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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于敏
编者按：
共和国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本刊从《勋章：共和国不会忘记》一书中撷取9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事迹与贡献，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值国庆，谨以此文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共和国勋章
“共和国勋章”以红色、金色为主调，章体采用国徵、五角星、黄河、长江、山峰、牡丹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如意、兰花等元素，整体使用冷压成型、花丝镶嵌、珐琅等工艺制作，象征着勋章获得者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礼赞国家最高荣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寓意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20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带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余年，苏联用74年，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成绩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带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國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申纪兰：“勿忘人民、勿忘劳动”
申纪兰
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12月生，2020年6月28日去世，山西平顺人，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青青太行，劲松竖立。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自古就是要与河道抢耕地、与老天抢粮食的地方。沧海桑田。曾经撂荒的山坡上，如今或已披绿，或梯田成行。村民说，他们这里的人，比起信老天，更愿信劳动的力量。
这里有一位执拗的耄耋老者，年复一年，仍坚持着自己劳作。春天播种，下地秋收，冬天除雪，步履日渐蹒跚，但她干起活来仍充满力量。除了不时整理行装进京开会，几乎没什么能把她和普通农妇一眼区别开。 她是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急先锋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抗战时期，她就担任過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的组长。一嫁到西沟村，她就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成了副社长。这对奉行“好男人走到县，好女子不出院”古训的山里人来说，已让人刮目相看。但在她心里，有一个坎始终过不去：为啥妇女的劳动报酬要少一半？
申纪兰介绍说，按照当时的分工计酬方式，如果男人干一天活计10个工分，那么妇女只能计5个。不平等的报酬又挫伤着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很多妇女只愿意干“家里活”，不愿出门参加社会劳动，而这又成为阻碍妇女地位提高的关键。
为了让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申纪兰走家串户，向妇女宣传“劳动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努力做男社员的思想工作，积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开始，很多男社员都不同意。申纪兰认为，只有干出成果，才能让妇女不再受歧视。
村里本来是男女共同协作劳动的。经申纪兰申请，社里专门给女社员划出一块地，和男社员进行劳动竞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休息就休息;被发动起来的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后，女社员赢得了竞赛。
这场劳动竞赛在西沟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男社员都开始支持男女同工同酬。
不久，全国妇联、山西省妇联的同志也来到西沟村。一是考察，二是帮着申纪兰出谋划策。在妇联的支持下，申纪兰带领西沟村妇女提高劳动技能，还设立了农忙托儿所，使妇女能专注劳动。
到1952年，西沟村已经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一切为了人民
1983年，西沟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1984年，申纪兰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大胆进行改革。
她主张：成林和有林山坡地仍归集体管理;耕地仍然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但实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添人增地、减人减地，确保土地不撂荒。最终，改革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适度，实现优势互补。
1985年，结合申纪兰外出考察的经验，利用当地的硅矿资源优势，西沟村建立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此后，西沟村又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业成了西沟村的经济支柱。
但为了响应党中央保护环境的号召，不把污染留给子孙后代，2012年，申纪兰和西沟村村民决定，拆除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铁合金厂，重新寻找发展定位。几年间，西沟村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一一兴建，新产业基地拔地而起，引进的知名服饰公司开工生产。
作为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通过建议和议案将老区脱贫振兴带入了快车道。中西部开发、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等促进了经济发展：平顺县提水工程、平顺县二级公路建设、平顺县集中供热、集中供气工程等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申纪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本色不改初心不渝
申纪兰的“学历”是扫盲班毕业，她一辈子坚持自己只是个农民。1973年至198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她坚决不领厅级领导干部的工资，不转干部身份。女儿去省城太原看她，辛苦坐了一路卡车，她也只在单位院外匆匆见了一面，就让孩子回去了。
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但她只把荣誉看作一种鞭策。她“勿忘人民、勿忘劳动”的话语，成了自己对人生的一种诠释。
每有团体到西沟村参观学习，她总会在西沟村的会堂给大家介绍，半个多世纪里，在党的带领下，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申纪兰说：“我的话，就是一个农民对党的恩情由衷的感激。”
永远跟党走是申纪兰不变的初心。“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立党为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申纪兰说，“按照党的要求干，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
孙家栋：一辈子与卫星打交道的航天“大总师”
他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卫星”到“北斗导航卫星”，背后都有他主持负责的身影;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获得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的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荣获“共和国勋章”。他，就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
中国航天“大总师”
孙家栋，这个名字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相依。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数个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总设计师或总指挥，孙家栋则被大家尊称为“大总师”。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孙家栋认为自己“仅仅是航天人中很平常的一个”。他经常说，是中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了自己。
一次发射中，卫星在转运途中不慎发生了轻微碰撞，试验队员们—下子慌了神，谁也不敢保证这会不会对发射造成影响。
接到紧急报告后，孙家栋当天就从北京赶到了西昌，—下飞机就直奔卫星试验厂房。了解清楚现场情况后，当时已经快80岁的他马上钻到了卫星底下，对着卫星的受创部位仔细研究起来。
“卫星没事儿，能用！”孙家栋的一句话，让大家悬在半空的心踏实了下来。 “搞航天工程，没有好坏，只有成败。要保成功，就必须发扬严格、谨慎、细致、务实的作风。”孙家栋总是这样告诫年轻人。
91岁的“牧星人”
4月是中国航天的重要月份。既是中国航天日，又是孙家栋的生日。
如今已经91岁的孙家栋，与卫星打了一辈子交道。
曾经有人问孙家栋：“航天精神里哪一条最重要？”
“热爱。”他不假思索，“如果你不热爱，就谈不上奋斗、奉献、严谨、协作、负责、创新……”
几十年来，正是凭着这个信念，尽管从事着充满风险的航天事业，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反而愈挫愈勇。
20世纪70年代，孙家栋带领团队研制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时出现了意外。震惊过后，孙家栋带着大伙儿冒着寒冬把大片的沙漠翻了一尺多深，拿筛子把炸碎的火箭卫星残骸筛出来，最终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一年后，一颗新的卫星腾空而起。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后，在向定点位置漂移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他要求再调5度，最终正确的指令使卫星发射化险为夷。
2009年，在孙家栋80岁生日时，钱学森专门致信祝贺。钱老在信中说：“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擅长攻关复杂难题：“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2019年1月，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启了全新的月球背面探索之旅，举国沸腾，世界瞩目。
时针拨回到15年前，当国家启动嫦娥一号探月工程时，已经75岁的孙家栋毅然接下了首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重担。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他却冒着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对于别人的不理解，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在嫦娥一号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孙家栋无疑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总能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叶培建院士说，在困难面前，他绝不低头：在责任面前，他又“俯首甘为孺子牛”。
孙家栋的一大长处，就是善于协调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找到最经济、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技术。”孙家栋说。
近年来，孙家栋特别强调要坚持自主创新：“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刨新。今天搞航天的年轻人更要有自主创新的理念，要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中国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跟着党中央，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尽个人微薄之力，把我们国家的事业搞好，真正实现中国梦，富起来、强起来，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孙家栋说。
李延年：荣誉属于所有烈士
解放战争中，他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和国民党军拼过刺刀，在山势险峻的湘西和土匪“掰过手腕”。
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带领官兵夺回失守的346.6高地，顶住了敌人多次反扑，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并荣立特等功。
凯旋之后，他继续投身国防事业，20世纪70年代来到祖国南疆，从此扎根祖国边陲。
92岁的李延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一位一生默默奉献、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军队老党员。
2019年9月，在绿城南宁市区的一座两层小楼里，李延年正在为家中的仙人掌、三角梅浇水。他觉得一棵棵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长的植物，像极了他们这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有种压不垮的气势。
1945年10月，李延年参军前往东北。那时的中国，内战的乌云笼罩在中华大地。参军后不久，李延年就参与到解放东北的战斗中。
初到东北，李延年和战友们连一件像样的冬衣都没有。部队纪律非常严明，他们从不入户打扰群众，群众也非常拥护部队。
部队缺粮，群众主动把粮食送了过来。部队把群众送来的物资一一造册登记，打上欠条，并郑重承诺：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一定如数奉还。
根植于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堵住廖耀湘兵团。
在阻击战最关键的时候，李延年和战友们连夜急行军100多里，双腿跑赢了敌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预定地点修筑工事。在修筑工事期间，敌人以数倍兵力扑了上来，发起一轮轮强力冲击，一批批战友倒在了前沿阵地。他清晰地记得，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中，一个战友牺牲了，另一个就主动补上去，许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次战斗，李延年和战友们坚守了3天，为友邻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辽沈战役结束后，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每战争先的他，连连立功受奖。1950年8月，在湘西剿匪的李延年，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延年随志愿军入朝作戰。这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
1951年10月，李延年担任志愿军某营7连指导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
“前两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攻袭下伤亡惨重，我们营接到命令执行强攻任务。”李延年回忆，自己所在营攻击时，发现敌人每隔3分钟左右就会打一轮炮，掌握这个规律后，李延年和战友们利用这个间隙慢慢摸了上去。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终于把高地夺了回来。
这时，连队的机关枪已打得无法连发，步话机也被打烂，后方指挥所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当时，李延年所在连只剩下40多个人，其他连队情况更糟。全营弹药严重不足，部队就到敌前沿去收集敌人遗弃的武器和弹药。 两夜一天的战斗，敌人一轮又一轮地压向我军阵地。打完弹药的官兵，靠捡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敌军。一名战士在子弹打光后，拿着爆破筒，与冲上阵地的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看到战友一个接着一个牺牲，李延年带领官兵坚守阵地，直到得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阵地。
1952年11月，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一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后来，李延年又参加了多次战斗。70多年过去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成为李延年永不磨灭的回忆。多少曾经日夜相处的战友，生命永远定格在20余岁的青春年华。
离休之后的李延年生活低调，南宁市许多中小学邀请他为学生做红色教育讲座，他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功劳。
“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为新中国牺牲的英雄们。”为了做好革命精神的传承和教育，李延年把个人获得的各类证章大部分捐献给了博物馆、军史馆，并经常为青少年讲述战斗故事、传承战斗精神，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中弘扬优良革命传统。
在李延年家中，有一幅南宁市红星小学学生送给他的手工画，内容是操场上的两名小学生向鲜红的国旗敬礼。每当有客人来家里的时候，李延年都会把这幅画拿出来给大家看。
“学生对于历史的认识很多时候停留在书本上，作为战争亲历者讲述历史，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政委肖兮说，只要有学校邀请李延年做讲座，他都会欣然前往。
为了讲好历史，李延年多年来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刻苦学习党的理论。他卧室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政治学习书籍，书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理论要点和心得体会。
近年来，李延年被广西军区先后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他始终保持老党员、老军人、老英雄的革命本色，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019年中秋节前夕，广西军区军史馆烈士墙前，李延年驻足凝视。轻抚着牺牲战友的名字，他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张富清：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1948年2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瓦子街参加革命，开启了自己的英雄之旅。
壶梯山战斗、永丰城战斗中，他任突击组长，先后炸掉敌人三个碉堡，立下赫赫战功。
1955年1月，他退役转业，告别军营，扎根湖北来凤县，锁住荣誉，尘封战功，为当地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
1985年1月，他站完最后一班岗，离休。人离休了，思想却不离休，他坚持学习，三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把组织的要求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着72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精神上追求卓越，物质上毫无所求。他，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从革命战场到人生战场不改本色
1924年12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庭。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在家种过地，给地主当过长工，没有上过一天学。1945年下半年，家中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90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为该师杂役的张宫清，选择参加革命，成为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359旅718团的一名人民子弟兵。
1948年7月，壶梯山战斗打响。这是1948年9月我军转入战略决战前，西北野战军为牵制胡宗南部队而发起的澄合战役中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荣立师一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年11月，永丰城战斗打响。此时，我军已转入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配合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作战。在永丰城战斗中，张富清带着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弹，攀上寨墙，炸掉了敌人两个碉堡。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他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张富清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这就是张宫清在战场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1953年3月至1954年12月，张富清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年1月退役转业时，张富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来凤县，一只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全部荣誉。
在每一个岗位上担当作为、竭尽所能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都脚踏实地，竭尽所能，担当奉献。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从自己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大儿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躲不绕，想方设法克服解决。刚开始进驻生产大队时，群众不买账、不认可。为了让群众接受自己，他住进最穷的社员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干重体力活儿，晚上开完会后，帮社员挑水扫地。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反映出行難、吃水难后，他带着社员四处寻找水源，50多岁的他腰系长绳，下到天坑底部找水。他带着社员修路，与社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动水电站建设，让土苗山村进入“电力时代”。
1961年至1964年期间，张富清主导修建了三胡区老狮子桥水电站，供附近的两个生产队照明。这是三胡区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从一个区来讲，能够照上电灯是祖祖辈辈多少年来都没有的事，电灯更明亮，比照桐油灯好多少倍呀！”讲起这件事，张富清高兴地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中无我，付此一生。这就是战斗英雄张富清，在工作岗位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深藏功名60余载连家人都不知情
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住老房子、穿老衣服、用老家具、过老生活。
虽然离休了，但他未有一丝懈怠，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上，摆着成堆的学习资料。书桌右侧的抽屉里，放着他的药——享受公费医疗政策的他，为了防止家人“违规”用自己的药，不惜锁住了抽屉。
2012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88岁的他装上假肢顽强站了起来。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埋心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知情。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功才被发现。
讲起登记的初哀，张富清说：“我起初不想把这些奖章和证书拿出来，但考虑到如果不拿出来，那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党的行为……”
战斗英雄的事迹披露后，诸多光环加身，他依然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变，还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
“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哈，我就做啥。”张富清说。
袁隆平：把对祖国的热忱结成饱满的稻穗
袁隆平
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0年9月生，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等称号。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90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担负的责任。他对杂交水稻和它背后维系的国家粮食安全怀有的赤诚初心，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未变。
获得过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和未来科学大奖等荣誉的袁隆平，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获得“共和国勋章”。从第一期超级稻到第四期，以及每公顷16吨、17吨和18吨攻关目标的实现，中国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水平始终领先于世界。袁隆平一直认为，自己热爱的中国，既是他永攀新高的动力，也是所有梦想的终极目标。
选择农业报国
“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袁隆平从小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始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利益紧紧相连。他有过体育救国的梦想，也曾打算参军报国，最终，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忱，结成了一串串饱满的稻穗。
“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因此高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袁隆平说，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亲眼见到倒在路边的饿殍，这让他感到痛心。于是在1949年，他报考了西南农学院。
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之前还在学校代教俄语的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几年时间，完全靠自己摸索经验的袁隆平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为此，他两次自掏腰包，前往北京拜访育种学家鲍文奎。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让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袁隆平给这株宝贝取名为“野败”。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袁隆平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背着足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辗转研究，只为寻找合适的日照条件。袁隆平说，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为国家筑牢粮仓
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欧美、日本等都在开展相关研究，但只有我们应用到了大面积生产中。”时至今日，袁隆平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接受奖项时说的话，“杂交水稻还有很大潜力，我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986年，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多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大批优秀人才从基层单位进入中心，袁隆平还积极争取经费把他们送到国外深造。
“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那个曾经简陋的海南南繁基地，被标注在了三亚地图上，从一个偏远小农场，变成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科研基地。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了超级稻育种计划。第一期每亩700公斤目标于2000年实现。随后便是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的“三连跳”。
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是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我的角度来说，小康社会就是要从‘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说，国家强盛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当然不会止步不前。
目前，袁隆平领衔、已实施十多年的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开始从过去强调产量，向兼顾绿色优质的目标转变。2018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最显著的变化是：在30多个参与品种中，优质稻占比超过30%，其中不少品种的米质已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些品种同时还具备广适性、高抗性和低成本等特点。 2017年9月，袁隆平院士领衔、湖南省农科院研发的“低镉水稻技术体系”可以让饱受重金属污染之困的地区，水稻平均含镉量下降9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突破，而且这项技术运用起来简单易行，成本不高。”袁隆平说。2018年，经过持续一年的多点生态试验，大面积培育“低镉稻”已有了技术条件，这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目前，他正在攻关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内通过审定，进行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替代三系杂交稻和两系杂交稻。
“我现在已经从‘80后’变成了‘90后’，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刚刚度过自己90岁生日的袁隆平说，“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要为祖国的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不言悔
黄旭华
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3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花白的头发、和蔼的笑容、温和的言语……9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外表看起来朴实无华。
作为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潛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仿佛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人生的大海之中。
“深潜”报国三十年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说。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之愿。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选择了造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核威慑。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但是，此后30年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亲。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直到1987年，母亲收到他寄来的—本《文汇月刊》，看到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里有“他的爱人李世英”等字眼，黄旭华的9个兄弟姊妹及家人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
与对家人隐姓埋名相比，黄旭华的爱人李世英承担了更大压力。忙时，黄旭华一年中有10个月不在家。结婚8年后结束两地分居，李世英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生活简单随性，出去理发都嫌麻烦。后来，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给他剪了几十年。”李世英说。
攻坚克难铸重器
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
“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说。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黄旭华回忆说。
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黄旭华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让艇内100多公里长的电缆、管道各就其位，为缩短建造工期打下坚实基础。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
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正是这种精神，激励黄旭华团队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
终生奉献不言悔
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然而，极限深潜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美国曾有一艘核潜艇在深潜试验中沉没，这场灾难悲剧被写进了人类历史。
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黄旭华亲自上艇参与试验，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所有的设备材料没有一个是进口的，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开展极限深潜试验，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证。我总担心还有哪些疏忽的地方。为了稳定大家情绪，我决定和大家一起深潜。”黄旭华说。
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100多名参试人员，一米一米地下潜。
“在极限深度，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压力是一吨多，100多米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艇体发出咔嗒的声音，惊心动魄。
黄旭华镇定自若，了解数据后，指挥继续下潜，直至突破此前纪录。在此深度，核潜艇的耐压性和系统安全可靠，全艇设备运转正常。
新纪录诞生，全艇沸腾了！黄旭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即兴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正是凭着这样的奉献精神，黄旭华和团队于1970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周期之短，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1970年12月26日，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顺利下水，黄旭华禁不住热泪长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新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
几十年来，黄旭华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技術人才。他常用“三面镜子”来勉励年轻人：一是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性;三是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作为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直到今天，94岁的黄旭华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助威鼓劲……
屠呦呦：与青蒿结缘，用中医药造福世界
屠呦呦
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疟疾，世界上最主要的高死亡率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法，在过去的20多年间，青蒿素联合疗法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中医药人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声音铿锵有力。60多年来，她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
从0到1的突破：“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当时的科研设备比较陈旧，科研水平也无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不少人认为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只有屠呦呦坚定地说：“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国内知名老中医，她汇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出自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疟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屠呦呦新的灵感。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呦团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淡泊名利一心只为科研
每当谈起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屠呦呦总是会说：“研究成功是当年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而鲜为人知的是，起步时的屠呦呦团队只有屠呦呦和两名从事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后来才逐步成为化学、药理、生药和制剂的多学科团队。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姜廷良说：“对青蒿素作用机理的研究，需要‘大协作’思维。”在这样的思路下，屠呦呦的团队结构发生了变化。
目前，屠呦呦团队共30多人，这些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而拓展到药理、生物医药研究等多个学科，形成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模式。屠呦呦介绍，未来青蒿素的抗疟机理将是她和科研团队的攻关重点。
“在对青蒿素抗疟机理研究方面，我们目前正在深入探讨‘多靶点学说’，并已取得一定研究进展。”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廖福龙说，“青蒿中除青蒿素以外的某些成分虽然没有抗疟作用，但却能促进青蒿素的抗疟效果。”
不仅如此，科研人员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该物质针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屠呦呦介绍，根据现有临床探索，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明显疗效。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透露，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开展临床试验。这也是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申请增加新适应症。
永不止步：未来青蒿素依然是抗疟首选药物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工作陷入停滞。多项研究表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对青蒿素联合疗法的抗药现象。
2019年4月25日，第12个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
屠呦呦团队提出，面对“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延长用药时间，疟疾患者还是能够被治愈。除此之外，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在不少情况下其实是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发生了抗药性。针对这种情况，更换联用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屠呦呦说，青蒿素价格低廉，每个疗程仅需几美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因此研发廉价青蒿素联合疗法对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意义非凡。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未来我们要把青蒿素研发做透，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屠呦呦说。
[本刊责任编辑君早]
[原栽新华出版社
《勋章：共和国不会忘记》]
于敏
编者按：
共和国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本刊从《勋章：共和国不会忘记》一书中撷取9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事迹与贡献，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值国庆，谨以此文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共和国勋章
“共和国勋章”以红色、金色为主调，章体采用国徵、五角星、黄河、长江、山峰、牡丹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如意、兰花等元素，整体使用冷压成型、花丝镶嵌、珐琅等工艺制作，象征着勋章获得者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礼赞国家最高荣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寓意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他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20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带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余年，苏联用74年，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用热血书写历史丰碑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一个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成绩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1年，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带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
如一滴水，融入大海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荣誉。
20年前，在國庆50周年群众游行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1月9日，于敏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地低调。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申纪兰：“勿忘人民、勿忘劳动”
申纪兰
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12月生，2020年6月28日去世，山西平顺人，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青青太行，劲松竖立。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自古就是要与河道抢耕地、与老天抢粮食的地方。沧海桑田。曾经撂荒的山坡上，如今或已披绿，或梯田成行。村民说，他们这里的人，比起信老天，更愿信劳动的力量。
这里有一位执拗的耄耋老者，年复一年，仍坚持着自己劳作。春天播种，下地秋收，冬天除雪，步履日渐蹒跚，但她干起活来仍充满力量。除了不时整理行装进京开会，几乎没什么能把她和普通农妇一眼区别开。 她是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急先锋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抗战时期，她就担任過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的组长。一嫁到西沟村，她就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成了副社长。这对奉行“好男人走到县，好女子不出院”古训的山里人来说，已让人刮目相看。但在她心里，有一个坎始终过不去：为啥妇女的劳动报酬要少一半？
申纪兰介绍说，按照当时的分工计酬方式，如果男人干一天活计10个工分，那么妇女只能计5个。不平等的报酬又挫伤着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很多妇女只愿意干“家里活”，不愿出门参加社会劳动，而这又成为阻碍妇女地位提高的关键。
为了让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申纪兰走家串户，向妇女宣传“劳动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努力做男社员的思想工作，积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开始，很多男社员都不同意。申纪兰认为，只有干出成果，才能让妇女不再受歧视。
村里本来是男女共同协作劳动的。经申纪兰申请，社里专门给女社员划出一块地，和男社员进行劳动竞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休息就休息;被发动起来的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后，女社员赢得了竞赛。
这场劳动竞赛在西沟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男社员都开始支持男女同工同酬。
不久，全国妇联、山西省妇联的同志也来到西沟村。一是考察，二是帮着申纪兰出谋划策。在妇联的支持下，申纪兰带领西沟村妇女提高劳动技能，还设立了农忙托儿所，使妇女能专注劳动。
到1952年，西沟村已经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一切为了人民
1983年，西沟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1984年，申纪兰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大胆进行改革。
她主张：成林和有林山坡地仍归集体管理;耕地仍然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但实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添人增地、减人减地，确保土地不撂荒。最终，改革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适度，实现优势互补。
1985年，结合申纪兰外出考察的经验，利用当地的硅矿资源优势，西沟村建立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此后，西沟村又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业成了西沟村的经济支柱。
但为了响应党中央保护环境的号召，不把污染留给子孙后代，2012年，申纪兰和西沟村村民决定，拆除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铁合金厂，重新寻找发展定位。几年间，西沟村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一一兴建，新产业基地拔地而起，引进的知名服饰公司开工生产。
作为唯一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通过建议和议案将老区脱贫振兴带入了快车道。中西部开发、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等促进了经济发展：平顺县提水工程、平顺县二级公路建设、平顺县集中供热、集中供气工程等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
“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申纪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本色不改初心不渝
申纪兰的“学历”是扫盲班毕业，她一辈子坚持自己只是个农民。1973年至198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她坚决不领厅级领导干部的工资，不转干部身份。女儿去省城太原看她，辛苦坐了一路卡车，她也只在单位院外匆匆见了一面，就让孩子回去了。
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但她只把荣誉看作一种鞭策。她“勿忘人民、勿忘劳动”的话语，成了自己对人生的一种诠释。
每有团体到西沟村参观学习，她总会在西沟村的会堂给大家介绍，半个多世纪里，在党的带领下，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申纪兰说：“我的话，就是一个农民对党的恩情由衷的感激。”
永远跟党走是申纪兰不变的初心。“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立党为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申纪兰说，“按照党的要求干，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情。”
孙家栋：一辈子与卫星打交道的航天“大总师”
他被称为中国航天的“大总师”，从“东方红一号”到“嫦娥一号”，从“风云气象卫星”到“北斗导航卫星”，背后都有他主持负责的身影;翻开他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获得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的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荣获“共和国勋章”。他，就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
中国航天“大总师”
孙家栋，这个名字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相依。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数个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总设计师或总指挥，孙家栋则被大家尊称为“大总师”。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孙家栋认为自己“仅仅是航天人中很平常的一个”。他经常说，是中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了自己。
一次发射中，卫星在转运途中不慎发生了轻微碰撞，试验队员们—下子慌了神，谁也不敢保证这会不会对发射造成影响。
接到紧急报告后，孙家栋当天就从北京赶到了西昌，—下飞机就直奔卫星试验厂房。了解清楚现场情况后，当时已经快80岁的他马上钻到了卫星底下，对着卫星的受创部位仔细研究起来。
“卫星没事儿，能用！”孙家栋的一句话，让大家悬在半空的心踏实了下来。 “搞航天工程，没有好坏，只有成败。要保成功，就必须发扬严格、谨慎、细致、务实的作风。”孙家栋总是这样告诫年轻人。
91岁的“牧星人”
4月是中国航天的重要月份。既是中国航天日，又是孙家栋的生日。
如今已经91岁的孙家栋，与卫星打了一辈子交道。
曾经有人问孙家栋：“航天精神里哪一条最重要？”
“热爱。”他不假思索，“如果你不热爱，就谈不上奋斗、奉献、严谨、协作、负责、创新……”
几十年来，正是凭着这个信念，尽管从事着充满风险的航天事业，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反而愈挫愈勇。
20世纪70年代，孙家栋带领团队研制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时出现了意外。震惊过后，孙家栋带着大伙儿冒着寒冬把大片的沙漠翻了一尺多深，拿筛子把炸碎的火箭卫星残骸筛出来，最终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一年后，一颗新的卫星腾空而起。
1984年，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后，在向定点位置漂移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他要求再调5度，最终正确的指令使卫星发射化险为夷。
2009年，在孙家栋80岁生日时，钱学森专门致信祝贺。钱老在信中说：“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擅长攻关复杂难题：“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2019年1月，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启了全新的月球背面探索之旅，举国沸腾，世界瞩目。
时针拨回到15年前，当国家启动嫦娥一号探月工程时，已经75岁的孙家栋毅然接下了首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重担。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他却冒着风险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对于别人的不理解，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在嫦娥一号顺利完成环绕月球的那一刻，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里，大家全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欢呼雀跃、拥抱握手。而孙家栋却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
“孙家栋无疑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总能确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叶培建院士说，在困难面前，他绝不低头：在责任面前，他又“俯首甘为孺子牛”。
孙家栋的一大长处，就是善于协调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找到最经济、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航天技术。”孙家栋说。
近年来，孙家栋特别强调要坚持自主创新：“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刨新。今天搞航天的年轻人更要有自主创新的理念，要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中国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跟着党中央，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尽个人微薄之力，把我们国家的事业搞好，真正实现中国梦，富起来、强起来，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孙家栋说。
李延年：荣誉属于所有烈士
解放战争中，他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和国民党军拼过刺刀，在山势险峻的湘西和土匪“掰过手腕”。
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带领官兵夺回失守的346.6高地，顶住了敌人多次反扑，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并荣立特等功。
凯旋之后，他继续投身国防事业，20世纪70年代来到祖国南疆，从此扎根祖国边陲。
92岁的李延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一位一生默默奉献、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军队老党员。
2019年9月，在绿城南宁市区的一座两层小楼里，李延年正在为家中的仙人掌、三角梅浇水。他觉得一棵棵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长的植物，像极了他们这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有种压不垮的气势。
1945年10月，李延年参军前往东北。那时的中国，内战的乌云笼罩在中华大地。参军后不久，李延年就参与到解放东北的战斗中。
初到东北，李延年和战友们连一件像样的冬衣都没有。部队纪律非常严明，他们从不入户打扰群众，群众也非常拥护部队。
部队缺粮，群众主动把粮食送了过来。部队把群众送来的物资一一造册登记，打上欠条，并郑重承诺：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一定如数奉还。
根植于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堵住廖耀湘兵团。
在阻击战最关键的时候，李延年和战友们连夜急行军100多里，双腿跑赢了敌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预定地点修筑工事。在修筑工事期间，敌人以数倍兵力扑了上来，发起一轮轮强力冲击，一批批战友倒在了前沿阵地。他清晰地记得，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中，一个战友牺牲了，另一个就主动补上去，许多战友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次战斗，李延年和战友们坚守了3天，为友邻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辽沈战役结束后，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每战争先的他，连连立功受奖。1950年8月，在湘西剿匪的李延年，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延年随志愿军入朝作戰。这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
1951年10月，李延年担任志愿军某营7连指导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
“前两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攻袭下伤亡惨重，我们营接到命令执行强攻任务。”李延年回忆，自己所在营攻击时，发现敌人每隔3分钟左右就会打一轮炮，掌握这个规律后，李延年和战友们利用这个间隙慢慢摸了上去。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终于把高地夺了回来。
这时，连队的机关枪已打得无法连发，步话机也被打烂，后方指挥所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当时，李延年所在连只剩下40多个人，其他连队情况更糟。全营弹药严重不足，部队就到敌前沿去收集敌人遗弃的武器和弹药。 两夜一天的战斗，敌人一轮又一轮地压向我军阵地。打完弹药的官兵，靠捡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敌军。一名战士在子弹打光后，拿着爆破筒，与冲上阵地的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看到战友一个接着一个牺牲，李延年带领官兵坚守阵地，直到得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阵地。
1952年11月，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一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后来，李延年又参加了多次战斗。70多年过去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成为李延年永不磨灭的回忆。多少曾经日夜相处的战友，生命永远定格在20余岁的青春年华。
离休之后的李延年生活低调，南宁市许多中小学邀请他为学生做红色教育讲座，他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功劳。
“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为新中国牺牲的英雄们。”为了做好革命精神的传承和教育，李延年把个人获得的各类证章大部分捐献给了博物馆、军史馆，并经常为青少年讲述战斗故事、传承战斗精神，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中弘扬优良革命传统。
在李延年家中，有一幅南宁市红星小学学生送给他的手工画，内容是操场上的两名小学生向鲜红的国旗敬礼。每当有客人来家里的时候，李延年都会把这幅画拿出来给大家看。
“学生对于历史的认识很多时候停留在书本上，作为战争亲历者讲述历史，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政委肖兮说，只要有学校邀请李延年做讲座，他都会欣然前往。
为了讲好历史，李延年多年来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刻苦学习党的理论。他卧室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政治学习书籍，书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理论要点和心得体会。
近年来，李延年被广西军区先后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他始终保持老党员、老军人、老英雄的革命本色，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019年中秋节前夕，广西军区军史馆烈士墙前，李延年驻足凝视。轻抚着牺牲战友的名字，他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张富清：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1948年2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瓦子街参加革命，开启了自己的英雄之旅。
壶梯山战斗、永丰城战斗中，他任突击组长，先后炸掉敌人三个碉堡，立下赫赫战功。
1955年1月，他退役转业，告别军营，扎根湖北来凤县，锁住荣誉，尘封战功，为当地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
1985年1月，他站完最后一班岗，离休。人离休了，思想却不离休，他坚持学习，三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把组织的要求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着72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精神上追求卓越，物质上毫无所求。他，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从革命战场到人生战场不改本色
1924年12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庭。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在家种过地，给地主当过长工，没有上过一天学。1945年下半年，家中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90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为该师杂役的张宫清，选择参加革命，成为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359旅718团的一名人民子弟兵。
1948年7月，壶梯山战斗打响。这是1948年9月我军转入战略决战前，西北野战军为牵制胡宗南部队而发起的澄合战役中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荣立师一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年11月，永丰城战斗打响。此时，我军已转入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配合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作战。在永丰城战斗中，张富清带着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弹，攀上寨墙，炸掉了敌人两个碉堡。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他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张富清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这就是张宫清在战场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1953年3月至1954年12月，张富清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年1月退役转业时，张富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来凤县，一只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全部荣誉。
在每一个岗位上担当作为、竭尽所能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都脚踏实地，竭尽所能，担当奉献。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从自己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大儿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躲不绕，想方设法克服解决。刚开始进驻生产大队时，群众不买账、不认可。为了让群众接受自己，他住进最穷的社员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干重体力活儿，晚上开完会后，帮社员挑水扫地。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反映出行難、吃水难后，他带着社员四处寻找水源，50多岁的他腰系长绳，下到天坑底部找水。他带着社员修路，与社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动水电站建设，让土苗山村进入“电力时代”。
1961年至1964年期间，张富清主导修建了三胡区老狮子桥水电站，供附近的两个生产队照明。这是三胡区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从一个区来讲，能够照上电灯是祖祖辈辈多少年来都没有的事，电灯更明亮，比照桐油灯好多少倍呀！”讲起这件事，张富清高兴地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中无我，付此一生。这就是战斗英雄张富清，在工作岗位上向党和人民交出的答卷。 深藏功名60余载连家人都不知情
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住老房子、穿老衣服、用老家具、过老生活。
虽然离休了，但他未有一丝懈怠，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上，摆着成堆的学习资料。书桌右侧的抽屉里，放着他的药——享受公费医疗政策的他，为了防止家人“违规”用自己的药，不惜锁住了抽屉。
2012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88岁的他装上假肢顽强站了起来。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埋心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知情。2018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功才被发现。
讲起登记的初哀，张富清说：“我起初不想把这些奖章和证书拿出来，但考虑到如果不拿出来，那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党的行为……”
战斗英雄的事迹披露后，诸多光环加身，他依然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变，还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
“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哈，我就做啥。”张富清说。
袁隆平：把对祖国的热忱结成饱满的稻穗
袁隆平
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0年9月生，江西德安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改革先锋”等称号。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90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担负的责任。他对杂交水稻和它背后维系的国家粮食安全怀有的赤诚初心，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未变。
获得过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和未来科学大奖等荣誉的袁隆平，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获得“共和国勋章”。从第一期超级稻到第四期，以及每公顷16吨、17吨和18吨攻关目标的实现，中国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水平始终领先于世界。袁隆平一直认为，自己热爱的中国，既是他永攀新高的动力，也是所有梦想的终极目标。
选择农业报国
“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国家必须强大起来。”袁隆平从小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始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利益紧紧相连。他有过体育救国的梦想，也曾打算参军报国，最终，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忱，结成了一串串饱满的稻穗。
“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因此高产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袁隆平说，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亲眼见到倒在路边的饿殍，这让他感到痛心。于是在1949年，他报考了西南农学院。
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之前还在学校代教俄语的袁隆平，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农学实验。几年时间，完全靠自己摸索经验的袁隆平发现水稻中有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并认定这是提高水稻产量的重要途径。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第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为此，他两次自掏腰包，前往北京拜访育种学家鲍文奎。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让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袁隆平给这株宝贝取名为“野败”。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袁隆平记忆里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背着足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辗转研究，只为寻找合适的日照条件。袁隆平说，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为国家筑牢粮仓
1981年，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欧美、日本等都在开展相关研究，但只有我们应用到了大面积生产中。”时至今日，袁隆平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接受奖项时说的话，“杂交水稻还有很大潜力，我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986年，袁隆平正式提出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多年努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大批优秀人才从基层单位进入中心，袁隆平还积极争取经费把他们送到国外深造。
“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那个曾经简陋的海南南繁基地，被标注在了三亚地图上，从一个偏远小农场，变成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科研基地。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了超级稻育种计划。第一期每亩700公斤目标于2000年实现。随后便是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的“三连跳”。
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是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我的角度来说，小康社会就是要从‘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说，国家强盛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当然不会止步不前。
目前，袁隆平领衔、已实施十多年的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开始从过去强调产量，向兼顾绿色优质的目标转变。2018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最显著的变化是：在30多个参与品种中，优质稻占比超过30%，其中不少品种的米质已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这些品种同时还具备广适性、高抗性和低成本等特点。 2017年9月，袁隆平院士领衔、湖南省农科院研发的“低镉水稻技术体系”可以让饱受重金属污染之困的地区，水稻平均含镉量下降9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突破，而且这项技术运用起来简单易行，成本不高。”袁隆平说。2018年，经过持续一年的多点生态试验，大面积培育“低镉稻”已有了技术条件，这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目前，他正在攻关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争取在未来几年时间内通过审定，进行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替代三系杂交稻和两系杂交稻。
“我现在已经从‘80后’变成了‘90后’，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刚刚度过自己90岁生日的袁隆平说，“我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要为祖国的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不言悔
黄旭华
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3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花白的头发、和蔼的笑容、温和的言语……9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外表看起来朴实无华。
作为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潛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仿佛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人生的大海之中。
“深潜”报国三十年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说。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时期，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海边少年就此立下报国之愿。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通知。在海边长大的黄旭华选择了造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核垄断地位的超级大国不断施加核威慑。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但是，此后30年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亲。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直到1987年，母亲收到他寄来的—本《文汇月刊》，看到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里有“他的爱人李世英”等字眼，黄旭华的9个兄弟姊妹及家人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
与对家人隐姓埋名相比，黄旭华的爱人李世英承担了更大压力。忙时，黄旭华一年中有10个月不在家。结婚8年后结束两地分居，李世英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
“他生活简单随性，出去理发都嫌麻烦。后来，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给他剪了几十年。”李世英说。
攻坚克难铸重器
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
“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黄旭华回忆说。
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
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
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答案相同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黄旭华回忆说。
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仪表、附件，黄旭华不断调整、修改、完善，让艇内100多公里长的电缆、管道各就其位，为缩短建造工期打下坚实基础。
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
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正是这种精神，激励黄旭华团队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
终生奉献不言悔
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然而，极限深潜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美国曾有一艘核潜艇在深潜试验中沉没，这场灾难悲剧被写进了人类历史。
在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中，黄旭华亲自上艇参与试验，成为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所有的设备材料没有一个是进口的，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开展极限深潜试验，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证。我总担心还有哪些疏忽的地方。为了稳定大家情绪，我决定和大家一起深潜。”黄旭华说。
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100多名参试人员，一米一米地下潜。
“在极限深度，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压力是一吨多，100多米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艇体发出咔嗒的声音，惊心动魄。
黄旭华镇定自若，了解数据后，指挥继续下潜，直至突破此前纪录。在此深度，核潜艇的耐压性和系统安全可靠，全艇设备运转正常。
新纪录诞生，全艇沸腾了！黄旭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即兴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正是凭着这样的奉献精神，黄旭华和团队于1970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周期之短，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1970年12月26日，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顺利下水，黄旭华禁不住热泪长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新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
几十年来，黄旭华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技術人才。他常用“三面镜子”来勉励年轻人：一是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性;三是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
作为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直到今天，94岁的黄旭华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助威鼓劲……
屠呦呦：与青蒿结缘，用中医药造福世界
屠呦呦
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疟疾，世界上最主要的高死亡率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法，在过去的20多年间，青蒿素联合疗法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中医药人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声音铿锵有力。60多年来，她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
从0到1的突破：“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当时的科研设备比较陈旧，科研水平也无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不少人认为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只有屠呦呦坚定地说：“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通过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国内知名老中医，她汇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出自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疟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屠呦呦新的灵感。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呦团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年里，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
淡泊名利一心只为科研
每当谈起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屠呦呦总是会说：“研究成功是当年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而鲜为人知的是，起步时的屠呦呦团队只有屠呦呦和两名从事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后来才逐步成为化学、药理、生药和制剂的多学科团队。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姜廷良说：“对青蒿素作用机理的研究，需要‘大协作’思维。”在这样的思路下，屠呦呦的团队结构发生了变化。
目前，屠呦呦团队共30多人，这些研究人员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而拓展到药理、生物医药研究等多个学科，形成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模式。屠呦呦介绍，未来青蒿素的抗疟机理将是她和科研团队的攻关重点。
“在对青蒿素抗疟机理研究方面，我们目前正在深入探讨‘多靶点学说’，并已取得一定研究进展。”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廖福龙说，“青蒿中除青蒿素以外的某些成分虽然没有抗疟作用，但却能促进青蒿素的抗疟效果。”
不仅如此，科研人员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该物质针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屠呦呦介绍，根据现有临床探索，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明显疗效。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透露，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开展临床试验。这也是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申请增加新适应症。
永不止步：未来青蒿素依然是抗疟首选药物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工作陷入停滞。多项研究表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对青蒿素联合疗法的抗药现象。
2019年4月25日，第12个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国际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
屠呦呦团队提出，面对“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延长用药时间，疟疾患者还是能够被治愈。除此之外，现有的“青蒿素抗药性”现象在不少情况下其实是青蒿素联合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发生了抗药性。针对这种情况，更换联用疗法中的辅助药物，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屠呦呦说，青蒿素价格低廉，每个疗程仅需几美元，适用于疫区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因此研发廉价青蒿素联合疗法对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意义非凡。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未来我们要把青蒿素研发做透，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屠呦呦说。
[本刊责任编辑君早]
[原栽新华出版社
《勋章：共和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