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同金融世界的纷战由来已久，但这种敌对不应该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即广泛地以及创造性地使用金融工具。我们生活在一个金融资本的世界，对于工会以及其他代表劳方的团体来说，惟一明智的方法是帮助他们的会员充分利用日益成熟的风险管理工具。
　　传统意义上的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分界线正变得模糊。举例来说，公司会把股票期权纳入报酬计划中，借此逐步增长员工的工资，即便是普通员工也不例外。据美国的劳工部2003年的报告，14%受雇于拥有百人以上的美国公司的雇员被提供股票期权作为薪金的一部分。将来这种报酬计划将变得更为普遍。
　　问题在于，大多数雇员并不充分理解股票期权的概念，而且不知道如何评估手中的股票。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尼泰·伯格曼和德克·简特最近共同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当雇员对公司股票的前景极其乐观的时候，公司管理层就会倾向于向员工提供股票期权，借机有效地用标价过高的股票期权取代全薪。
　　工会以及劳方团体应该当仁不让地监控此类行为，但是他们必须请专业人士进行有效的监控 。他们不应该一味反对公司用股票期权或其他方式来补偿雇员工资这种行为，否则反而会为雇员造成金融风险。他们必须保证此类计划在有利于员工的前提下执行，因为当公司鼓励员工持有公司的股票期权或者直接投资公司股票的时候，也就是要求他们分担了公司的一部分风险。
　　让员工共享公司股票期权固然能够鼓舞士气，但是这种做法会引起风险极不健康的集中化：不仅雇员的工作依赖于公司的存亡，连他的资产也与之紧密相连。安然的丑闻就是在它垮台的最后几天，公司管理层阻止雇员们出售他们手中的安然股票，与此同时经理主管们却将自己的股票抛得一干二净。
　　很明显，工会需要对此类恶性事件保持警惕。更具普遍意义的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必须满怀同情，对雇员股票期权计划进行分析性的调查。
　　其他金融工具也有相同的情况发生。有时候工会能够为会员争取到一份有详细的固定养老金计划的合同，但仍不应就此心满意足，他们还必须有相应的金融知识，来判断公司是否留出足够的资金来实现几十年后的承诺。
　　在美国，1963年斯图德贝克公司拖欠员工养老金这一重大事件，充分说明了有时工会不能代表会员的利益。于是，美国汽车业工人联合会和钢铁工人联合会不顾企业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向国会请愿，要求建立退休基金保险公司。
　　在工会组织的敦促下，许多国家逐步地制定了一些个人的养老金保护计划。但是这些计划是否能够充分获得成功，前景还不是很明朗。低迷的股票市场以及不断被调低的银行利息，使得全世界的个人养老金基金的状况比人们预计的还要岌岌可危。此外，养老金基金的风险还可能同其他经济因素相关联，正是这些经济因素影响着某些特定的就业团体。
　　这就意味着，工会不应该将设计养老金计划这一复杂的金融问题完全交给政府处理。如果牵涉到一些特定的公司和工人，地方工会就需要参与进去，而不能由政府单独解决。
　　的确，工会的本职工作就在于他们了解一个确定的劳方群体特殊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专家的意见，并通过这种方法来代表劳方的利益。在当今这个复杂的金融经济社会中，劳方利益的体现不再是同管理层争夺更多的好处那么简单。在制定补偿计划时，工会应该同管理层谈判，就像公司最高主管同董事会斡旋那样。
　　不幸的是，我们仍然看到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工会在劳方的工作保障问题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而不是学会如何深层次地考虑金融问题。为公司裁员设置层层阻力只能为员工提供一种虚幻的表面利益，因为这种做法牺牲的是公司的竞争力，并且削弱了他们创造就业机会的动力。激励机制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部分。工会应该同管理层磋商，通过一些金融形式为员工提供适当的风险管理：适当的保险，分得股票期权以及做一些其他的投资来实际地保障员工利益，而不是为了保证他们不失业而不顾危害到公司的生产力。
　　复杂的金融资本主义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学会与之共生存。工会领袖必须学习金融财政而不是声讨它，他们必须培训工会会员遇到具体的金融问题时懂得如何处置。