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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是当前我国的一个特殊群体，对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在我国这个人口大国也出现了“用工荒”现象，“用工荒”的出现，在使农民工工资得到提升的同时，人口红利也在逐渐消失，这就使得我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消失殆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经济时期，我国企业一方面要面对农民工“用工荒”，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门槛。本文从农民工“用工荒”成因分析出发，进而找到一条促进农民工就业的路径，解决农民工“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
【关键词】农民工 用工荒 劳动力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体制的消除，农民工这个称谓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成为记录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经济符号。本文所指的农民工是指以非农工作为主要职业，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依然保留农民身份农业户口人员。即通常所指的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靠拿工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打工赚钱养家糊口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职业上的“工人”身份，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201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乡村人口为656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因此，2011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正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在这个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年份中，有一个数据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到2011年末，中国大陆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则比上年末微降0.1个百分点，占总人口比重的74.4%。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进一步减少了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到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因此，中国必须加快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减少对低成本优势的依赖。
一、农民工“用工荒”存在的原因
（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劳动力储备不足以致“用工荒”的存在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已经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中国也正处在新的紧要发展关头：一是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二是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运动正在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三是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挑战。
“用工荒”在2012年春天显得异常突出，其原因是就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大幅下降。世界各国经验表明，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要保持劳动力规模长期不萎缩（产业升级期间光不萎缩还不够），一个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应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这在发达国家是2.09，在中国这样一个性别比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2.3。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 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 2.17，1995年的1.4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这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这表明“用工荒”在中国将是长期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也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宣告了低工资下的“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刘易斯20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怎么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间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用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于2012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将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这就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提供了一个窗口。
目前，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仍然采取低工资下的用工方式，导致了大量农民工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岗位，因此出现了农民工“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
出于资本逐利性的考虑，以及行业间的差异，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使用农民工时一般都有年龄限制，大部分都要求年龄在18-35岁之间。但由于上世纪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造成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有不断减少的趋势。所以，现在的“用工荒”只是指向某一特定年龄层的农民工，即18-35岁之间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18-35岁农民工“用工荒”和40岁以上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局面。
（三）产业转移和升级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导致的企业 “用工荒” 当前，“用工荒”难题已从东部沿海企业扩至中西部地区。面对不断扩大的劳动力缺口，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企业招不到工人，而且还折射出产业升级、企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
从全国范围来看，始于2004年的“用工荒”（2008年和2009年由于经济衰退没有出现民工荒）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电子电器、机械加工及宾馆餐饮等生产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均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依靠较为廉价的生产力，通过对产品加工制造赚取规模效益。由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使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导致劳动力的分流。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原东部沿海地区很多制造类企业加速西进步伐，内地不少省市就业机会增加、薪资待遇提高，农民工“回流”趋势明显。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第二产业里面，低端产业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其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争夺，使得“用工荒”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二、“用工荒”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农民工“用工荒”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的一个共识，而对外贸易顺差过大所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和庞大外汇储备的存在更使人们意识到其紧迫性。此时此刻出现的“用工荒”充分显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是政府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也是要素市场提出的一个发展要求。民工成本上升可以拉动调整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拉动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型。此外，“用工荒”作为一个拉力，可以促使企业主转变观念，顺应潮流，服从市场，超越自我，迫使其从廉价成本型的产品竞争力向自主创新型企业竞争力转变，拉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二）农民工“用工荒”的存在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涨对促进城镇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市场推力。工业化是增长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既互为条件，又常常不是完全同步。如果工业化速度较快，而城镇化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城市病”，而“城市病”的牺牲品就是“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工。由城镇化与现代化不协调导致的城市病现象被描述为“拉美化”。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升将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的融入和“市民化”进程，有利于社会融合，有助于防止城市病的发生和克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失调，以促进城镇化的步伐跟上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促进由“国强民富”向“民富国强”转型。
三、破解农民工“用工荒”的对策建议
（一）破解农民工“用工荒”的总体原则——制度公正
公正主要指两层含义，一是程序公正，一是社会公正。真正意义的社会公正很难实现，我们承认社会差异性的存在，所以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程序的公正，既包括机会公平，也包括竞争规则的公平。然而，中国目前的户籍政策实际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保护了城镇就业群体，牺牲了农民群体的利益。而从这些政策的长期执行效果来看，农民工群体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实际是被拉大，这有悖于大力构建的统筹城乡社会目标。制度公正应具备一系列具体原则：如自由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和权利平等原则等等。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就业存在的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减少农民工“用工荒”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二）构建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
尊重进城农民工参与多层次社会管理的公民权利，使进城农民工的利益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落实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政策措施，一是要严格执行劳动法规，加大政府监管力度，保障农民工获得合理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劳动保护的权利，逐步缩小与城市工人的工资差距。二是要健全工会组织，强化企业和行业的社会责任，建立促进形成劳资两利的劳动关系和利益协调机制，增强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责任、权利，包括协商谈判、法律诉讼的权利。
（三）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农民工获得工作机会及收入报酬的高低与其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是其稳定就业的基础，可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强调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在提高进城务工农民文化素质方面的意义；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其职业素质；三是用人单位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其作为现代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四是农民工自身参与培训。通过提高职业技能获得收入增长，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保障农民工权益更具有积极意义。
农民工在取得稳定就业的预期后，就可能花更多精力积累专业性人力资本，使自身的职业发展道路更明确。但仅靠农民工自身努力是不够的，需促使劳资双方都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关键在于促进劳动者和企业订立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为双方可用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来规避劳动力市场“为其他企业培养人才”和员工失业的风险。这样不仅有利于形成企业与农民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共识，也有利于双方在提高收入水平的谈判博弈中取得共识。在劳资双方达成共识后，才会形成“就业稳定预期—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平稳发展—员工收入增长—融入城市机会增加”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蔡昉.十二五期间将结束人口红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N]，中国证券报，2011-03-07.
[2]李梓一，刘松杨.返乡农民工创业目的与创业能力调查分析——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1（02）.
[3]易远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06）.
（编辑：唐荣波）
【关键词】农民工 用工荒 劳动力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体制的消除，农民工这个称谓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成为记录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经济符号。本文所指的农民工是指以非农工作为主要职业，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依然保留农民身份农业户口人员。即通常所指的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靠拿工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打工赚钱养家糊口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职业上的“工人”身份，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201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乡村人口为656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因此，2011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正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在这个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年份中，有一个数据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到2011年末，中国大陆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则比上年末微降0.1个百分点，占总人口比重的74.4%。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进一步减少了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到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因此，中国必须加快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减少对低成本优势的依赖。
一、农民工“用工荒”存在的原因
（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劳动力储备不足以致“用工荒”的存在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已经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中国也正处在新的紧要发展关头：一是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型；二是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运动正在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三是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挑战。
“用工荒”在2012年春天显得异常突出，其原因是就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大幅下降。世界各国经验表明，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要保持劳动力规模长期不萎缩（产业升级期间光不萎缩还不够），一个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应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这在发达国家是2.09，在中国这样一个性别比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2.3。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 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 2.17，1995年的1.4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这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这表明“用工荒”在中国将是长期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也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宣告了低工资下的“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刘易斯20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怎么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间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用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于2012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将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这就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提供了一个窗口。
目前，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仍然采取低工资下的用工方式，导致了大量农民工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岗位，因此出现了农民工“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
出于资本逐利性的考虑，以及行业间的差异，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使用农民工时一般都有年龄限制，大部分都要求年龄在18-35岁之间。但由于上世纪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造成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有不断减少的趋势。所以，现在的“用工荒”只是指向某一特定年龄层的农民工，即18-35岁之间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18-35岁农民工“用工荒”和40岁以上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局面。
（三）产业转移和升级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导致的企业 “用工荒” 当前，“用工荒”难题已从东部沿海企业扩至中西部地区。面对不断扩大的劳动力缺口，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企业招不到工人，而且还折射出产业升级、企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
从全国范围来看，始于2004年的“用工荒”（2008年和2009年由于经济衰退没有出现民工荒）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电子电器、机械加工及宾馆餐饮等生产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均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依靠较为廉价的生产力，通过对产品加工制造赚取规模效益。由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使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从而导致劳动力的分流。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原东部沿海地区很多制造类企业加速西进步伐，内地不少省市就业机会增加、薪资待遇提高，农民工“回流”趋势明显。同时，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第二产业里面，低端产业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其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争夺，使得“用工荒”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二、“用工荒”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农民工“用工荒”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的一个共识，而对外贸易顺差过大所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和庞大外汇储备的存在更使人们意识到其紧迫性。此时此刻出现的“用工荒”充分显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是政府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也是要素市场提出的一个发展要求。民工成本上升可以拉动调整产业结构和节能减排，拉动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型。此外，“用工荒”作为一个拉力，可以促使企业主转变观念，顺应潮流，服从市场，超越自我，迫使其从廉价成本型的产品竞争力向自主创新型企业竞争力转变，拉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二）农民工“用工荒”的存在促进了城镇化发展
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涨对促进城镇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个市场推力。工业化是增长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既互为条件，又常常不是完全同步。如果工业化速度较快，而城镇化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城市病”，而“城市病”的牺牲品就是“非农化”过程中的农民工。由城镇化与现代化不协调导致的城市病现象被描述为“拉美化”。农民工市场价格的上升将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镇的融入和“市民化”进程，有利于社会融合，有助于防止城市病的发生和克服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失调，以促进城镇化的步伐跟上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促进由“国强民富”向“民富国强”转型。
三、破解农民工“用工荒”的对策建议
（一）破解农民工“用工荒”的总体原则——制度公正
公正主要指两层含义，一是程序公正，一是社会公正。真正意义的社会公正很难实现，我们承认社会差异性的存在，所以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程序的公正，既包括机会公平，也包括竞争规则的公平。然而，中国目前的户籍政策实际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保护了城镇就业群体，牺牲了农民群体的利益。而从这些政策的长期执行效果来看，农民工群体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差距实际是被拉大，这有悖于大力构建的统筹城乡社会目标。制度公正应具备一系列具体原则：如自由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和权利平等原则等等。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就业存在的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减少农民工“用工荒”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二）构建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
尊重进城农民工参与多层次社会管理的公民权利，使进城农民工的利益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落实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政策措施，一是要严格执行劳动法规，加大政府监管力度，保障农民工获得合理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劳动保护的权利，逐步缩小与城市工人的工资差距。二是要健全工会组织，强化企业和行业的社会责任，建立促进形成劳资两利的劳动关系和利益协调机制，增强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责任、权利，包括协商谈判、法律诉讼的权利。
（三）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农民工获得工作机会及收入报酬的高低与其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是其稳定就业的基础，可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强调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在提高进城务工农民文化素质方面的意义；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其职业素质；三是用人单位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其作为现代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四是农民工自身参与培训。通过提高职业技能获得收入增长，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保障农民工权益更具有积极意义。
农民工在取得稳定就业的预期后，就可能花更多精力积累专业性人力资本，使自身的职业发展道路更明确。但仅靠农民工自身努力是不够的，需促使劳资双方都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关键在于促进劳动者和企业订立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因为双方可用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来规避劳动力市场“为其他企业培养人才”和员工失业的风险。这样不仅有利于形成企业与农民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共识，也有利于双方在提高收入水平的谈判博弈中取得共识。在劳资双方达成共识后，才会形成“就业稳定预期—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平稳发展—员工收入增长—融入城市机会增加”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蔡昉.十二五期间将结束人口红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N]，中国证券报，2011-03-07.
[2]李梓一，刘松杨.返乡农民工创业目的与创业能力调查分析——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1（02）.
[3]易远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06）.
（编辑：唐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