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型要完成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一是把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要降下来,例如降到5％以下,从而为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提供生产力基础,以提高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二是把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下来,例如降到20％乃至10％以下,在高度城市化基础上实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人正在为此进行艰苦跋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农民工而不主要是农村家庭进入城市。但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大量农村家庭完整地进入城市。如何实现农民工进城务工向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平滑对接,并使这个过程尽可能稳一点、快一点,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
　　多年来,我们总能听到一种不小的声音,发声者主张保持中国农村的传统经济状态,不赞成中国实现城市化,把农民工流动看作一种消极现象。与这种声音相呼应的政策设计思路是这样一种意见:由政府花钱建设一个“新农村”,农民们就留在农村,并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所幸这种政策设计思路并没有占上风。
　　毋庸置疑,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其增长与国家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农民工的贡献息息相关。今年来我们也注意到,农民工越来越显示出留居城市的倾向。而我国的发达经济区域有能力接纳农民工家庭定居。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的大量村落将走向衰亡,对这种情形我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设计中应该高度重视。
　　从农民工分布的区域结构看,我们地级以上的城市的农民工的集中度在持续提高,而县级以下城镇的农民工集中度在下降。笔者以为这可能反映了我国城市化政策设计或执行的某种缺陷。大城市的综合产业规划政策造成了“大而全”的产业结构,挤压了小城市的产业成长空间,是产生这种缺陷的基本原因。这方面的问题说明,农民工问题需要政策综合配套来解决。
　　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总体上外出大于返乡的格局不会改变。笔者以为,这个估计结果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值得决策者重视。农民工的“返乡创业”主要集中在非农产业,并落脚在小城镇,而不是村庄。非农产业的特性是集中发展,否则没有效益。所以,“返乡创业”的本质应该是在农村“平地造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