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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考，命题，遵循课标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1—0058—04
每当谈及近年来的高考试题，许多老师还是“津津乐道”。他们或从新课程改革的角度，褒扬命题者的高屋建瓴；或从不同的视阈，赞誉试题的标新立异。不过，也有对试题的感叹和质疑。本文拟结合2009年几道高考选择题谈几点看法，姑且作为“茶余饭后”的商榷。若能有益于高考命题，也算我们对新课程改革尽了片纸寸笔之力。
我们知道，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不仅是编写教科书、课堂教学的依据，也是高考历史命题的主要依据，否则，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复习，都会迷失“航标”。那么，高考试题是否有游离于《课程标准》的嫌疑呢?我们不妨看这两道试题：
A 发展重心由北向南转移
B 实行了土地革命政策
C 是多阶层组成的革命联盟
D 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答案：C
毫无疑问，从命题意图来看，本题旨在关注“过程与方法”，考查学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解程度。根据《课程标准》可以找到的与之联系最近的“内容标准”是：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认识其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概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但仔细分析，此题与这两条都靠不上。因为“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尚不能说是哪个政党领导的。而且，1925年的国民党是否是“多阶层组成的革命联盟”，还值得商榷。即使是，这道题对理解“三民主义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有何帮助呢?
查阅资料，我们首见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在《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一文中引用的材料(见下表)：
可见，本题的命制有断章取义，或“为结论而材料”之嫌，缺失史学的证据意识，犯有“以偏概全”的错误，更不要说依据《课程标准》，让学生理解“三民主义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了。
《课程标准》指出：“通过学习，了解人类历史上重要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及其代表人物等基本史实……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影响。”这对高考试题的要求是很明确的，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这样一道题：
例2：(2009年辽宁、宁夏卷25题)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在秦汉以后仍有重大影响，其主要表现是
A 嫡长子继承制 B 反复出现的分封制
C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 D 传统的宗族观念
答案：A
试题关注“知识与能力”，旨在考查学生对宗法制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其《课程标准》的依据是“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不过，严格说来，这道题对宗法制的考查存在瑕疵。
首先是时间界限不明显。尽管题目将时间限定于“秦汉以后”，但“以后”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秦汉以后几百年、数千年，都属“秦汉以后”。而几百年后的情形与数千年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宗法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纵向上说，宗法制确立了社会秩序，上下尊卑的伦理观(包括宋明以后形成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在封建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内都起着作用。宗庙祭祀制度不仅被历代统治者继承，也成为普通百姓家中最重要的事物，人们生活中对祖先的尊崇十分普遍。封建社会中后期，很多地方都是按照一家一族建立村子，而宗规族法，则是约束族众的规范，宗族实际上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因此，在题目宽泛的时间界定下，C、D选项都不为错。看来，没有限定考查宗法制具体在哪一方面的影响，也是本题失误之一。故我们认为，本题应作更为科学和严密的修改，否则使学生“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的目标如何实现呢?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课程标准》规定的三维目标之一，也是高考历史命题要追求的价值取向。但下面两道试题，客观上可能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例3 (2009年辽宁、宁夏卷29题)罗马法规定：当事人若不向法庭提起诉讼，法庭即不予受理；一个人除非被判有罪，否则即是无罪之人；一个被控有罪的人，可在宣判前为自己辩护；法官审判应重证据等。这些规定后来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下列各项中，符合上述规定的是
A 法庭立案与否皆取决于案情
B 被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无罪
C 被告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D 证据是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
答案：B
例4 (2009年江苏卷20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
①全球环境的恶化
②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③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的减少
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A ①③ B ②④
C ①②④ D ①②③④
答案：B
例4依托罗马法的有关条文，考查学生阅读、分析和理解能力。从题干到选项没有错误。但问题在于学生作答后，可能留下负面印象。有学生考后再看这道题，向我提出这样的疑问，以反推法来看，“这些规定后来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证据不是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那么，还有什么是法官判案的依据呢?这样的试题不利于学生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其实，罗马法在形成过程中，一直重视证据。如，《十二铜表法》中“第一表(审判引言)：若被传出庭受讯，必须到庭。若不到，则可于证人在场时，证实，然后将他强行押送。第二表(审理 条例(续))：若证据不足，则他应到住宅的大门，在三天之内，大声呼请。第八表(伤害法)：伪证被揭穿者，应被从塔尔贝斯山崖上抛下”。查士丁尼修《民法大全》也规定：“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
那么，为什么当时“证据不是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南京大学秦宗文教授在《自由心证研究：以刑事诉讼为中心》著作中作了如下解释：
从共和国到帝制时代，罗马先后出现了三种诉讼程序：民众会议诉讼程序、查问所程序和特别审理程序。民众会议诉讼程序类似于现代诉讼中的参审制，政务官在整个诉讼中起主导作用，起诉、审问、提出判决提案都由其负责，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能动性不强。查问所程序更接近于现代的陪审制，在这种诉讼程序下，作为事实认定的民众对证据的可信性、证明力均自主判断，不存在任何外在的法定规则制约，对指控事实是否成立，也以是否形成主观的确信为标准。这种确信“是极其主观的”。随着特别审理程序的出现，证明方式也向法定证据转化。证据的价值被作了人为的区分，口供被视为最有力的证据，即后世所说的“证据之王”。以刑讯逼取口供也取得了合法地位。保罗斯说：“当书证可信时，传闻证据不得与之相抵触。”君士坦丁一世规定：“一人的证言不足为证”。
这就是说，罗马法重视审判的证据。但“证据不是法官判案唯一依据”的原因在于法官的“主观判断”。这从“自然法之父”西塞罗的《对弗里斯的控告》中也可以说明：
在你们面前受审的是个有钱人，他指望以财富来开脱罪名；可是，在一切公正无私的人心中，他本身的生活和行为就足以给他定罪了。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凯厄斯·弗里斯。假如今天他不能受到应有的惩处，那不是因为缺乏罪证，也不是因为没有检察官，而是因为司法官失职。
可见，本题囿于材料发问，看似简单，其实蕴含着深奥的法学原理，不仅超越了《课程标准》的要求，而且客观上影响学生理解“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
无独有偶，例4虽带有学术思想，但容易让学生“一叶障目”，滋生强烈的反经济全球化情绪，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此，我们认为若能在题干前加一句——“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或许能够达到“万人胆破沙场上，一箭双雕落碧空”的效果。
总之，《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学习评价必须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为依据，遵循既注重结果，也注重过程的基本原则，灵活运用各种科学有效的评价手段，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做出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这就要求高考命题必须“守望”课标，坚持试题的科学性、全面性、有效性和导向性。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1—0058—04
每当谈及近年来的高考试题，许多老师还是“津津乐道”。他们或从新课程改革的角度，褒扬命题者的高屋建瓴；或从不同的视阈，赞誉试题的标新立异。不过，也有对试题的感叹和质疑。本文拟结合2009年几道高考选择题谈几点看法，姑且作为“茶余饭后”的商榷。若能有益于高考命题，也算我们对新课程改革尽了片纸寸笔之力。
我们知道，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不仅是编写教科书、课堂教学的依据，也是高考历史命题的主要依据，否则，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复习，都会迷失“航标”。那么，高考试题是否有游离于《课程标准》的嫌疑呢?我们不妨看这两道试题：
A 发展重心由北向南转移
B 实行了土地革命政策
C 是多阶层组成的革命联盟
D 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答案：C
毫无疑问，从命题意图来看，本题旨在关注“过程与方法”，考查学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解程度。根据《课程标准》可以找到的与之联系最近的“内容标准”是：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认识其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概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但仔细分析，此题与这两条都靠不上。因为“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尚不能说是哪个政党领导的。而且，1925年的国民党是否是“多阶层组成的革命联盟”，还值得商榷。即使是，这道题对理解“三民主义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有何帮助呢?
查阅资料，我们首见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在《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一文中引用的材料(见下表)：
可见，本题的命制有断章取义，或“为结论而材料”之嫌，缺失史学的证据意识，犯有“以偏概全”的错误，更不要说依据《课程标准》，让学生理解“三民主义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了。
《课程标准》指出：“通过学习，了解人类历史上重要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及其代表人物等基本史实……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影响。”这对高考试题的要求是很明确的，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这样一道题：
例2：(2009年辽宁、宁夏卷25题)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在秦汉以后仍有重大影响，其主要表现是
A 嫡长子继承制 B 反复出现的分封制
C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 D 传统的宗族观念
答案：A
试题关注“知识与能力”，旨在考查学生对宗法制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其《课程标准》的依据是“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不过，严格说来，这道题对宗法制的考查存在瑕疵。
首先是时间界限不明显。尽管题目将时间限定于“秦汉以后”，但“以后”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秦汉以后几百年、数千年，都属“秦汉以后”。而几百年后的情形与数千年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宗法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纵向上说，宗法制确立了社会秩序，上下尊卑的伦理观(包括宋明以后形成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在封建时期的大部分时段内都起着作用。宗庙祭祀制度不仅被历代统治者继承，也成为普通百姓家中最重要的事物，人们生活中对祖先的尊崇十分普遍。封建社会中后期，很多地方都是按照一家一族建立村子，而宗规族法，则是约束族众的规范，宗族实际上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因此，在题目宽泛的时间界定下，C、D选项都不为错。看来，没有限定考查宗法制具体在哪一方面的影响，也是本题失误之一。故我们认为，本题应作更为科学和严密的修改，否则使学生“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的目标如何实现呢?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课程标准》规定的三维目标之一，也是高考历史命题要追求的价值取向。但下面两道试题，客观上可能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例3 (2009年辽宁、宁夏卷29题)罗马法规定：当事人若不向法庭提起诉讼，法庭即不予受理；一个人除非被判有罪，否则即是无罪之人；一个被控有罪的人，可在宣判前为自己辩护；法官审判应重证据等。这些规定后来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下列各项中，符合上述规定的是
A 法庭立案与否皆取决于案情
B 被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无罪
C 被告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D 证据是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
答案：B
例4 (2009年江苏卷20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导致了
①全球环境的恶化
②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③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的减少
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A ①③ B ②④
C ①②④ D ①②③④
答案：B
例4依托罗马法的有关条文，考查学生阅读、分析和理解能力。从题干到选项没有错误。但问题在于学生作答后，可能留下负面印象。有学生考后再看这道题，向我提出这样的疑问，以反推法来看，“这些规定后来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证据不是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那么，还有什么是法官判案的依据呢?这样的试题不利于学生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其实，罗马法在形成过程中，一直重视证据。如，《十二铜表法》中“第一表(审判引言)：若被传出庭受讯，必须到庭。若不到，则可于证人在场时，证实，然后将他强行押送。第二表(审理 条例(续))：若证据不足，则他应到住宅的大门，在三天之内，大声呼请。第八表(伤害法)：伪证被揭穿者，应被从塔尔贝斯山崖上抛下”。查士丁尼修《民法大全》也规定：“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
那么，为什么当时“证据不是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南京大学秦宗文教授在《自由心证研究：以刑事诉讼为中心》著作中作了如下解释：
从共和国到帝制时代，罗马先后出现了三种诉讼程序：民众会议诉讼程序、查问所程序和特别审理程序。民众会议诉讼程序类似于现代诉讼中的参审制，政务官在整个诉讼中起主导作用，起诉、审问、提出判决提案都由其负责，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能动性不强。查问所程序更接近于现代的陪审制，在这种诉讼程序下，作为事实认定的民众对证据的可信性、证明力均自主判断，不存在任何外在的法定规则制约，对指控事实是否成立，也以是否形成主观的确信为标准。这种确信“是极其主观的”。随着特别审理程序的出现，证明方式也向法定证据转化。证据的价值被作了人为的区分，口供被视为最有力的证据，即后世所说的“证据之王”。以刑讯逼取口供也取得了合法地位。保罗斯说：“当书证可信时，传闻证据不得与之相抵触。”君士坦丁一世规定：“一人的证言不足为证”。
这就是说，罗马法重视审判的证据。但“证据不是法官判案唯一依据”的原因在于法官的“主观判断”。这从“自然法之父”西塞罗的《对弗里斯的控告》中也可以说明：
在你们面前受审的是个有钱人，他指望以财富来开脱罪名；可是，在一切公正无私的人心中，他本身的生活和行为就足以给他定罪了。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凯厄斯·弗里斯。假如今天他不能受到应有的惩处，那不是因为缺乏罪证，也不是因为没有检察官，而是因为司法官失职。
可见，本题囿于材料发问，看似简单，其实蕴含着深奥的法学原理，不仅超越了《课程标准》的要求，而且客观上影响学生理解“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
无独有偶，例4虽带有学术思想，但容易让学生“一叶障目”，滋生强烈的反经济全球化情绪，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此，我们认为若能在题干前加一句——“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或许能够达到“万人胆破沙场上，一箭双雕落碧空”的效果。
总之，《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学习评价必须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为依据，遵循既注重结果，也注重过程的基本原则，灵活运用各种科学有效的评价手段，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做出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这就要求高考命题必须“守望”课标，坚持试题的科学性、全面性、有效性和导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