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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日至4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五四’文学经验与现代文论的中国建构”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近200位专家学者与会。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金永兵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代表主办方向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并指出“五四”文学经验与中国文论的现代发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教授代表学会对主办方的工作表示感谢，同时认为“五四”传统与当下的文学境况都为现代文论的中国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之后的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五个议题展开。
一 “五四”与现代文论的发生
“五四”文学经验与现代文论之间的关系是本次年会的主题，也是参与讨论人数最多的议题。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考察了“五四”新文学以来青年形象解读的两种话语体系：青年话语和阶级话语。青年话语的前提是青年与老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强调青年的活力与创新，阶级话语强调的是各个阶级共同体在经济和权力结构之中的不同位置。
“五四”的文学经验与思想经验得到了参会学者的深入分析。王一川（北京大学）认为郁达夫小说所创造的如画中的自我沉沦形象不仅具有开风气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现代文学变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同时，他从个体自卑感的国族化、尽情宣泄后的解放与自由感、自我沉沦的如画氛围等多个视角呈现了《沉沦》的美学意义。褚金勇（郑州大学）通过对“五四”时期形成的一种“抑文扬质”的理论谱系的梳理分析，指出启蒙先驱这种选择是期望“以质救文”，挽救中国文学的颓废之境，同时也蕴含着训练国人思维，改造国民性格之意。吴秀明（浙江大学）从《狂人日记》出发，讨论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内证、外证与互证。王建疆（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崇无”和“尚有”之争直接拷问着“五四”传统是否延续、“五四”目标是否实现、“五四”精神是否尚存的问题，而“待有”却审视着中国文论和美学如何发展的重大课题。他主张以“别现代”（Bie-modern）理论区别真伪现代性，超越崇无尚有之争，探索“待有”，展开对话。江守义（安徽师范大学）从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与语言表达三方面总结了“五四”新文学反正统的精英意识。
参会学者对学术史的重视多有体现。戴登云（西南民族大学）通过对西潮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反思，提出有必要追问“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基本问题，以此重新彰显学术史变迁的表层和深层问题的复杂关联。金雅（浙江理工大学）强调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华美学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积极传承了民族美学的人文情怀、辩证思维、诗性品格、艺教传统等精神因子，也着力拓展了民族美学的人生视野、理性精神、崇高意趣、实践向度等精神要素。谷鹏飞（西北大学）认为中国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分离表现为从观念话语到知识谱系、再到学科体系的全面分离过程，这一分离过程在使中国文艺学快速完成现代转型与学科独立的同时，也丧失了传统文艺学作为一元化的知识形态时所自然蕴含的巨大现实生命根基与对文艺审美现象的强大诊断力，后者正是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在当代发展中亟须重新找回的东西。
参会学者还聚焦多位理论家，在历史化之中进行再解读。刘利平（兰州大学）认为王国维和鲁迅代表了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两重维度，前者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开启者，后者则成为启蒙现代性中最富有批判性的理论阐述者。吴可（北京大学）指出胡适诗学主张中文学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内在联系，并比较了胡适对艾米·洛威尔的创造性误读与后者自身的文学诉求。付肖宛（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朱自清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的基本立场来建构中国文艺理论，某种程度上指出了中国文论现代转化的方向。此外，刘旭光（上海大学）、谭菲（北京大学）、李云雷（《文艺报》编辑部）、陈庆（中国人民大学）、李勇（苏州大学）、李松（武汉大学）等均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二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
如何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始终是历届年会的重要议题。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重点讨论了重建中国文论传统的几种尝试，包括在总结中国固有之文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理论，在中国传统文论基础上借用西方的某些理论观点重新概括、命名中国固有的文学经验，以西方的诗学原理为标準建立中国现代的文学理论。
参会学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古代文学与文论进行了解释。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听觉情有独钟，听觉传统作用下中国古代叙事的表述特征可以概括为“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而“简”“无”“晦”“散”对应的恰好就是听觉传播的模糊、断续等非线性特征。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分析了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史观，并指出其对唐代诗歌不同阶段的划分，对以盛唐为法的标杆的树立，以及扬唐抑宋的态度等，都对明清时期的诗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多位参会学者以整体视野对古代文论进行深入分析。李健（深圳大学）认为“托物寓情”作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一种类型，它的运作模式是先有情，然后再寻找与这种情相适应的物来寄托；物包括自然物色和社会现实生活，前者除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促成之外，还有中国独特的文化、风俗等因素，后者则不仅因为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思想情感，还因为作家、艺术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理会到社会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的某些关联。李飞（山东大学）认为古代文体范畴的核心是文学作品作为有机整体的最基本的统一性，而从如何获得这种统一性出发，则派生出体裁与体貌两个系统。樊宝英（浙江外国语学院）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话语形态，即以“一分为三”为思维模式，以“道—象—器”为逻辑框架，以语言结构为中介，阐发文本意蕴，确定文学美以及为什么美的真正所在。任树民（北华大学）认为中国文学除了在情志的聚焦范围下被选择、被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物之妙”的“体物”传统；从体物的视角来梳理中国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将有助于厘清中国文学到底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参会学者还将目光聚焦于具体的理论家或理论作品之上。李瑞卿（北京语言大学）以《国故论衡》为研究个案，指出章太炎反对以文笔对立、骈散对立、文辞对立、论说与文辞对立来界定文学，同时，他也不流连于中西贯通、情理融合的思路来讨论文学；章太炎从训诂、雅俗、體裁、性情等方面思考文学的合理性。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认为《文心雕龙》研究面临着转换视角、更新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既要跳出“文学”的框框进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又要跳出“理论体系”的框框兼顾其富于诗性智慧的民族特色，文化人类学是一条理想的理论取径。付红妹（沧州师范学院）认为张之洞在将“宋意”纳入自己的诗学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直面所处时代，以自我为主体，在吸收中做了选择，在传承中进行了创造，呈现出了具体而独特的审美风貌。此外，徐军义（渭南师范学院）、刘锋杰（苏州大学）、陈虹（铜陵学院）等都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三 西方文论的新发展与再解读
西方理论家是中国学者的重要对话对象，参会学者不仅在理论文本的再解读中呈现了思想的敏锐，还在对西方文论新发展的关注中表现了积极的对话热忱。
参会学者首先体现了对西方文论史的总结意识。汪正龙（南京大学）认为语言转向从两个层面推进了文学研究：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文本自身，产生了独立的文学科学、文学研究；二是把文学研究的范式推及到人文科学，完成了对文学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借助语言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文学研究对人文科学的嫁接与渗透。陶永生（山东大学）总结了“后理论”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批评思潮的形态与嬗变，并在此思路中分析了福柯“谱系学”历史观、威廉斯“文化唯物”论和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论。
参会学者密切关注学术前沿，把握西方文论的新发展。阎嘉（四川大学）讨论了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空间理论”，指出哈维提出的“空间修复”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锋芒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后的资本逻辑，对当代空间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蒋洪生（北京大学）分析了批评理论的“情动转向”，通过比较affect、feeling、emotion三词，对“情动”一词的翻译进行了辨析，并着重介绍了哈特的“情动”理论，打开了“情动”问题的现实向度。刘芊玥（华东师范大学）同时指出，“情动”概念成为研究情感之政治性的有效理论工具，并且揭示出情感的根系蔓延于当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理论对“情动”概念的挪用，表达出将情感的本体论承诺加以理论化的强烈诉求。赵奎英（南京大学）从生态诗学、美学研究的“诗意栖居”目标、“语言时代”语境，以及人作为“语言存在物”的内在规定性三个方面，探讨了生态诗学、美学研究何以提出问题。
参会学者对诸多理论家进行了深入解读。李洋（北京大学）分析了利奥塔建立在“力比多经济学”理论之上的电影哲学，不仅讨论了两种反抗力比多装置的电影形式，即实验电影和地下电影中的极度的静止与极致的运动，还详细讨论了利奥塔的理论逻辑。李震（浙江师范大学）讨论了布朗肖的非反式思维及其文学问题，并将其文论思维中的游戏规则概括为：学科界限不再存在，结论也不再重要，不会给出“是什么”的抽象定论，而是乐此不疲地呈现“什么是可能的”的思想全貌。
参会学者对学界缺少关注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丽丽（北京大学）细致分析了福柯评论巴塔耶的长文《僭越序言》，指出福柯的洞见在于，在现代的性（sexuality）与上帝之死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之间，看出了两者在时间和结构上的同时和同构，从而将对巴塔耶的文学评论转化为对西方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的诊断。王曦（南京大学）通过分析朗西埃对其《年代错位的概念与历史学家的真理》的辩护与再讨论的文章，认为朗西埃的反历史主义路径不仅回应了他表面上的理论对手——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其潜藏的理路或其更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朗西埃所“背叛”的老师阿尔都塞，至少在“反历史主义”的问题上，朗西埃没有切断同自己的旧日导师的思想联系。
参会学者在理论历史化的过程中突显了强烈的思想史意识。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聚焦于萨义德与伊格尔顿之争，认为围绕“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萨义德的批评与伊格尔顿的回应和反批评，构成了审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现实性问题思考的有趣视角。王嘉军（华东师范大学）分析了“五月风暴”的文化政治遗产以及“伦理转向”，通过对列维纳斯、朗西埃、巴迪欧等人的讨论，指出五月风暴的遗产是复数的，也是歧异的，作为事件的五月风暴最为殊异的特征正是让这些差异的观念和可能性以一种非同一性的形式共在和延续。此外，常如瑜（江苏理工学院）、路程（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娱玉（华东师范大学）、毛娟（四川师范大学）、王有亮（重庆师范大学）等均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四 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展望
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展望，不仅具有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具有继往开来的关键意义。对改革开放40年文论研究的总结是参会学者的一大关注点。谭好哲（山东大学）反思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建设的成就与问题，同时认为以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中华美学精神、文艺规律的传承和发扬为精神资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为指导，真正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继承性、时代原创性又具有专业系统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应有的抱负与追求。王确（东北师范大学）反思了从遥望“五四”“人的文学”思想的新时期文学主体论，到文学的主体间性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演变过程，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建设的经验与成就。
参会学者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艺史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化分析。金永兵（北京大学）以“新浪漫主义转向”重新解读1980年代的文艺场域，通过对“浪漫”与“启蒙”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当代文艺场域的历史化反思，在启蒙主义视角之外提出了一个理解与解释1980年代的“新现代性”的思路。李仕桦（西华师范大学）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症候，认为兴盛于1990年代后的泛文化研究试图消解一元中心时代的政治性、阶级性，从而拓展了文学理论的学科空间，也带来文学理论丧失精英立场，生活与艺术界限的模糊，文学特有的审美与人文诉求的失范等等问题。 参会学者还追溯到更早的当代文学与文论阶段进行深入研究。赵勇（北京师范大学）借助于本雅明的理论视角对赵树理其人其作重新进行解读，并认为赵树理及其创作进入到审美前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艺术与政治等矛盾冲突之中，这也是本雅明并未解决的理论难题；即便如此，赵树理其人其作在今天依然存有某种“光晕”，这正是他在“讲故事”的维度上留给我们的价值。寇鹏程（西南大学）比较了周扬与胡风对“五四”的认识，并提出胡风对“五四”的阐释超出了毛泽东解释“五四”的范围，强调“知识分子”对“五四”的发动、“市民盟主”地位以及“革命人道主义”等。
建构中国文论当代性的问题也得到参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张清民（河南大学）对比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以毛泽东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理论领域里的政治话语符号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政治领导的内在逻辑。两个《讲话》在人民本位下的文化自立叙事立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在话语策略上对外来强势文化所作的意识形态阻击和理论思想抵抗。这对于保存中国文艺传统、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无疑具有催化和粘合作用。董希文（鲁东大学）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精品创作思想，并认为习近平文艺精品创作相关论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推进和发展，对于繁荣当前文艺创作和批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聚焦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的基本内涵和问题性，认为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经验”不是理论层面上的高空作业和批评话语的实用操练，而是通过有效的批评实践增强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情境与理论共生张力的分析，在把握当下文学经验与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凸显理论精神和批评品格。
参会学者还具体到文学创作层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孙书文（山东师范大学）聚焦于当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艺创作者需要发扬现实主义精神，敢于用朴实的方式反映生活、介入现实，对生活进行典型化创造，创作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王春雨（东北师范大学）认为回归文艺创作者身份的原义，以强大的中国现代美学“在世性”传统为根脉，从职业生活和职业伦理的视角将之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来，有利于使当下文艺创作的人民性与审美策略之间达到有机共生。此外，陈长利（中国矿业大学）、高楠（辽宁大学）、黄金城（华东师范大学）、胡坤玉（西华师范大学）、刘汉波（赣南师范大学）、练暑生（闽江学院）等均进行了发言。
五 技术、网络与文艺现象新探
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发展，数字艺术、网络小说等新的文艺现象逐渐兴盛，参会学者在此方面展现了敏于时代的学术视野。
参会学者深入考察了数字技术在当代文艺场域的影响与意义。欧阳友权（中南大学）认为人工智能“拟主体”的技术权力之于艺术创作有三个无以抵达的边界，即创作动机的情感限度，艺术表达的想象力限度和作品效果的价值限度；这就需要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可能性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与科学的把握，在探寻智能技术对文艺创作的适恰性的同时，引导其回归文艺本性，以确证其历史的合法性。参会学者将媒介的问题纳入中国文艺研究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察。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认为，近百年的后20年里，中国本土终于生长出了一个可以赶超西方的文艺形态——新媒介文艺，亦即终于为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提供了超越西方的对象条件；今天，如何挖掘和利用好中国新媒介文艺现实发展这座富矿，是中国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参会学者从多方面深入考察了新媒介与数字技术对文艺场域的影响。王若存（杭州师范大学）认为在中国新媒介文艺发展30年和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双重语境下，具体建构媒介文艺史的理论自觉、“怎么写”的方法探索和“写什么”的类型研究的种种问题意识，共同组成了中国新媒介文艺史的一个可能性的理论起点。任艳（辽宁大学）认为电影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电影现实主义受到了新的挑战，现实主义研究需要面向创作实践进行理论的突围，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扼杀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推动了理论研究的突破。朱兆斌（北京大学）对比分析了库比特与斯蒂格勒关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艺术的观点，并在反思技术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重估了数字艺术的政治潜力。
此外，参会学者还从其他角度研究了文艺现象，并进行深入解释。王文松（中原工学院）认为网络小说的新审美特性在于网络媒介介入小说而产生的总体性感性效果，表现为以“信息感”建构为核心的媒介化感性内涵，对此研究，有助于网络小说规范的评价体系建立，也有助于网络小说的全产业链开发的规律探寻。颜翔林（浙江台州学院）则对审美体验进行新解，认为审美体验的本质属性是以自我意向为中心对生活世界的合目的性的审美想象或审美直觉的精神活动，审美体验的主要对象关涉于自然、艺术与历史，并相应分类为自然之审美体验、艺术之审美体验、历史之审美体验这三种形式。此外，殷曼楟（南京大学）、王正中（湖州師范学院）、周才庶（南开大学）、杨兴玉（广西师范大学）、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等均进行了发言。
最后，王一川教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之际的新的总结和探讨，很有可能意味着通向第二个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一个崭新开端或新起点。这是通向来年中国文论的第一步，也同时是通向新的百年文论的初始一步。本届年会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了中外文艺理论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在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小波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金永兵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教授代表主办方向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并指出“五四”文学经验与中国文论的现代发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文论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教授代表学会对主办方的工作表示感谢，同时认为“五四”传统与当下的文学境况都为现代文论的中国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之后的会议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五个议题展开。
一 “五四”与现代文论的发生
“五四”文学经验与现代文论之间的关系是本次年会的主题，也是参与讨论人数最多的议题。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考察了“五四”新文学以来青年形象解读的两种话语体系：青年话语和阶级话语。青年话语的前提是青年与老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强调青年的活力与创新，阶级话语强调的是各个阶级共同体在经济和权力结构之中的不同位置。
“五四”的文学经验与思想经验得到了参会学者的深入分析。王一川（北京大学）认为郁达夫小说所创造的如画中的自我沉沦形象不仅具有开风气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现代文学变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同时，他从个体自卑感的国族化、尽情宣泄后的解放与自由感、自我沉沦的如画氛围等多个视角呈现了《沉沦》的美学意义。褚金勇（郑州大学）通过对“五四”时期形成的一种“抑文扬质”的理论谱系的梳理分析，指出启蒙先驱这种选择是期望“以质救文”，挽救中国文学的颓废之境，同时也蕴含着训练国人思维，改造国民性格之意。吴秀明（浙江大学）从《狂人日记》出发，讨论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内证、外证与互证。王建疆（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崇无”和“尚有”之争直接拷问着“五四”传统是否延续、“五四”目标是否实现、“五四”精神是否尚存的问题，而“待有”却审视着中国文论和美学如何发展的重大课题。他主张以“别现代”（Bie-modern）理论区别真伪现代性，超越崇无尚有之争，探索“待有”，展开对话。江守义（安徽师范大学）从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与语言表达三方面总结了“五四”新文学反正统的精英意识。
参会学者对学术史的重视多有体现。戴登云（西南民族大学）通过对西潮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反思，提出有必要追问“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基本问题，以此重新彰显学术史变迁的表层和深层问题的复杂关联。金雅（浙江理工大学）强调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华美学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积极传承了民族美学的人文情怀、辩证思维、诗性品格、艺教传统等精神因子，也着力拓展了民族美学的人生视野、理性精神、崇高意趣、实践向度等精神要素。谷鹏飞（西北大学）认为中国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分离表现为从观念话语到知识谱系、再到学科体系的全面分离过程，这一分离过程在使中国文艺学快速完成现代转型与学科独立的同时，也丧失了传统文艺学作为一元化的知识形态时所自然蕴含的巨大现实生命根基与对文艺审美现象的强大诊断力，后者正是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在当代发展中亟须重新找回的东西。
参会学者还聚焦多位理论家，在历史化之中进行再解读。刘利平（兰州大学）认为王国维和鲁迅代表了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两重维度，前者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开启者，后者则成为启蒙现代性中最富有批判性的理论阐述者。吴可（北京大学）指出胡适诗学主张中文学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内在联系，并比较了胡适对艾米·洛威尔的创造性误读与后者自身的文学诉求。付肖宛（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朱自清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的基本立场来建构中国文艺理论，某种程度上指出了中国文论现代转化的方向。此外，刘旭光（上海大学）、谭菲（北京大学）、李云雷（《文艺报》编辑部）、陈庆（中国人民大学）、李勇（苏州大学）、李松（武汉大学）等均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二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
如何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始终是历届年会的重要议题。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重点讨论了重建中国文论传统的几种尝试，包括在总结中国固有之文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理论，在中国传统文论基础上借用西方的某些理论观点重新概括、命名中国固有的文学经验，以西方的诗学原理为标準建立中国现代的文学理论。
参会学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古代文学与文论进行了解释。傅修延（江西师范大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听觉情有独钟，听觉传统作用下中国古代叙事的表述特征可以概括为“尚简”“贵无”“趋晦”和“从散”，而“简”“无”“晦”“散”对应的恰好就是听觉传播的模糊、断续等非线性特征。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分析了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史观，并指出其对唐代诗歌不同阶段的划分，对以盛唐为法的标杆的树立，以及扬唐抑宋的态度等，都对明清时期的诗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多位参会学者以整体视野对古代文论进行深入分析。李健（深圳大学）认为“托物寓情”作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的一种类型，它的运作模式是先有情，然后再寻找与这种情相适应的物来寄托；物包括自然物色和社会现实生活，前者除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促成之外，还有中国独特的文化、风俗等因素，后者则不仅因为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就蕴含着思想情感，还因为作家、艺术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理会到社会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的某些关联。李飞（山东大学）认为古代文体范畴的核心是文学作品作为有机整体的最基本的统一性，而从如何获得这种统一性出发，则派生出体裁与体貌两个系统。樊宝英（浙江外国语学院）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话语形态，即以“一分为三”为思维模式，以“道—象—器”为逻辑框架，以语言结构为中介，阐发文本意蕴，确定文学美以及为什么美的真正所在。任树民（北华大学）认为中国文学除了在情志的聚焦范围下被选择、被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物之妙”的“体物”传统；从体物的视角来梳理中国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将有助于厘清中国文学到底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参会学者还将目光聚焦于具体的理论家或理论作品之上。李瑞卿（北京语言大学）以《国故论衡》为研究个案，指出章太炎反对以文笔对立、骈散对立、文辞对立、论说与文辞对立来界定文学，同时，他也不流连于中西贯通、情理融合的思路来讨论文学；章太炎从训诂、雅俗、體裁、性情等方面思考文学的合理性。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认为《文心雕龙》研究面临着转换视角、更新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既要跳出“文学”的框框进入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又要跳出“理论体系”的框框兼顾其富于诗性智慧的民族特色，文化人类学是一条理想的理论取径。付红妹（沧州师范学院）认为张之洞在将“宋意”纳入自己的诗学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直面所处时代，以自我为主体，在吸收中做了选择，在传承中进行了创造，呈现出了具体而独特的审美风貌。此外，徐军义（渭南师范学院）、刘锋杰（苏州大学）、陈虹（铜陵学院）等都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三 西方文论的新发展与再解读
西方理论家是中国学者的重要对话对象，参会学者不仅在理论文本的再解读中呈现了思想的敏锐，还在对西方文论新发展的关注中表现了积极的对话热忱。
参会学者首先体现了对西方文论史的总结意识。汪正龙（南京大学）认为语言转向从两个层面推进了文学研究：一是促使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文本自身，产生了独立的文学科学、文学研究；二是把文学研究的范式推及到人文科学，完成了对文学的扩容，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整合，借助语言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文学研究对人文科学的嫁接与渗透。陶永生（山东大学）总结了“后理论”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批评思潮的形态与嬗变，并在此思路中分析了福柯“谱系学”历史观、威廉斯“文化唯物”论和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论。
参会学者密切关注学术前沿，把握西方文论的新发展。阎嘉（四川大学）讨论了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空间理论”，指出哈维提出的“空间修复”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锋芒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后的资本逻辑，对当代空间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蒋洪生（北京大学）分析了批评理论的“情动转向”，通过比较affect、feeling、emotion三词，对“情动”一词的翻译进行了辨析，并着重介绍了哈特的“情动”理论，打开了“情动”问题的现实向度。刘芊玥（华东师范大学）同时指出，“情动”概念成为研究情感之政治性的有效理论工具，并且揭示出情感的根系蔓延于当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理论对“情动”概念的挪用，表达出将情感的本体论承诺加以理论化的强烈诉求。赵奎英（南京大学）从生态诗学、美学研究的“诗意栖居”目标、“语言时代”语境，以及人作为“语言存在物”的内在规定性三个方面，探讨了生态诗学、美学研究何以提出问题。
参会学者对诸多理论家进行了深入解读。李洋（北京大学）分析了利奥塔建立在“力比多经济学”理论之上的电影哲学，不仅讨论了两种反抗力比多装置的电影形式，即实验电影和地下电影中的极度的静止与极致的运动，还详细讨论了利奥塔的理论逻辑。李震（浙江师范大学）讨论了布朗肖的非反式思维及其文学问题，并将其文论思维中的游戏规则概括为：学科界限不再存在，结论也不再重要，不会给出“是什么”的抽象定论，而是乐此不疲地呈现“什么是可能的”的思想全貌。
参会学者对学界缺少关注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丽丽（北京大学）细致分析了福柯评论巴塔耶的长文《僭越序言》，指出福柯的洞见在于，在现代的性（sexuality）与上帝之死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之间，看出了两者在时间和结构上的同时和同构，从而将对巴塔耶的文学评论转化为对西方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的诊断。王曦（南京大学）通过分析朗西埃对其《年代错位的概念与历史学家的真理》的辩护与再讨论的文章，认为朗西埃的反历史主义路径不仅回应了他表面上的理论对手——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其潜藏的理路或其更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朗西埃所“背叛”的老师阿尔都塞，至少在“反历史主义”的问题上，朗西埃没有切断同自己的旧日导师的思想联系。
参会学者在理论历史化的过程中突显了强烈的思想史意识。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聚焦于萨义德与伊格尔顿之争，认为围绕“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萨义德的批评与伊格尔顿的回应和反批评，构成了审视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现实性问题思考的有趣视角。王嘉军（华东师范大学）分析了“五月风暴”的文化政治遗产以及“伦理转向”，通过对列维纳斯、朗西埃、巴迪欧等人的讨论，指出五月风暴的遗产是复数的，也是歧异的，作为事件的五月风暴最为殊异的特征正是让这些差异的观念和可能性以一种非同一性的形式共在和延续。此外，常如瑜（江苏理工学院）、路程（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娱玉（华东师范大学）、毛娟（四川师范大学）、王有亮（重庆师范大学）等均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四 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展望
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思与展望，不仅具有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具有继往开来的关键意义。对改革开放40年文论研究的总结是参会学者的一大关注点。谭好哲（山东大学）反思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建设的成就与问题，同时认为以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中华美学精神、文艺规律的传承和发扬为精神资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为指导，真正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继承性、时代原创性又具有专业系统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应有的抱负与追求。王确（东北师范大学）反思了从遥望“五四”“人的文学”思想的新时期文学主体论，到文学的主体间性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演变过程，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建设的经验与成就。
参会学者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艺史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化分析。金永兵（北京大学）以“新浪漫主义转向”重新解读1980年代的文艺场域，通过对“浪漫”与“启蒙”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当代文艺场域的历史化反思，在启蒙主义视角之外提出了一个理解与解释1980年代的“新现代性”的思路。李仕桦（西华师范大学）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症候，认为兴盛于1990年代后的泛文化研究试图消解一元中心时代的政治性、阶级性，从而拓展了文学理论的学科空间，也带来文学理论丧失精英立场，生活与艺术界限的模糊，文学特有的审美与人文诉求的失范等等问题。 参会学者还追溯到更早的当代文学与文论阶段进行深入研究。赵勇（北京师范大学）借助于本雅明的理论视角对赵树理其人其作重新进行解读，并认为赵树理及其创作进入到审美前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艺术与政治等矛盾冲突之中，这也是本雅明并未解决的理论难题；即便如此，赵树理其人其作在今天依然存有某种“光晕”，这正是他在“讲故事”的维度上留给我们的价值。寇鹏程（西南大学）比较了周扬与胡风对“五四”的认识，并提出胡风对“五四”的阐释超出了毛泽东解释“五四”的范围，强调“知识分子”对“五四”的发动、“市民盟主”地位以及“革命人道主义”等。
建构中国文论当代性的问题也得到参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张清民（河南大学）对比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以毛泽东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理论领域里的政治话语符号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政治领导的内在逻辑。两个《讲话》在人民本位下的文化自立叙事立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在话语策略上对外来强势文化所作的意识形态阻击和理论思想抵抗。这对于保存中国文艺传统、巩固中华文化共同体无疑具有催化和粘合作用。董希文（鲁东大学）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精品创作思想，并认为习近平文艺精品创作相关论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推进和发展，对于繁荣当前文艺创作和批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聚焦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的基本内涵和问题性，认为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经验”不是理论层面上的高空作业和批评话语的实用操练，而是通过有效的批评实践增强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情境与理论共生张力的分析，在把握当下文学经验与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凸显理论精神和批评品格。
参会学者还具体到文学创作层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孙书文（山东师范大学）聚焦于当代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艺创作者需要发扬现实主义精神，敢于用朴实的方式反映生活、介入现实，对生活进行典型化创造，创作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王春雨（东北师范大学）认为回归文艺创作者身份的原义，以强大的中国现代美学“在世性”传统为根脉，从职业生活和职业伦理的视角将之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来，有利于使当下文艺创作的人民性与审美策略之间达到有机共生。此外，陈长利（中国矿业大学）、高楠（辽宁大学）、黄金城（华东师范大学）、胡坤玉（西华师范大学）、刘汉波（赣南师范大学）、练暑生（闽江学院）等均进行了发言。
五 技术、网络与文艺现象新探
随着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发展，数字艺术、网络小说等新的文艺现象逐渐兴盛，参会学者在此方面展现了敏于时代的学术视野。
参会学者深入考察了数字技术在当代文艺场域的影响与意义。欧阳友权（中南大学）认为人工智能“拟主体”的技术权力之于艺术创作有三个无以抵达的边界，即创作动机的情感限度，艺术表达的想象力限度和作品效果的价值限度；这就需要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可能性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与科学的把握，在探寻智能技术对文艺创作的适恰性的同时，引导其回归文艺本性，以确证其历史的合法性。参会学者将媒介的问题纳入中国文艺研究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察。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认为，近百年的后20年里，中国本土终于生长出了一个可以赶超西方的文艺形态——新媒介文艺，亦即终于为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提供了超越西方的对象条件；今天，如何挖掘和利用好中国新媒介文艺现实发展这座富矿，是中国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参会学者从多方面深入考察了新媒介与数字技术对文艺场域的影响。王若存（杭州师范大学）认为在中国新媒介文艺发展30年和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双重语境下，具体建构媒介文艺史的理论自觉、“怎么写”的方法探索和“写什么”的类型研究的种种问题意识，共同组成了中国新媒介文艺史的一个可能性的理论起点。任艳（辽宁大学）认为电影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电影现实主义受到了新的挑战，现实主义研究需要面向创作实践进行理论的突围，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扼杀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推动了理论研究的突破。朱兆斌（北京大学）对比分析了库比特与斯蒂格勒关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艺术的观点，并在反思技术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重估了数字艺术的政治潜力。
此外，参会学者还从其他角度研究了文艺现象，并进行深入解释。王文松（中原工学院）认为网络小说的新审美特性在于网络媒介介入小说而产生的总体性感性效果，表现为以“信息感”建构为核心的媒介化感性内涵，对此研究，有助于网络小说规范的评价体系建立，也有助于网络小说的全产业链开发的规律探寻。颜翔林（浙江台州学院）则对审美体验进行新解，认为审美体验的本质属性是以自我意向为中心对生活世界的合目的性的审美想象或审美直觉的精神活动，审美体验的主要对象关涉于自然、艺术与历史，并相应分类为自然之审美体验、艺术之审美体验、历史之审美体验这三种形式。此外，殷曼楟（南京大学）、王正中（湖州師范学院）、周才庶（南开大学）、杨兴玉（广西师范大学）、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等均进行了发言。
最后，王一川教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之际的新的总结和探讨，很有可能意味着通向第二个百年中国现代文论的一个崭新开端或新起点。这是通向来年中国文论的第一步，也同时是通向新的百年文论的初始一步。本届年会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了中外文艺理论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在观点的交流与碰撞之中，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