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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一生信仰笃定，刚直敢言，在党内军内享有很高威望。同时，他还是忠诚无私、坚守党性的楷模。
信仰坚定的革命者
“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的、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動摇的。”黄克诚在自述中，曾这样回顾自己入党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
1922年，黄克诚来到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以下简称“三师”）读书。在来三师之前，他一直念的是私塾。第二年，三师因克扣学生伙食费引发了学潮，学校和省政府非但不解决问题，反倒开除了很多学生，导致学潮愈演愈烈。黄克诚因受封建思想影响，对学潮采取了旁观态度，但他却钦佩学生的斗争精神，并经常自忖：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勇敢？后来黄克诚找到了答案，中国共产党曾在三师播下过革命火种，毛泽东曾在这里发表革命演讲、传播进步思想，三师学潮背后也有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支持。学潮给了黄克诚很大震动，他逐渐了解到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黄克诚开始跳出个人的小圈子，立志为国家民族找出路。他经过摸索与探求，选定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党组织成为黄克诚终身的精神寄托，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他都矢志不移。
1928年底湘南起义失败后，黄克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身无分文的黄克诚到处求人接济，有一次还差点被同乡恶霸认出告发。万般无奈下，黄克诚给曹勤余写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曹勤余曾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后脱党。他了解到黄克诚的艰难处境后，劝黄克诚跟他到他所在的部队中做事，条件是改变个人信仰。但黄克诚毫不迟疑地回复道：“个人信仰决不会改变。”黄克诚久困上海，忍受着找不到党组织和经济来源断绝的双重煎熬。饥寒交迫之际，黄克诚的同学曾希圣帮他联系到了党组织。黄克诚用党组织给他的30块钱生活费支付了房租，买了棉衣。时值隆冬，黄克诚身心都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后，他再也没有跟党组织分开过，并一生为党的事业奔劳不息。
1936年，黄克诚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7年8月，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黄克诚受命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克诚发现虽然部队打了胜仗，但官兵却逐渐染上了旧军阀的不良习气。通过调研，黄克诚了解到，自改编以来，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干涉，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大大削弱，这才使官兵染上了军阀习气。因此，黄克诚建议立即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在部队开展反军阀主义斗争。黄克诚的提议得到了党中央认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全面恢复。
屡献奇谋的军事家
“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可看得远嘞，是‘千里眼’！”陈毅曾这样评价黄克诚。
“千里眼”道出了黄克诚独特的战略素养——身居一隅，胸怀大局。
1940年夏，八路军第二纵队已经发展到两万之众。纵队政委黄克诚考虑到大部队集中在太行山里打圈子，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因此，他向党中央建议：将二纵分为两个摊子，一部留在太行山坚持战斗，一部越过陇海线向华中发展。这个建议与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相契合，党中央同意了黄克诚的建议，令黄克诚率二纵一部南下华中，并在电报中强调“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黄克诚不辱使命，先向南后折向东，率这部分八路军于1940年10月与新四军在苏北白驹镇会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将我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为确立共产党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正在准备两淮战役，夺取苏北抗战的最终胜利。当黄克诚途经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将日本关东军消灭，我军少量部队进入东北。黄克诚认为，在国民党大部队尚在大后方的情况下，可利用我军占据华中等离东北较近地区的地理优势，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因此，黄克诚请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立即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但饶漱石却不同意。凭着高度的责任感，黄克诚于9月14日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电报。中共中央对这封电报高度重视，立即将它转发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大感欣慰，觉得这名远在苏北的师长和中央想到一块儿去了。9月19日，中共中央便向各分局发出指示，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即控制东北及其邻近的热察两省，向南防御即收缩战线应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从此，毛泽东对黄克诚所发的电报高度重视。
1945年9月23日，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北进前，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三师需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但黄克诚认为挺进东北的行动要快，于是向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部队直接北上。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建议。
11月，黄克诚率部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但“闯关东”并不容易。黄克诚向党中央发电，报告了部队刚到东北面临的“七无”局面，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精兵、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他认定当务之急并不是作战，而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毛泽东也同意黄克诚的观点，出于对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尊重，毛泽东指示黄克诚直接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林彪联系。黄克诚一连向林彪发出3封电报。在均未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找到林彪，当面就建立根据地交换意见。不久，毛泽东来电询问林、黄二人对东北工作拟采取措施的意见，经林彪同意，黄克诚向延安发出长篇电文，详细阐述了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具体措施。12月28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文中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
就这样，我军逐渐在东北打开了局面。东北有着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重要的战略基地，而这一切都跟黄克诚一系列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密不可分。 讲了一辈子真话的人
“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自己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不能够一味地盲从，人云亦云。这样才是真正对革命事业负责。”
黄克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哪怕因为讲真话被批判乃至罢官。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会上，彭德怀针对当时“大跃进”“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信，却因此受到了错误批判。7月17日，时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黄克诚被召上庐山参会。他根据实际情况，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却因此被戴上了“几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中央许多领导找黄克诚谈话，要他“迷途知返”，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但黄克诚不为所动。会后，黄克诚被撤销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戴了20年右倾帽子，并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
1978年底，党和国家逐渐走上了正轨，几近失明的黄克诚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种倾向引起了黄克诚的注意。在中纪委一次全国大会上，黄克诚一连讲了几个小时，号召要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他还指出，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一面旗帜，丢掉了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质。黄克诚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但也有少部分人不能理解。黄克诚说：“只要我还能讲话，就要这样讲……不能从个人恩怨和利害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
1985年，有关人员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黄克诚审读。黄克诚听秘书念完后，发现条目将林彪写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罪人。他随即指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林彪，林彪的条目需要修改。黄克诚认为，林彪的条目要指出他的种种罪行，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林彪在歷史上曾对革命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有人提醒黄克诚，说在“文革”中，林彪还整过他。对此，黄克诚说：“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要公道地对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黄克诚能站出来客观地评价林彪，展现了他的勇气、胸襟和气度。
家风清廉的楷模
“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影响。从今天起我们家要订两条规矩。一、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这是黄克诚同妻子约定的家规。此后，这两条家规便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1980年，黄克诚的儿子黄晴结婚，工作人员请求黄克诚破一次例，允许黄晴用小轿车接新娘。黄克诚坚决不同意。后来，黄晴用自行车将新娘接了回来。黄克诚对儿子如此，对孙子也不例外。一次，黄克诚不满7岁的孙子黄健发烧起床晚了，顾不上吃饭便要步行去上学，那天恰好还下着大雪。司机心中不忍，便准备开车送孩子去上学。黄克诚发现后，连忙制止。黄健也很懂事，带病冒着雪，和平常一样徒步上学去了。
黄克诚的哥哥对黄克诚帮助很大。黄克诚去三师念书时，行李是哥哥挑着去的，湘南起义失败后，哥嫂冒着危险给潜藏的黄克诚送饭。革命胜利后，哥哥的儿子黄开衡找到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想让他给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黄克诚觉得侄子文化太低，建议他去当煤矿工人。黄开衡不愿意去挖煤，改口说想去读书，黄克诚就鼓励他去考湖南革命大学。黄开衡考试落榜后，当时兼任湖南革命大学校长的黄克诚却没有为侄子开绿灯。他鼓励侄子不气馁，从中学念起。黄开衡从此发奋读书，最终考入中南政法学院。
黄克诚经常教育子女不准利用他的关系走后门，要靠自己奋斗成才。他不关心子女今后是否有出息，而看重子女能否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为国效力。在黄克诚的言传身教下，他的4个儿女都在科研院所或报社等单位勤恳工作，从不伸手要名利。
黄克诚复出后，住在南池子的一处平房小院子里。小院建于1949年，十分破旧，管理人员几次要求翻新，都被黄克诚拒绝了。他说哪里漏雨漏风就修哪里，坚决不搞什么“将军府”。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但黄克诚家里的暖气不是由热力管道供暖，而是靠烧煤，热量明显不足。管理人员考虑到黄克诚年迈多病，便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更换管道，改由管道供暖。谁知道开工到一半，黄克诚回来了。当他得知管道供暖投资很大且周围老百姓用不上时，便坚决不同意改造，工作人员只好停工。
1986年，重病缠身的黄克诚住进医院，但他拒绝治疗和用药，一旦清醒他就拔掉自己身上的输液针头。他说：“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依然不是自己，而是为国家节约钱财。12月28日，开国大将黄克诚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光荣的一生。
信仰坚定的革命者
“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的、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動摇的。”黄克诚在自述中，曾这样回顾自己入党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
1922年，黄克诚来到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以下简称“三师”）读书。在来三师之前，他一直念的是私塾。第二年，三师因克扣学生伙食费引发了学潮，学校和省政府非但不解决问题，反倒开除了很多学生，导致学潮愈演愈烈。黄克诚因受封建思想影响，对学潮采取了旁观态度，但他却钦佩学生的斗争精神，并经常自忖：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勇敢？后来黄克诚找到了答案，中国共产党曾在三师播下过革命火种，毛泽东曾在这里发表革命演讲、传播进步思想，三师学潮背后也有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支持。学潮给了黄克诚很大震动，他逐渐了解到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黄克诚开始跳出个人的小圈子，立志为国家民族找出路。他经过摸索与探求，选定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党组织成为黄克诚终身的精神寄托，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他都矢志不移。
1928年底湘南起义失败后，黄克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身无分文的黄克诚到处求人接济，有一次还差点被同乡恶霸认出告发。万般无奈下，黄克诚给曹勤余写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曹勤余曾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后脱党。他了解到黄克诚的艰难处境后，劝黄克诚跟他到他所在的部队中做事，条件是改变个人信仰。但黄克诚毫不迟疑地回复道：“个人信仰决不会改变。”黄克诚久困上海，忍受着找不到党组织和经济来源断绝的双重煎熬。饥寒交迫之际，黄克诚的同学曾希圣帮他联系到了党组织。黄克诚用党组织给他的30块钱生活费支付了房租，买了棉衣。时值隆冬，黄克诚身心都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此后，他再也没有跟党组织分开过，并一生为党的事业奔劳不息。
1936年，黄克诚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7年8月，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黄克诚受命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克诚发现虽然部队打了胜仗，但官兵却逐渐染上了旧军阀的不良习气。通过调研，黄克诚了解到，自改编以来，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干涉，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大大削弱，这才使官兵染上了军阀习气。因此，黄克诚建议立即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在部队开展反军阀主义斗争。黄克诚的提议得到了党中央认可，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全面恢复。
屡献奇谋的军事家
“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他的眼睛可看得远嘞，是‘千里眼’！”陈毅曾这样评价黄克诚。
“千里眼”道出了黄克诚独特的战略素养——身居一隅，胸怀大局。
1940年夏，八路军第二纵队已经发展到两万之众。纵队政委黄克诚考虑到大部队集中在太行山里打圈子，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因此，他向党中央建议：将二纵分为两个摊子，一部留在太行山坚持战斗，一部越过陇海线向华中发展。这个建议与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相契合，党中央同意了黄克诚的建议，令黄克诚率二纵一部南下华中，并在电报中强调“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黄克诚不辱使命，先向南后折向东，率这部分八路军于1940年10月与新四军在苏北白驹镇会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将我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为确立共产党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正在准备两淮战役，夺取苏北抗战的最终胜利。当黄克诚途经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将日本关东军消灭，我军少量部队进入东北。黄克诚认为，在国民党大部队尚在大后方的情况下，可利用我军占据华中等离东北较近地区的地理优势，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因此，黄克诚请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立即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建议，但饶漱石却不同意。凭着高度的责任感，黄克诚于9月14日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电报。中共中央对这封电报高度重视，立即将它转发给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大感欣慰，觉得这名远在苏北的师长和中央想到一块儿去了。9月19日，中共中央便向各分局发出指示，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即控制东北及其邻近的热察两省，向南防御即收缩战线应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从此，毛泽东对黄克诚所发的电报高度重视。
1945年9月23日，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北进前，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三师需在山东停留一段时间。但黄克诚认为挺进东北的行动要快，于是向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部队直接北上。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建议。
11月，黄克诚率部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但“闯关东”并不容易。黄克诚向党中央发电，报告了部队刚到东北面临的“七无”局面，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精兵、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他认定当务之急并不是作战，而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毛泽东也同意黄克诚的观点，出于对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尊重，毛泽东指示黄克诚直接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林彪联系。黄克诚一连向林彪发出3封电报。在均未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找到林彪，当面就建立根据地交换意见。不久，毛泽东来电询问林、黄二人对东北工作拟采取措施的意见，经林彪同意，黄克诚向延安发出长篇电文，详细阐述了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具体措施。12月28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文中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
就这样，我军逐渐在东北打开了局面。东北有着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重要的战略基地，而这一切都跟黄克诚一系列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密不可分。 讲了一辈子真话的人
“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自己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不能够一味地盲从，人云亦云。这样才是真正对革命事业负责。”
黄克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哪怕因为讲真话被批判乃至罢官。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会上，彭德怀针对当时“大跃进”“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信，却因此受到了错误批判。7月17日，时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黄克诚被召上庐山参会。他根据实际情况，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却因此被戴上了“几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中央许多领导找黄克诚谈话，要他“迷途知返”，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但黄克诚不为所动。会后，黄克诚被撤销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戴了20年右倾帽子，并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
1978年底，党和国家逐渐走上了正轨，几近失明的黄克诚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纪委常务书记。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种倾向引起了黄克诚的注意。在中纪委一次全国大会上，黄克诚一连讲了几个小时，号召要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他还指出，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一面旗帜，丢掉了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质。黄克诚的讲话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但也有少部分人不能理解。黄克诚说：“只要我还能讲话，就要这样讲……不能从个人恩怨和利害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
1985年，有关人员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黄克诚审读。黄克诚听秘书念完后，发现条目将林彪写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罪人。他随即指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林彪，林彪的条目需要修改。黄克诚认为，林彪的条目要指出他的种种罪行，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林彪在歷史上曾对革命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有人提醒黄克诚，说在“文革”中，林彪还整过他。对此，黄克诚说：“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要公道地对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黄克诚能站出来客观地评价林彪，展现了他的勇气、胸襟和气度。
家风清廉的楷模
“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影响。从今天起我们家要订两条规矩。一、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这是黄克诚同妻子约定的家规。此后，这两条家规便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1980年，黄克诚的儿子黄晴结婚，工作人员请求黄克诚破一次例，允许黄晴用小轿车接新娘。黄克诚坚决不同意。后来，黄晴用自行车将新娘接了回来。黄克诚对儿子如此，对孙子也不例外。一次，黄克诚不满7岁的孙子黄健发烧起床晚了，顾不上吃饭便要步行去上学，那天恰好还下着大雪。司机心中不忍，便准备开车送孩子去上学。黄克诚发现后，连忙制止。黄健也很懂事，带病冒着雪，和平常一样徒步上学去了。
黄克诚的哥哥对黄克诚帮助很大。黄克诚去三师念书时，行李是哥哥挑着去的，湘南起义失败后，哥嫂冒着危险给潜藏的黄克诚送饭。革命胜利后，哥哥的儿子黄开衡找到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想让他给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黄克诚觉得侄子文化太低，建议他去当煤矿工人。黄开衡不愿意去挖煤，改口说想去读书，黄克诚就鼓励他去考湖南革命大学。黄开衡考试落榜后，当时兼任湖南革命大学校长的黄克诚却没有为侄子开绿灯。他鼓励侄子不气馁，从中学念起。黄开衡从此发奋读书，最终考入中南政法学院。
黄克诚经常教育子女不准利用他的关系走后门，要靠自己奋斗成才。他不关心子女今后是否有出息，而看重子女能否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为国效力。在黄克诚的言传身教下，他的4个儿女都在科研院所或报社等单位勤恳工作，从不伸手要名利。
黄克诚复出后，住在南池子的一处平房小院子里。小院建于1949年，十分破旧，管理人员几次要求翻新，都被黄克诚拒绝了。他说哪里漏雨漏风就修哪里，坚决不搞什么“将军府”。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但黄克诚家里的暖气不是由热力管道供暖，而是靠烧煤，热量明显不足。管理人员考虑到黄克诚年迈多病，便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更换管道，改由管道供暖。谁知道开工到一半，黄克诚回来了。当他得知管道供暖投资很大且周围老百姓用不上时，便坚决不同意改造，工作人员只好停工。
1986年，重病缠身的黄克诚住进医院，但他拒绝治疗和用药，一旦清醒他就拔掉自己身上的输液针头。他说：“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依然不是自己，而是为国家节约钱财。12月28日，开国大将黄克诚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光荣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