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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搜索”是这个时代在网络上经常发生的事情。在一些引起公愤的事件中，那些平时新闻报道中的“某人”经常被千万网民进行人肉搜索，最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然，因此引发的侵犯隐私权问题也时有发生。
人肉搜索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但是在日本，与它相似的事情也曾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出现过。日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过类似人肉搜索的行动。“寻找雅树凶手”就是一起典型的非网络时代人肉搜索事件。
1960年5月16日晨，居住在东京世田谷区的6岁儿童尾关雅树，在一名21岁保姆的陪同下从自己家出发，到达公共汽车站，前往幼儿园。保姆在车站与雅树挥手作别，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但是，雅树再也没有出现在幼儿园的教室里。
当天中午，他的家人接到绑架者的电话，勒索200万日元。
尾关家报案以后，日本警方当即决定诱捕案犯并要求尾关家人配合。
绑架尾关雅树的犯人名叫本山茂久，本来是一名牙医。在日本，按说牙医是很有钱的，怎么会玩起绑架来呢？原因是32岁的本山养了个女招待做情人，而且还生了孩子。由于供养情人及其子女需要大量的花费，本山开始入不敷出。事情又闹到太太知情的份儿上，本山不得不给要求离婚的太太提供巨额“慰谢金”。在这种情况下，本山向高利贷者借贷，欠款180万日元。因为看牙，他与尾关家有过交往，了解其家境和小雅树的上下学路线，因此具备了绑架尾关雅树的条件。
第一次勒索，定了放钱的地方，尾关太太把钱放好后，乘公共汽车来取钱的本山正好看到尾随尾关太太的警察，于是交易失败。但本山并没有因此放弃，很快联系第二次付钱行动。这一次倒是没发现警察，但是本山恰好吃坏了肚子，居然拉在了裤子里，只好中止取钱。他就地丢弃的内外裤被警方发现，却没有和案件联系起来。心有不甘的本山止泻之后立刻约尾关家第三次付钱，这一次跟踪的警察又被本山发现，于是交易再次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山还做了第四次联络……本山在绑架犯里算是“实诚”的，一开始真的准备着交钱放人。但是，因为警方内部有人向新闻界提供消息，本山忽然发现报纸上已经在连篇累牍地报道雅树的绑架案。惶恐之下，本山先试图用饥饿，再用煤气，最终扼颈杀害了小雅树。
就在杀死雅树几个小时后，本山的反常行为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一名大妈大胆地打电话给警察报案，称在本山家有一个和雅树类似的小孩儿。焦头烂额的警方驱车赶到本山家的时候，本山正把雅树的尸体装在自己车里准备外出弃尸。结果，一场城市赛车下来，警察的车被本山用他的越野车甩得不知去向。随后，就是发现丢弃的越野车和小雅树的遗体了。而本山已经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这一打击使雅树的家人受到极大的伤害。在雅树死后几天，日本社会自发出现了千万人对绑架雅树的罪犯进行大规模人肉搜索的运动。
有人会问，搜捕罪犯不是警察的事儿吗？
正是因为对警方深深的失望，才引发了日本百姓对本山的人肉搜索——新闻报道对案件起到了负面影响，但也把老百姓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激发了出来。日本全国的百姓纷纷自发在各个车站、公共场所挂出本山的照片和其特征描述，要求路人协助搜捕这一绑架恶魔，新闻界也参与进来，连本山勒索的电话录音都被一遍一遍地播放，以便“人肉”部队在搜索中和觉得可疑的人进行对照。这样的人肉搜索能力并不能与网络时代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影响的范围大，发现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在这场搜索进行了3个月左右后，大阪布施市，一名叫广川的工人突然发现一名叫山田正午的同事与在街头出现的本山的照片颇为相似。但是山田的体态与被描述的本山并不十分相同。
产生了怀疑的广川与另一名同僚春野莫仁一起对这名叫山田正午的外来打工者进行考察。春野搜索有关本山的报道，了解到本山曾经做过盲肠手术，于是他就强拉着那名自称山田的人一起去洗温泉，在洗温泉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他的腹部也有盲肠手术的痕迹。此后春野又利用病假的机会，从本山所带的物品中发现了他写有犯罪经过的日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对日军情报的掌握，很大程度上来自缴获的日本兵日记，其记录之详细，内容之准确，胜过了大多数情报人员。
在广川和春野的帮助之下，警方终于在这座工厂中逮捕了这名自称山田正午的人。经确认，他正是经过东京的横滨逃入大阪并且化名进入工厂打工的本山。
本山不愧是高智商犯罪分子，他在逃亡途中果断弃车，此后巧妙施展从小说中学到的反侦查手段，而且到达的布施市当时颇为荒僻，警力薄弱。因此警方一直没能发现他到达大阪的线索，却被人肉搜索抓了个正着。
本山的被捕使全国一片欢腾，在他被押往警署的过程中，沿途人山人海，都在唾骂他，而协助警方抓捕了本山的广川秀雄和春野莫仁两位人肉搜索英雄也成为日本人敬仰的人物。
本山在1961年被一审判处死刑，1971年执行。
不过，这种自发的人肉搜索并没有在日本社会立即形成传统，直到三年以后，日本警方又一次拙劣的行动才引发了第二次人肉搜索。那么，为何这些案件并没有像雅树的案件那样发生大规模的人肉搜索呢？
原来，60年代前期，正是日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时期，“仇富”情绪严重，被绑架勒索的不是富豪就是权贵，并不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但在雅树案件中，初期时的新闻报道无意中披露了雅树家的情况。尾关雅树的父亲尾关晋属于继承家业，拥有一家手提包生产厂。他继承的厂子很小，经营情况也不好。勤勉的尾关晋想出了那个时代算是新鲜的营销方法——发小广告。那个时代，只能是一家家去敲门，而且按照当时的法律，主人不应门还不敢把小广告放在信箱里，否则可能受到处罚。这样的推销自然辛苦。不过，尾关得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收获：既然要主人（通常是当家的太太）开门才能把广告发出去，于是双方总会聊上几句。这样，太太们喜欢什么样的手提包，尾关总能得到最真切的信息。他把这些需求引进自己的工厂，做出来的手提包便比别人家的更受欢迎。勤奋，还赶上了好市场，尾关家就这样发起来了。尾关晋是个老实人，他只认为这是勤奋带来的好结果。于是，直到雅树被绑架那一天，他依然保持着每天早早去工厂、很晚才回家的工作习惯。因此，普通的老百姓不会因为尾关有钱而把他划入另类，相反，他们把他看作自己的一个影子，他只是实现了每一个人都有的梦想。所以，民众给了尾关家极大的同情。
况且，尾关雅树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虽然只有6岁，却能够每天自己换乘公交车往返幼儿园。当小雅树的照片被登在报纸上，特别是其父尾关晋写给绑架者满是哀恳的求情信也被披露之后，人们因雅树的可爱而对其充满同情与关注，也被尾关晋的父爱所感动。当雅树被害的新闻公开后，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得知雅树的死讯之后，人们深深感到的是绑架者对全社会的威胁。
引发了第二次人肉搜索的是什么案件呢？
1963年3月31日，居住在东京台东区的一名叫村越吉展的4岁儿童在家门前的公园里被绑架者掳去，随后遭勒索50万日元（当时一名大学毕业生月薪两万日元）。村越家选择了报警。接到报警后，警方十分重视，东京警视厅由搜查一课组建了专案组（日本叫搜查本部），警视总监原文兵卫亲自坐镇，集中精锐力量在村越家设伏，力求抓住案犯，打一个漂亮仗。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几年来绑架儿童案件每年都在增加。1960年雅树被绑架时，当年的儿童绑架案共计36起，而1963年吉展被绑架时，这一年的儿童绑架案达到106起。这些案件警方破获不多，急需杀一儆百。
每次和绑架犯通电话，村越家都要小心地确认对方身份，结果让绑匪怀疑其已经报警，此后行动日益诡异。其实，原因是当时不断有因村越家有钱而幸灾乐祸的人打进电话来，或冒充绑匪或说些无聊的话，让监视的警察和孩子的父母都极为烦恼，不得不出此下策。吸取雅树案的教训，警方和新闻界缔结了协定，不得公开破案进程，案件发生后媒体上一片空白。责备警方不作为的舆论却因此铺天盖地，让警察变得焦躁。以当时的技术，利用通话反侦察对方的位置并不困难，但日本电信公司因为电话服务合同中的条款而拒绝与警方合作。
在这种糟糕的气氛中，和犯人的交易仍然在小心地进行。案犯4月7日突然提出，让村越夫人带赎金立即到离家500米的一家汽车行停车场，把钱放置在有吉展靴子的一台汽车的顶上，然后迅速离开。
一队警察走小路先朝现场包抄，村越家的一名亲戚开车送村越夫人前去交易。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指挥行动的铃木部长忽然发现时间计算错误，汽车到达时包抄的警察只怕还不能到位。仓促间，他跳出门外，朝汽车挥手，要其等待。没有受过警方训练的司机把他的手势错当成了“发车”，大错就此铸成。警察比汽车晚了两分钟到达，随后监视一个半小时，却无人前来。再去检查，放置在包裹中的钱已经不翼而飞。原来，犯人就躲藏在交易地点那辆汽车旁边的车辆中，在警察到达前已经将钱取走了。有一名跑来监控的警察还和他擦肩而过，但因为这个警察忙着赶去监控，虽有一丝怀疑但没有去盘问，甚至没有记住他的相貌。
为了不激怒案犯，警方否决了放置假钞的主意，钱已经交出去了，但孩子没有回来。几天的时间，警察徒劳地等待着，一心希望案犯送还孩子后再将其抓获。此时，一切听从警方安排的村越夫妇已经歇斯底里了。
6天后，原文兵卫警视总监在电视上发表了一次谁也没想到的讲话，他说：“我们当警察的，恨的是你的罪，不是你的人。犯人先生，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条件，把吉展放回来，一切都好商量。拜托了。”说完话，威严的东京警视总监不顾颜面地对着看不见的犯人鞠了一躬。警视总监的发言没有让犯人现身，没有让孩子回家，却引来了世人的关注。
让警视厅长低头的绑架案没法不引人关注。新闻管制解除了，关于案件的一切，包括警方的失误被连篇累牍地报道。一时，社会舆论对警察的攻击达到了高峰。警方保持沉默。人们责怪警察急于破案和抓人，没有充分考虑人质的安全。因此，日本后来确立了绑架案人质安全第一的原则。
骂够了，大家发现，警察有警察的难处，比如，日本电信的不合作也是案犯脱逃的重要原因。就是这次案件促使了搜查法案的改变，从此以后，在有充分法律授权的前提下，通过电信追查刑事犯罪成为日本刑侦的一个重要手段。舆论逐渐把吉展和雅树的案子联系起来，村越夫妇在电视上的露面直观地让大家明白，他们也不过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父母。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吉展呢？你还活在人世间吗？
生死不明的吉展牵动了日本千家万户的心，一次新的人肉搜索自发地开始了。很多人向吉展家寄送了信件、慰问品和手折的千纸鹤，期待孩子能够平安回来。送奶的女工发起倡议，每人都在身上带了“寻找吉展”的布条和吉展的照片；在街头劳动的清洁工也纷纷在路边树起了“请提供吉展的线索”这样的标志，唤起路人的注意。这次人肉搜索的规模更大，日本警方提供了他们对案犯的推测和吉展的情况，4月25日，警方将案犯索要赎金时的录音提供给媒体，在电视和电台播放。很快，无数情报雪片般飞向警方的专案组。
尽管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人肉搜索，但这一次警方和群众的运气似乎不像雅树案件一样好，案犯始终隐匿无踪。直到两年三个月之后，在著名侦探平冢八兵卫的努力之下，才将当时绑架吉展并将其杀害的犯人小原保逮捕。原来小原保在实施犯罪之后不久就因为偷盗被逮捕，平冢八兵卫是在狱中对其审查时发现问题的，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然而，这次人肉搜索在日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对同类犯罪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在整个搜索的过程中，日本舆论界也出现了大量反思的文章。在这一案件之前，日本人对当时社会的犯罪行为漠不关心者居多，而且不乏对犯罪者持同情态度之人，认为其犯罪根源在于社会的拜金主义。这个看不到案犯的案件终于让人们把目光拉回到受害者身上，想到自己家门口的公园里就可能有绑架孩子的罪犯游荡，人们没有理由不因此而产生恐惧和厌恶。
无论有多少不满，在像吉展案这样的刑事犯罪案件中，罪犯是普通人天生的敌人，追究他们犯罪的根源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人们首先要做的，是保护自己不受这些案犯的伤害。日本曾有媒体称这一案件“令世风一正”。
人肉搜索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但是在日本，与它相似的事情也曾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出现过。日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过类似人肉搜索的行动。“寻找雅树凶手”就是一起典型的非网络时代人肉搜索事件。
1960年5月16日晨，居住在东京世田谷区的6岁儿童尾关雅树，在一名21岁保姆的陪同下从自己家出发，到达公共汽车站，前往幼儿园。保姆在车站与雅树挥手作别，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但是，雅树再也没有出现在幼儿园的教室里。
当天中午，他的家人接到绑架者的电话，勒索200万日元。
尾关家报案以后，日本警方当即决定诱捕案犯并要求尾关家人配合。
绑架尾关雅树的犯人名叫本山茂久，本来是一名牙医。在日本，按说牙医是很有钱的，怎么会玩起绑架来呢？原因是32岁的本山养了个女招待做情人，而且还生了孩子。由于供养情人及其子女需要大量的花费，本山开始入不敷出。事情又闹到太太知情的份儿上，本山不得不给要求离婚的太太提供巨额“慰谢金”。在这种情况下，本山向高利贷者借贷，欠款180万日元。因为看牙，他与尾关家有过交往，了解其家境和小雅树的上下学路线，因此具备了绑架尾关雅树的条件。
第一次勒索，定了放钱的地方，尾关太太把钱放好后，乘公共汽车来取钱的本山正好看到尾随尾关太太的警察，于是交易失败。但本山并没有因此放弃，很快联系第二次付钱行动。这一次倒是没发现警察，但是本山恰好吃坏了肚子，居然拉在了裤子里，只好中止取钱。他就地丢弃的内外裤被警方发现，却没有和案件联系起来。心有不甘的本山止泻之后立刻约尾关家第三次付钱，这一次跟踪的警察又被本山发现，于是交易再次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山还做了第四次联络……本山在绑架犯里算是“实诚”的，一开始真的准备着交钱放人。但是，因为警方内部有人向新闻界提供消息，本山忽然发现报纸上已经在连篇累牍地报道雅树的绑架案。惶恐之下，本山先试图用饥饿，再用煤气，最终扼颈杀害了小雅树。
就在杀死雅树几个小时后，本山的反常行为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一名大妈大胆地打电话给警察报案，称在本山家有一个和雅树类似的小孩儿。焦头烂额的警方驱车赶到本山家的时候，本山正把雅树的尸体装在自己车里准备外出弃尸。结果，一场城市赛车下来，警察的车被本山用他的越野车甩得不知去向。随后，就是发现丢弃的越野车和小雅树的遗体了。而本山已经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这一打击使雅树的家人受到极大的伤害。在雅树死后几天，日本社会自发出现了千万人对绑架雅树的罪犯进行大规模人肉搜索的运动。
有人会问，搜捕罪犯不是警察的事儿吗？
正是因为对警方深深的失望，才引发了日本百姓对本山的人肉搜索——新闻报道对案件起到了负面影响，但也把老百姓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激发了出来。日本全国的百姓纷纷自发在各个车站、公共场所挂出本山的照片和其特征描述，要求路人协助搜捕这一绑架恶魔，新闻界也参与进来，连本山勒索的电话录音都被一遍一遍地播放，以便“人肉”部队在搜索中和觉得可疑的人进行对照。这样的人肉搜索能力并不能与网络时代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影响的范围大，发现的线索也越来越多。
在这场搜索进行了3个月左右后，大阪布施市，一名叫广川的工人突然发现一名叫山田正午的同事与在街头出现的本山的照片颇为相似。但是山田的体态与被描述的本山并不十分相同。
产生了怀疑的广川与另一名同僚春野莫仁一起对这名叫山田正午的外来打工者进行考察。春野搜索有关本山的报道，了解到本山曾经做过盲肠手术，于是他就强拉着那名自称山田的人一起去洗温泉，在洗温泉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他的腹部也有盲肠手术的痕迹。此后春野又利用病假的机会，从本山所带的物品中发现了他写有犯罪经过的日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对日军情报的掌握，很大程度上来自缴获的日本兵日记，其记录之详细，内容之准确，胜过了大多数情报人员。
在广川和春野的帮助之下，警方终于在这座工厂中逮捕了这名自称山田正午的人。经确认，他正是经过东京的横滨逃入大阪并且化名进入工厂打工的本山。
本山不愧是高智商犯罪分子，他在逃亡途中果断弃车，此后巧妙施展从小说中学到的反侦查手段，而且到达的布施市当时颇为荒僻，警力薄弱。因此警方一直没能发现他到达大阪的线索，却被人肉搜索抓了个正着。
本山的被捕使全国一片欢腾，在他被押往警署的过程中，沿途人山人海，都在唾骂他，而协助警方抓捕了本山的广川秀雄和春野莫仁两位人肉搜索英雄也成为日本人敬仰的人物。
本山在1961年被一审判处死刑，1971年执行。
不过，这种自发的人肉搜索并没有在日本社会立即形成传统，直到三年以后，日本警方又一次拙劣的行动才引发了第二次人肉搜索。那么，为何这些案件并没有像雅树的案件那样发生大规模的人肉搜索呢？
原来，60年代前期，正是日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时期，“仇富”情绪严重，被绑架勒索的不是富豪就是权贵，并不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但在雅树案件中，初期时的新闻报道无意中披露了雅树家的情况。尾关雅树的父亲尾关晋属于继承家业，拥有一家手提包生产厂。他继承的厂子很小，经营情况也不好。勤勉的尾关晋想出了那个时代算是新鲜的营销方法——发小广告。那个时代，只能是一家家去敲门，而且按照当时的法律，主人不应门还不敢把小广告放在信箱里，否则可能受到处罚。这样的推销自然辛苦。不过，尾关得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收获：既然要主人（通常是当家的太太）开门才能把广告发出去，于是双方总会聊上几句。这样，太太们喜欢什么样的手提包，尾关总能得到最真切的信息。他把这些需求引进自己的工厂，做出来的手提包便比别人家的更受欢迎。勤奋，还赶上了好市场，尾关家就这样发起来了。尾关晋是个老实人，他只认为这是勤奋带来的好结果。于是，直到雅树被绑架那一天，他依然保持着每天早早去工厂、很晚才回家的工作习惯。因此，普通的老百姓不会因为尾关有钱而把他划入另类，相反，他们把他看作自己的一个影子，他只是实现了每一个人都有的梦想。所以，民众给了尾关家极大的同情。
况且，尾关雅树是一个很乖巧的孩子，虽然只有6岁，却能够每天自己换乘公交车往返幼儿园。当小雅树的照片被登在报纸上，特别是其父尾关晋写给绑架者满是哀恳的求情信也被披露之后，人们因雅树的可爱而对其充满同情与关注，也被尾关晋的父爱所感动。当雅树被害的新闻公开后，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得知雅树的死讯之后，人们深深感到的是绑架者对全社会的威胁。
引发了第二次人肉搜索的是什么案件呢？
1963年3月31日，居住在东京台东区的一名叫村越吉展的4岁儿童在家门前的公园里被绑架者掳去，随后遭勒索50万日元（当时一名大学毕业生月薪两万日元）。村越家选择了报警。接到报警后，警方十分重视，东京警视厅由搜查一课组建了专案组（日本叫搜查本部），警视总监原文兵卫亲自坐镇，集中精锐力量在村越家设伏，力求抓住案犯，打一个漂亮仗。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几年来绑架儿童案件每年都在增加。1960年雅树被绑架时，当年的儿童绑架案共计36起，而1963年吉展被绑架时，这一年的儿童绑架案达到106起。这些案件警方破获不多，急需杀一儆百。
每次和绑架犯通电话，村越家都要小心地确认对方身份，结果让绑匪怀疑其已经报警，此后行动日益诡异。其实，原因是当时不断有因村越家有钱而幸灾乐祸的人打进电话来，或冒充绑匪或说些无聊的话，让监视的警察和孩子的父母都极为烦恼，不得不出此下策。吸取雅树案的教训，警方和新闻界缔结了协定，不得公开破案进程，案件发生后媒体上一片空白。责备警方不作为的舆论却因此铺天盖地，让警察变得焦躁。以当时的技术，利用通话反侦察对方的位置并不困难，但日本电信公司因为电话服务合同中的条款而拒绝与警方合作。
在这种糟糕的气氛中，和犯人的交易仍然在小心地进行。案犯4月7日突然提出，让村越夫人带赎金立即到离家500米的一家汽车行停车场，把钱放置在有吉展靴子的一台汽车的顶上，然后迅速离开。
一队警察走小路先朝现场包抄，村越家的一名亲戚开车送村越夫人前去交易。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指挥行动的铃木部长忽然发现时间计算错误，汽车到达时包抄的警察只怕还不能到位。仓促间，他跳出门外，朝汽车挥手，要其等待。没有受过警方训练的司机把他的手势错当成了“发车”，大错就此铸成。警察比汽车晚了两分钟到达，随后监视一个半小时，却无人前来。再去检查，放置在包裹中的钱已经不翼而飞。原来，犯人就躲藏在交易地点那辆汽车旁边的车辆中，在警察到达前已经将钱取走了。有一名跑来监控的警察还和他擦肩而过，但因为这个警察忙着赶去监控，虽有一丝怀疑但没有去盘问，甚至没有记住他的相貌。
为了不激怒案犯，警方否决了放置假钞的主意，钱已经交出去了，但孩子没有回来。几天的时间，警察徒劳地等待着，一心希望案犯送还孩子后再将其抓获。此时，一切听从警方安排的村越夫妇已经歇斯底里了。
6天后，原文兵卫警视总监在电视上发表了一次谁也没想到的讲话，他说：“我们当警察的，恨的是你的罪，不是你的人。犯人先生，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条件，把吉展放回来，一切都好商量。拜托了。”说完话，威严的东京警视总监不顾颜面地对着看不见的犯人鞠了一躬。警视总监的发言没有让犯人现身，没有让孩子回家，却引来了世人的关注。
让警视厅长低头的绑架案没法不引人关注。新闻管制解除了，关于案件的一切，包括警方的失误被连篇累牍地报道。一时，社会舆论对警察的攻击达到了高峰。警方保持沉默。人们责怪警察急于破案和抓人，没有充分考虑人质的安全。因此，日本后来确立了绑架案人质安全第一的原则。
骂够了，大家发现，警察有警察的难处，比如，日本电信的不合作也是案犯脱逃的重要原因。就是这次案件促使了搜查法案的改变，从此以后，在有充分法律授权的前提下，通过电信追查刑事犯罪成为日本刑侦的一个重要手段。舆论逐渐把吉展和雅树的案子联系起来，村越夫妇在电视上的露面直观地让大家明白，他们也不过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父母。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吉展呢？你还活在人世间吗？
生死不明的吉展牵动了日本千家万户的心，一次新的人肉搜索自发地开始了。很多人向吉展家寄送了信件、慰问品和手折的千纸鹤，期待孩子能够平安回来。送奶的女工发起倡议，每人都在身上带了“寻找吉展”的布条和吉展的照片；在街头劳动的清洁工也纷纷在路边树起了“请提供吉展的线索”这样的标志，唤起路人的注意。这次人肉搜索的规模更大，日本警方提供了他们对案犯的推测和吉展的情况，4月25日，警方将案犯索要赎金时的录音提供给媒体，在电视和电台播放。很快，无数情报雪片般飞向警方的专案组。
尽管进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人肉搜索，但这一次警方和群众的运气似乎不像雅树案件一样好，案犯始终隐匿无踪。直到两年三个月之后，在著名侦探平冢八兵卫的努力之下，才将当时绑架吉展并将其杀害的犯人小原保逮捕。原来小原保在实施犯罪之后不久就因为偷盗被逮捕，平冢八兵卫是在狱中对其审查时发现问题的，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然而，这次人肉搜索在日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对同类犯罪起到了良好的震慑作用。在整个搜索的过程中，日本舆论界也出现了大量反思的文章。在这一案件之前，日本人对当时社会的犯罪行为漠不关心者居多，而且不乏对犯罪者持同情态度之人，认为其犯罪根源在于社会的拜金主义。这个看不到案犯的案件终于让人们把目光拉回到受害者身上，想到自己家门口的公园里就可能有绑架孩子的罪犯游荡，人们没有理由不因此而产生恐惧和厌恶。
无论有多少不满，在像吉展案这样的刑事犯罪案件中，罪犯是普通人天生的敌人，追究他们犯罪的根源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人们首先要做的，是保护自己不受这些案犯的伤害。日本曾有媒体称这一案件“令世风一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