犯改为候审的拘留犯。
1899年8月7日，第二军事法庭对案件进行重审。这个为期4周进行过29次庭审的“世纪大审判”极其艰难。军方再次散布德雷福斯赌博和结交女人的谣言，前陆军部长梅西耶及军方仍坚持德雷福斯有罪，并再次以会导致国际危机和战争为由拒绝提供相关文件。为反击军方，法国政府的多名部长表达了对德雷福斯的声援，并请出了前总统佩里耶，这位前总统在法庭上，以铁的事实驳斥“公布证据将会引发战争”纯属谎言，辩护律师则以事实论证了德雷福斯的无辜。
当人们以为德雷福斯胜利在望时，情况却急转直下，第二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有罪，只是附加了一句：“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
这个判决引起了法国和欧美世界的震惊，左拉在《曙光报》撰文：“当有关雷恩法庭的相关报道刊登在《全文》时，人类臭名可憎可恨的纪念碑也随之存在……”几乎所有外国舆论都支持德雷福斯，荷兰报纸形容其为“本世纪最大的丑闻”，美国新闻界称其为“极端的暴力与明显的恶意”，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称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为“侮辱理智常情”。
9月11日，史学家雷纳克在《世界报》公开倡议特赦德雷福斯，卢贝总统开始有些犹豫，认为马上特赦意味着谴责军方司法不公，担心事态恶化，但在短暂的犹豫后便马上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觉得维护公平正义比什么都重要。9月11日晚，内阁一致同意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对于特赦，德雷福斯阵营内部有人认为，特赦表示了对军事法庭判决的否定，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有人则认为，接受特赦就等于承认有罪。但不管怎么说，德雷福斯终于获得了自由。
1899年9月19日，在总统特赦令生效的当天，德雷福斯公开发表了“清白宣言”：
共和国政府使我重获自由，但没有尊荣，我便什么都没有。我仍然是那可怕的司法错误的受害人。从今天开始，我要继续追讨赔偿。我要让整个法国知道，在最终的判决中，我是清白的；直到没有任何法国人将别人的罪归咎于我，我的心才会平静。
卢贝总统也感到这样的处理很不完美，但面对强大的军方势力，他也有些无能为力。于是，他寄希望于外部力量的干预，授意德雷福斯阵营发动外国支持力量不断对军方施压。一时间，米兰、罗马、伦敦、布鲁塞尔、纽约等欧美大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反对法国军方的示威活动。他们还倡议抵制1900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与此同时，法国大多数民众都站到了德雷福斯一边，法国军方受到了空前孤立。
但遗憾的是，法国军方并没有在事实和压力面前改正错误。1903年，在当时的总理孔布、国民议会议员饶勒斯的支持下，又一次开始了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审工作。司法部长决定将德雷福斯案交最高法院而不是军事法庭审理。重审工作花了两年多时间——从1904年3月至1906年7月。在德雷福斯上尉被捕差不多12年之后，最高法院宣布不利于德雷福斯的指控已不成立，雷恩判决无效。
其实，按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最高法院是无权判决有罪或无罪的，只能否决原判并把案件发回原法庭重审，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德雷福斯还有被判有罪的可能。最高法院利用了法律上的一个巧妙点：当原判被宣布无效，而被告又没有仍未解决的刑事指控时，最高法院便有权作出决定，无须驳回原法庭重审。德雷福斯仍然希望由他的同僚判他无罪，但他害怕政府也担心第三个军事法庭可能再判他有罪。不久之后，军方根据国民议会的一项法令，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阶，并提拔他为少校。
这一跨世纪大案终于以比较圆满的方式得到解决，但法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差一点毁灭了作为公平正义的法国价值。好在有左拉等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好在德雷福斯及他的家人永不放弃的决心，好在法国政府中存在一批捍卫人类良知的官员。他们勇敢无畏的行为，不仅解救了德雷福斯及其家人，也解救了已经模糊是非的法国知识界，解救了被民族主义分子绑架的法国。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