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
　　1942年，河南大旱，转眼下一年，紧接着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3000万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万人的生命，迫使300万人流落他乡。
　　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或数十口成群结队，或一家人扶老携幼，纷纷走出他们的村庄，走出他们或许从未离开过的县境，然后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地，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者有之；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就在这300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之时，这个国家的行政长官们却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当外族入侵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时，统治者眼中几个农民的死亡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而，就在那无关紧要的地方却伏笔着一些生死攸关的信息，在那场灾荒面前，国民党政权的运作已是那么失败：军政不合、组织涣散、信息不畅、行事拖沓、官员腐败……在中原到处弥漫的混乱、无序、无政府状态，无不预示着这个政权已经走在失控的边沿。可惜，蒋介石直到7年之后败走台湾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早在1942年就已发出的警示。
　　1992年，当一位朋友向作家刘震云提起50年前发生在其故乡河南的这场灾荒时，刘震云惊愕地发现，作为一个灾民的后代，他对那场酿成了300万人死亡的悲剧竟一无所知。怀着极大的好奇，刘震云开始了《温故1942》的创作，然而，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当他回到家乡去调查这些往事的时候，那些饥荒亲历者及他们的后代竟然也不知道。
　　于是，他开始通过在家乡的调查走访、在图书馆的查阅资料，以一个作家的方式，稍许弥补着历史学者们的失职，一场已是鲜为人知的灾难被一点点地发掘出来。
　　多年以后，这个故事被导演冯小刚看中，他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在电影《温故1942》拍摄完成之后，冯小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他觉得，“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一场灾难和一个民族的失忆，开始在点点滴滴的拯救中慢慢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