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指出上海部分农民工子弟学校因“居住证”限制，导致生源流失严重，学校面临关门的窘境。农民工子弟学校产生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城市公立学校“高门槛”造成的流动儿童“没学上”的问题，然而通过人口政策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入学门槛，不仅妨碍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同时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设立保障了一部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保住了义务教育公平的底線。但通过提高入学门槛限制适龄流动儿童入学，不仅违背了义务教育“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也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从城市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人口调控政策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当政策破坏了社会公平的底线，那么，这样的政策必然是短视的和不正当的。
　　一个政策之所以能够推行，是因为其从拟定到推行，经历了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但合法的政策，未必就是正当的。正当的政策之于人的正当权利，应当起到维护和保障的作用。流动儿童选择在城市接受教育，其目的不单是为了避免成为留守儿童，更长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实现阶层的流动，成为城市的新市民。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应当受到政策的维护和保障。而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大城市来说，新兴市民的融入无疑能够为城市的发展增添活力。对于那些面临倒闭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当地政府有义务和责任给予扶持和引导，对其进行改造，使其现有的教育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些学校的存在，是为了促进有城市发展意向的外来人口及其子女的市民化，而不是为了通过不同的学校将城市人口和外来人口进行区隔。这些学校是为了培养“新市民”，而不是为了培养“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城市的落户门槛会有所降低，这有利于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关键在于目前的城市政策应采取包容的态度，落实好“两为主”“两纳入”政策，别让地方性不正当政策妨碍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也别让政策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责任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