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讲到致知八个要点当中的知天地、知命、知性、明道、明德、明教。“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故知天之目的在于知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故知命之目的在于知如何为人。知性之目的在于率性与尽性，以明与人相处之道。明道明德之目的在于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教之目的在于知如何教人與如何受教。凡所致知，无一不有关于人者，则知人之重要，可以想见。所以孔子答樊迟问何谓知，子曰“知人”。
　　人有圣人、贤人、善人、大人、君子、小人之分，暂不一一辨别，仅先知君子和小人之别。古时“君子”有两项意义，一为在位之贤人，一为勤修之志士。而“小人”亦有两项意义，一为无识之细民，一为失德之败类。我们要知人，从外表、眼神、言语、行为、动机、心之所安、交往之人以及所犯之过失，种种方面加以观察，则可知以下：心是否正、意是否诚、言是否忠信、行是否笃敬。
　　人不己知，是他人不知人；不知人，是自己不知人。两者之患，均在不知人，唯后者之失在自己。观人不易，仅从表面看形迹，人与人并无多大差别。欲求知人，首在观察，最不易掩饰者，莫过于眼。心中正或不正，皆显露于眼，再加以听其所言，得知其气度，则大致可以知其为何如人。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当然，没有绝对的，也有内小人而外君子者，所以不能完全以外表言谈论人知人，尚须明察与慎防。不巧言令色者，正为诚笃之征，虽未必可称为仁，但喜好巧言者，则必不仁，且以假乱真，足以乱德，最为可恶。故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其言忠而信者，即为君子；言佞而无信者，必为小人。孟子论知言：“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
　　孔子认为人之才智容易观察，但其德行如何，须有相当时间之实地观察，始可知悉，尤其于共患难及共享乐时为最。言行不一致，即为言而无信。无信即欺人，亦即伪而不诚，人将不愿与之交往，自必为世所弃。大言不惭者，往往不能实际做事，盖其出发点已不诚，“不诚无物”，内在自必空虚。我们能观察到，越急于在言语上表现者，其实其心必然自卑，而自卑者常以自大来掩饰其自卑。行为较言语在观察方面更为重要，唯观察行为时，主要视其平时做事之动机及其心所安者在何处。
　　观察人其交友状况，可得知其心性，做人也是如此。能得一般乡人之喜爱，未必就是好人，反之亦然。如果一乡德好人皆称之，而恶人皆恶之，此方为真好人。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原理中，可得准确之结论。众好众恶，有时可能带有情感冲动，而非真是如此。而人不免一时犯有过失，若一犯过失，即认为其乃坏人，如此判断常不正确。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凡人循规蹈矩，能处不同环境，未必为无用之人。但如果失去本性，变得麻木不仁，才真正无可救药。
　　知人难，曾国藩有此丰富心得曰：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寿夭看指甲，轻重看脚跟，功名看气魄，事业看精神，若要问条理，尽在语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