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往往认为，我国在建国初期对农村的管理是僵化而缺乏活力的。而事实上，当时我国曾开展过很多富有成效的渔业计划。例如山东省在1951年号召开展捕鲨业。对该计划执行最得力的当属胶东地区，当地政府对政策的实施和影响进行了综合评估：渔船和生产资料必须马上建造和供应，银行应该以能够承担的利率提供足够的贷款；产品的统购制度必须建立起来，公共机构可以按期收购渔民的产品，进行有效的价格控制。本文以胶东沿海的捕鲨活动为例，评价建国初期渔业生产的巨大成就。
　　一、借贷制度：提供资金支持
　　1951，胶东政府决定向渔民发放低息贷款，帮助他们购买捕鲨工具和生产资料。1952年，银行开始按照计划向生产者提供高额贷款，这项为期两年的贷款是为建造新渔船发放的。到1955年，有效的渔业贷款已经帮助生产者购买了400多艘渔船。尽管很多新渔船都不是专门为捕鲨业建造的，但是它们拥有超过8米的宽阔船身，能够从一种渔业自由地转移到另一种渔业。船主在夏季用钓钩替代已经卸下的其它渔具，它们就变成临时性的捕鲨船。
　　那么，如何使渔民得到一个捕鲨周期所需的生产资料？众所周知，亚麻绳、钓钩和铁丝还是最有效的捕鲨工具，它们不可能长期耐受海水的腐蚀效应，渔民在每个生产周期都需要更新这部分资料。1952年，渔民还只能通过与水产公司的预购合同来获得捕鲨业的生产资料。水产公司按照计划预付给渔民一笔购买资料的订金，双方签署一项预购合同，合同对产品的收购数量和价格进行规定，渔民在期满后通过捕鲨业的收益来偿还订金。
　　水产公司在计划初期承担着相当多的工作目标。1953年，它开始从预购合同中摆脱出来，转向职能单一的收购机构。从1954年开始，短期的渔业贷款完全取代了预订金的功能。银行向渔民提供一项为期3个月的低息贷款，它的数额不可能帮助生产者增加现有的渔船数量，但是渔民可以利用这笔钱购买必需的生产资料。贷款的偿还期限与捕鲨业上的一个生产周期相同。
　　在贷款以外，奖励制度也是资金和生产资料的获得途径之一。政府向达到标准的生产者提供奖金、生产资料或者授予锦标。奖金和生产资料是按照产量标准发放的，而锦标则被授予那些推进捕鲨计划的人。
　　1953年，第一批物资奖励如期地发放给产量最高的13户生产者。1954年，政府出台了定额奖励制度，它规定产量超过5000公斤的渔民将获得5%的奖金。奖励标准对6人以上的、使用大型渔船的生产单位明显有利，这是3—4人经营的小型渔船不可能完成的产量。拥有宽阔甲板的渔船能够携带更多的亚麻绳和钓钩，而且生产出比较重的鲨鱼；而小渔船只能通过网具捕捞不足20公斤的鲨鱼，后者在工业上的利用价值很低。政府在1955年增加了对小生产单位和个体渔民的奖励条例，它规定产量超过4000公斤的3—4人的生产单位，将与产量超过5000公斤的6—7人的生产单位同样获得5%的奖金。
　　在推行捕鲨计划中，不同的渔业贷款有其功能差别：长期的高额贷款被用来建造新渔船，短期的低额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而奖励条例对大生产单位较为有利，因为小型渔船很难完成预计产量。
　　二、统购统销：解决后顾之忧
　　1952年，鲨鱼肝脏进入政府的统购计划，不过它没有迅速地结束市场交易。1954年，政府决定由青岛市水产公司向渔民统一收购15公斤以上的鲨鱼，并准许公司派出装备有制冷设施的机轮跟随渔船出海收购。1955年以后，水产供销公司的石岛支公司接管了全部的收购任务，在延续重量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几项处理和保鲜要求。在1956年的一份加工报告里，绝大多数渔业产品的收购计划都会附带一定数量的自由商品，但是130吨七鳃鲨和15吨姥鲨都是作为初级加工品被纳入计划的，没有任何形式的自由商品，这表明鲨鱼肝脏的市场交易被关闭了。1957年以后，对渔民生产的鱼肝不再开放自由市场，水产供销公司成为唯一合法的收购机构。当然，对那些收购计划以外的产品（例如鱼肉）的市场交易并没有被全部禁止。
　　随着自由市场的关闭，水产公司得到了规定产品收购标准的权限，由于它在生产者和工业企业的很多分歧上明显地偏袒后者，所以收购标准更偏重反映工业需求而不是生产成本。根据现有的鱼油和制革工业的需要，公司对产品提出很多重量或者质量的限制，只有合格的鲨鱼才能被收购和分配给重要的工业企业。计划初期的最低限价是一项保护生产者收益的制度，在理论上渔民生产每吨产品拿到的最低报酬都是相同的。官方在1952年公布了第一份捕鲨业的限价文件，它规定大鲨鱼的最低收购价格是2400元/公斤，小鲨鱼是2000元/公斤。
　　由于生产期总是比产量更加稳定，渔业产品的价格也显示出比渔业产量更显著的季节性集中趋势。与工业需求造成的价格年际变化不同，季度差价的成因是不同季节的产品存在质量方面的差距。计划初期，每个季节的产品收购价格都是相同的。195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5、6月的水温更低的原因，这个时期生产的鱼肝比7、8月的产品更容易保鲜。根据建议，夏季产品的收购价格被调整到一年中的最低水平，在其它季节仍然维持着相同的收购价格。
　　价格调控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消除年度差价的影响，以及保持合理的季度差价。现价是渔民对未来生产决策的指示，而年度收入的稳定性对决策本身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价格政策必须消除收入的年际变化对渔民生产倾向的不利影响。尽管如此，只要价格与产品质量呈正相关性，就不能通过对低品质的季节性产品实施价格保护来消除生产时间造成的收益不公平——相反地，政策会增加不同季节产品的差价来提示渔民在最合理的时间进行生产。政府主要处理了工业需求导致的价格年度波动，而没有干预质量差距造成的季节性差价。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工业原料的生产部门，捕鲨业产品不能投入再生产过程。为了使生产能够更新，必须产品全部卖掉，以换回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因此建立稳定的统购制度是必要的，它将帮助实现从产品到生产资料的转换过程。 　　三、捕鲨业的自然扩展
　　与绝大多数渔业相比，捕鲨业的生产期比较特殊；与生产期相同的少数渔业相比，鲨鱼的统购渠道处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这些优势使它能够以自然扩展的方式在渔业内部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没有通过制度向生产者施加任何压力，村社自身也不需要采用自发性的临时决策来解决产业的冲突问题。
　　1952年6月，很多渔民从麦田上得到捕鲨通知，他们扔掉农具重新踏上渔船，投入到这个与传统习惯相冲突的生产计划中。在第八行政区的一个渔村，1953年夏季的连续阴雨给收割带来很大麻烦，准备捕鲨的人担心小麦在潮湿天气里会发芽。这个村社的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在小生产单位实施包干制度的决定，由成员共同承担可能遭受的粮食损失。
　　很多农渔结合的村社自发地接受和实施了这一经验。问题也似乎得到了解决：妇女在夏季被动员起来种植面积不大的麦田，确实替代了传统的季节性农民；包干制度使捕鲨者面临的经济风险被其他成员共同承担了。从产业利益的角度看，渔业本身并没有赢得这场与种植业的竞争，因为决策的实质是通过把渔业的风险转移到种植业以消除后者的优势。假如没有这些自发性的决策，农业渔民转向职业渔民的进程将会缓慢得多。
　　当然，也应该看到渔业技术的选择空间是有限的，生产者在每个时期只能选择他们掌握的技术中的一种。与其它渔业相比，捕鲨业的生产效率没有优势。如果一个渔村有选择多种类型渔业的可能性，那么钓鱼业将受到抑制，人们拒绝在一个效率很低的渔业部门投入过多力量。即使在那些有捕鲨传统的地区，也并不是所有的渔民最初都赞成将钓鲨作为一个压倒性的生产目标。1952年，第七行政区的渔民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两次捕鲨失败后就返回村社。在胶东东南部的一个渔区里，适合捕鲨的渔船只有半数在执行计划，受到了渔业部门的严厉指责。
　　生产效率对捕鲨业是一种抑制因素，但是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捕鲨计划并不是在同一般性渔业资源的竞争中取得的，它们在生产期上没有发生冲突。由于主要经济鱼类在夏季的数量剧减以及季节性禁渔政策的实施，在这个时期将渔业人员和工具转移到捕鲨部门是合理的。真正的问题是，传统的流网和挂网生产仍然在很多村社的自给性渔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降低了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捕鲨业的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捕鲨业在1952年还被认为是一项没有市场保障的“大红大白的生产”。这个问题最终通过统购制度解决：当水产公司每年都能够稳定地购买捕鲨业的产品时，一个与种植业相似的利益保障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服一个职业渔民从事捕鲨业要比说服一个农业渔民回到渔船上容易得多。
　　四、结论
　　评价产业发展计划的关键不是体制因素，而是其后续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建国初期，胶东半岛的捕鲨计划实现了其预期目标。政府提供了必需的生产资料，建立了稳定的收购制度，扩展了其主要生产方式。在整个捕鲨计划中，任何生产者都有权利选择是否接受产业的内部环境与规则，但是选择遵守的人就必须在它的框架内行事。以产业利益得到制度保障为前提，生产者的行为也受到制度的严格限制。
　　回顾这项捕鲨计划，几个经验可能是有益的：不要低估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性因素，政府需要利用制度为生产者创造有利的产业环境，同时有效地约束生产者的行为；不要低估生产者自身的意愿，计划的作用是说服生产者从事一项产业，但是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利；在价格或者收购等重要环节，有必要进行强制性的政治干预，即使产业自身并不是为政治目标而发展的。最关键的是，不要把对政治生活的批判延续到产业问题上，或者把意识形态作为否定产业的主要依据，它们都将造成一种比制度本身更僵化的偏见。
　　（作者单位：威海市文登区经济和信息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