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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金融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然而，在众人大呼“保八”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保就业重于保增长”的观点。正所谓“民生之本，就业为上”。我国作为劳动力大国，GDP增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指标，但是“就业率”却是一个维系社会稳定和民众福利的关键指数。正因为如此，“就业增长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值得我们追求。
“保八”不等于“保就业”
长久以来，8％的经济增长率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保持就业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在中国，人们非常重视GDP增速。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宏观经济正遭受着重大考验，农民工打工难、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凸现。在此情况下，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GDP增速上，认为“保八”成功，全国人民的饭碗就能保住。
一般来说，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的是劳动人口供不应求，中国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世界羡慕，但为什么还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事实上，“保八”与“就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面扩大并不同步，财政资金的投入、金融信贷的扶持与劳动就业面的拓展、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成正比。1998年，中央实施过一轮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显著地使就业岗位增加。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业主要是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等对GDP贡献大的大项目，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对扩大就业并未产生多大作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中小企业虽然未能得到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信贷扶持，却安排了大批人员就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对缓解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以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能有效拉动GDP增长，但由于该行业机械化程度高，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对吸纳从业人员，增加就业岗位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纺织轻工、餐饮服务等行业，则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对提高就业率起到重要作用。
有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就业率能上升0.3％；但从90年代开始，1％的GDP增长仅能带来0.1％的就业率增长。同时，另外一组数据显示，2003年～2006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新增就业岗位却每年徘徊在800万～900万人左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岗位。而在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能提供240万个就业岗位。在GDP绝对值膨胀近十倍的情况下，同一指标带动就业的绝对数却下降了2／3。
造成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技术进步，特别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以及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导致用工减少。因此，经济增速并不等于就业率提高，“保八”并不意味着“保饭碗”。
低就业增长不可取
多年来的发展思路使许多地方没有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问题，普遍存在重GDP、轻就业的取向，例如GDP成为考核政绩的硬指标，而就业率和就业增长率并未列入官员的若核指标，在此背景下，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很容易陷入“低就业复苏”的泥潭中，也就是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失业并没有减少。
要跳出“低就业复苏”泥潭，政府必须转变思路。要在战略思想上变“增长优先”模式为“就业优先”模式。在工业政策上，不要一味想怎样增加GDP，片面强调制造业现代化，在资金投入方面过多倾向于高科技园和城市建设，许多大的投资项目所吸收的劳动力并不多。
去年底，中央政府投资4万亿以刺激经济增长，而地方政府更是提出高达25万亿的投资规划。但是，这些规划大多指向了基建和重化工业。有数据显示，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也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将“就业”提到了“经济发展最重要指标”的高度。他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主要以GDP的增长来衡量我国经济进步的思路，而应代之以“就业优先”的战略，将新创就业数量纳入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
可以肯定地说，对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中国而言，高增长低就业的后果是不良的。如果这种格局持续甚至恶化下去，就业形势必然更加严峻，失业率必然会持续攀升，正规就业岗位必然更加紧俏，非正规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将更加泛滥，劳动者地位将进一步弱化，贫困现象将加剧，最终必然是经济结构发展失调、社会发展失衡并影响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进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影响。
相比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我国的宏观政策应当从“促进增长”转向“保增长和保就业并重”。
倡导就业增长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认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走“就业增长型”道路。他建议，当前应该从恢复经济的角度来促进就业，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格外注意就业岗位的开发，对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加大支持和扶持力度。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压力的缓解。有数据显示，三大产业分类中，农业始终是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基本稳定。因此，要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只有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从第三产业的特征看，其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就业弹性大，是未来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可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利于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刚刚起步，促进经济发展和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很大。据调查，第三产业需求排名靠前的多为服务行业，家政服务人员、美容美发人员、汽车修理工等是热门职业，而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也持续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汤敏博士调研发现，目前中国存在巨大的家政就业市场，包括保姆在内的就业岗位可以达到1500万个，是除了建筑行业之外容纳农民工最大的行业。
同时，国家应从政策上积极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改善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数量多，进入的资金壁垒低，自主经营灵活，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成本中配置的劳动力数量多。因此，创办和发展中小企业是安置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就业人数和新增就业机会中2／3以上是来自中小企业。
在已经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基础上，仍需要进一步的配套措施，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即把扶持中小企业切实纳入经济刺激计划，综合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手段，实施更宽松的税收政策，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实现企业发展、就业增加、税收总量不减的多赢局面。还应根据目前中小企业难以充分利用金融体系的特点，以更具有针对性的融资方式，给予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特别是支持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转移产业的承接。
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调整产业结构并不矛盾，相反，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依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能够为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奠定技术、资金和人才基础。
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服务业门槛也可以解放无数就业机会。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就提到，解除政府对城市出租车营运的管制，将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除了出租车行业，石油、电信、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有巨大的打破垄断、降低门槛以释放民间活力的空间。
加强教育和保障
就我国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所冲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正规就业群体。这个群体就业能力较弱，教育程度较低，缺乏社会保障。除了农民工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困难。这个群体则是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在就业观念上还存在一定误区。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失业现象，另一方面大量岗位出现空缺，无技术的劳动力就业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却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主要是由脱离市场的教育投资导致的。不合理的教育投资结构，既导致严重的教育资源浪费、知识浪费和智力贬值，也无助于提高就业水平。
因此，必须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培养有效的劳动力供给。要面向市场需求，重视技能和素质培训，加强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推行终生教育。要继续加强全民对提高教育水平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认识，发展各层次的教育培训机构，正确引导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与社会共同努力提供必要的工作实践和培训机会，通过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现代化来解决技能缺口，提升就业能力，解决失业特别是下岗人员再就业等问题。
同时，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速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和区域合作作为应对就业危机的重要手段。如果不是因为大量失业，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如果有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失业也不那么可怕。国际经验表明，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的重要时机。因此，尽快推出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政策措施，应当成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选择。鉴于此次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农民工，把目前应用于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延伸到农村，将有助于奠定我国未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框架，并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
实际上，从国务院近期推出的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等一系列的就业政策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积极就业”的影子。希望这不仅仅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严峻就业形势的一种应急措施，而是成为指导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思路，并坚持下去。
“保八”不等于“保就业”
长久以来，8％的经济增长率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保持就业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在中国，人们非常重视GDP增速。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宏观经济正遭受着重大考验，农民工打工难、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凸现。在此情况下，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GDP增速上，认为“保八”成功，全国人民的饭碗就能保住。
一般来说，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的是劳动人口供不应求，中国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世界羡慕，但为什么还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事实上，“保八”与“就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面扩大并不同步，财政资金的投入、金融信贷的扶持与劳动就业面的拓展、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成正比。1998年，中央实施过一轮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以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显著地使就业岗位增加。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业主要是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等对GDP贡献大的大项目，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对扩大就业并未产生多大作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中小企业虽然未能得到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信贷扶持，却安排了大批人员就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对缓解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以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能有效拉动GDP增长，但由于该行业机械化程度高，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对吸纳从业人员，增加就业岗位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例如纺织轻工、餐饮服务等行业，则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对提高就业率起到重要作用。
有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就业率能上升0.3％；但从90年代开始，1％的GDP增长仅能带来0.1％的就业率增长。同时，另外一组数据显示，2003年～2006年GDP年增长率均在10％左右，而新增就业岗位却每年徘徊在800万～900万人左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岗位。而在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能提供240万个就业岗位。在GDP绝对值膨胀近十倍的情况下，同一指标带动就业的绝对数却下降了2／3。
造成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技术进步，特别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以及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导致用工减少。因此，经济增速并不等于就业率提高，“保八”并不意味着“保饭碗”。
低就业增长不可取
多年来的发展思路使许多地方没有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问题，普遍存在重GDP、轻就业的取向，例如GDP成为考核政绩的硬指标，而就业率和就业增长率并未列入官员的若核指标，在此背景下，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很容易陷入“低就业复苏”的泥潭中，也就是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失业并没有减少。
要跳出“低就业复苏”泥潭，政府必须转变思路。要在战略思想上变“增长优先”模式为“就业优先”模式。在工业政策上，不要一味想怎样增加GDP，片面强调制造业现代化，在资金投入方面过多倾向于高科技园和城市建设，许多大的投资项目所吸收的劳动力并不多。
去年底，中央政府投资4万亿以刺激经济增长，而地方政府更是提出高达25万亿的投资规划。但是，这些规划大多指向了基建和重化工业。有数据显示，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也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将“就业”提到了“经济发展最重要指标”的高度。他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主要以GDP的增长来衡量我国经济进步的思路，而应代之以“就业优先”的战略，将新创就业数量纳入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
可以肯定地说，对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中国而言，高增长低就业的后果是不良的。如果这种格局持续甚至恶化下去，就业形势必然更加严峻，失业率必然会持续攀升，正规就业岗位必然更加紧俏，非正规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将更加泛滥，劳动者地位将进一步弱化，贫困现象将加剧，最终必然是经济结构发展失调、社会发展失衡并影响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进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影响。
相比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我国的宏观政策应当从“促进增长”转向“保增长和保就业并重”。
倡导就业增长型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认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走“就业增长型”道路。他建议，当前应该从恢复经济的角度来促进就业，在保增长的过程中格外注意就业岗位的开发，对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加大支持和扶持力度。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就业压力的缓解。有数据显示，三大产业分类中，农业始终是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基本稳定。因此，要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只有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从第三产业的特征看，其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就业弹性大，是未来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可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利于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刚刚起步，促进经济发展和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很大。据调查，第三产业需求排名靠前的多为服务行业，家政服务人员、美容美发人员、汽车修理工等是热门职业，而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也持续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汤敏博士调研发现，目前中国存在巨大的家政就业市场，包括保姆在内的就业岗位可以达到1500万个，是除了建筑行业之外容纳农民工最大的行业。
同时，国家应从政策上积极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改善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数量多，进入的资金壁垒低，自主经营灵活，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成本中配置的劳动力数量多。因此，创办和发展中小企业是安置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就业人数和新增就业机会中2／3以上是来自中小企业。
在已经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基础上，仍需要进一步的配套措施，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即把扶持中小企业切实纳入经济刺激计划，综合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手段，实施更宽松的税收政策，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实现企业发展、就业增加、税收总量不减的多赢局面。还应根据目前中小企业难以充分利用金融体系的特点，以更具有针对性的融资方式，给予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特别是支持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转移产业的承接。
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调整产业结构并不矛盾，相反，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依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能够为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奠定技术、资金和人才基础。
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服务业门槛也可以解放无数就业机会。2月1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就提到，解除政府对城市出租车营运的管制，将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除了出租车行业，石油、电信、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有巨大的打破垄断、降低门槛以释放民间活力的空间。
加强教育和保障
就我国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所冲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正规就业群体。这个群体就业能力较弱，教育程度较低，缺乏社会保障。除了农民工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困难。这个群体则是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在就业观念上还存在一定误区。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失业现象，另一方面大量岗位出现空缺，无技术的劳动力就业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却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主要是由脱离市场的教育投资导致的。不合理的教育投资结构，既导致严重的教育资源浪费、知识浪费和智力贬值，也无助于提高就业水平。
因此，必须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培养有效的劳动力供给。要面向市场需求，重视技能和素质培训，加强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推行终生教育。要继续加强全民对提高教育水平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认识，发展各层次的教育培训机构，正确引导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与社会共同努力提供必要的工作实践和培训机会，通过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现代化来解决技能缺口，提升就业能力，解决失业特别是下岗人员再就业等问题。
同时，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速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和区域合作作为应对就业危机的重要手段。如果不是因为大量失业，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如果有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失业也不那么可怕。国际经验表明，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的重要时机。因此，尽快推出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政策措施，应当成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选择。鉴于此次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农民工，把目前应用于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延伸到农村，将有助于奠定我国未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框架，并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
实际上，从国务院近期推出的解决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等一系列的就业政策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积极就业”的影子。希望这不仅仅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严峻就业形势的一种应急措施，而是成为指导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思路，并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