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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至1920年的《鲁迅日记》中曾经50多次提到过季自求（季天复）这个人，南通图书馆珍藏的《季自求日记》中也有50多次提到鲁迅，鲁迅拜访他10多次，互访40多次，可见他们两人的关系曾经颇为密切。那么季自求是谁？其一生有何主要经历？他和鲁迅是怎样认识的？两人之间有过什么交往？后来为何逐渐疏远？
季自求其人生平大略
季自求（1887—1944），名天复，字自求，号靖公，晚年自称俟翁，江苏南通人，父亲是通州（南通）府户房吏员，颇有名望。
他少年聪明好学、文采斐然，曾入通州州学学习，因为反对州学的一些不合理的措施加上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于1901年转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与周作人是同学（周于1901年至1906年在该校学习），1903年至1906年入江南将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入四川成都某中学任理科教员。他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师从老乡冯德吾学习唐陆贽编的《陆宣公奏议》，为以后从事文秘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公文功底。
1911年10月，回乡完婚的他参加了南通的辛亥革命，先后任南通自治局秘书科科长、调查部部长、军械部部长。1912年1月，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参谋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第三局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南北和谈后，他北上京城，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北京政府总统府供职，任侍从副官、侍卫长、参谋部（总长陈宧）科长，住在离绍兴会馆不远的南通会馆内。
1915年3月至6月和1916年3月至9月，他两次随陈宧入川，任四川将军府军务处一等参谋，曾参与了陈宧的“倒袁”活动，《四川独立通电》即其手笔。回北京后，续任陆军部秘书，1921年9月19日被北京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22年他在湖北萧耀南督军府任参谋处处长，翌年10月2日被北京政府授予中将军衔。1924年为江西督军蔡成勋的高级顾问。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他退出军界，在上海寓所闲居。
192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国民党盐务两浙缉私统领等职，不久辞职在上海经营一爿古玩店，后认识国民党金融界大佬钱新之，1934年由钱介绍到邮政储金汇业局任秘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季随局撤往香港，1939年去菲律宾任交通银行驻菲律宾办事处秘书。1944年因病归国，9月病逝于上海。
季自求与鲁迅的相识
季自求和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相识，是通过同学周作人介绍的。周作人，字起孟，鲁迅二弟，是季自求在江南水师学堂时的同窗好友。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经多次提到过他。如，1905年1月11日的日记中记道：“卢润州回镇江，同丁东生、季自求送至江干。”4月12日的日记又记道：“予与浩如、润州、采青、雳青、东生、自求、椒如共八人合摄一影。”可见两人在南京求学时感情不错。1906年9月，周作人去日本留学，季自求到四川成都教书谋生，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1911年周作人归国后，两人书信往来更为密切。1912年7月27日，季自求在日记中记道：“顷接起孟书，邀为西泠之游，将邀同往也。”8月15日，他“至起孟道相思之苦”。而第二天午后，他却“得起孟十三日书，与余去函同一思念之意”。可见两人友谊比较深厚。
1912年5月，鲁迅孤身一人从南京来到北京，在蔡元培任部长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任科长。不久，政局就发生变化，蔡元培因痛恨袁世凯称帝野心，断然辞职离京，挚友范爱农又不幸溺水身亡，鲁迅心寒如冰。刚过而立之年的鲁迅，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他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走了之，他还负有资助兄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供养老母鲁氏与妻子朱安的重任，为了300块大洋月俸，只好忍耐。他既不爱母亲的“礼物”，对朱安又不能写休书，只能无奈地逃避。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让他感到窒息。万般寂寞之中，鲁迅只能靠抄录、研究佛学典籍或古碑拓片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周作人同情兄长的处境，并希望扩大其北京官场人脉，于是想到了住在离绍兴会馆不远的南通会馆的季自求，通过书信介绍他们两人认识了。1912年9月29日，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得起孟书，云豫才处于家书中介绍，豫才君，起孟公兄也。”鲁迅也在同日的日记中记道：“季天复来，季字自求，起孟同学也。”就这样，在周作人的热情介绍下，季自求和鲁迅认识了。
季自求和鲁迅的交往
季自求和鲁迅的初识是一见如故的。1912年10月4日，季鲁两人第一次见面了。当天，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访周豫才君于山会邑馆，遇之。其人静穆，与起孟如一人。斗室中一榻一案一椅。书架上列古书数种，有足自乐者。”他对鲁迅的第一印象是良好的，比如其好静的性格，对国学的热爱，以及身居斗室自得其乐的心态，无不令他一见如故，因此他很快把鲁迅当做其弟周作人一样的朋友了。而鲁迅对他也颇有好感。10月6日，他即回访季自求，而且和他一起“逛骡马市小骨董店”。鲁迅对季的回访既是礼貌，也是对他这个朋友的认同，从此他们相交日益频繁。
两人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日，在一起相互交谈、饭馆小酌、同游小市、探讨国学、互赠书籍等礼物、鉴赏文物。他们彼此日记中经常出现：“清谈永昼”，“谈至薄暮方归”，甚至在一方家里谈兴未尽，又到另一方家里继续叙谈。两人还经常在饭馆小酌，两人日记中经常出现“晚同饭于广和居”，“晚至广和居餐”，“晚广和居饭”，“晚卢润州来，季自求旋至，同往广和居饭”，“晚封德三招饭于香厂澄园，与二弟同往，坐中有季自求。”季自求在日记中记载：“留周、顾午餐。”彼此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两人同游小市、逛地摊、散步的情形。季自求于1914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与豫才谈，不觉过午，因同游小市。”鲁迅在1914年8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前季自求来，下午同至宣武门外大街闲步。”鲁迅有一次到南通会馆看望季自求，得知季喜爱集邮，鲁迅就专门带去10多枚日本邮票送给他。季自求也曾将家乡的麻糕馈赠给鲁迅，鲁迅品尝后，定然认为名不虚传，故在1914年11月15日鲁迅日记中有“南通馆坐少顷，持麻糕一包而归”。
鲁迅和季自求两人的交往过程中，探讨国学、互赠书籍、鉴赏文物古玩占重要内容，因为两人在这方面志趣相投。从他们的日记中可知，两人相识不久，鲁迅即把他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2册相赠，而季自求则以《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铭》1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暨碑额侧共4枚回赠。此后他们的交往大部分是以国学、文物、古玩为中心，这方面的记录大量散见于双方的日记中。季自求在1913年2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后二时许访豫才，豫才君以近得山水册页见示，林琴南一幅乃不免大纯小疵，戴克让（忘其字）、包蝶仙两幅则苍茂秀逸，各尽其妙。”1914年3月22日又载：“午后往访豫才君一谈。豫才谓余所藏旧画十二帧，疑系织贡图，清初物也，今西人颇以重价购之云。”鲁迅在1914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也记载道：“下午往琉璃厂，途遇季自求方来，因同往，至宝华堂买《说文校议》一部五册、《说文段注订补》一部八册。”1915年1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午后季自求来，以《南通方言疏证》、《墨经正文解义》相赠，赠以《百喻经》一本。”2月21日，鲁迅“午后至季自求寓还《墨经正义》及《南通方言疏证》，又同至厂甸，以铜元20枚买‘壮泉四十”一枚，系伪选品。又买《纫斋画剩》一部四本。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袖珍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3月1日夜，季自求来到鲁迅寓所“赠鼯鼠蒲桃镜一枚，叶上有小圈，内楷书一‘马’字，言得之地摊，九时去，赠以《小学答问》一册。”7月25日，鲁迅访季自求，得到《鹤山文抄》1部。7月31日晚，季自求来到鲁迅寓所藤花馆，鲁迅送他《会稽郡故事杂集》1册。两人就这样，情系国学、文物、古玩、字画，兴致勃勃，乐此不疲，互相切磋砥砺。
季自求之所以深深地被鲁迅吸引，主要是因为：第一，鲁迅国学学养深厚，知识渊博，见解深刻，文物鉴赏能力高。例如1914年1月25日这天日记，鲁迅只有寥寥几句，而季所记却保留下一段文物鉴别的谈话：“午前十时许往访周豫才，过一地摊，见画一轴，写释迦像甚奇，异于常画……其制古拙……疑是明人手笔……乃见豫才，因具道之。豫才言此当是喇嘛庙中物，断非明代之物，盖明以前佛像无作青面狰狞状者。余深叹服，遂不作购置之想。”第二，鲁迅好学不倦，兴趣广泛。他发现鲁迅藏书很多，而且都是善本。对鲁迅的勤奋好学，也甚为敬佩。他说：“豫才终日伏案，探讨经史，其造诣未可限量，自顾感愧之至。”第三，鲁迅待朋友诚恳。季自求有一次谈起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名著《文史通义》，他表示早就仰慕章氏的学识，叹为绝诣，只是无缘拜读此书。鲁迅听说后，便答应相助。其后他委托在绍兴的二弟周作人代为觅购，等书一寄到，他又马上登门相送。季自求对鲁迅这种重承诺的朋友情分甚为感动，特地在1914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鲁迅在此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鲁迅对一般的俗人是比较冷漠的。对照一下看：鲁迅日记中或记某几人来访“未见”，某人馈食物“却之”，甚且有某人“送食物三事，令仆送还之”……更滑稽的：有个教育部办事员来，“对坐良久，甚苦！”那么他为何对季自求如此友好呢？主要是因为：第一，季自求国学学养颇深，非粗鄙伧俗之人。他出生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就天资聪颖，文采斐然，入州学求学。他擅长公牍笔札，书法精湛，现在书画市场上还有季自求的书法作品出售，他临摹孙过庭的“书谱”能得其神。闲居时，每晨练字，积稿盈尺。第二，他和鲁迅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和鲁迅一样喜欢鉴赏、收藏古玩、文物，他“蓄佳石甚夥”。现在保存于南通市博物苑的明朝精雕太白酒田黄人物山子，即其所收藏。他和鲁迅一样喜欢舞文弄墨，记日记。其珍藏于南通图书馆的手稿有《俟庐谭往》、《白下纪闻》、《什着存稿》、《入蜀日记》等日记19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9册，从1911年3月18日起连续至1919年6月；第二部分10册，从1929年1月30日起连续记至1939年2月18日。第三，他们年龄相当，没有代沟。鲁迅是1881年生，季自求是1887年生。第四，两人家世和经历相同。都是书香门第出生，都既接受过旧学熏陶又经历了新学的洗礼。人与人的交往是互动的，彼此间互相影响、补充，互为阐发，受惠也是相互的。
鲁迅和季自求的交往也受益良多。其一，他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慰藉。正如前文所述，他在北京的14年的初期是最为凄凉、无聊的。季自求进入他的生活，两人均爱好国学、文物、古玩，在一起谈古论今，交流信息，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其二，通过季自求的介绍。鲁迅还认识了诸如画家刘立青这样的青年朋友，和这些新朋友的交往，令鲁迅孤寒抑郁的心情稍减。其三，鲁迅当时正在进行辑录和校勘古籍的工作，季自求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如鲁迅曾校阅过清朝邓云昭的《墨经正义解义》并写下了《<墨经正文>重阅后记》一文，而《墨经正义解义》这本书，便是季自求借给他的。
季自求与鲁迅的疏远
从1916年开始，季自求和鲁迅的交往就逐渐变少了。1916年，两人日记中只有3次提到彼此；1917年，只有5次提到彼此；1918年，鲁迅在日记中只有1次提到季自求来访。
1920年1月13日，季自求夫人不幸去世，鲁迅和周作人一起送赙礼5元。1927年至1936年，两人同移居于上海，季自求在南福里寓所开了一爿古玩店，但是双方日记上再不见彼此的名字。但1936年10月19日那天的季自求日记写道：“故人周豫才于新文学负大名，世所称鲁迅者也。廿年前在旧都过从极密，后遂疏阔。以患肺病，本日殁于施高塔路寓次，年才五十有六。可惜，可惜！”真可谓：人事之迁变，不亦异哉！
两人逐渐疏远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两人思想和人生道路产生了分歧，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1916年后，鲁迅从故纸堆中脱身，开始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杂志发表了《狂人日记》、《纪念刘和珍君》、《孔乙己》、《药》等文章，呐喊唤醒民众，对北洋军阀政府进行大肆讨伐，后被北洋政府打入黑名单，并在1926年被开除了教职，赶出了北京。而季自求早年是袁世凯的侍卫长，一直是依附于军阀谋生的高官，先后被北洋政府授予少将、中将军衔，北洋军阀是其衣食父母，他和其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虽然他为官清廉正直，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可也没有鲁迅那样的革命勇气和热情。其二，两人兴趣爱好发生错位。季自求的一生，在从政谋生之余，对国学、文物、古玩有浓厚的兴趣，从其晚年开古玩店并收藏了许多文物可以证明这一点；而鲁迅从1916开始，对这些东西不那么投入了，而是倾全力于文学和革命。两人自然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其三，1923年7月后，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作为与周作人关系更为亲密的他，自然不便和鲁迅来往太多。文
季自求其人生平大略
季自求（1887—1944），名天复，字自求，号靖公，晚年自称俟翁，江苏南通人，父亲是通州（南通）府户房吏员，颇有名望。
他少年聪明好学、文采斐然，曾入通州州学学习，因为反对州学的一些不合理的措施加上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于1901年转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与周作人是同学（周于1901年至1906年在该校学习），1903年至1906年入江南将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入四川成都某中学任理科教员。他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师从老乡冯德吾学习唐陆贽编的《陆宣公奏议》，为以后从事文秘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公文功底。
1911年10月，回乡完婚的他参加了南通的辛亥革命，先后任南通自治局秘书科科长、调查部部长、军械部部长。1912年1月，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参谋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第三局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南北和谈后，他北上京城，在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的北京政府总统府供职，任侍从副官、侍卫长、参谋部（总长陈宧）科长，住在离绍兴会馆不远的南通会馆内。
1915年3月至6月和1916年3月至9月，他两次随陈宧入川，任四川将军府军务处一等参谋，曾参与了陈宧的“倒袁”活动，《四川独立通电》即其手笔。回北京后，续任陆军部秘书，1921年9月19日被北京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22年他在湖北萧耀南督军府任参谋处处长，翌年10月2日被北京政府授予中将军衔。1924年为江西督军蔡成勋的高级顾问。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他退出军界，在上海寓所闲居。
192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出任国民党盐务两浙缉私统领等职，不久辞职在上海经营一爿古玩店，后认识国民党金融界大佬钱新之，1934年由钱介绍到邮政储金汇业局任秘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季随局撤往香港，1939年去菲律宾任交通银行驻菲律宾办事处秘书。1944年因病归国，9月病逝于上海。
季自求与鲁迅的相识
季自求和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相识，是通过同学周作人介绍的。周作人，字起孟，鲁迅二弟，是季自求在江南水师学堂时的同窗好友。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经多次提到过他。如，1905年1月11日的日记中记道：“卢润州回镇江，同丁东生、季自求送至江干。”4月12日的日记又记道：“予与浩如、润州、采青、雳青、东生、自求、椒如共八人合摄一影。”可见两人在南京求学时感情不错。1906年9月，周作人去日本留学，季自求到四川成都教书谋生，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1911年周作人归国后，两人书信往来更为密切。1912年7月27日，季自求在日记中记道：“顷接起孟书，邀为西泠之游，将邀同往也。”8月15日，他“至起孟道相思之苦”。而第二天午后，他却“得起孟十三日书，与余去函同一思念之意”。可见两人友谊比较深厚。
1912年5月，鲁迅孤身一人从南京来到北京，在蔡元培任部长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任科长。不久，政局就发生变化，蔡元培因痛恨袁世凯称帝野心，断然辞职离京，挚友范爱农又不幸溺水身亡，鲁迅心寒如冰。刚过而立之年的鲁迅，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他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走了之，他还负有资助兄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供养老母鲁氏与妻子朱安的重任，为了300块大洋月俸，只好忍耐。他既不爱母亲的“礼物”，对朱安又不能写休书，只能无奈地逃避。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让他感到窒息。万般寂寞之中，鲁迅只能靠抄录、研究佛学典籍或古碑拓片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周作人同情兄长的处境，并希望扩大其北京官场人脉，于是想到了住在离绍兴会馆不远的南通会馆的季自求，通过书信介绍他们两人认识了。1912年9月29日，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得起孟书，云豫才处于家书中介绍，豫才君，起孟公兄也。”鲁迅也在同日的日记中记道：“季天复来，季字自求，起孟同学也。”就这样，在周作人的热情介绍下，季自求和鲁迅认识了。
季自求和鲁迅的交往
季自求和鲁迅的初识是一见如故的。1912年10月4日，季鲁两人第一次见面了。当天，季自求在日记中写道：“访周豫才君于山会邑馆，遇之。其人静穆，与起孟如一人。斗室中一榻一案一椅。书架上列古书数种，有足自乐者。”他对鲁迅的第一印象是良好的，比如其好静的性格，对国学的热爱，以及身居斗室自得其乐的心态，无不令他一见如故，因此他很快把鲁迅当做其弟周作人一样的朋友了。而鲁迅对他也颇有好感。10月6日，他即回访季自求，而且和他一起“逛骡马市小骨董店”。鲁迅对季的回访既是礼貌，也是对他这个朋友的认同，从此他们相交日益频繁。
两人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日，在一起相互交谈、饭馆小酌、同游小市、探讨国学、互赠书籍等礼物、鉴赏文物。他们彼此日记中经常出现：“清谈永昼”，“谈至薄暮方归”，甚至在一方家里谈兴未尽，又到另一方家里继续叙谈。两人还经常在饭馆小酌，两人日记中经常出现“晚同饭于广和居”，“晚至广和居餐”，“晚广和居饭”，“晚卢润州来，季自求旋至，同往广和居饭”，“晚封德三招饭于香厂澄园，与二弟同往，坐中有季自求。”季自求在日记中记载：“留周、顾午餐。”彼此的日记中还记载了两人同游小市、逛地摊、散步的情形。季自求于1914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与豫才谈，不觉过午，因同游小市。”鲁迅在1914年8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前季自求来，下午同至宣武门外大街闲步。”鲁迅有一次到南通会馆看望季自求，得知季喜爱集邮，鲁迅就专门带去10多枚日本邮票送给他。季自求也曾将家乡的麻糕馈赠给鲁迅，鲁迅品尝后，定然认为名不虚传，故在1914年11月15日鲁迅日记中有“南通馆坐少顷，持麻糕一包而归”。
鲁迅和季自求两人的交往过程中，探讨国学、互赠书籍、鉴赏文物古玩占重要内容，因为两人在这方面志趣相投。从他们的日记中可知，两人相识不久，鲁迅即把他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2册相赠，而季自求则以《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铭》1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暨碑额侧共4枚回赠。此后他们的交往大部分是以国学、文物、古玩为中心，这方面的记录大量散见于双方的日记中。季自求在1913年2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后二时许访豫才，豫才君以近得山水册页见示，林琴南一幅乃不免大纯小疵，戴克让（忘其字）、包蝶仙两幅则苍茂秀逸，各尽其妙。”1914年3月22日又载：“午后往访豫才君一谈。豫才谓余所藏旧画十二帧，疑系织贡图，清初物也，今西人颇以重价购之云。”鲁迅在1914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也记载道：“下午往琉璃厂，途遇季自求方来，因同往，至宝华堂买《说文校议》一部五册、《说文段注订补》一部八册。”1915年1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午后季自求来，以《南通方言疏证》、《墨经正文解义》相赠，赠以《百喻经》一本。”2月21日，鲁迅“午后至季自求寓还《墨经正义》及《南通方言疏证》，又同至厂甸，以铜元20枚买‘壮泉四十”一枚，系伪选品。又买《纫斋画剩》一部四本。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袖珍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3月1日夜，季自求来到鲁迅寓所“赠鼯鼠蒲桃镜一枚，叶上有小圈，内楷书一‘马’字，言得之地摊，九时去，赠以《小学答问》一册。”7月25日，鲁迅访季自求，得到《鹤山文抄》1部。7月31日晚，季自求来到鲁迅寓所藤花馆，鲁迅送他《会稽郡故事杂集》1册。两人就这样，情系国学、文物、古玩、字画，兴致勃勃，乐此不疲，互相切磋砥砺。
季自求之所以深深地被鲁迅吸引，主要是因为：第一，鲁迅国学学养深厚，知识渊博，见解深刻，文物鉴赏能力高。例如1914年1月25日这天日记，鲁迅只有寥寥几句，而季所记却保留下一段文物鉴别的谈话：“午前十时许往访周豫才，过一地摊，见画一轴，写释迦像甚奇，异于常画……其制古拙……疑是明人手笔……乃见豫才，因具道之。豫才言此当是喇嘛庙中物，断非明代之物，盖明以前佛像无作青面狰狞状者。余深叹服，遂不作购置之想。”第二，鲁迅好学不倦，兴趣广泛。他发现鲁迅藏书很多，而且都是善本。对鲁迅的勤奋好学，也甚为敬佩。他说：“豫才终日伏案，探讨经史，其造诣未可限量，自顾感愧之至。”第三，鲁迅待朋友诚恳。季自求有一次谈起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名著《文史通义》，他表示早就仰慕章氏的学识，叹为绝诣，只是无缘拜读此书。鲁迅听说后，便答应相助。其后他委托在绍兴的二弟周作人代为觅购，等书一寄到，他又马上登门相送。季自求对鲁迅这种重承诺的朋友情分甚为感动，特地在1914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鲁迅在此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鲁迅对一般的俗人是比较冷漠的。对照一下看：鲁迅日记中或记某几人来访“未见”，某人馈食物“却之”，甚且有某人“送食物三事，令仆送还之”……更滑稽的：有个教育部办事员来，“对坐良久，甚苦！”那么他为何对季自求如此友好呢？主要是因为：第一，季自求国学学养颇深，非粗鄙伧俗之人。他出生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就天资聪颖，文采斐然，入州学求学。他擅长公牍笔札，书法精湛，现在书画市场上还有季自求的书法作品出售，他临摹孙过庭的“书谱”能得其神。闲居时，每晨练字，积稿盈尺。第二，他和鲁迅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和鲁迅一样喜欢鉴赏、收藏古玩、文物，他“蓄佳石甚夥”。现在保存于南通市博物苑的明朝精雕太白酒田黄人物山子，即其所收藏。他和鲁迅一样喜欢舞文弄墨，记日记。其珍藏于南通图书馆的手稿有《俟庐谭往》、《白下纪闻》、《什着存稿》、《入蜀日记》等日记19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9册，从1911年3月18日起连续至1919年6月；第二部分10册，从1929年1月30日起连续记至1939年2月18日。第三，他们年龄相当，没有代沟。鲁迅是1881年生，季自求是1887年生。第四，两人家世和经历相同。都是书香门第出生，都既接受过旧学熏陶又经历了新学的洗礼。人与人的交往是互动的，彼此间互相影响、补充，互为阐发，受惠也是相互的。
鲁迅和季自求的交往也受益良多。其一，他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慰藉。正如前文所述，他在北京的14年的初期是最为凄凉、无聊的。季自求进入他的生活，两人均爱好国学、文物、古玩，在一起谈古论今，交流信息，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其二，通过季自求的介绍。鲁迅还认识了诸如画家刘立青这样的青年朋友，和这些新朋友的交往，令鲁迅孤寒抑郁的心情稍减。其三，鲁迅当时正在进行辑录和校勘古籍的工作，季自求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如鲁迅曾校阅过清朝邓云昭的《墨经正义解义》并写下了《<墨经正文>重阅后记》一文，而《墨经正义解义》这本书，便是季自求借给他的。
季自求与鲁迅的疏远
从1916年开始，季自求和鲁迅的交往就逐渐变少了。1916年，两人日记中只有3次提到彼此；1917年，只有5次提到彼此；1918年，鲁迅在日记中只有1次提到季自求来访。
1920年1月13日，季自求夫人不幸去世，鲁迅和周作人一起送赙礼5元。1927年至1936年，两人同移居于上海，季自求在南福里寓所开了一爿古玩店，但是双方日记上再不见彼此的名字。但1936年10月19日那天的季自求日记写道：“故人周豫才于新文学负大名，世所称鲁迅者也。廿年前在旧都过从极密，后遂疏阔。以患肺病，本日殁于施高塔路寓次，年才五十有六。可惜，可惜！”真可谓：人事之迁变，不亦异哉！
两人逐渐疏远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两人思想和人生道路产生了分歧，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1916年后，鲁迅从故纸堆中脱身，开始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杂志发表了《狂人日记》、《纪念刘和珍君》、《孔乙己》、《药》等文章，呐喊唤醒民众，对北洋军阀政府进行大肆讨伐，后被北洋政府打入黑名单，并在1926年被开除了教职，赶出了北京。而季自求早年是袁世凯的侍卫长，一直是依附于军阀谋生的高官，先后被北洋政府授予少将、中将军衔，北洋军阀是其衣食父母，他和其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虽然他为官清廉正直，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可也没有鲁迅那样的革命勇气和热情。其二，两人兴趣爱好发生错位。季自求的一生，在从政谋生之余，对国学、文物、古玩有浓厚的兴趣，从其晚年开古玩店并收藏了许多文物可以证明这一点；而鲁迅从1916开始，对这些东西不那么投入了，而是倾全力于文学和革命。两人自然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其三，1923年7月后，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作为与周作人关系更为亲密的他，自然不便和鲁迅来往太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