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中风采别具的艺术珍品，可是这种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古代有许多类聚区分的文学选本，却似乎不曾有过独立门户的游记选，有关游记的专论也显得寥若晨星。多年来各种文选层出不穷，却不见一本堂皇的游记选。本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个不足，给读者开辟了一个新鲜的古典文艺欣赏领域。
　　本书选入了上自盛唐元结、下至晚清林纾等三十六位作家的五十八篇作品，其中不少是千古传诵的名家名作。书首冠以“前言”，对唐以后游记的概述颇为精当，如唐代游记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宋代游记的寓理于景，晚明山水小品不讲义理、不讲形式、随笔直书、毫无滞碍，清代游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对各家作品的评介，都结合作者的身世、思想突出其个性，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客套文字。
　　但本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游记”的定义。编者下的定义太狭窄，以致作茧自缚，甚至弄得自相矛盾。“前言”认为游记必须“以描写旅途的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作为主要对象”，又特别强调“旅途”“游踪”这两个词，认为舍此就只能称为“山水记”“楼台记”等。事实上，编者也未用自定的标准要求自己，象袁枚的《游黄龙山记》，既无游踪，又未写景，全文只是对“大圆石”的成因发表议论分析，纯属科学小品。以此，我主张把定义放宽为“记述游览山川名胜的文章”，这样可以解放一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如《醉翁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
　　其次说体裁。编者把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定为“用书信体写的山水小品”，“不属于游记的范畴”。同类者还有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虽则被视为“描写游览山水的著名作品”，却都被处置在书末的附录中。书信体的山水小品何以不能与晚明山水小品并排坐在“游记”的交椅上呢？我认为，在整理古典文学时，应把体裁的归纳与内容的分析结合起来，形式的差异不能忽视，内容的区分尤须注重。《文心雕龙》在分类时就比较注重文章的性质。清人刘师培在《耀采篇第四》中把鲍、吴二文归入“游记之正宗”，而不列为“书表之正宗”，恐怕也是首先考虑到文章的性质。我们如果偏重形式，有的文章就只能打游击，如《登大雷岸与妹书》这篇游记，有人拉它进书信集，有人拉它进骈文集，势必造成重复混乱。
　　最后，关于游记的产生。编者认为游记产生于南北朝，谢灵运是山水游记的始祖。可是选本的正文却只从唐代开始。东晋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北朝郦道元《水经注》(二篇)均被排挤在附录中。这样编排不合理。我认为游记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马弟伯的《封禅仪记》实开游记的先河。此文按游览目击的顺序写景状物绘人的手法，是后代游记取法的最基本的写法。东晋南北朝时，游记文学已经十分兴旺，并非处在“儿提时代”。这是为当时的社会现状所决定的。晋代朝政腐败，知识分子逃避现实，高谈玄理，进而热衷于隐居，至晋末，玄理渐为山水所代替，这是游记走向繁荣的生活基础。《游石门诗序》一文写法娴熟，采用分类描写法，摹写山、水、石、树之状；陶渊明《游斜川诗序》采用的是日记体形式(日记体并非如编者所说是陆游的独创)和即景抒情法，这都为后代游记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南朝文人“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中”(《南史·隐逸传序》)，与大自然关系甚密，更促进游记的繁荣。郦道元的《水经注》不是游记，更令人不解。郦注固然是科学著作，但又堪称山水游记的杰作，自古为人们所推崇。他博采前人的各种表现手法，精描细绘，淡墨浅抹。且能选择合适的角度，与游览者的心境契合无间，创造了种种艺术意境。因此，说郦道元之作为古代游记的奠基并不过分。我国当代游记中，依然处处闪现着它的影子。
　　
　　(《历代游记选》，贝远辰、叶幼明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三月第一版，1.0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