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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搏击风浪，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到过无数意外事件，每当这时，他首先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其次科学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就是事件是由什么人因什么事而发生的，分清公众中的敌、我、友；再其次果断采取行动，用制止、回击、解释、疏导等方法，处理与事件相关的问题和人事；最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他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巧妙科学而迅速的妥善应对处理，时时处处闪耀着他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卓越才能。这正如一名外国评论家所评价的：“这位光辉的领导人、战士、组织家和谈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议的远见卓识和适应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天赋才能。”
皖南事变时针锋相对斗争
抗战八年中，重庆的形势极其复杂，它既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正面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各派政治力量在战时活动的舞台，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特殊战场。在这一特殊战场，周恩来要应对复杂的形势，其中包括对前线的支持，团结进步的民主人士与中共一致抗战，唤起民众，以及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进行斗争等。其中，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挑起的突发事件——皖南事变，堪称周恩来遇到的一次重大事件。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从安徽泾县云岭驻地出发，6日，行至泾县茂林一带，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袭击。新四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约2000人突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然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消其番号，并声称将叶挺交由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政治攻势，軍事守势”的方针。为了打退国民党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纵横捭阖，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周恩来主持广泛展开了政治上的反攻。1月17日晚，当他得知“一·一七”通告后，立即在曾家岩通过电话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9日，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的材料经周恩来审定在重庆秘密散发。他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向中央建议，用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出通电，拒绝“一·一七”通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惩办肇事者；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坚持抗战，声援新四军。这些建议被中央采纳。
在国际上，周恩来与在重庆的苏美英等国大使、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通过他们敦促政府促使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他还电告此时已回到美国的斯特朗，请她把回国途经重庆时得到的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予以发表，结果使这些材料登载在美国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周恩来还在集会上演讲，公布事实真相，拜访民主人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社会的同情。特别是他利用《新华日报》这个阵地发表文章，告诉世人皖南事变的真相。为了对付当局的新闻检查，他与战友们用“开天窗”、“减少版面”的方法，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不仅阻止了蒋介石进一步的行动计划，而且争取了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同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点，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同盟军，是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周恩来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加以发展。
周恩来有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熟知反共顽固派蒋介石的抗日反共两重性，又打又拉两面政策，压、吓、哄三种伎俩。蒋在抗战前是对共进剿，对日退让的，后来由于国内国外大势所迫才联共抗日，但他灭共之心不死，有机会就要尽可能敲掉中共军力，华北受挫，又搞华中。周恩来为抗日大局，力争推迟国共破裂时间，越晚越好。同时，对蒋抱有高度警惕性，不怕压，不上当。反共高潮开始时，他就估计到蒋进攻计划不会改变，在实力悬殊下，我江南退一步，以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同情，在政治上有理取得主动，周恩来对蒋的缓撤手令、顾祝同设定的北撤路线、蒋决不留难的许诺，一概不信。当12月据确切消息“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似有转机时，周恩来却看到局部讨伐的战机，立即为下一步反击作准备。他12月下旬3次向中央报警。当蒋介石异乎寻常地“灌米汤”，周立即敏感到其中有诈，立即向中央报警。斗争要知己知彼，周恩来可说是把蒋介石吃透了。1月17日反动命令下达时，国共关系真是到了破裂边缘。国内国外将如何反应，尚难预料，周却毅然决然留下来，冒全体牺牲的危险，去争取好转的最后可能。终于在各方配合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退了蒋的进攻，使其被迫处于防御地位。在革命两面政策中又添了两手准备（在作最坏准备时，不放弃争取好的可能）这样一条经验，这应说是周恩来大勇大智的结晶。毛泽东把这条写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在参政会的斗争中，中共同顽固派争夺小党派。开始小党派同情中共，后来被蒋拉过去，参政会已经开幕，似乎无可挽回了，但周还是再拉一把，终于使小党派明白过来，参政会后又转向我们。在反复争夺领导权中，周显示了非常的耐心和韧性。
参政会通过了反共决议，蒋介石发表了反共演说，但他还是说了以后决无军事剿共。周恩来判断蒋是防御性的，中央可以不理睬，暂时休战。后来蒋介石找周谈话，形势就缓和下来了。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以佳电对皓电，接着以十二条对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最后打出暂行办法十二条，抵制参政会。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斗争胜利。
斗智斗勇谈判斡旋
1945年，《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局部内战爆发，东北成为军事角逐的重要战场。国共对开战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军人数扩充快，但装备训练不足；国民党军集中在南方，运输手段有限，不能长驱北上。双方都有骑虎难下之感。三个月后，1945年底，杜鲁门（接替病逝的罗斯福总统，成为第33届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都做出积极姿态，和谈重启。 中共方面谈判的重任自然落在周恩来肩上。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评价，他在谈判时的表演跟在舞台的表演一样好。“他对谈判进程每一步发展的感动人的反应都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正直的充满信心的人……共产党人赢得大陆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以周作为另一方代表的谈判桌。”
对于马歇尔，两党心里没底。蒋介石表示热情态度，试探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周恩来也加紧与马歇尔接触，希望他了解中共，争取他的支持。1945年12月22日，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歇尔的到来，23日登门拜访。他对马歇尔说：“中共要求的民主和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
周恩来娴熟地运用让马歇尔感到亲切的语言体系，努力填平双方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随后的接触中，马歇尔发现，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尽管美国的立场必然是防止中国“赤化”，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遇到困难时，甚至会诚意询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中共一度认为马歇尔的调处是比较公正的，马歇尔也自认为取得了中共的信任。
从1945年12月27日开始，经过十几天反复磋商，至1946年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周恩来和张群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当天上午10时，举国瞩目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会议代表38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9人，社会贤达9人。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30日返回重庆赶着参加31日的政协闭幕会。31日一早，他向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中共愿意在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
当时国统区传言毛泽东身体不好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毛主席听到这个谣言觉得很可笑，说自己身体如果不好，宁愿去美国休养，因为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可学。马歇尔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华盛顿的话，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赠送一架专机。
1946年2月28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开始视察华北华中各地停战和整军情况。3月4日，三人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抽调500名相貌端正的战士紧急训练成仪仗队，在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陪同马歇尔、张治中检阅了这支队伍。当晚，毛泽东在延安大礼堂招待他们看文艺演出，马歇尔坐在毛泽东和江青中间。
陕北天气很冷，他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和谐的画面定格在这个夜晚。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解决了东北问题再走，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刚走，国民党进占沈阳，东北战事迅速升温。马歇尔的代表吉伦要求中共让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激烈争吵，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非打不足以杀其锋”。
4月下旬，马歇尔述职归来，中共已经在东北取得优势。周恩来与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马歇尔来华以来，往往是他长篇大论，周恩来认真倾听，而这一次，周恩来强势反攻，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周恩来的翻译章文晋回忆，全程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马歇尔无言以对。他对民盟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亲赴事件现场并作重要指示
北平电车厂火烧59辆电车的火灾事件，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25日，正值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城市后不久。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这次火灾事件的处理，当即极有针对性而深有感触地作出了“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所立的这个规矩，此后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永久性规定，并得到继承和发扬。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喜讯传到了北平电车厂，工人们欣喜若狂，又恰逢北平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厂里决定当晚把电车装扮成彩车，第二天一早让市民们共同分享喜悦。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一辆辆电车被张贴上彩色宣传品。
25日凌晨1点，工人们收工回家休息。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他们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一幕。
这天凌晨两点，崇文门外东四块玉北街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场突发大火，消防队接警后奋力扑救4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一场大火烧毁了修好的机动车29辆、拖车11辆、未修好的机动车13辆、拖车6辆，共计59辆电车，并烧毁104间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损失折合当时币值（旧币）两亿多元。史称火烧59辆电车事件。经初步调研、查证和分析，断定为遭敌特纵火破坏。
事件发生后，火灾所在地的外三分局及时向市公安局第三处（治安处）作了报告。当时值班的是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他接到报告后，因为考虑到上午就要参加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的会议，到时候再报告不迟，所以没有及时按系统向上报告。
当天上午8点，中央当时负责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集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周恩来也来到东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央社会部，听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汇报。原来，自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后，周恩来副主席非常关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曾向李克农询问过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李克农因此决定就此问题召集市公安局开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
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秘书长刘进中、机关党委书记刘涌和几个处的正副处长。谭政文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市公安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清理和对社会治安进行整顿的情况。周副主席听了很满意，并就情报保卫工作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与会同志们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不时地点头称是。谭政文接着又汇报了市局近期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李克农让大家发表意见，补充情况。 在座谈中，贺生高站起来，向大家汇报了当天凌晨“电车厂重大火灾”的情况。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问：“哪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南京吗？”贺生高回答说：“北平。这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周恩来对此很重视，便进一步追问：“老谭，怎么回事？”
谭政文事先没接到报告，一点情况都答不上来，只好问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岂料武创辰也是一无所知。当时在场的市公安局的同志除贺生高外，全都不知道。这一来，周恩来很生气，说：“这个会先不开了。这样大的事情，谁都不知道！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
周恩来随即带领谭政文、刘涌和武创辰去现场。谭政文陪同周恩来乘车在前边，刘涌和武创辰乘车跟随其后。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位于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即今花市消防中队院内），可是司机不认识这个地方。行至崇文门，周恩来让谭政文叫正在路口执勤的交通警察来带路。上车一问，才知这位交通警察刚从解放区来，不熟悉北平的交通地理。周恩来更生气了。
谭政文只好让那位交通警察下车，又问了一个老百姓，才找到手帕胡同。到了外三分局，正碰上分局长慕丰韵在办公室，他一见周副主席和谭局长来了，连忙亲自接待。周恩来不等坐下，就问慕丰韵事故经过和现场情况。慕丰韵对答如流，周恩来露出了满意的神色，接着又问：“你什么时间到的现场？”慕丰韵马上回答说：“我刚从现场回来。”周恩来又问：“你是夜里去的吗？”慕丰韵回答：“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周恩来有些气愤地说：“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夜里就去现场！”
周恩来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小慕啊，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
慕丰韵只好如实解释说，由于值班人员是个旧警察，他按照旧警察办事的习惯来处理问题，直到今天早晨才报告他。
周恩来听完慕丰韵汇报后，又赶到现场查看情况，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随行许多人都为慕丰韵捏着一把汗。事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对慕丰韵讲：“若是你当时不把情况说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乌纱帽摘掉了！”
此后，周恩来又在谭政文等人的陪同下，回到李克农的办公处继续开会。因为受到了批评，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谭政文，午饭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下午会议临结束时，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批评了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领导不到现场，甚至都不知道。”对此，周恩来专门作了指示：“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从现场回来后，周恩来心情非常沉重：“损失啊！这是人民的损失，也是新政府的损失啊！”
根据该厂工会负责人和工友的反映，再加上公安局根据现场情况的分析，显然是厂内的特务分子搞破坏制造的。厂内工人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查处厂里的特务。市公安局立即将嫌疑重大的焦家驹、董元及厂内两个中统组织的成员高树桂、鄂振等全部拘捕侦讯，侦破了这起大火事件。
那天散会回到局里后，市公安局马上就周恩来的指示进行讨论，并作了相应规定：以后再发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关业务处、分局领导必须亲自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这项规定逐步成为很多部门的制度和作风，一直沿用至今。
巧借魔术找回国宝
这套用特殊原料与精湛工艺由名家制作的珍品中的珍品而独一无二、有国宝之誉的九龙杯，规定只有在国宴或者招待重要贵宾的宴席上才可以使用。
1971年3月25日下午，一架波音飞机从北京飞抵上海，这是为罗马尼亚国家首脑、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即将进行访华活动“打前站”的一个工作小组，总共27人。他们的具体任务是对齐奥塞斯库访问上海期间的食宿、交通、安全、医疗、通讯、应急事宜处置等，做全方位的了解和安排。
当晚7点钟，该工作组的27名外宾在衡山俱乐部品尝到了他们称为“出生以来所吃到的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一顿甚为丰盛的宴席。不料，席间竟出了一桩绝对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只珍贵的九龙杯失踪了。
原来，坐在B桌上的一位外宾从一开始就对九龙杯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九龙杯的珍贵与神奇使这位外宾惊喜着迷，爱不释手。酒过三巡，他佯装醉意，竟顺手牵羊将一只九龙杯塞进自己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此意外的举动立即被服务员察觉。但考虑到外事接待的友好气氛，又不便当场揭穿或索取，左右为难，究竟该怎么办呢！
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在上海。于是，上海接待外宾的负责人立即将九龙杯被“窃”事件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回答说：“九龙杯是国宝，一只也不能少，一定要追回。但有个前提是：在不伤感情，又不影响国与国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追回来。”他又接著问：“今天，你们为这位贵宾安排了什么活动？”接待贵宾的负责人回答：“宴会结束后去上海杂技厅观看杂技表演。”
周总理听后很坦然地笑了笑：“这不是很好吗。”此时，机敏聪慧的周恩来已经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他口授机宜，如此这般，一一作了安排。
夜色朦胧，华灯初上。上海杂技厅里，座无虚席。最后压轴的杂技节目是魔术。只见魔术师在红布铺的台上摆着3只金光闪烁的九龙杯，右手高举一把“手枪”，只听得枪声一响，台上的九龙杯只剩下两只，另一只九龙杯已不翼而飞。正当观众惊讶地寻思，那只九龙杯究竟飞到哪里去了时，只见魔术师已走下舞台来到前排贵宾席前，彬彬有礼地请求那位外宾打开时刻不离身的公文包，轻而易举地取回了那只珍奇的九龙杯。全场观众席上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被蒙在鼓里不知底细的观众以为这真是一个高超的魔术节目，还真认为九龙杯是被魔术师神奇地“变”到那位外宾的公文包里去了，一个个激动得狂欢不已。
而那位颇有身份的外宾只好强装着一副尴尬的“笑脸”，实在是出于无可奈何。
九龙杯就这样在周恩来奇巧智慧的锦囊妙计授议下失而复得了 。周恩来智取九龙杯成了我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同样，仍然是一次宴请外宾的场合，周恩来也睿智地解决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卫生难题。
在北京饭店工作多年的服务人员，经常要为高级首长们提供高标准精细的服务，因此也就有了能够近距离观察中央和国家高层领导们的机会。长此以往，对一些领导人的性情、风格以及处世为人等也有了许多细微和真切的了解。在北京饭店，有关周恩来的故事就特别多。 这些事情让亲历者们记忆犹新。
有一年夏天，在某国大使馆举行一个宴会，周恩来也参加了。宴会中烹制了一道“油焖大虾”的菜。那时天很热，外面的苍蝇也挺多，一开门，苍蝇就飞了进来。受客观条件所限，那个年代大家驱除苍蝇、蚊子等害虫还没有什么更为科学先进的办法。
这时服务员小刘注意到，有一只苍蝇嗡嗡地飞上了主餐桌。小刘心里很着急，可是又不敢打，也不好轰赶，生怕影响了主桌上中外嘉宾们的情绪。正在他一筹莫展时，细心、敏锐的周恩来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周恩来走过去悄声对小刘说，“你把吃完的虾皮放在主桌后面的小台子上，这样就能把苍蝇吸引过去了。”
小刘随即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去做了。果然，苍蝇被引到了小台子上，小刘遂把苍蝇“击毙”。
这一来，既没有影响宴会的举行，也没有惊动中外客人。小刘对周总理的细心和机敏更加钦佩不已。
皖南事变时针锋相对斗争
抗战八年中，重庆的形势极其复杂，它既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正面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各派政治力量在战时活动的舞台，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特殊战场。在这一特殊战场，周恩来要应对复杂的形势，其中包括对前线的支持，团结进步的民主人士与中共一致抗战，唤起民众，以及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进行斗争等。其中，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挑起的突发事件——皖南事变，堪称周恩来遇到的一次重大事件。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从安徽泾县云岭驻地出发，6日，行至泾县茂林一带，突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袭击。新四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约2000人突围，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7日，蒋介石竟然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消其番号，并声称将叶挺交由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政治攻势，軍事守势”的方针。为了打退国民党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纵横捭阖，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周恩来主持广泛展开了政治上的反攻。1月17日晚，当他得知“一·一七”通告后，立即在曾家岩通过电话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9日，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的材料经周恩来审定在重庆秘密散发。他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向中央建议，用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出通电，拒绝“一·一七”通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惩办肇事者；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坚持抗战，声援新四军。这些建议被中央采纳。
在国际上，周恩来与在重庆的苏美英等国大使、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通过他们敦促政府促使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他还电告此时已回到美国的斯特朗，请她把回国途经重庆时得到的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予以发表，结果使这些材料登载在美国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周恩来还在集会上演讲，公布事实真相，拜访民主人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社会的同情。特别是他利用《新华日报》这个阵地发表文章，告诉世人皖南事变的真相。为了对付当局的新闻检查，他与战友们用“开天窗”、“减少版面”的方法，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不仅阻止了蒋介石进一步的行动计划，而且争取了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同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点，是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同盟军，是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力争领导权。周恩来以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加以发展。
周恩来有两次统一战线的经验，熟知反共顽固派蒋介石的抗日反共两重性，又打又拉两面政策，压、吓、哄三种伎俩。蒋在抗战前是对共进剿，对日退让的，后来由于国内国外大势所迫才联共抗日，但他灭共之心不死，有机会就要尽可能敲掉中共军力，华北受挫，又搞华中。周恩来为抗日大局，力争推迟国共破裂时间，越晚越好。同时，对蒋抱有高度警惕性，不怕压，不上当。反共高潮开始时，他就估计到蒋进攻计划不会改变，在实力悬殊下，我江南退一步，以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同情，在政治上有理取得主动，周恩来对蒋的缓撤手令、顾祝同设定的北撤路线、蒋决不留难的许诺，一概不信。当12月据确切消息“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似有转机时，周恩来却看到局部讨伐的战机，立即为下一步反击作准备。他12月下旬3次向中央报警。当蒋介石异乎寻常地“灌米汤”，周立即敏感到其中有诈，立即向中央报警。斗争要知己知彼，周恩来可说是把蒋介石吃透了。1月17日反动命令下达时，国共关系真是到了破裂边缘。国内国外将如何反应，尚难预料，周却毅然决然留下来，冒全体牺牲的危险，去争取好转的最后可能。终于在各方配合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退了蒋的进攻，使其被迫处于防御地位。在革命两面政策中又添了两手准备（在作最坏准备时，不放弃争取好的可能）这样一条经验，这应说是周恩来大勇大智的结晶。毛泽东把这条写入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在参政会的斗争中，中共同顽固派争夺小党派。开始小党派同情中共，后来被蒋拉过去，参政会已经开幕，似乎无可挽回了，但周还是再拉一把，终于使小党派明白过来，参政会后又转向我们。在反复争夺领导权中，周显示了非常的耐心和韧性。
参政会通过了反共决议，蒋介石发表了反共演说，但他还是说了以后决无军事剿共。周恩来判断蒋是防御性的，中央可以不理睬，暂时休战。后来蒋介石找周谈话，形势就缓和下来了。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以佳电对皓电，接着以十二条对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最后打出暂行办法十二条，抵制参政会。正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斗争胜利。
斗智斗勇谈判斡旋
1945年，《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局部内战爆发，东北成为军事角逐的重要战场。国共对开战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军人数扩充快，但装备训练不足；国民党军集中在南方，运输手段有限，不能长驱北上。双方都有骑虎难下之感。三个月后，1945年底，杜鲁门（接替病逝的罗斯福总统，成为第33届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都做出积极姿态，和谈重启。 中共方面谈判的重任自然落在周恩来肩上。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迪克·威尔逊评价，他在谈判时的表演跟在舞台的表演一样好。“他对谈判进程每一步发展的感动人的反应都是真诚的，他是一个正直的充满信心的人……共产党人赢得大陆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以周作为另一方代表的谈判桌。”
对于马歇尔，两党心里没底。蒋介石表示热情态度，试探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周恩来也加紧与马歇尔接触，希望他了解中共，争取他的支持。1945年12月22日，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歇尔的到来，23日登门拜访。他对马歇尔说：“中共要求的民主和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
周恩来娴熟地运用让马歇尔感到亲切的语言体系，努力填平双方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随后的接触中，马歇尔发现，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根本不涉及共产党人爱谈的资本、土地和财产等问题。尽管美国的立场必然是防止中国“赤化”，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马歇尔和蒋介石谈判遇到困难时，甚至会诚意询问周恩来，如何才能说服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中共一度认为马歇尔的调处是比较公正的，马歇尔也自认为取得了中共的信任。
从1945年12月27日开始，经过十几天反复磋商，至1946年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周恩来和张群签订停战协定，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东北除外。当天上午10时，举国瞩目的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会议代表38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9人，社会贤达9人。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30日返回重庆赶着参加31日的政协闭幕会。31日一早，他向馬歇尔通报从延安带回的消息：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来一个口信，中共愿意在公正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
当时国统区传言毛泽东身体不好要去莫斯科休养。周恩来告诉马歇尔，毛主席听到这个谣言觉得很可笑，说自己身体如果不好，宁愿去美国休养，因为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可学。马歇尔表示，如果毛主席要去华盛顿的话，他可以安排飞机，甚至可以赠送一架专机。
1946年2月28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开始视察华北华中各地停战和整军情况。3月4日，三人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抽调500名相貌端正的战士紧急训练成仪仗队，在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陪同马歇尔、张治中检阅了这支队伍。当晚，毛泽东在延安大礼堂招待他们看文艺演出，马歇尔坐在毛泽东和江青中间。
陕北天气很冷，他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底下放着火盆。
和谐的画面定格在这个夜晚。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他解决了东北问题再走，马歇尔执意不肯。马歇尔刚走，国民党进占沈阳，东北战事迅速升温。马歇尔的代表吉伦要求中共让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激烈争吵，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必须在东北大打”，“非打不足以杀其锋”。
4月下旬，马歇尔述职归来，中共已经在东北取得优势。周恩来与马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马歇尔来华以来，往往是他长篇大论，周恩来认真倾听，而这一次，周恩来强势反攻，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周恩来的翻译章文晋回忆，全程三四个小时，几乎全由周恩来一个人发言，马歇尔无言以对。他对民盟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对手”。
亲赴事件现场并作重要指示
北平电车厂火烧59辆电车的火灾事件，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25日，正值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城市后不久。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这次火灾事件的处理，当即极有针对性而深有感触地作出了“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周恩来的这一指示、所立的这个规矩，此后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永久性规定，并得到继承和发扬。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喜讯传到了北平电车厂，工人们欣喜若狂，又恰逢北平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厂里决定当晚把电车装扮成彩车，第二天一早让市民们共同分享喜悦。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一辆辆电车被张贴上彩色宣传品。
25日凌晨1点，工人们收工回家休息。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他们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一幕。
这天凌晨两点，崇文门外东四块玉北街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场突发大火，消防队接警后奋力扑救4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一场大火烧毁了修好的机动车29辆、拖车11辆、未修好的机动车13辆、拖车6辆，共计59辆电车，并烧毁104间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损失折合当时币值（旧币）两亿多元。史称火烧59辆电车事件。经初步调研、查证和分析，断定为遭敌特纵火破坏。
事件发生后，火灾所在地的外三分局及时向市公安局第三处（治安处）作了报告。当时值班的是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他接到报告后，因为考虑到上午就要参加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的会议，到时候再报告不迟，所以没有及时按系统向上报告。
当天上午8点，中央当时负责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集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周恩来也来到东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央社会部，听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汇报。原来，自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后，周恩来副主席非常关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曾向李克农询问过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李克农因此决定就此问题召集市公安局开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
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秘书长刘进中、机关党委书记刘涌和几个处的正副处长。谭政文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市公安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清理和对社会治安进行整顿的情况。周副主席听了很满意，并就情报保卫工作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与会同志们听完周恩来的讲话，不时地点头称是。谭政文接着又汇报了市局近期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李克农让大家发表意见，补充情况。 在座谈中，贺生高站起来，向大家汇报了当天凌晨“电车厂重大火灾”的情况。周恩来一听到这个情况，马上问：“哪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南京吗？”贺生高回答说：“北平。这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周恩来对此很重视，便进一步追问：“老谭，怎么回事？”
谭政文事先没接到报告，一点情况都答不上来，只好问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岂料武创辰也是一无所知。当时在场的市公安局的同志除贺生高外，全都不知道。这一来，周恩来很生气，说：“这个会先不开了。这样大的事情，谁都不知道！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
周恩来随即带领谭政文、刘涌和武创辰去现场。谭政文陪同周恩来乘车在前边，刘涌和武创辰乘车跟随其后。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位于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即今花市消防中队院内），可是司机不认识这个地方。行至崇文门，周恩来让谭政文叫正在路口执勤的交通警察来带路。上车一问，才知这位交通警察刚从解放区来，不熟悉北平的交通地理。周恩来更生气了。
谭政文只好让那位交通警察下车，又问了一个老百姓，才找到手帕胡同。到了外三分局，正碰上分局长慕丰韵在办公室，他一见周副主席和谭局长来了，连忙亲自接待。周恩来不等坐下，就问慕丰韵事故经过和现场情况。慕丰韵对答如流，周恩来露出了满意的神色，接着又问：“你什么时间到的现场？”慕丰韵马上回答说：“我刚从现场回来。”周恩来又问：“你是夜里去的吗？”慕丰韵回答：“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周恩来有些气愤地说：“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夜里就去现场！”
周恩来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小慕啊，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
慕丰韵只好如实解释说，由于值班人员是个旧警察，他按照旧警察办事的习惯来处理问题，直到今天早晨才报告他。
周恩来听完慕丰韵汇报后，又赶到现场查看情况，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随行许多人都为慕丰韵捏着一把汗。事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对慕丰韵讲：“若是你当时不把情况说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乌纱帽摘掉了！”
此后，周恩来又在谭政文等人的陪同下，回到李克农的办公处继续开会。因为受到了批评，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谭政文，午饭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下午会议临结束时，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批评了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领导不到现场，甚至都不知道。”对此，周恩来专门作了指示：“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从现场回来后，周恩来心情非常沉重：“损失啊！这是人民的损失，也是新政府的损失啊！”
根据该厂工会负责人和工友的反映，再加上公安局根据现场情况的分析，显然是厂内的特务分子搞破坏制造的。厂内工人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查处厂里的特务。市公安局立即将嫌疑重大的焦家驹、董元及厂内两个中统组织的成员高树桂、鄂振等全部拘捕侦讯，侦破了这起大火事件。
那天散会回到局里后，市公安局马上就周恩来的指示进行讨论，并作了相应规定：以后再发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关业务处、分局领导必须亲自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这项规定逐步成为很多部门的制度和作风，一直沿用至今。
巧借魔术找回国宝
这套用特殊原料与精湛工艺由名家制作的珍品中的珍品而独一无二、有国宝之誉的九龙杯，规定只有在国宴或者招待重要贵宾的宴席上才可以使用。
1971年3月25日下午，一架波音飞机从北京飞抵上海，这是为罗马尼亚国家首脑、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即将进行访华活动“打前站”的一个工作小组，总共27人。他们的具体任务是对齐奥塞斯库访问上海期间的食宿、交通、安全、医疗、通讯、应急事宜处置等，做全方位的了解和安排。
当晚7点钟，该工作组的27名外宾在衡山俱乐部品尝到了他们称为“出生以来所吃到的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一顿甚为丰盛的宴席。不料，席间竟出了一桩绝对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只珍贵的九龙杯失踪了。
原来，坐在B桌上的一位外宾从一开始就对九龙杯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九龙杯的珍贵与神奇使这位外宾惊喜着迷，爱不释手。酒过三巡，他佯装醉意，竟顺手牵羊将一只九龙杯塞进自己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此意外的举动立即被服务员察觉。但考虑到外事接待的友好气氛，又不便当场揭穿或索取，左右为难，究竟该怎么办呢！
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在上海。于是，上海接待外宾的负责人立即将九龙杯被“窃”事件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回答说：“九龙杯是国宝，一只也不能少，一定要追回。但有个前提是：在不伤感情，又不影响国与国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追回来。”他又接著问：“今天，你们为这位贵宾安排了什么活动？”接待贵宾的负责人回答：“宴会结束后去上海杂技厅观看杂技表演。”
周总理听后很坦然地笑了笑：“这不是很好吗。”此时，机敏聪慧的周恩来已经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他口授机宜，如此这般，一一作了安排。
夜色朦胧，华灯初上。上海杂技厅里，座无虚席。最后压轴的杂技节目是魔术。只见魔术师在红布铺的台上摆着3只金光闪烁的九龙杯，右手高举一把“手枪”，只听得枪声一响，台上的九龙杯只剩下两只，另一只九龙杯已不翼而飞。正当观众惊讶地寻思，那只九龙杯究竟飞到哪里去了时，只见魔术师已走下舞台来到前排贵宾席前，彬彬有礼地请求那位外宾打开时刻不离身的公文包，轻而易举地取回了那只珍奇的九龙杯。全场观众席上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被蒙在鼓里不知底细的观众以为这真是一个高超的魔术节目，还真认为九龙杯是被魔术师神奇地“变”到那位外宾的公文包里去了，一个个激动得狂欢不已。
而那位颇有身份的外宾只好强装着一副尴尬的“笑脸”，实在是出于无可奈何。
九龙杯就这样在周恩来奇巧智慧的锦囊妙计授议下失而复得了 。周恩来智取九龙杯成了我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同样，仍然是一次宴请外宾的场合，周恩来也睿智地解决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卫生难题。
在北京饭店工作多年的服务人员，经常要为高级首长们提供高标准精细的服务，因此也就有了能够近距离观察中央和国家高层领导们的机会。长此以往，对一些领导人的性情、风格以及处世为人等也有了许多细微和真切的了解。在北京饭店，有关周恩来的故事就特别多。 这些事情让亲历者们记忆犹新。
有一年夏天，在某国大使馆举行一个宴会，周恩来也参加了。宴会中烹制了一道“油焖大虾”的菜。那时天很热，外面的苍蝇也挺多，一开门，苍蝇就飞了进来。受客观条件所限，那个年代大家驱除苍蝇、蚊子等害虫还没有什么更为科学先进的办法。
这时服务员小刘注意到，有一只苍蝇嗡嗡地飞上了主餐桌。小刘心里很着急，可是又不敢打，也不好轰赶，生怕影响了主桌上中外嘉宾们的情绪。正在他一筹莫展时，细心、敏锐的周恩来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周恩来走过去悄声对小刘说，“你把吃完的虾皮放在主桌后面的小台子上，这样就能把苍蝇吸引过去了。”
小刘随即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去做了。果然，苍蝇被引到了小台子上，小刘遂把苍蝇“击毙”。
这一来，既没有影响宴会的举行，也没有惊动中外客人。小刘对周总理的细心和机敏更加钦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