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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突发疫情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在长期周期下行和短期周期冲击双重考验下,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大幅放缓,稳就业和稳增长成为当下最为急迫的话题。
针对近期热点问题,《陆家嘴》专访了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管清友提出,由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客们弱化了美国原来的影响力,全球治理空前弱化,世界权力出现真空期,各国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发挥的作用于事无补。他建议,大国之间应该联手合作,一手应对疫情,一手应对经济萧条,防止重回20世纪初期“聪明的愚蠢时代”。
对于新基建,管清友指出,无论新老基建,都需要回答钱从哪里来、钱往哪里去、由谁来投资这三个本质问题,如果这时我们贸然地再用传统的办法,通过政府加杠杆投资所谓的新基建,那2017年以后去杠杆的努力可能会付渚东流。
钱从哪里来?
《陆家嘴》:近期各地公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名单,总计投资金额超过40万亿,其中新基建的概念受到了不少市场关注,如何看待新基建?
管清友:几十万亿的数字只是简单加总,都是各地的计划,只能说明预期的投资规模很大,其实不代表实际数字。新基建不是新概念,理论界、资本市场很早就有这个说法,从项目形态、产业业态角度来看,新基建可能跟原来的修路、盖房、架桥这些方式不一样。
但我觉得没必要纠结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并不是说我们更需要5G,不需要高速公路了,要害并不在这里,而是需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无论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都需要花钱,它们只回答了钱往哪里投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回答钱从哪里来、由谁来投这两个问题。
那么钱从哪里来?一是拿企业盈利投资,二是通过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实际上需要负债投资。这就涉及到杠杆率的问题,我们在2017年以后经过金融整顿,稳杠杆、降杠杆,杠杆率有了一定的风险释放,如果这时我们贸然地再用传统的办法,通过政府加杠杆投资所谓的新基建,那2017年以后的努力可能会付渚东流。
从投资主体来讲,过去十几年我们看到,由政府作为主体去投资,无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投资效率并不高,这里确实需要鼓励、倡导企业去投资。钱从哪里来、钱往哪里去、由谁来投资,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本质。
《陆家嘴》:虽然不少专家表示40万亿新基建不会是四万亿重来,但群众还是担忧新的刺激计划会不会导致物价、房价上涨,我们该如何防范?
管清友:这个问题既是民众关注的,其实也是政府在关注的。如果我们用传统的办法,通过地方政府和国有平台加杠杆投资新基建,可以想到的结果就是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
不是说这些不必须,新基建和老基建整体上还有很大缺口,更重要的是投资效率的问题,过去十几年投资不可谓不大,但是整体投资效率不高,而且造成了比较大的资产泡沫。在启动基建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融到了钱,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钱一部分用到了基建投资,另一部分却用在别的地方。
简单地说,政府希望你拿到钱后,买醋的钱就是买醋,买酱油的钱就是买酱油,但实际情况是,过去几年很多企业、平台把买醋的钱拿去买了酱油,这也是爆发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因为有2009年、2012年、2014年三次宽松的经验和借鉴,我觉得政策层在这一块还是比较谨慎、克制的,避免你提到的情况。
现在我们需要从长计议、降低预期、休养生息,把投资的选择权利真正交还给市场,交还给民营企业,不要再由政府大规模地推动基建,当然也不是说完全弱化、消除政府在基建方面的作用,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在推动基建中被赋予的角色太重,企业的角色相应被弱化了。
目前来看,政策上还是比较克制、谨慎,是否会是四万亿重来还要看最后的实施方式和效果,但现在就否定四万亿重来,恐怕判断为时过早。
政策需要中央统筹
《陆家嘴》:应对疫情,除了新基建,我们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管清友:投资这块,因为我们担心房价反弹,所以房地产投资的口子还是比较紧。基建投资我认为传统基建还是需要的,关键是破除投资各种壁垒,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说实话过去几年基建投资引入民企的实施效果并不太好,它跟我们整个法律体系、所有制结构有很大关系。
消费这块其实可以做很多工作,之前我说过我们全国从上到下发行消费券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因为国情太复杂,执行的成本会非常高,但是一些地区自发地发行消费券,支持困难群体,同时刺激居民的消费,这是可以复制的。
在中央层面,我建议主要面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由中央财政和湖北省财政两级,中央出大头湖北省出小头,发行消费券,实际上是对湖北人民的一种补偿,也是对英雄城市的补偿。
以上是短期的建议,中期还是涉及到之前讨论的问题,就是放开很多领域的过度管制,这个确实需要中央统筹。现在我觉得政策层面步调不一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些以所谓意识形态的名义,以所谓安全的名义过度管制,扼杀了市场微观主体的创造力和活力。
第二是国有资产大规模划归社保,中央一級的划归全国社保账户,省一级的划归省级社保账户,最关键的是,让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感受到未来生活是有保障的,社保缺口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这样才敢消费,敢花钱,才有安全感。
第三个生产要素的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改革,要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民可以将土地作为资产、股份参与到新农村建设或者新型城镇化建设,但是对于土地买卖的用途做出相关的规定。
我能理解另一派观点的人,他们担忧土地流转中出现土地兼并以及资本控制的问题。这里面股田制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让农民真正成为有产者,土地是他的资产,资本下乡买的是土地的使用权,买不走所有权,这样既保证了土地的使用,同时防止出现土地兼并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 《陆家嘴》:你曾用“龙王下雨”的故事比喻过去十年宽松的货币环境,货币宽松解决了不少短期的周期性问题,但也造成了很多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如今一遇危机,全球央行再掀宽松潮,似乎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你有哪些建议?
管清友:从实操结果看,“龙王下雨”可以通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短期的流动性问题,但一定会造成资产泡沫,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配不公。这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整个现代宏观经济学和现代金融学理论的贫困。
我举个例子,“龙王下雨”的时候,你离龙王近先拿到钱,可以当二道贩子,“下雨”过多就会造成金融空转、脱实向虚,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融资更方便,很多项目能够很快地有钱去做,客观上有利有弊,但总体肯定是弊大于利。
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中央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还是为了人民,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得有民本主义这种思想,那么唯GDP论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看起来GDP上来了,但实际上老百姓的财富没有增加,或者相对来说,老百姓的财富在整个社会不同阶层的财富增长中大大落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模式先是赶超战略、计划经济,到了1978年发现这个模式走不下去,开启了新的模式。经济要发展肯定要看GDP,这个无可厚非,我们也看到了地方政府主导式的政治锦标赛在特定阶段有它的好处,但现在看来,这种政治锦标赛是不是还要持续下去?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
如果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定的主要目标可能不是GDP,而是人均收入水平、就业、通货膨胀这些指标,GDP的增长应该是一个结果。同时,如果是以人为本的模式,整个GDP的结构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很多老百姓觉得GDP的增长跟我关系不大,获得感不强,跟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
现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人民性问题,也必须高度重视货币政策的阶级性问题,因为宽松政策永远有利于富人,或者说有利于富人多,有利于穷人少。
疫情冲击也给了我们时间思考,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其实需要休养生息,特别过去十年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用力过猛,透支很明显,导致政府以及国企的力量空前强大,市场微观主体的力量受到削弱,我觉得借助疫情应该矫正这个问题。
大国应联手
《陆家嘴》:如何看待这场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全球化的冲击有多大?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格局会有怎样的改变?
管清友:疫情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冲击正在显现,这次冲击可能超过非典、汶川地震,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我比较早地把它比作大萧条,不过比起大萧条,现在能够避免很多人道主义危机。
其实在疫情暴发初期,大家有点低估疫情。因为我们对病毒本身并不了解,目前看我们可能要和这个病毒长期共存,你消灭不了它,疫苗也很难短时间研发出来,只能通过像武汉封城、纽约封城这种形式应对。
也就是说,为了遏制全球疫情蔓延,很多大的经济体可能要停摆一到两个月,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首先是经济危机,其次由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预期的变化,金融市场发生连锁反应啊,才出现各国股市暴跌,再加上石油价格突发事件,导致整个金融市场雪上加霜。
全球的供给、需求两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供应链的重构、重整会是个大概率事件,再加上特朗普2018年以来搞所谓的关税政策,全球化的程度肯定会大大退化。像中国的自给率可能会提升,进口替代将变成不得已的办法。
由于经济萧条,个人收入下降,需求实际上是减退的,需求的减退会进一步影响供给,所以供给、需求两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整个经济增长进入低迷期,在货币政策上不得不实施零利率,美国已经零利率,中国未来可能逐渐步入零利率。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怕的在于失业的增加、社会冲突的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国博弈。现在的情况特别像20世纪初期,我把20世纪初期称之为“聪明的愚蠢时代”,每个国家好像做的是有利于本国的事情,以邻为壑,最后导致各国关闭国门,全球经济衰退、萧条,然后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不是一个好的场景。
现在大国之间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以特朗普为代表这些政客们实际上弱化了美国原来的作用,全球治理空前弱化,大家都在打嘴仗、打贸易战,没有人从全球的高度去协调这些事,G7、G8、G20都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只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发挥短期的作用,其实于事无补。
有点像20世纪初期,英国名义上还是世界的霸权国家,但实际上它的实力已经远不如美国,而美国并没有上来啊,所以出现了世界权力的真空。
而现在美国不愿意管这些事情,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对于全球治理以及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极其不利的。中国现在无论是在理念、经验,还是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起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也是一个世界权力真空期,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大国之间应该联手,一手应对疫情,一手应对经济萧条,防止重回20世纪初期那种“聪明的愚蠢时代”。
《陆家嘴》:年初不少经济学家还在讨论保6的话题,如何看待今年全年的经济走势?
管清友:今年由于一季度的情况,6%肯定是保不住了,因为后面三个季度如果用力过猛,风险会更大,只能在增长和风险之间取平衡。如果三、四季度能够追回来,全年达到5%的增长已经非常高了,我觉得政府需要实事求是调低原来的目标,今年情况大家都比较理解。
就像总理说的,经济增长高一点低一点,没什么了不起,今年关键是就业,就业稳住了,社会才能稳。
《陆家嘴》:目前复工复产率虽然很高,但配套的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并不理想,许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还是贷不到款,中小微如何在这次危机中存活下来?
管清友:复工率的数据肯定有幸存者偏差,统计的规模以上企业的复工率好像挺高,但实际上这个数据本身有水分,大量的中小企业在这一轮冲击当中已经死去。从中央到各地政府也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在避免一刀切和由于政治正确所导致的对复工的阻碍。
中小企业现在要做的事情没那么复杂,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活过一年,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保证现金流,我在跟一些企业交流的时候就说,未来一年,哪怕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你还能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现在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都有纾困的措施出台,确实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小企业如果说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地方,恐怕也很难,所以我觉得各有各的活法,现在第一要务就是活下去。
这也反映了我们很多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差、风险意识不够强,特别很多中小企业主认知水平不高,也提醒中小企业闷头拉车是不行的,要抬头看路、看天,不断提高对风险的认知和管理能力。
《陆家嘴》:从一级市场角度来看,接下来哪些是更有投资价值的行业?
管清友:尽管这次疫情很多行业受到冲击,但是在疫情稳定以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这些事不会变。
第二个领域,这次疫情导致一些经济活动更频繁,比如远程办公、在线娱乐、在线教育等等。举个例子,我旗下的团队做在线的投资者教育,这段时间数据就不错,因为一是大家都憋在家里,需要学习一些专业的东西,二是当大的风险来了之后,真正专业的投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全球供应链重构,我们有些核心的产品和技术还在国外,受到牵制,所以在先进技术这块也有机会。
从具体投资的节奏来说,我不建议大家跟风投资所谓的风口,无论是LP还是GP,应该寂寞一点,冷静一点,不要人云亦云。大家都去扎堆做的事情,你需要謹慎一点,大家比较冷落的一些领域,我反而觉得有点机会。
另外一点,好公司不等于好项目,公司赛道清晰,盈利也非常稳定,但估值很高,那么你这时候投进去其实是赚不到钱的,投资需要长远的眼光和先人一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